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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华战略竞争到建设性战略稳定:美国国家利益再计算后的转向
【编者按】
9月23日至25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民日报》22日刊文称,中美关系巨轮锚定全新坐标再启新程,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持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9月初曾撰文指出,中美元首5月会晤后,“建设性战略稳定”成为两国多年来首次就双边关系的共同描述公开达成一致。这表明中美都认识到,竞争必须在有限稳定的框架内进行管控,以使两国都能追求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强大的国内动力使得中美希望寻求更加稳定的关系。
在中美关系即将迎来新的重要时刻之际,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推出系列报道,从中美两国的国内动力入手,探讨中美关系由“内”而外的稳定之道。期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穿越风雨,进一步从纸面落到现实。
64,17,3,20。
这是第一组数字。它不是什么奇怪的密码,而是中国在文物追索之路上与美国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的成果。
9月16日和17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这次归还,也是美方根据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的相关备忘录归还的最新两批次文物,而这份17年前签署的没有法律效力的备忘录至今已续签3次,其间已有20多批次中国文物得以从美国回归。

美国向我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
12.5%,100%,188。
这是第二组数据。它们描绘了中美之间的另一幅图景:在经贸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
7月23日,美国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12.5%的关税;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买家(如中国、印度等)加征最高达100%的次级关税。而根据美国政府的公开目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已将188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1206H清单)。
一边是中美在人文领域等“软性”领域的合作回暖和持续,一边是在经贸、高科技、地缘政治等“硬领域”博弈始终保持。在5月两国元首会晤并确定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次最新的定性而变得简单。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年内两国元首第二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9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自2017年美国提出“对华战略性竞争”战略,到2026年两国元首共同确认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经历了诸多波折。而如果把视线从中美之间具体的贸易数字、关税措施和外交互动中移开,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多年战略竞争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又出现了寻求稳定的一面?
“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合作对美国有利的领域或产业,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已经停下来了,美方的一些需求也开始(跟中方)谈了;但在一些被美方认为仍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的领域,极限竞争还是在继续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美国对外政策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的。”他说,与其讨论美国“是否真心希望改善关系”,不如关注美国对于自身利益的判断是否发生了调整,“只是由于国际和国内要素长期的演变与近期的变化,美方对其国家利益与战略的理解出现了调整,进而选择稳定中美关系。”
选票与物价:对华缓和的第一重动力
随着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逼近,已进入中段的“特朗普2.0”时代正面临着来自国内越来越大的政治和民生压力。
英国《卫报》在9月20日的报道写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正越来越变成“吃饱穿暖的民众与忍无可忍的民众”之争。文章写到,“选民负担不起医疗保健或托儿服务,食品和汽油价格持续上涨,而最富有的人却不断中饱私囊;农民和小企业主正努力应对关税和贸易战;小镇居民抵制数据中心建设,拆除Flock摄像头(编注:一种自动车牌识别监控系统,已在全美部署超12万台,因隐私与滥用问题引发广泛担忧);他们不希望美国卷入海外战争;妇女权利和堕胎服务正在倒退……越来越多人对现状感到无比愤怒,并准备将这种愤怒转化为行动。”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看来,特朗普政府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她9月初曾撰文称,“在华盛顿,对海湾战争、生活成本和金融市场稳定的担忧,强化了暂时缓和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基层政治诉求。”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经贸层面。于洁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对华关系的稳定是特朗普与内阁和立法机构之间的一个暂时微妙平衡。“尤其在美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升大与老百姓生活成本上升的基础上,特朗普本人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体现他关注美国普通人的经济利益的一个叙事。”她说。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这是9月20日磋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
刁大明则认为,过去近十年的对华战略竞争本身正在美国国内引发反思。在他看来,如果战略竞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美国自身又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那么继续把中美关系推向全面紧张,就需要重新计算成本。
这一点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
在4月份白宫发布的年度《总统经济报告》中,强调产业链韧性、制造业和供应链安全,并将减少对特定外国供应链依赖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涉及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制造业等多个利益群体。美国政府公布的中美经贸安排,则试图把非敏感商品贸易从高强度博弈中区分出来。
“经贸关系毫无疑问是压舱石,需要维持好、管控好,这并不冲突。”刁大明分析道。在他看来,所谓“压舱石”,并不是说中美经贸关系从此没有矛盾,而是意味着双方已经形成的大规模经贸联系,本身具有维持双边关系基本稳定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涉及领域非常多,涉及美国利益相关方和群体也非常复杂,因此会呈现不同表现。”刁大明说。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美贸易额为4008.39亿美元,同比增长5.5%。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3003.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中国自美国进口1005.10亿美元,同比增长3.4%。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95%的受访企业认为在华业务有助其维持全球竞争力,92%的受访企业去年在中国实现盈利,不少企业规划继续扩大在华投资布局。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最新《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受财务业绩好转、地缘环境改善以及监管环境优化的推动,受访在华美企盈利水平、经营信心均大幅回升。
地缘政治的稳定需求:多热点牵制下的中美关系
如果说经贸领域体现的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利益计算”,那么地缘政治领域体现的则是另一层现实:美国同时面对多个地区热点,外交和安全资源并非无限。
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2月以来,美国的外交议程已经被多个热点牵制。从欧洲到中东,从俄乌冲突到伊朗问题,美国在多个方向同时投入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如果持续高度紧张,美国需要面对的战略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加。

