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叶兆言：不是文学需要我，是我需要文学

即将70岁的叶兆言，依然在努力写。

比起“著名作家”“伟大作家”这样的称呼，他更喜欢“职业作家”这个叫法，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NBA球员威斯布鲁克宣布退役的那天，叶兆言为这个曾经的历史三双王感到无限唏嘘和伤感。他羡慕起詹姆斯——那个比威斯布鲁克还大几岁的老将，因为眼看着同时代人一个个退场，只有詹姆斯还在场上熬着。

“拿最低工资也好，只要能打球。”叶兆言这样说，仿佛在说他自己。

在中国当代文坛，叶兆言是公认的“劳模”。从1980年代初写到今天，四十多年，他从未中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还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五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以及《南京传》《一叶知百年》《岭南十三讲》等大量非虚构。他把这一生就押在写作这一件事上——按他的话说，不是雄心万丈，而是别无选择。

“我还想多打一个赛季。”

这一天叶兆言走进了上海报业集团，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的独家专访。他说：“多写一天是一天，多写一本是一本。这一天，这一本，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么大的文学世界，少我一个人，少几篇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和文学的关系，是我需要文学，不是文学需要我。”

叶兆言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的独家专访 摄：薛松

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总有人认为叶兆言的文学之路和他的“书香门第”有关。

他从小性格内向，不喜社交，家里书多，就读着玩。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有当年“人人都在写”的文学热，他大概不会开始写着玩。一切好像都是被推着走的，又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980年代初，他和一帮小伙伴办起了民间刊物，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一群都来自文人家庭的年轻人被称为“八旗子弟”，叶兆言是其中年纪最小的那个。

“那时候有‘重放的鲜花’一说，一拨人纷纷走上文坛，一方面有父辈的教训在那，另一方面又很光彩。”叶兆言说，那时他们二十出头，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跟报纸上发的不一样。刊物办了一期就停了，但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聊文学、吹牛，满怀豪情又不屑一顾。世界的大门开始敞开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文学热退潮了，小伙伴四散东西，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只有叶兆言还在“死命写”。

“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们的才华都在我之上，应该好好写下去。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叶兆言 摄：吴栋

一次次的“江郎才尽”

说到叶兆言最初的发表之路，顺的时候很顺，一年发表了五篇，糟的时候也糟，五年没能发上一篇。

“会不会自我怀疑？肯定有。”叶兆言说，从写作一开始，他就怀疑过自己的才华。

但他不相信才华，也不相信灵感，因为他相信对一个作家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写出来比什么都重要，不写出来什么都是空的。

当然，写作的焦虑如影随形。“想写好就一定不满意，这才是最真实的。”他说，对于自己刚写完的作品，他一直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因为自己特别清楚哪里可能不够，就像知道裤子上有个洞一样。当朋友聊起这部作品，他首先想到的也是那些洞、那些没写好的地方。

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璩家花园》

但有意思的是，那些洞恰恰也是他写作的动力——跟跳高一样，没跳过去，就想再跳。

“我从写作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江郎才尽。有媒体为了抓人眼球，标题写‘叶兆言已经江郎才尽’，但我无所谓，因为写作就是江郎才尽的表演。”叶兆言说，“你要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跳到地球之外，但其实谁也不可能跳出地球之外。你想写得和世界上其他作家不一样，也想和你过往的作品不一样，但最后你会发现太阳底下无新事，很难做到。写作，就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文学不是捧出来的

一次文学活动，主持人介绍到场作家，介绍鲁迅文学奖得主都是“著名作家”，到叶兆言这变成了“知名作家”，还加了一句“叶圣陶的孙子”。

当时太太也在，叶兆言感到非常难受和尴尬。“活到一大把年纪了，还是只能以一个孙子的形象出现。”

但现在回忆此事，叶兆言释然了。“想想也很正常，至少它说明了一些道理：别人不够了解你，你的影响力确实也不够。你真是那个尖子，挡也挡不住。不是的话，硬拔也没意思。”

