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泾花灯会：一个江南古镇的节日与狂欢

一、花灯盛会

1　打谷场上的龙头灯

1976年6月2日，九岁的王泠一跟着父亲，坐上了从上海西站（真如）开往郊区金山的火车。前一天他在市区的弄堂里过了六一儿童节，吃的粽子是赤豆馅的，想蘸点白砂糖也没有，所以“并不觉得很欢乐”。

翌日就很快乐了。火车时速三十公里，路上走了两个小时，抵达金山县城朱泾镇。父亲此行的目的，是与上海市区大医院的医生在朱泾汇合，为农民义诊。

义诊在打谷场进行的时候，就看到许多农民伯伯舞起花灯、唱着山歌，为这场活动助兴。“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龙头花灯，形状、色彩都很惊艳——那一年是龙年。最普通的是灯笼形状，里面点一支短蜡烛；大一点的花灯，里头是一盏小煤油灯。”

那时王泠一发现，各色各样的花灯，都是朱泾农家里的长辈手工做的。“农家长辈制作花灯，在当时就如同家庭主妇们会织毛衣”，似是普遍又寻常的一样手艺，却给王泠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特地问当地同龄的小学生：花灯的原材料是什么？做起来费不费功夫？回答是：外面是彩色的纸张，硬度相当于扑克牌；骨架是竹子或木质枝条。朱泾人喜欢用竹子，难处在于要用文火把竹子烤熟、烤到弯曲听话，需要耐心。

中午吃的是当地的肉粽、咸鸭蛋和大米粥。午间休息喝糖开水——这是当地待客热情的表示。糖和市区的不一样，是黄糖，用当地种的青皮甘蔗自家榨的，颗粒很大。那天晚上，大人们在缅怀年初去世的周恩来总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朱泾花灯会

十年后，1986年的中秋，王泠一第二次在朱泾看灯。那时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二学生，跟着社会实践队伍从徐家汇坐长途汽车来，一个半小时。他记得灯会已经开始有文艺汇演和农民画展示，表演的是田山歌、学校舞蹈和诗朗诵，还有附近浙江的农家来交流花灯——原来朱泾花灯之盛，名声在外。

王泠一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1996年、2006年他都曾重访朱泾的花灯会，自2016年起每个季度都去，并且作为顾问参与当地的花灯民俗推广活动。

1980年代万安街灯会老照片

2　“造纸龙”

马刚初来朱泾镇，也是1970年代。他记得，有新的政策或指示要宣传时，街上一条队伍就从东林街排到西林街，前面的人举着毛主席像和语录牌，后面则跟着花灯队。“‘文革’的特殊时期仍在舞花灯，恐怕全国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了。”

到了1980年代，他的关系正式转到朱泾，成为朱泾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刚来那年中秋节，金山县组织了一次各单位的花灯比赛，每个单位出一盏手工制作的灯。那年万安街刚刚建成，沿街的银行、公安、学校，只要是个门面都要挂灯。马刚自告奋勇参加这个任务，白天上课，晚上做灯，做了一个星期，得了个二等奖。他还记得，那年金山县少体校的团队跳花灯舞，得了一等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朱泾花灯会

此后他与花灯制作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成为“朱泾花灯会”的上海市级非遗传承人，平时扎花灯、带徒弟，退休后还在朱泾的小学里教孩子们做花灯。每到重大节庆，马刚就要忙碌起来，最近他刚刚和徒弟一起为镇上即将举办的2026年中秋花灯会设计并制作了4.5米高的主题花灯。尽管当代的灯具采购已经非常便利，但手工花灯的精巧创意无法量产，供不应求。

走进马刚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花灯堆满各个角落，有些还是半成品，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材料或新的灵感。在他手里，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于制作花灯，形制千奇百怪，充满想象力。一段枯木枝，捡来洗干净，用竹篾扎上两只鸟，就是“喜上眉梢”；塑料壳精心剪裁、印上国徽和反诈宣传漫画，便成为派出所请他定制的“反诈宣传灯”。他带一群孩子做纸糊的龙灯，命名为“造纸龙花灯班”，谐音梗里透着巧思。

马刚带领孩子们做的“造纸龙花灯班”

马刚在他的工作室

朱泾传统的花灯形式是竹木为架、丝绸或油蜡纸为衣，莲花灯、鲤鱼灯、舞龙灯、跑（串）马灯等都是经典的形制。除此以外，朱泾镇编写的《朱泾花灯》一书中收录的唱词中，描绘了这样千姿百态的传统花灯：天上飞，凤凰灯；地上走，麒麟灯；水里游，鳌鱼灯；滴溜滚圆西瓜灯；无头无脚蚌壳灯；有头无脚黄鳝灯；有脚无头螃蜞灯……

