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与世界对话，与不同文明共同参与和创新知识生产

旨在以中国学研究为纽带，深化中阿双方特别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相互认知与理解，促进中阿民心相通，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和知识动力，“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将于9月28-30日在开罗举行。本次阿拉伯专场是世界中国学大会框架下的海外学术交流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在本次大会召开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与会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在孟钟捷看来，在开罗这样一座古老而又开放的城市讨论“中国学”，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如何理解世界，更是不同文明如何通过交流对话，共同参与和创新知识生产。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孟钟捷

长期以来谈海外中国学，主要聚焦于欧美汉学，此次“中国学的世界对话”专设阿拉伯国家专场，结合您此前提出的“全球中东”的研究范式，在您看来将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会如何改写既有的学术认知？

孟钟捷：“全球中东”范式的提出，旨在改变此前中东研究中三种常见做法：一是“帝国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帝国的边缘地带；二是“冷战中东”，即把中东视作冷战的前沿争夺地区；三是“地方化中东”，即过于凸显中东的区域性影响，忽视中东地区的全球影响。这三种旧范式，实际上就是欧美研究中东时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欧美视野为出发点的认知。从这些认知出发，有关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学/汉学研究，也就自然被置于欧美知识需求的框架内来加以观察、思考和讨论。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很多欧美学者眼中，阿拉伯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分析和研究，或被视作中国文化扩张的结果（帝国思维），或被视作中国发起新冷战的尝试（冷战思维），或被淹没在各种细节性的地方政治分析中（地方化思维）。

与此相反，“全球中东”表现了中国中东学研究界承认并尊重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希望不断凸显中东地区的主体性。换言之，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关注并分析中国，更多的是来自这一地区自身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地区更为主动地认识自身地位，更为主动地关注世界与自身之间的互动性，更为主动地发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有可能产生阿拉伯学者有关中国的新认知。这些新认知既有别于传统阿拉伯世界有关传统中国的描述，也不同于既有的欧美汉学研究路径。它们可能更多从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出发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实践与影响，可能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比较中西路径的优劣长短而不是简单以西方道路为标准去看待中国发展历史，可能更多地把自身发展中的特点和问题放在中阿对话的学术框架内。

由此，把阿拉伯文明谱系纳入世界中国学主流对话，可以产生多重效应：首先就在于突破被欧美汉学长期主导的中国知识生产，增加欧美学术界之外的视角和声音。其次，从欧美汉学常见的历史维度转向现实和未来维度，从古代中国世界的理解转向现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分析。再次，让中国学界更多地了解阿拉伯学界的当代思考，并从中获悉自身发展的优势与问题，更有利于推进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并最终得以真正落实“世界中国学”的全球维度。

相较于欧美汉学，阿拉伯学者观察中国，是否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与独特局限？

孟钟捷：应该说，阿拉伯学者并非天然具备非东方主义的认知优势。毕竟欧美知识生产的时间更久、影响更大，不少阿拉伯学者也是在欧美学界接受学术训练的。当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正是来自阿拉伯裔的美国籍学者萨义德。这表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者仍然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与反思力。

萨义德

从历史维度来看，阿拉伯世界也曾经创造出非常辉煌的文明。他们对于中古社会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在当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拥有着既普遍又独具特点的被殖民化以及反殖民化的经验。这些历史和经验经过深入挖掘和持续思索，确实可以为一种对于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提供必要的支撑。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冷战，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阿拉伯世界深受欧美叙事的控制和影响，对于中国的角色及中国的发展多少有着一些固定化的、模式化的、妖魔化的认知。只有不断通过学术交流与现实世界图景的比对及体验，才能够带来更为客观的认识。

您在研究中多次指出：现代性是多源共生的，并非西方单一生成。传统中外交流史更强调“中西互动”，在您看来，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中，承担了怎样的历史角色？这对今天的中国学研究有何补全意义？

