穿越时空看长征·多维视野｜胡安徽：长征路上医疗卫生的生命守护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1935年，夹金山。

风从雪线上刮下来，像一把钝刀子在脸上来回地割。一个医务员背着那只比命还重要的药箱，从队伍的前卫连一路往后走。他走得很慢，一个排一个排地看、一个班一个班地查：看战士们的脸色和唇色，查战士们的双手和双脚。

这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一幅画面。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医院。药箱里的那点磺胺、那卷纱布、那把镊子，是要留给伤势最重、生命最垂危的战士。更多的时候，医务员身上能救命的不仅是极为稀缺的药，还有他们疲惫不堪的两条腿：抢在伤病员生命受到威胁之前把死神拦在门外。

十八座大山，六百余次战斗，平均每天一场遭遇战。在这条万里征途中，极端落后的红军医疗技术可以被概括为六个字：简明、简易、简陋。正是至简为特征的医疗技术，守护着红军伤员的生命和健康，守护着红军队伍顽强的战斗力。

防患未然：简明扼要的预防策略

“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孙膑写这句话时大概想不到，两千年后会有一支队伍在没有一片稳定根据地的征途中，把它做到极致。

既然缺医少药，生不起病、治不起病，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生病。红军把预防疾病的功夫下在了一切能下的地方。

首先是订制度、立规矩，而且制度的表述近乎直白。中革军委总卫生部从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五个方面提要求：身体要勤沐浴；热天不可贪凉风睡觉；宿营地要先调查有没有传染病，有就迁住房、做防御；行军时禁止张口呼吸；夜行时不准中途在草地上睡觉；病房每日多洒扫通风，擦过脓血的棉花纱布要及时掩埋或焚毁，伤病员的衣被要常换洗暴晒。

为做好预防，1935年12月，红军总医院在四川雅安桐子镇开会，贺诚部长专门讲麻疹、伤寒、天花、痢疾、鼠疫、霍乱、白喉、流脑、猩红热等九大传染病的起因、症状、预防、治疗，以及死者如何处理，但真正让卫生知识钻进战士心里的，不是文件，是“戏”。某部卫生员自编自演了小话剧《不讲卫生害处大》：一个战士吃了没洗的李子，行军中得了急性肠炎，只得提着裤子追部队。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同时“病从口入”四个字就这样烙在战士们的心里，成为他们预防痢疾最朴素的准则。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复杂的卫生知识变成了人人能懂、人人能记的常识，让讲卫生、防疾病的观念融入了长征行军的每一个日常。

在一次干部休养连举办的晚会上，徐特立模仿孙悟空捉虱子，全身这里抓抓、那里挠挠，抓一个扔进嘴里吃一个，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演完，徐老说：“猴子不懂得讲卫生，身上长满虱子，只好一个一个地捉住送进嘴里吃掉。我们红军战士有条件时，要讲卫生，要常洗头、洗澡，不要生虱子。虱子这家伙吸我们的血，还传染疾病，只有消灭它。”笑声里，道理和技术一起装进了战士的脑子里。

行军路上，卫校教员把药物学编成歌谣教战士唱，大致内容包括：翻雪山时要把眼睛眯起来、别直视阳光和白雪，或用手半遮眼睛走，以防雪盲；包脚布要打好、抹上油脂，以防冻伤开裂；出发前带开水，途中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以便预防痢疾；草鞋布鞋不能过大过小，绑腿不能过紧过松，以便预防腿脚磨伤；宿营要避开有传染病的村庄，以便预防接触感染。朗朗上口的歌谣不需要战士们死记硬背，哼着唱着就把防病要领记在了心里。这些融入生活的要求，没有高深的理论，全是红军医务工作者结合日常行军实际，一点点摸索总结出来的实用经验。靠着这些细微之处的预防办法，即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也大大降低了部队传染病和常见病的暴发风险，最大限度减少了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让这支缺衣少药、长途跋涉的队伍，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

具体到常见病，办法更细。比如防疟疾，蚊子是媒介，夏秋季节，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拔艾草和野草，掺干草或稻谷糠点燃，把屋子熏一遍，赶跑蚊子。途经湖南宁远县天堂圩时，一位老中医建议常吃大蒜，说大蒜辛辣能杀菌防疟，这个验方后来对多种疾病都相当灵验。再如防感冒，每到一处便筹集生姜、干辣椒，或熬成茶糕，过雪山草地前或遇大雨冰雹后，喝一大碗辣姜水，防寒发汗。再如防高山病，某部过雪山时，当地一位老中医支招：带茶叶、辣椒边走边嚼，驱寒提神，有条件含几片西洋参帮助呼吸。医务人员则提前把辣子、生姜煮成浓汁装瓶随身携带，遇到呼吸困难的战士立刻灌一口。又如防中毒，《健康报》用简洁的文字和图画专版介绍可食野生植物及其识别是否有毒的办法；朱德还在草地上办过野菜展览会，拿实物样本教大家分辨有毒和无毒；实在辨认不清的，就记住一条：凡是马、牛、羊能吃的，人就能吃。再如防腿脚病，长征全靠两条腿，每天少则五六十公里，多则一百二十公里，部队要求人人学会打草鞋，至少备两三双；每人备四五块包脚布，防磨脚防冻；走路全脚着地、步伐平稳；到了宿营地一定要用热水洗脚，睡觉时把脚抬高做"倒脚运动"。打绑腿更是首要，它能防荆棘剐破小腿引发溃疡，那种溃疡一旦溃烂会祸及肌肉软组织，甚至导致骨髓炎、造成残废或死亡。这些方法一讲就知道，一看就明白，一干就会做，故而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部队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或疫情，发病率降了下来，战斗力保住了。