不过，马刚说，形制不是重点：“我们的花灯不光是挂在那儿欣赏的，我们的花灯是拿在手里的、挂在身上的、跑在外面的——重点是‘花灯会’。”朱泾的老古话说：“看灯人也是出灯人，出灯人也是看灯人。”家家户户做花灯、看花灯、舞花灯的氛围，才是朱泾花灯会的生命力所在。

1983年春节期间朱泾的舞龙灯

3　晚清画报里的一场赛灯

朱泾的灯会盛名在外，从更早的时候就有图文记载。

晚清画报《图画新闻》中有一幅《洙镇赛灯之热闹》：

晚清《图画新闻》《洙镇赛灯之热闹》

从中可以大致看到晚清时期“朱泾赛城隍花灯会”的情形。灯的形制有挂灯、舞龙灯等，有举着“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旌旗牌的仪仗队伍，隐约还能看到众人抬着神像伞盖，后面队伍还有舞龙（绕龙灯）队列。

图片上方的文字写着：

松江府金山县属洙泾镇近日迎赛花灯，非常热闹。居民多至郡城雇匠紮就灯彩，夜间迎入县署，县主蒋令顾而乐之，赏赍颇厚，故观者赛者，意兴愈豪。

可见，这一次的朱泾花灯会，朱泾民众甚至到松江府城里雇请工匠紮就灯彩，灯紮好，夜里迎进县署；知县大人看了高兴，赏得丰厚，于是看的人和赛的人兴致更高。

与此同时，还有一句俗谚在清代的方志里被反复抄录：

忙做忙，莫忘朱泾赛城隍。

农忙时节，再忙也别忘了去朱泾看热闹！这句话在清代嘉庆《朱泾志》中出现过，光绪《金山县志》卷十七《志余》讲朱泾抬阁“以铁竿绷小儿于上，装扮诸戏，悉用珠玉珍宝，穷极工巧，各争华靡，举国若狂”之后，也引了这句谚语，说“可想见其盛矣”。

光绪《金山县志》卷十七《志余》“朱泾赛城隍”书影

从“赛城隍”“赛灯”“迎赛花灯”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花灯会与当地的民间信俗密不可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青年学术中心主任王群韬指出，“城隍”主要属于道教信仰传统，而“赛”属于民间信仰实践，一个是国家祀典里的神，一个是老百姓自己的热闹。朱泾花灯会则形成于两者的交界处。

王群韬近年多次到金山朱泾、吕巷调研。他认为，综合相关史籍、方志、报刊文献的记载来看，“朱泾赛城隍”也好，“城隍香市”也好，“迎赛花灯”（花灯会）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民俗语境下的简化称谓，如果从历史上朱泾花灯会实际存在形态的相关文化要素构成即“全要素构成”的视角来看，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完整义涵上或可称为“朱泾镇迎赛城隍神花灯盛会”。

二、何以朱泾

1　水津要道，百家烟火

为什么是朱泾？王群韬的回答从一张地图开始。

乾隆《金山县志》卷首《朱泾镇图》及关于朱泾镇交通要冲地位的说明文字

首先是地理位置。江南水乡，水道尤为重要。金山县地处松江府与嘉兴府的交界，是“江浙之门户、松沪之藩篱”，而朱泾尤为金山县境内的水道要津。明人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七记述：“朱泾镇，在府治西南三十里，西通三泖，南达嘉兴……必繇之冲也，不可无备。”

上述这张出自乾隆《金山县志》卷首的《朱泾镇图》，上方的文字已把朱泾镇作为交通要道的特点写得很清楚：

镇当秀州塘转折处，为浙直孔道，而东通黄浦，西通泖湖，自昔以险要称。今建粮仓于此，更为重地云。

甚至一直到了晚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攻上海，李鸿章统淮军以重兵守朱泾，挡的就是这条水路。

其次是行政地位。雍正四年（1726），金山知县张安国奏请将粮仓迁到朱泾镇；乾隆二十五年（1760），金山县治正式从金山卫一带迁至朱泾。此后虽几经变动，但朱泾长期是县治所在。

嘉庆《朱泾志》卷一写道，这里没有城墙，却已经是“壮县”：

邑侯莅于斯，仓库置于斯，四境人民集于斯，未筑崇城，居然壮县。

在这样的基础上，明清时期的朱泾发展出繁盛的棉纺织业，是松江府重要的生产与集散地。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九《艺文志》收明人陆宝《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