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待。视觉中国 图
刁大明认为,中美关系稳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两国之间的互动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为包括中美在内的全世界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总体环境。“如果中美出现不断紧张状态,美国也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自身发展。”他说。
5月中美元首会晤时,双方就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交换意见。白宫公布的会晤成果中,也将这些地区和国际安全议题列入双方共识范围。
9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两国高层交往,并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双方应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同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从美国的角度看,保持与中国的高层沟通,可以避免中美竞争进一步外溢至所有地区和所有议题。
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稳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刁大明认为,台湾问题当然仍然是当前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风险点。美国如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助长“台独”的负面极端做法,必然会同步损害其自身利益;美国更需要做的是避免误判和失控,在既有承诺框架下管控分歧。
“目前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台海保持和平”,刁大明分析道,“我觉得,这也是中方一再希望向美方传递的信息,维护台海和平、不支持‘台独’,不但使美方恪守了对中国做出的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符合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选择。”
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要想避免中美在台湾地区发生冲突,双方必须加强沟通,将口头承诺付诸行动。他说:“双方可以就有关问题发出明确信号,表明自己愿意保持克制,但这只有在两国政治关系改善,紧张局势降级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实际上,类似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中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合作。《人民日报》9月22日刊文指出,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身就是向世界供给弥足珍贵的公共产品,将深刻影响全球力量格局演变、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具有强大的正面辐射效应。
“(在这些地缘问题上)中国一直致力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止战停火,推动以对话等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如果美方接受这些,中国当然会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刁大明表示,“但如果美方某些人想通过对华软硬兼施,或者用所谓制裁等其他方式施压中国,那肯定是适得其反。很多事实都已经证明,这种单方面的制裁丝毫不会实现任何效果,只会导致问题更为难以化解。”
中美关系“新常态”如何行稳致远?
当然,正在逐步回到正轨的中美关系目前仍然存在大量分歧,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国会、企业、产业集团和安全机构之间仍存在不同诉求。
《人民日报》22日的文章指出,中美元首5月会晤共同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明确两国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携手努力,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这也是“战略稳定”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并非要求中美消除所有分歧,而是避免竞争突破一定边界。刁大明对澎湃新闻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果要真正形成长期效果,其意义不仅是设定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中美关系的新的共识性定位,而且也在于为双方增进合作、管理竞争、管控分歧、避免危机进而保持稳定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
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提出建立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等机制,正是试图将部分问题从临时性的政治磋商转向常态化管理。白宫称,贸易委员会将负责管理非敏感商品贸易,投资委员会则为双方政府讨论投资问题提供平台。
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贸易委员会的具体运作方式向企业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这意味着相关机制开始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除政治层面的对话外,中美其他层级的对话也在持续。8月25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参与此次对话会的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亚洲协会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战略稳定”意味着为竞争划定边界,减少误判和危机升级;“建设性”则意味着双方不能满足于仅仅避免冲突,还应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建设桥梁创造合作。

8月25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
民间层面,今年2月8日-12日,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第三次会议在纽约举行;4月15日-16日,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在上海成功举办,这是该对话机制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上海举办;6月28日-29日,第14轮“中美海上问题与国际法二轨对话”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此外,在人工智能、高科技、安全等领域,两国学界也持续展开交流与探讨。
“稳定这个词在未来包括合作、管理竞争、管控分歧以及保持和平。”刁大明说。
在他的理解中,中美关系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常态”:不是彻底没有分歧,也不是没有竞争因素,更不是要求双方放弃各自某些想法或立场,而是在存在分歧和竞争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明确的共同认知与行动来维持总体稳定。
而对日渐在政策层面追求“政治遗产”的特朗普来说,稳定对华关系又有了另外一层政治意义。于洁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双方对“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的理解不存在实质性分歧,但2028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不一定能让下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有比现任政府更良性的互动”。
“特朗普总体上希望稳定,他仍然具有很强的遗产导向或业绩导向。”刁大明则认为,特朗普如果将(也应该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视为其第二任期在外交事务上的最为重要遗产,那么这种“遗产导向”本身可能成为限制其对华政策过度冒险的一个主要因素。
“战略稳定是中美寻求正确相处之道要系好的第一粒纽扣”,刁大明表示,“此次会晤应该说会在各个领域去进一步落实有关措施,继续丰富战略稳定的内涵。”他认为,如果中美能够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所明确的目标与路径持续推进、稳步前行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完全有可能就此走出了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导致的负面状态,真正走出新型国际关系中大国互动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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