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5年：宋金大战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5年，这是大宋宣和七年，大辽保大五年，大金天会三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给你报辽朝的年号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初，大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在余睹谷，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关附近，被金军俘虏。至此，延续了210年的大辽灭亡。顺便交代一下，天祚帝并没有被处死，他跟后来宋朝的徽钦二帝一样，被幽禁起来，还封了一个海滨王，直到三年后的公元1128年才病死。

这个局面看在大宋的眼里，什么感觉？感觉基本良好。

对啊，一百多年世仇的大辽完蛋了，能不庆祝一下吗？这一年的六月份，宋徽宗一高兴，还封了童贯一个王，广阳郡王：联金灭辽，收复燕京，办得漂亮！而替代大辽的大金呢？现在跟我们是盟友啊，把燕京还给了我们，还拿了我们的钱，也应该能踏踏实实的吧？这一年，双方走动还得挺勤。金朝连续派遣三批使团，什么报谢使，感谢咱俩的友情；什么告庆使，我们抓到天祚帝了通知你们一下；还有什么贺天宁节使，祝贺您家皇帝生日快乐。怎么样？像是个能处的邻居，包个饺子都能给端一盘的那种。

但是没想到，到了十月份，金太宗就正式下诏南下伐宋。后果我们也都知道了，仅仅两年后，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抓走，北宋就灭亡了。哎？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从当时金朝发给宋朝的一份问罪文书来看，宋朝确实也不占理，文件上面讲了好几件事：你们大宋是刚立下誓言就违约，你们皇帝甚至还白纸黑字地写信，策动我们这边的官员叛乱；你们还杀害我朝地方大员；你们还收留我方逃亡的人，我们去要，你们还不给；你们不仅不悔改，还在边境不断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要打你们。

这些指责是事实吗？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张觉事件。

这事儿发生在两年前。张觉本来是大辽的将领，先是投降了大金，后来又想转投大宋。那宋朝这边接不接受呢？按说不该接，因为宋金双方说好了，互不接受逃亡的人。但是，宋徽宗一看张觉驻守的这个地方，还是动心了。什么地方？平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秦皇岛一带，辽西走廊的大门啊，有了这里，才能构建完整的燕山防线啊。接纳了张觉，等于是不费一兵一卒，白捡一座战略重镇，这个诱惑太大了。

这宋徽宗也不知道咋想的，居然写了一封亲笔手诏给张觉，来吧来吧，到我碗里来。而张觉又没能守住平州，让金军打崩了，几乎是孤身一人跑到大宋的燕京。你看这事儿闹得：地方没拿到，宋徽宗的那封亲笔手诏又落到了金人手里，大宋这边剩下啥？就剩下张觉这么个大麻烦。刚开始金人来要人，大宋这边还不承认呢，没这人啊，没看见啊；后来实在赖不过去，找了个长得像张觉的人杀了，把人头送过去想蒙混过关，结果被金人一眼识破；眼看对方要翻脸，只好真把张觉杀了，把脑袋给金人送过去。

你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好处半分没拿到，丢人丢得挺到家，背盟毁约的实锤被人家捏得死死的。金朝说，所以我要揍你，是不是活该？所以，过去讲到靖康之变，很容易就形成这么一个叙事：宋徽宗人菜瘾大，喜欢耍小聪明，今天骗一下，明天赖一下，最终把金人惹毛了。所谓的靖康之耻，其实就是一个昏君误国，激怒了野蛮的金朝人，最后自取其辱的故事。

但是，你不觉得吗？这个故事太简单了，简单到像儿戏。两大帝国之间的灭国之战，怎么可能像两伙人街头斗殴一样，是为了争一口闲气呢？

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年，大金派了三次使团来大宋吗？又是传信儿又是问好的，回头一看，这其实是个战略欺骗动作，意在麻痹大宋。这三个使团，沿途侦察道路，刺探军情，把大宋的情况摸了个遍。而且，最后一个使团刚撤，金朝南下的大军就来了。