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

这样的“百家烟火”，便是繁华灯会的基础。

2　酬神的赛会，娱人的狂欢

地理条件之外，还有极为关键的人文背景。王群韬指出，朱泾镇多元兼容的信仰文化环境，是花灯会民俗重要的内在动因。

“在历史上，朱泾镇境内有大量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和民间祠庙。”嘉庆《朱泾志》卷二说：“里中名迹，由唐至元，颇多梵宇。”唐代禅宗高僧船子德诚来华亭地区弘法，最终在朱泾入寂，后人建法忍寺纪念他，成为著名的船子道场。元代又建东林寺，元仁宗赐额“东林禅寺”。到了清代，朱泾的寺庙祠宇仍有二十多座：佛教有法忍寺、东林寺、澄鉴寺，道教有真武庙、忠烈昭应庙、钱武肃王庙，民间祠庙有金山神主庙、三姑祠、施相公庙。并且，其中不少庙宇都有相关的香汛（香市）、赛社、庙会。

朱泾法忍寺砖塔旧影

时任朱泾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朱泾花灯会申请“非遗”的推动者高曙辉把这条线索概括为四个字：“因寺成镇”。朱泾得名于东汉末年孙吴安国将军朱治的封邑，是水乡泽国，故称朱泾；而它之为市镇，则起于船子和尚——因船子建寺，因寺成集市，因集市成镇。

“庙多，会就多。”高曙辉做过粗略的计算：明清时期朱泾的祭祀、庙会活动，每年有三十多次，“每月平均就有两三次。每逢会期，各村落拿着串马灯、挑着舞龙灯、举着白莲花灯来赶庙会，祈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高曙辉说。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是道教系统的城隍信仰，从花灯会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赛城隍”可见一斑。

“作为明清时期国家祀典（由儒家礼制主导）、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共同神圣资源，城隍信仰是中国古代社会强化本境归属意识认同、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信仰文化传统。”王群韬说。

金山县城隍庙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随县治迁至朱泾，至此，朱泾镇上共有两座城隍庙，一在龙渊里，一在青龙里明真道院左。对于城隍神的祭祀，除了官方按照国家祀典进行相应的礼制规格的“致祀”之外，民间社会往往还要组织规模盛大的迎神赛会，也就是俗称的“赛城隍”民俗活动。而朱泾镇的“赛城隍”规模尤其盛大，方志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形容当时的场面是“四处人舟云集，阖镇亲友盘桓”，十分热闹。

“从地方志、古人文集、报刊资料等文献来看，清代朱泾镇的祭祀赛神庙会很多，往往都有花灯助兴。”王群韬举了一些方志文献记载中明确写到“灯”的例子：“在道教和民间习俗传统中的上元灯会，清乾隆《金山县志》载‘街市结棚张幕，悬灯挂彩，金鼓管弦，火树最盛，游人往往达曙为常’之盛况。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据清嘉庆《朱泾志》记载民众‘往东西两寺（即东林禅寺和法忍教寺）扎白莲船，并施放水灯’。”

王群韬认为，无论是佛教的庙会民俗还是道教城隍神赛会传统，都是以信仰文化为底色，寄托了古人对神灵、佛菩萨的崇奉，表达了祭祀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消灾纳祥、人丁兴旺等美好心愿。并且，在酬神的这一信仰底色之上，朱泾赛城隍的历史形态也与民间社会生活和世俗化的观念融合交汇，逐渐融合演变为内容更加丰富的、兼有信仰动因与娱乐元素的民间花灯会，既是酬神的赛会，又是娱人的狂欢。

3　朱泾铁匠的核心技术

赛城隍行街队伍里最抓人眼球、也是最惊险的一支当数“抬阁”：用特制的铁柱把小孩缚举在高处，高出楼檐，装扮各种故事人物或神仙。据光绪《金山县志》记载：“每届清明、中元、十月朔祭坛之期，赌出抬阁、以指粗铁柱扎小儿于上，高出楼檐，装点故事。”