因陋就简：自制简易的药物和器材

虽然预防工作做得不错，但因战斗的不断进行，战伤和疾病依然存在。

战伤最为常见。六百余次战役战斗，敌人人数远多于红军、装备远优于红军，不少战斗总会造成部分战士伤势严重。通常情况下，战士们先用自己的绑腿、手巾或布片带条包扎止血；到了医院或群众家中，再用常见的花椒、甘草根熬水或白开水清洗伤口的血迹泥土；消炎用自制的土龙骨粉、盘石龟粉研末撒上，或用刀剪药、白树皮粉末、卫马庄根捣成泥状涂敷；红肿了就切收藏多年的老南瓜薄片贴上；遇有骨折，用黄鹞骨熬水喝。

很多战伤和疾病需要手术，但医疗器械是稀缺资源，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制器材：探针用竹子或破雨伞上的钢条做；用老乡的木工锯和杀猪刀替代外科的骨锯和手术刀；夹板用树木竹片削成；消毒酒精借群众家的蒸米酒工具用谷物酿制；把旧棉被弹成棉花制成药棉，经山涧激流冲洗、漂白、煮沸、消毒后使用；把土布被单刮薄刮软剪成小条消毒，或用植物叶子、喇嘛经文纸蒸煮替代纱布；用竹子编成的特制蒸笼代替高压锅消毒；绷带用绑腿、树皮、葛藤代替；缝合针把缝衣针在炭火上烧红压弯，以棉线代替羊肠线；没有手术床，就找两条长木凳搭一块门板，或用几块平石板拼起来铺上稻草。

药品同样稀缺，红军就自己造：用牙硝、明矾、水银制成“三仙丹”，对化脓性细菌有很强的杀伤抑制作用；术后用生理盐水清拭创面再撒一层，能杀菌并助创口愈合；用猪油、硼砂、松香、黄蜡熬成土药膏治骨折；用茶叶水清洗伤口消炎；取子弹需要麻醉，就让伤员喝用漂白粉和白酒混合蒸制成的哥罗仿，疼得厉害再吞少许吗啡片；没有麻醉药时，或用生乌头、野魔芋、七叶一枝花等加工成有麻醉功效的药酒。

伤口清洗不好、消炎不及时就会化脓，引出更严重的并发症。在自身医疗机构难以全面救护、西药稀缺的情况下，大量伤病员是被民间人士用草药、土方、验方治好的。王稼祥的伤口在长征中化脓，途经贵州黔东南侗乡刺蓬寨时，当地毛老伯采来“四两麻”（学名细辛），有消炎止痛、排脓之效，把叶子和树皮捶烂，用布条敷在伤口上，排脓效果奇佳。红军战士朱镇中左脚踝因枪伤化脓，被广西资源县中峰乡粟传亮一家救下，粟奶奶用南瓜瓤给他消肿止疼，又用浓茶水洗伤口，再把茶叶嚼烂敷上，硬是把脚伤治好了。还有群众用桐油漱口后，直接用嘴吸出战士伤口的脓血再敷药，因为桐油漱口是消毒的土办法，既防口腔细菌感染伤口，又防伤口细菌进入口腔。

传染病虽因预防得力没有大规模暴发，零星的病例却一直存在。疟疾是常见的。长征前毛泽东就患有疟疾，长征中更为严重，途经贵州黎平时，当地罗老汉用生姜配席马鞭、白叶根、折耳根、苦苋根、山萝卜熬汤让他喝下发汗，虽未根治，但暂时抑制了发作。耿飚的疟疾在湘江战役时加重，湖南宁远县天堂圩一位老中医给他用了祖传秘方，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形，一剂九丸分三次服，他只用了一剂就基本康复。也有人吃狗肉发汗治疟的。伤寒多是零星发生，陈锡联喝了十几天鸭汤配当地老中医的药痊愈；欧阳毅没什么药，吃了不少病房屋后的山梨，病竟慢慢好了；秦基伟靠每天三大碗汤药；谭友林连吃五十多剂草药才好转。肺结核则多因身体差、劳累、营养缺乏而起。邓颖超长征中肺结核日益加重，到陕北后医生马海德让她躺在门板上，每天抬出去晒太阳，再辅以药物调养，竟使她恢复了健康。