我前面讲的那封问罪文书，也就是最后通牒，上面还写着呢：你们大宋赶紧派人来，跟我们当面商量，看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我就要打喽！其实，就在这份文件发出的同时，金军就突破了边境。很明显，发这个文件的目的，也不是要等什么回复，而是要让大宋这边误以为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对啊，你站到大金那边看，这是一场动员了十几万人的大战，要精神动员，要规划路线，要制定战术，要准备粮草，要长途行军，这在古代社会，是一个超大工程，怎么可能是临时起意呢？所以，张觉事件，只是战争的借口，而不是战争的原因。

穿越到公元1125年，我们要重新追问：这一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宋金大战，到底为什么会爆发？

战争的动机

刚才我们问，宋金大战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它的潜台词是在追问战争爆发的责任人：是不是金太宗野心太大？或者是宋徽宗把谁给惹毛了？但是你想，大型战争哪有这么简单？动员十几万人，让他们斗志昂扬地上前线，你得给大家一个理由啊。《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嘛。皇帝一生气，当然可以动开战的念头，但是你想，在前现代社会，没有强大的舆论动员手段，你的个人情绪是很难感染很多人的。组织上上下下的积极性不够，一场灭国级的大战怎么打得起来？什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什么特洛伊战争是为了美女海伦，什么“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都是故事的讲法，而非真实的历史过程。

所以，与其问：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不如反过来问：和平是怎么死的？换句话说，那些支撑和平的因素是怎么消亡的？那些不想打仗的人都去哪儿了？

就拿大宋和大辽之间来说，为什么双方能维持上百年的和平？不是因为统治者之间关系好，而是因为两边都有大量不想打仗的人。比如说，大宋每年给大辽30万岁币，就有一个客观上的作用：在大辽内部制造了一批和平的受益者。每年啥都不用干，这笔钱稳定到账，大家有得分。如果大辽内部有人起心动念，想要打仗，他们首先就得说服自己人：战端一开，岁币就没有了，还得重新征兵、花钱、死人，最后能不能赚回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大家凭啥要支持你打仗？

我们平常总觉得，和平就是没打仗，好像战争一停，和平自己就会出现。不是的。和平背后也得有人，也得有利益，也得有组织，有利益集团。只有桌子边上坐着足够多从和平中得利的人，战争才有人拦着。

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再回到这1125年：在大宋的感受里，北边不过是换了个邻居，原来给大辽的每年50万岁币，也都转给了大金，除此之外还给了好多钱。既然岁币能买来和大辽之间的百年和平，换了个邻居，还多出了血，应该也可以吧？那为什么和平没保住呢？

这我们就要跳出来看看，这个阶段的大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国家组织逻辑：中原的农耕帝国和草原的游牧帝国。中原这边的逻辑，我们比较熟悉，老百姓在家种地，国家设置官吏，编户齐民，收取赋税，再拿税收来养官僚、养军队、保护国家安全。说白了，中原帝国的逻辑是：先有稳定财政，然后用财政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而北边草原帝国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在茫茫草原上，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国家找谁收税去？那维持一个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对外战争。所以，草原帝国的领导者，本质上是一个松散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要想保持国家凝聚力，就必须对外征战，获得胜利，然后在各个部落中分配战利品。当年的汉朝，为什么一直要面对北边匈奴的压力？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农耕帝国的财政资源的流动方向，是自下而上地汲取，然后转化为战争能力；而草原帝国的财政资源，是先有战争能力，然后通过战利品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分配，才能转化为凝聚力。

原来辽宋之间能有百年和平，除了岁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大辽是一个双元帝国，它能从内部的农耕区汲取赋税资源补贴草原的战争能力。对外发动战争，不再是大辽国家凝聚力的刚需了。我甚至看到过一个说法，说如果只从宋朝购买北方安全这个角度看，辽朝简直像宋朝一个编制外的节度使。对啊，站在大宋的角度，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我画了一片地方给你，你自己征兵，自己维持财政，我中央每年以岁币的名义再补贴你几十万，你就给我镇守北部边疆，搞定更北边的草原上的部族。这才有了一百年的岁月静好。你看，和平是需要一个结构支撑的。