至于家庭，祖父叶圣陶，伯父叶至善，父亲叶至诚——这个“书香门第”的标签，在他身上似乎永远也摘不下来，他早已习惯于此。“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写作要超过谁。这毫无道理。”

叶兆言散文系列“一叶知百年”

今天人们对于一部作品的评判可以有许多可量化的标准，比如卖出多少册、获了多少奖、影视版权如何、读者口碑怎样……但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诞生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喜欢。

“阅读经验告诉我，这是很正常的。”叶兆言举例《唐诗三百首》，今天的人觉得杜甫地位很高，但在唐朝杜甫和李白就是三流作家和顶流作家的区别。还有李贺，李贺写得那么好，但《唐诗三百首》里一首李贺的诗都没有。“人各有一方天。那是命运的事情。”

对他而言，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写作这门手艺做好，最起码问心无愧。“不管你成还是不成，写得出还是写不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谁也拦不住你。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福克纳说的。同样，如果不是你，给你所有机会，怎么捧你，也不行。文学不是捧出来的。我这把年纪，看到了太多过眼云烟的写作。过去了，很正常。”

文学讲稿《岭南十三讲》

不写才是真的难受

四十多年来，叶兆言几乎没有停笔期。

他形容写长篇小说就像“坐牢”，判了个十年徒刑，知道刑期未满，内心反而平静。一旦写完了，节奏都不对了，饭不香了，觉也不好了。他想紧接着写下一部，担心粗制滥造，但停下来又百无聊赖。于是在两部长篇小说的间隙，就出现了包括《南京传》《一叶知百年》等在内的大量非虚构。

叶兆言《南京传》

“我确实停不下来。”叶兆言说，太太和女儿都担心他的身体，但她们都知道，他不写才是真的难受。

他一直很庆幸自己是一个职业作家，这是祖父和父亲都没能实现的状态。在他看来，祖父叶圣陶一直是一个业余作家——主要从事教育、编辑，人生中只有5%的精力在写小说。而父亲叶至诚在某种程度上是专业编剧——“专业”不同于“职业”，父亲是按专业分配从事剧本创作，不管喜不喜欢，那就是父亲的工作。

但他不一样，他能把人生中95%的精力都花在写作上。

“我真的很幸运，这么多年不用上班，没有通勤问题。没有人和我说‘你应该写什么’，甚至没人说‘你不要这么写’。没人管我。我遇到的都是说‘你要注意身体，少写一点’。”他说，“我喜欢写作，真心喜欢。这个话即使让人脸红，我也要说出来。”

做那件不可能的事

叶兆言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阐释自己的写作，也不喜欢公开演讲和媒体采访。面对架好的摄像机和补光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一开始是有些局促的。

他最向往的状态，是像塞林格那样——写出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然后永远可以不和外界打交道。

但他得配合出版社，得做活动，得接受采访。他不喜欢公开发表看法。余华告诉他“演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错了也得说对”，但他做不到，总是说着说着就开始自我怀疑。

再过几个月，叶兆言就要七十岁了，他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错位——最早和文坛中人打交道，他喊人爷爷、伯伯，他永远是个小孩。可突然有一天，他“一下变成一个老家伙了”。

前阵子他碰到王蒙先生，王蒙先生说自己每天能走六千步，游两百米。“他给我提供了这个信息，也是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还能写。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写作的黄昏期了。今年每天坚持一万三千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写下去。”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叶兆言说，他从不相信自己的文字能解决什么问题。“文学这个东西，只对看过的人才起作用，只对喜欢文学的人才起作用。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没什么用。”

但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

这个即将七十岁的人，说自己“江郎才尽”的人，总被冠以家庭标签的人，向往成为塞林格却不得不公开做活动的人，还在每天早上坐下来，面对空白的屏幕，开始新一天的写作。他想“再多打一个赛季”，哪怕不再是顶尖选手，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终将被淘汰。

但只要还能写，他就会写下去。就像那个跳高的人，明知跳不出地球，还是要一次次起跳，一次次去做那件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