王群韬指出，清代金山地区制作“抬阁”的核心技术不在别处，正在朱泾。嘉庆《朱泾志》卷一记载：

抬阁铁柱，独数朱泾。粗笨不耐观，细巧则易折，全在煅炼时不刚不柔，火候恰好。他处胜会，必邀朱泾工匠为之。

“不刚不柔，火候恰好”，抬阁铁柱的这份手艺是朱泾铁匠的“独门秘籍”，由于他们制作铁丝骨架的工艺极好，附近村镇办庙会、赛会，都要争相请朱泾的工匠去做台阁道具。

王群韬指出，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朱泾的整个手工业基础。光绪《金山县志》卷十七《志余》说砻谷的农具“断木为之，以朱泾所制者为佳”；《朱泾志》说铁锭“朱泾最良，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松江布则“产朱泾者尤精”。木匠、铁匠、棉布纺织，一样不缺。

三、断裂、传承与重构

1　沉寂与恢复

20世纪以来，战争的破坏、政策的变化、观念的变迁、城市化的进程，都曾使花灯会传统面临消失断裂的危险。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串马灯等民俗活动被视为“封建糟粕”遭到批判，一度热闹的灯会活动陷入了沉寂。

但也很难说是完全“销声匿迹”。王群韬认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民间已经开始自发地恢复朱泾花灯和花灯会，并且这一灯会民俗作为“非遗”的原真性内涵还在。而王泠一和马刚，都曾在最紧绷的年代，见到民间传统生机勃勃的存在。

1970年代朱泾村落赶香市

1980年代，朱泾镇政府曾组织举办万安街灯会，当地民众组成串马灯队、打莲湘、花轿队等进行了文艺行街表演。

1980年代的朱泾花灯会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保护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非遗保护政策的推广落实，尤其是2011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山区及朱泾镇文旅部门开始推动朱泾花灯会的非遗申报工作和恢复举办活动。

2011年，朱泾花灯会作为“一镇一品”文化建设的项目写进了朱泾镇党代会和人代会报告。朱泾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成立了花灯民俗文化小组，组织和搜集保存相关的民间记忆，采访老艺人，录音、录像，记谱、画图。

2　采风

2011年10月，花灯民俗文化小组的黄曼、胡林森、杨英梅、俞强、应龙、郭晓华等人，来到朱泾镇大茫村，敲开了朱龙达家的门。

那一年，朱龙达90岁。老人讲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朱泾：

“我们那个时候，村里每一个人都有篾刀的。篾刀拿着劈篾的劈篾，大家扎花灯的扎花灯。扎一个马灯，马就像篓一样挂在身上，扎个马头，前面一个（马头），后面一个（马尾），两个。拿纸头来糊的，然后糊进去。”

朱龙达说的是民俗活动“串马灯”，又名调马灯、跑马灯。根据《大茫村志》的记载，至少在民国时期至1950年代初，朱泾镇在元宵、中秋等节日都有串马灯活动。解放前，朱龙达和盛凤英等就组建过20-30人的马灯队，朱龙达负责编排，曾两次进朱泾大礼堂演出。

《朱泾花灯》一书中关于串马灯的介绍

据村志记载，1950年冬和1951年春节期间，朱泾镇都进行过大型的串马灯表演。

1950年那一次，由陈家村横港堰小学校长邵群发起，村里的竹匠扎马灯、花篮、蚌壳灯，20名男女青壮年组成马灯队，锣鼓喧天、又跑又跳地在陈家村、南河村、引库村、张家村、杜圣村等地表演。而1951年的春节，陈家村马灯队还曾代表大茫乡到金山县人民政府、朱泾区人民政府新春拜年，表演节目。

老人回忆道，那时十二个人左右串一支马灯，一个晚上能串几个小队，从下坊渡串到增产、建设两个大队，“每一户人家场地上都串过了，村里角角落落都串过了”。这户人家摆酒席，就要串进去，串到房间里。串完马灯之后要烧掉，还要“做聚”——朱泾话里是摆酒席请客的意思——吃一顿，杀一只猪猡。

采风小组还现场记下了老人唱的曲调，有花灯调、金山大乐调、八分调等，改编成适合当代演出的曲目，在每一年的花灯会上演出，还写进了当地小学的教材。

采风后写进教材的花灯音乐

“从静态要活化成动态”，高曙辉说，“不单单让它停留在老人的口口相传里，也不单单记录在我们的书本里，我们还得要恢复起来，让它走出来”。

3　非遗

2012年9月，第一届“朱泾花灯节”办起来了。此后每年一届，到2026年是第十五届。

2015年，“朱泾花灯会”正式提出向上海市申报非遗，同年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朱泾镇因花灯会的传承获评“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也就在这几年，“会”成了高曙辉反复要纠正的一个字。“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花灯会习俗，不是花灯制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为这个“会”字给出了学理上的解释。她指出，朱泾花灯会从表演形式上看，是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戏曲、民间舞蹈相结合的复合艺术，而不仅仅是指民间的灯彩。