好了，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新崛起的大金。女真人当然不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但它早期的政治组织同样带有很强的部落联盟和军事分配色彩。原来，女真人在白山黑水之间，分成几十个部落，过着渔猎生活，自给自足，也挺好。但是，完颜阿骨打一旦决定起兵反辽，部落的生存逻辑就变了，不能再靠生产了，而要靠战争：你们跟我打仗，打赢了，原来是奴婢的，变成平民，原来是平民的，当官，原来是官儿的，升官。那谁来当奴婢？还用问吗？打胜仗抢来的人口啊。至于战争的其他战利品，赶紧的，大家分了，然后跟我去打下一场胜仗。

到了1125年，这个时候的大金，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巨无霸。但是请注意，它的内部极其复杂，不仅有女真人，还有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奚人，等等。这些被征服的人，没有被杀掉，而是被编入了大金的军事体系，成为这架战争机器上的新零件。大金虽然武力强横，但它也有自己的难处：从头到脚，到处都是接缝，每一道接缝都在喀喇作响。这么一个刚刚靠战争膨胀出来的新帝国，要重新把内部粘起来，最熟悉、最顺手、回报也最高的办法，仍然是战争。

请注意，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志能改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还是有老一派人的想法，当年大辽欺负我们，我们起兵反辽，现在把大辽也灭了，从大宋那里也得了不少好处，得了，回老家过安生日子吧。当时也有人劝他不要把燕京还给宋朝，阿骨打说，算了，都跟宋人说好了，别反悔了。将来我死后，随你们怎么办吧。

但即使是开国君主的威望，也摁不住大金内部的战争冲动。这里面还分成好几种情况。

一种是原来的女真贵族。战端一开，本来打猎的手艺，现在用于打仗了，好不容易过上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现在你说战争结束了，让他回去接着过苦日子，钻老林子打猎去？怎么可能？

我举个例子，完颜宗翰，这是大金的名将，后面的两次伐宋战争，他带领的都是西路军，从山西往南打。他也是这个阶段最积极的伐宋派。为什么？因为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堂侄，虽然有军功，但是血缘太远了，没法染指最高权力，他要想发展个人势力，只能往外走。那往哪儿发展呢？当然就是新征服的土地。在打大辽的过程中，完颜宗翰的领地主要是云中，就是今天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后来，根据宋金盟约，要把这块地方还给大宋，那宗翰能干吗？太祖定的？太祖定的也不行啊。土地还给宋朝，我的军队待在哪儿啊？利益怎么保证啊？

为什么后来伐宋，宗翰都是从山西出发往南打？这既是大金的战术安排，也是宗翰的个人利益所在。宗翰当时在山西，还建了一个枢密院，大金自己内部人都管它叫西朝廷。你看，这是势力范围、国中之国啊。

除了女真贵族，还有一种人也要坚决伐宋，那就是原来大辽在燕京的人，甚至主要是汉人。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刘彦宗。你一听名字就知道，汉人，而且祖上还是唐朝的节度使。他们家在大辽的时候，世代当官，而且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刘彦宗自己还是进士出身，可见汉文化的底子也很好。

而这次伐宋，刘彦宗就是急先锋，他不仅是汉军部队的领袖，还是主要出谋划策的人。为啥？因为他祖祖辈辈都是燕京人，现在燕京还给了大宋，他要是想回故土，只能打回老家去啊。后来，金兵打开封，刘彦宗还给金人出主意，说当年汉高祖入关的时候，萧何不抢金银财宝，而是去保护图书户籍；当年辽太宗拿下开封城，也是拿走一些礼器。这些东西，才是统治中原的基础啊，你们别光抢金银啊，图书礼器也得要啊。他为啥要出这种主意？因为如果金朝要想在大宋的故土上稳固统治，一定要起用他们这些汉人来搞治理。这既是大金的利益，也是他们自己将来的角色。像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时立爱，韩企先，等等。