非传染病的治疗更是五花八门。脚腿病最多，贺龙转战乌蒙山时脚底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嫩肉，一到休息就给脚板抹油用火烤，油用完了就直接火烤伤口；过草地时董必武溃烂的脚再度发炎，小战士曾凯旋用嘴吸出脓血，再敷上草药“钻地蜈蚣”；红军进入遵义，一些轻伤员用当地董公寺窖酒擦脚疗伤、用针挑破血泡，第二天照样行走，因为那酒用一百三十多味中草药经两年发酵酿成，舒筋活血功效极好。肠胃病因饮食无规律、吃野菜树根、缺乏营养而高发，医务人员采取“先泄后收”的方法，即先用盐池白粉熬成“通下药”行空肚疗法，再用烧煳的锅巴做收敛药，最后用兽骨制成止泻粉；王定烈过草地时突患“羊毛疔”（急性胃炎），用母亲教的土法把胸口皮挑破、挑断一根线绳般粗的筋放出紫黑血，再涂上烟袋杆里的烟油，很快止痛。眼疾也有办法，一位小红军害红眼病，眼睛肿得有核桃大，当地大妈用金银花叶子加红糖捣烂让他敷眼，睡一觉就消了肿；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一只眼睛看不见，周恩来找来猪肝煮熟不放盐让他连汤吃下，又用盐水浸湿脱脂棉睡前敷眼，很有效；翻雪山时不少人患雪盲，眼睛肿痛、泪流不止，医护人员用牛羊肝治疗，收效甚著。

这些自制的简陋粗糙的药物和器械，没有先进技术的加持，硬是在缺医少药的绝境中，闯出了一条救治之路，让红军的战斗力得以维系，让长征的火种得以保存。

草屋茅棚：简陋艰苦的护理场所

护理，是这场生死救护里最沉默、也最见人心的一环。红军自身的护理极为简陋，却尽可能做到精细。行军途中，看护长在路上就提前分工：谁负责换药上药，谁负责开床铺，谁去借盆子烧水洗脚，各司其职；到了宿营地，负责开铺的熟练地找门板、借稻草、搭床铺；负责换药烧水的先给住处消毒，再打针、换药、喂药、端饭喂饭、洗脸洗脚、洗衣缝补，夜里起来盖被子、观察伤情，为不能行动的伤员倒大小便。绷带要收起来洗净、消毒再用。对不能自理的重伤员，要擦洗身子、翻身，避免生褥疮。

护理工作远不止于此。护理员在极为简陋艰苦的护理场所，或教伤病员唱革命歌曲，或演出自己编排的剧目，目的在于减轻伤病员的心理负担。护理不只是技术和生活，更是精神和心理，靠的是有限的护理技术和无限的精神理疗相结合，靠的是战友情、同志爱，靠的是救死扶伤的信念，让伤员们在简陋的救护场所增进了战胜伤病的勇气。

更多的护理，多是由民间承担，因陋就简到令人心酸。一位小战士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被四川古蔺县木匠杨文斗救起。杨家把他安置在堆放柴草的小屋里，铺上厚厚的稻草，拿来一床棉被，想办法让他吃上热腾腾的苞谷饭和酸菜汤，又找来草药，亲自熬盐茶给他洗伤口。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和另外两位伤员掉队，农民王本生把他们背到自家地窖，采草药疗伤，为避开保安团搜查，白天让三人在窖内活动，晚上才出来透风。红军班长廖安和赶路脚脱臼、腿部红肿，云南武定县环州村钟大妈到山上找草药给他包扎，为安全把他安置在碾坊，每天送去自己舍不得吃的饭菜。第二次娄山关战役时，红军营长孔宪权身负重伤，部队把他放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养伤。为便于护理，他被安排躺在两块门板拼起来的床上，门板上戳出一个洞方便大小便——他就这样在那张简陋的床上躺了近两年。红军伤员江德胜被湖南通道县农民黄银钱救下，黄家给他喂饭、穿衣，还在僻静处为他搭茅棚，安顿好又请草医治伤，为安全方便，再转移到离家几丈远的庙里，黄家人每天送水送饭、问寒问暖、倒屎倒尿。

1934年冬，三十二个红军伤员留在湖南郴州芹塘村养伤。粮食最缺乏的时候，全村村民以野菜充饥，让伤员吃细粮；药品用光了，懂医术的郭土伏便找草药治疗；伤口化脓，郭土伏就用嘴吸；伤员大小便有困难，群众就背着去茅厕，实在不能去的，群众就倒屎倒尿。在芹塘村群众的精心护理下，伤员们一天天好转。

救护的方法很简陋：清洗伤口、嘴吸脓水、简单包扎、敷药换药。救护的地点更艰苦：石洞、地窖、庙宇、碾坊、茅草屋、柴草房，甚至要辗转好几个地方。这些散布在长征沿线各个角落、由红军护理员和当地百姓共同撑起的简陋护理场所，没有明亮的灯光，没有整洁的床位，却成了无数负伤战士绝境里的栖息地。这份简陋场所里蕴藏的军民情、战友情，穿越时空，至今依然是长征记忆里动人的一幕。

长征中简明的预防策略、简易的治疗技术与简陋的护理场所，在极端困难中保护了红军将士的生命健康和军队的战斗力，创造了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做好医疗服务也是政治任务”“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理念的真实写照，是红军不惧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充分彰显，更是人民军队与人民水乳交融、共克时艰的深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