孟钟捷：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也极为微观的学术研究课题。所谓“巨大”，因为它颠覆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现代性”的固有认知——当年，马克斯·韦伯就是如此认为的，即西方文化之子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学界习用的“中西互动”框架，其实是一个后设的、以近代欧洲为中心逆向投射的叙事。而多源共生的现代性理论则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新发掘当年“大合流”的伟大图景——在前近代，中国所面对的“西”，主要是大食—波斯—回回世界；真正的欧亚知识网络是多节点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其中最关键的枢纽之一。它不是被动的二传手，而是主动的转译者与共造者。历史地看，阿拉伯世界处在陆海双通道的交汇点上，其枢纽作用首先是双向对流。它既把中国的技术与物产西送，也把域外的科学与知识东传。阿拉伯世界的第二重角色，是把翻译变成创造。阿拔斯王朝智慧宫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移译希腊、波斯、印度典籍，但绝非简单保存，而是以自身语言与文明框架对他者知识的“化”。阿拉伯世界同时也是近代知识革命的共同奠基者，相关研究表明"哥白尼革命"并非欧洲内部的智识突变，而是欧亚大陆智识接力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在中西知识（也包含了西方世界的古今知识）传递、文明转译、观念再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担任的重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后续发展或许也不可能实现，至少不可能如此顺利完成。所谓“微观”，因为它必须结合概念史、观念史、物质史、人物史等各种具体研究来呈现各种事实。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批研究人员已经陆续发现了各种端倪。当然，这种历史链接或许还缺乏“直接性”，或许还有一些“断裂性”，但依然不会阻碍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更具目的性的西方现代性独有论的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证据表明，许多原本我们认为不适合“现代性”的传统文化元素，恰恰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反而体现出它们的现代意义，例如“和”的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就在近代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进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找到了落地的可能性。

重新解释阿拉伯世界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角色，对中国主张的世界中国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学研究应该首先超越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但也不应止于颠倒的"冲击—反应"模式，将中国与世界的角色予以简单的置换；而应转向"转译—再造—共生"的方法论，以天下、大一统、和而不同、文明互鉴等中国自身的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这一学脉在中国学人手中本已奠基，如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纳忠九十万言《阿拉伯通史》、以及我校朱威烈教授所代表的上外中阿研究学统，都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上外正在推进的"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五文体系构建与中东研究语料库及大模型建设，正是把现代性多源共生的历史洞见转化为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新动力的一次尝试。

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我国阿拉伯语学科、中东研究的领军人物。

您主持的重大项目系统梳理了各国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中国叙事呈现出怎样独特的集体记忆底色？古代丝路交流、近代反殖民共情、当代发展认同，这些对今天阿拉伯社会的中国认知有何影响吗？

孟钟捷：目前对阿拉伯国家教科书的研究还不多。据现有研究发现，部分教科书对于中国的叙事极少，部分教科书即便有中国叙事，但总体上呈现古代居多、近现代缩减的特征。还有一些教科书出于本国意识形态所需，甚至还有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

各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除了承担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外，主要服务于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在阿拉伯社会，无论有关中国形象的呈现内容多少、正确与否，即便都是碎片化的、选择性的，不少也是存在各种问题的。它们肯定影响了青年一代对于中国的认知，比如部分叙事导致古代中国成为“敌人”，当代中国形象通常遭到“隐匿”。

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发展，教科书提供的长期语义框架对于民众认知的影响力是在不断下降中的。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现实态度更多是由近期事件、经济机会与媒介议程直接驱动，代际差异也不是简单的“年轻人更友好”。在政治信任、经济期待、文化亲近、产品认知等不同维度上，依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图景。

您观察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普遍存在“西方理论二手中转”问题：本土问题意识弱、框架依附西方、概念借用欧美。在您看来，阿拉伯中国学如何完成去西方中介化，建立属于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中国阐释路径？中国学界又该如何与之平等对话？

孟钟捷：我不是阿拉伯研究专家，也不能算是中国学研究专家。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很难有具体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手中转”不只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研究独有的现象，其本质在于西方知识霸权支配下的思想依附。在缺少足够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往往陷入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不自知，中国议题长期由欧美议程设定而非从自身文明处境出发提问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去西方中介化，关键不在换一批参考文献，而在重建提问的主体性。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只有不断接触，才有利于双方认知的提升，也才有可能在承认多重普遍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于彼此的系统知识。归根结底，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双方都摆脱“第三者”，其要义是共建议程而非输出结论。中国学界同样需要摆脱以欧美汉学及中国学为尺度的习惯。比如，所谓“中国学”，不能仅仅是有关“中国”的知识，而应该把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包容进来。具体而言，中国当前正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重大举动，是世界中国学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即中国人不仅要在物质世界的创造中贡献智慧，更能够在人类文明思考中提供创新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全球中东”即是一例。

近年来，由上外承办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围绕研修培训、人才培养、智库研究、人文交流，致力于建成世界一流智库基地和国际化思想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智库联盟会议等，直接面向阿拉伯本土学者，“当面讲、实地看、亲身品”开展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经验交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认知赤字。此外，作为高校，我们对影响中阿关系未来发展的青年人脉培养也格外重视，中外青年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交往，在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怀有“同学真友谊”“友华真情感”的新一代“中国通”。