现在你就明白了，1125年的大金，桌子边上的战争反对派实在太少。相反，过去十年里，太多人的官位、财富、军功甚至人生翻盘的机会，都是战争给的。这不是说金朝到了1125年就“非打仗不可”，而是说，这个时候的金朝，想打的人越来越容易找到理由，想不打的人却很难拿出一套更有吸引力的利益分配方案。

那这辆战车什么时候才能慢下来？不是等所有人的贪欲都满足了，也不是等女真人忽然爱好和平了，而是要等大金真正学会怎么做一个帝国：能靠赋税、城市、贸易和日常治理稳定地活下去。等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不打仗反而比打仗更挣钱、更安全、更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和平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股东。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算的第一笔账——大金为什么想继续打仗。

可想打是一回事，挑谁打又是另一回事。西边还有西夏，北边还有草原，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大宋？

这就要算第二笔账了：打大宋，是不是最有性价比？

弱者的威慑

刚才我们问，站在金人的角度，打大宋，这个战争对象怎么样？看起来很合适啊。

首先是收益高。在金人看来，大宋就是一头大肥猪。当然，大宋到底多有钱，金人也是有想象的成分。将来第一次汴京围城的时候，金军这边说，议和可以啊，拿钱来，多少？开价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在那个年代，这个数字远超常识。第二次开封围城，价开得更离谱，折合下来，要金五千万两，银两点五亿两，而且限十天交完。老天爷，晚清时候的庚子赔款也不到这个数，那还得分39年还清，这次只给十天。实际上，大宋这边连个零头都凑不出来。这个天文数字至少反过来证明，金人对于开封城内财富的想象已经到了极其夸张的程度。

那战争的成本呢？很明显，大宋这边的军事力量明显偏弱，好打。你要是看过我们1122年那期节目就知道，当时宋军的表现把完颜阿骨打都看傻了：我已经把大辽的十成打下来九成了，就剩这么个燕京城，我三面包围起来让你们打，你宋军怎么还是打不下来呢？是的，早在三年前，宋军的实力已经被金人掂量过了。再加上前面说的，这一年，他们还派了几拨使团来窥探军情。结论应该很清晰：大宋又肥又怂，确实是一个理想的进攻对象。

但是，请注意，这还不足以解释战争为什么一定会爆发。

一个国家武力弱，不等于它就一定会挨打。你看草原上的狮子，武力够强吧？食草动物当然都打不过它，但狮子每次捕猎还是得非常谨慎。为啥？因为万一被斑马一蹄子踹在身上，照样会受伤。野生动物一旦受伤，很可能就丧命。所以对狮子来说，它真正要算的不是“我能不能打赢这只斑马”？而是“为了吃这顿饭，我值不值得冒受伤这个险”？

国家之间也一样。我们平常讲战争，特别喜欢讲强弱和输赢，但一个国家在发动战争之前，真正要计算的，不是输赢，而是潜在的战争代价我是不是付得起？所以，很多小国的策略就是，打，我肯定是打不过大国，但是我能想办法提高大国入侵我的战争成本。让这场战争贵到你打不起。比如瑞士，用的都是这套国防策略。这就像对付校园霸凌：我即使打不过那些坏蛋，开始的时候也一定要反抗，哪怕这次挨顿揍，这样下回坏蛋通常就不会欺负我了。为啥？因为欺负我还是有代价。霸凌者还是更喜欢那些逆来顺受的人。

回到宋朝当时的情况：是，打燕京的时候，宋军的表现确实丢人，但那是攻城战，你见过我们宋军打守城战吗？还记得一百多年前的澶渊之盟吗？当时情况差不多啊，要论总体战斗力，当时的宋军也不如辽军。但那又怎么样？你胆敢屯兵我坚城之下，信不信我让你尝尝大宋神臂弓、床子弩的厉害？当年辽军的高级将领萧挞凛，就因为被床子弩射死，突然让辽军目光清澈了，哦，原来打大宋是要死人的，而且死的是这么高阶的将领。

更何况，大宋有的是人口优势、经济优势和战略纵深。你大金铁骑过来，刚开始确实可能赢，但是等你的军队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节节抵抗，一层层地消耗你，你一定有把握能带着战利品全身而退？这不是我今天在这儿推想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位完颜宗翰就曾经说过，你们别觉得大宋武力不行啊。他们那么大的国家，四面边境上都有敌人，如果真没武力，可能立国100多年吗？

说到这里，我也提醒一句，很多文章和书都说因为长期崇文抑武，导致武力暗弱，所以北宋才灭亡。这么说，有道理，但是解释力稍嫌不足。对于大宋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弱，并不是亡的充分条件。弱，而且彻底丧失了对敌人的威慑，让大金那边觉得：可以用极小的代价打一场收益极大的战争，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我们就要继续追问了：大宋的威慑力是怎么消失的呢？原因当然很多。我今天提示一个不太被注意的因素：过去一百多年里，大宋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越来越喜欢用交易的方式来解决安全问题。

在宋朝人的经验里，这套方法是很聪明的。首先是便宜，就拿澶渊之盟来说，一年三十万岁币，就能换来和平，如果打仗，那得花多少钱？那有效吗？有效啊！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就是铁证啊。澶渊之盟给宋人留下了一种极其成功的经验：面对北方强敌，货币、外交和利益交换，比继续战争更划算。

到了宋徽宗这一朝，这种思路越用越熟：辽朝不好解决，怎么办？跟大金一起干它；燕京我们拿下来，怎么办？让大金打下来，我们再花钱买回来；我们手头没有能打的军队，怎么办？正好郭药师带着常胜军来了，我们把待遇给得高高的，这不就有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雇佣军了吗？对于武力偏弱，但是财政能力超强的大宋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交易思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随时随地灵活调整的，是用算计来寻找当下利益的均衡点的，每一次都是要重新算账的。用这套思维逻辑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就会进入一个陷阱：退让没有底线。

国家安全问题，威慑力，不仅来自力量，还来自别人相信你有不可动摇的底线。我们以前介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学说，就是这本《冲突的战略》里说的：画出不可退让的底线，是获得战略优势的好办法。比如两辆车对面开，我把方向盘拆了，当着你的面儿扔了。你要不让我，咱俩就一起死，那对方只好让。二战的时候，瑞士就用过一次这个办法。1940年，德国已经拿下了法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大增。当时瑞士就发布了一个“国家堡垒”战略，简单说就是两句话：第一，一旦被入侵，一定战至最后一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第二，在桥梁、隧道、山口上预埋炸药，一旦有必要，就全部炸掉，把瑞士变成一个密闭的堡垒。你看，这就是最适合弱国的战略，叫“拒止性威慑”：我不求快速打败你，只求把你吃掉我的价格标到你付不起。这套方法的妙处在于：你信我真敢付这个代价，你就不会来；你不来，我就永远不用真付这个代价。但它的核心在于：对方知道你有不可退让的底线。

但是，在大宋熟悉的交易逻辑里，就没有这个选项了。敌人只要提要求：给我一大笔钱，我就不打你了？或者你割某个地方给我，我就不打你了？你算账啊，一算就会发现，屈服总是划算的。在每个具体的决策点上，割肉都比丢命强。可如果你的对手知道，你的所谓底线下一次还可以重新计算，威慑就失效了。