如今文明互鉴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在您看来，真实的文明互鉴应该如何书写？

孟钟捷：“文明互鉴”成为高频话语，本身是好事；但话语一旦高频，就容易空心化。眼下至少有三种值得警惕的伪书写：清单式——罗列交流事件，把互鉴写成往来年表；单向式——将互鉴写成我给了你什么，实则仍是自我陈述；美化式——只写和谐、只写友好，把互鉴写成自古一家的证明题。三者共同的问题，是把互鉴当作结果的展示，而不是过程的生成。以中阿为例，我以为真实的书写至少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从“影响—接受”转向“转译—再造”。器物互传只是表层。造纸术西传值得写的，不是传了出去，而是它在撒马尔罕、巴格达落地为产业，使哈里发政权明令公文用纸，进而改变书写成本与知识保存方式，最终经埃及、摩洛哥、西班牙进入欧洲——一项技术在异域被制度性地再造；二是从写“两点一线”转向“多节点网络”。真实的互鉴从来不是中国—阿拉伯的直线往返，而是波斯、粟特、突厥、印度、拜占庭共同在场的欧亚网络。只写两端，必然滑向简单粗暴的国家中心主义；三是从主要写同质性到重点写差异性与会通性。互鉴的前提恰是彼此不可完全通约。回避误读与变形的书写，不是诚实的书写。我主张以"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作为书写框架正是想要提供一种文明互鉴的新思路：从多语种文本的基础层，到情感与想象的文学层，到外销瓷、沉船、天文仪器等物质文明的文物层，到制度与习俗的文化层，最终抵达对话与知识重构的文明层。五个层次递进，互鉴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知识工程。在此进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知识生产机制成为真正文明互鉴环境下历史书写的革新视角。世界的中国学，要关注中国不断发生变革的知识生产目标、方式、成果及其影响。反之，我们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生产，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也要报以更大的关注度，从中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意识变迁。这也符合我一贯的主张：不只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是让世界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

这种文明互鉴不是抽象的话语，并不仅仅停留在文本研讨层面，而是落实在共同开展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之中。以上外牵头的中埃联合考古萨卡拉项目为例，学校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建联合考古队，在当地开展神庙棺椁、金字塔遗存的实地发掘与数字化整理；项目取得的部分考古成果，还支撑了上海博物馆 “金字塔之巅 —— 古埃及文明大展” 的策展工作。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并肩开展田野作业、整理一手文物材料，共同完成学术产出，正是文明互鉴在知识生产层面的现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致大埃及博物馆开馆贺信中特别提到：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

中埃联合考古队工作现场

中埃联合考古队专家在考古现场

您提出外语研究者要从“懂语言”升级为“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当下国内深耕阿拉伯中国学的青年学者非常稀缺，既需要阿拉伯语能力，又需要中国史、全球史、文明史视野。您认为这一交叉领域的青年学人，最核心的知识短板与成长路径是什么？

孟钟捷：青年汉学家是最有潜力的有生力量。我们很欣喜，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步成长。前几天，上外的一名来自埃及的青年博士生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起了他对汉字“时”和“明”的理解：时间的“时”，右边一个“寸”，记录着光影尺度的位移，文明的“明”意味着“由日月同辉点亮世界”。从这个细节我们能够真切看到海外青年学者跨文化理解的独特视角。他既扎根于自身的文明底色，又沉浸式体悟汉字承载的东方哲思，在语言符号的细微处，触摸不同文明共通的时间观与宇宙观。这也说明，“懂国家、懂文明、懂思想”从来不是宏大空洞的概念，它就蕴含在青年个体的阅读、思考与感悟之中。

我认为，所有的知识短板都会在AI时代被快速补齐。语言不通，在AI的帮助下，可以快速学习、快速对话。具体历史知识的不足，在未来垂类模型建设的情况下，也会比较容易改变。但青年学人真正理解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无论使用哪种学科方法——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等，都可以。只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不断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谈得上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青年学人还需要敏锐的提问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如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区域国别研究亟须发现问题或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AI无法自我生成的功能。这种能力来自对历史的感悟、对当下的体验、对未来的展望，来自反复阅读、不断接触，以及深度反思。最后还需要强调的，就是开放的心灵。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认同每一种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合理性，真正理解它们的过去和现代，尊重对方的每一种创造，愿意倾听他者的心声——即便它可能与自身理解是相悖的，也愿意平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