所以，很多强国在和弱国博弈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个心理，我不一次要你命，而是一次次地提要求，让你觉得不妨屈服。你每屈服一次，实力就弱化一次，你内部的抵抗意志就崩溃一次，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这不就是苏洵的《六国论》里写的吗？“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等明后年我们讲到这次靖康之耻的具体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金朝人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它总是让大宋这边觉得，可以谈，可以交易，可以用高昂的代价止损，然后就安全了。大宋这边的抵抗意志，就是在这一次次看起来精明划算的交易下，逐渐崩溃的。

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开头讲的那个张觉事件，还有后半段。金朝刚开始来要人，大宋这边先是随便杀了一个人，把人头送过去。金朝人不上当，说这不是张觉，你得给真的，不给我们就打了。没办法，朝廷下旨给燕京的最高长官王安中，给吧。王安中把张觉押出来，还一条条地数落他的罪状呢，逼他引颈就戮。张觉破口大骂，嘴里不干不净的，虽然史料上没记载到底骂了啥，但是可想而知啊，你们大宋朝不是人啊。最终张觉被处死，首级装在盒里给金人送过去了。站在大宋这边，用交易逻辑算账，这有什么不对？这叫丢卒保车，总不能为了这么一个降将，和大金撕破脸吧？

但是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当时燕京城的主要军事力量，常胜军的领导人郭药师，他也是降将啊，他就说，这次是来要张觉，朝廷就给了张觉的人头，那下次金朝来要我的人头呢？这句话一说出来，你就知道，宋金大战的时候，这郭药师肯定是要投降的。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郭药师不仅投降了，而且还是后来攻宋的先锋队。

郭药师一反，大宋自己的军队什么反应？这些年朝廷养这些降将军队的待遇比我们好多了，他们都不卖命，我们的实力差多了，凭什么要我们卖命。所以，金兵后来一路进军，如入无人之境，就是这个连锁反应的结果。

你看，用交易逻辑来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最大的陷阱就在这里：每一次决定都是理性的，每一次看着都划算，但是引发的是抵抗意志的连续滑坡。到了1127年，当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最后出城投降的时候，心里应该也在算一笔划算的账：投降总比死了强。

是的，没错，你算得对，算得精。大宋朝的如画江山，就是这么一笔笔的，被你们父子俩算没的。

和平的条件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是试图把战争翻过来给你看：并不是我惹了你，或者你觉得有利可图，或者你强我弱，两国就会打仗。而是，和平赖以存在的条件消失了，战争才会来。

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一个洞见。1795年，康德写了这本书《永久和平论》。他的视角很有意思。一般人都觉得，和平是常态，而战争是意外，是飞来横祸，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偶发事件。但是康德说，不对，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才是意外。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自然状态就是敌对的，哪怕今天没有动手，只要大家没有共同规则，战争的威胁就一直在，这个状态不叫和平，最多就是停战。而和平是什么？康德在这本书里的名言：“和平状态是必须被建立起来的。”说白了，和平不是没有事儿，相反，和平能出现，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和平是一项繁复的工程，它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建设；和平是一朵娇嫩的花朵，它需要很多条件的精心保护。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是共同目睹了一场和平的死亡。本来，撑住大宋边境百年和平的，是两样东西：第一，大辽那边，有很多在和平中得利的人。第二，在大宋这边，有威慑、有原则、有底线。

不仅如此，这两个条件还需要不断地建设，不断地重申。举个例子，后来宋仁宗时期，大辽其实有一次想毁约来着，都已经把出兵的要挟拍在桌上了。大宋这边的使臣富弼跟大辽的皇帝是怎么说的？还是那两条：第一，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怕你打。你打了，能保证必胜吗？第二，你看看你们大辽内部，如果打仗，就算有好处，都是你的臣下所得，打输了，可是您背锅；如果我们和平，所有的岁币都归你辽主。你自己掂量。大辽皇帝说，有道理！你看，这是把和平的两根柱子又加固了一下。

而现在，在大金的政治结构里，这些在和平中得利的人消失了，在大宋的边境线上，威慑和底线也都消失了。两根支柱都倒了，战争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常见现象。承平日久，我们往往觉得身边的一切都那么正常，都古来如此，都天经地义。我们忘了，这些东西是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小心翼翼地维护，才能得到的。

就拿我们今天提到的交易逻辑来说：交易需要市场，市场是天然就有的吗？制度经济学经常提醒我们，不不不，市场和和平一样，是一项了不得的文明成就。

我们平常走进一个菜市场，看见做买的、做卖的，和和气气，童叟无欺，好像一切都特别天然。那为什么市场里没有抢一把就跑的呢？为什么没有欺行霸市呢？其实是因为门口有保安。你说，保安能管得了那么多？不，保安背后有警察，警察背后还有法院，法院背后还有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关。旁边还有一大堆东西，货币、产权、市场监督的无数相关规则。只是这些东西运行得太稳定，我们已经习惯到看不见它们了。

1125年的大宋朝，想用交易逻辑解决问题，可能还觉得，这和一百多年前的澶渊之盟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很大。

澶渊之盟的时候，宋朝有武力威慑，让大辽的军队看见了：第一，自己孤军深入，其实已经身陷险境；第二，还看到澶州城头的床子弩，可以让自己的高级将领一击毙命。更重要的是第三，他们还看到宋真宗有清晰的底线。真宗说了，要钱，念在老百姓不容易，可以商量数目。但是土地不能谈。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土地，一寸不能丢。如果非逼我割地，那就决战。

你看，澶渊之盟好像是交易，但是这个交易市场的背后，是有暴力威慑为基础的。

而到了宋徽宗这个时候，大宋君臣一点点地撤掉了这个市场背后的暴力威慑基础。他以为自己花钱买回燕京，花钱雇佣降将为自己守国门，以为是在做交易，不，这个时候交出去的每一笔钱，都是面对绑匪交出去的赎金，都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胁迫。

再过两年，北宋就亡了。

我们难免要为它感到唏嘘惋惜。但是，中国历史就是这样，朝代来来去去，但是经验和教训会积累下来。

我们现在是在公元1125年。813 年之后，强敌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边境线上。这一回，强弱差距更大，农业国的中国，对上了工业国的日本。眼看着，就又是一次兵临城下，靖康之耻。

有了1125年的前车之鉴，这一回中国人会怎么做？举个例子，当时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看完1125年的宋金之战爆发的过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蒋百里这番话深刻的战略意涵。可以败，但是，不妥协，不投降，血战到底。底线在，士气就在，士气在，威慑就在，威慑在，和平就有重建的可能。

蒋百里还有个分析，工业国看起来强，但是，它们集中度还高呢。东京要是没了，大阪要是没了，日本就大伤元气。但中国是个农业国，看起来弱，都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要害可以抓。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对于中国的抗战能力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日本占的越多，他们的战略劣势就越大。蒋百里当时有一句名言，“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后来果然，不投降，坚持打，中国人就这么打赢了持久战。

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算了却了靖康之耻这个悲剧的因果：世上常有飞来横祸，但是，弱者未必一定输。

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拉开了北宋末日的序幕。到了下一年，公元1126年，我们来看惨烈的第一次汴京之围。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

1940年6月，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之后，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讲话，我给你读一读其中最精彩的段落：

就我个人而言，我坚信只要所有人都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事无巨细地考虑，做出最佳决定，我们会再一次证明我们能够保家卫国，驱散战争的阴霾，不为暴政所侵，即便要孤军奋战，打一场持久仗。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不列颠帝国政府的决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心，这是议会的意志，也是民族的意志。即使大部分欧洲和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已然或即将沦陷于以盖世太保为代表的纳粹小丑手中，我们也永不后退，永不言败。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在海上作战，乘着高涨的信心和力量，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军登陆点作战，在平原和街巷作战，在山野作战，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不惜一切，保卫家园，这就是一个爱国者的底线。

致敬丘吉尔，致敬所有在绝境中守住底线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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