她认为，朱泾花灯会的前身是金山地区的社火行街表演——金山调花灯。表演队伍由锣鼓队和调灯队两部分组成：锣鼓队开场，调灯队随后；调灯队一般由舞动火球的艺人开道，后面跟着手持各色花灯的花灯队，队员往往装扮成神话故事和戏曲人物，如张生、法海、许仙、白娘子、小青等，边舞边唱，不断变换队形。

毕旭玲介绍，社火行街表演早在南宋就是江南常见的节日歌舞形式，尤盛于经济发达的市镇。金山历史上因水路便利、物产丰富，涌现出朱泾、枫泾、张堰、亭林等一批名镇，社火行街就在这些古镇及周边保存下来。在漫长的演变中，金山调花灯既是四时八节的娱乐项目，也与民间信仰结合，成为迎神赛会中必不可少的项目——并在此过程中扩大影响，传承转变为朱泾花灯会。

恢复之后是铺开。朱泾二小是最早的样本。这所学校把花灯做成特色教育，后来被评为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马刚是该校的外聘老师。有一年，学校一次就做了五十个串马灯，五十个小朋友参加，“要吹哨子的”。

村居一级的队伍也在恢复。以前大茫村、新泾村、待泾村，都有舞龙队和花灯队——高曙辉强调，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政府是牵头引导、搭平台”。现在朱泾三十二个村居、五十余支表演队，上元、中元、中秋、国庆、春节等四时八节里，最忙的时候队伍要比上班还忙。

当代的朱泾花灯节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朱泾的串马灯队和花灯队登上了世博会的舞台，在中华馆前演了一台节目。马刚记得那年“外国人拉着我们”合影，有人把马灯套在自己身上。

2010年，朱泾的串马灯队和花灯队登上上海世博会的舞台

4  传统

2018年，“朱泾花灯节”升级为“朱泾花灯文旅嘉年华”。而今年中秋，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金山分会场暨 2026“朱泾花灯”文旅嘉年华开幕式将在东林广场举行。活动从9月25日持续到10月7日：亮灯、巡游、集市、游园、赏月，其中有一场中秋拜月仪式。

马刚参与了今年主灯的设计——一座以朱泾“六香”为主题的灯组，由他的徒弟殷俊飞制作。“他拿出样品和我讨论了好几趟。”小样在他那儿，两人研究了很久。

高曙辉提出的“六香”指的是花香、书香、诗香、禅香、稻香、果香，对应朱泾的花海、书画传统、船子诗词、东林文化、万亩良田与几样拿过奖的瓜果。他特意提到，这一次把“东林香市”的概念重新展现出来——“原来搞庙会就是老百姓摇着船进城的”，来赶集，来逛香市。

香市是有来历的。嘉庆《朱泾志》载：“八月初一日，东林寺开香市，寺中货卖杂物，列肆而居。至中秋前后，四方男妇填街塞巷，杂还而来，佛殿几无容足之区，直至九月杪方止。”王群韬说，朱泾镇东林寺的秋香市从八月初一开到九月底，高潮正在中秋前后。此外，朱泾民间本有“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烧夜香候月，俗以月饼相饷”的传统。在他看来，朱泾中秋灯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正是明清东林寺八月香市的传统，与朱泾民间中秋烧夜香的习俗相结合。

王群韬把这个发展演变过程称为“节庆文化空间的持续性重构”。在他看来，朱泾花灯会作为一种节庆文化空间（乃至如今的文旅空间）被持续重构，“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相关历史记忆来恢复传统形态，而是在传承中有创新，在重构中有传承”。

毕旭玲认为，朱泾花灯会能传承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民众的客观需要和喜爱，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则在于组织成本。她表示，灯队是一种农村地区常见的半专业性的表演组织，忙时务农，闲时表演。参演人员可以从表演中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们的表演积极性，也是灯会表演在传统农业社会能不断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灯队以家族成员为主，各村自组表演队的形式，将花灯表演与家族、村落的集体荣誉感紧密相连。花灯演出由此成为各家族、村落花灯制作技艺和表演艺术的竞技场，不仅促进了花灯制作和表演技艺的提高，也推动了花灯表演活动的持续发展。

学者赵世瑜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指出，庙会这类活动不仅构成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一部分，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这一静一动，一平常一非常，正是我们的生活节奏。

无论晚清画报里的舞龙灯，还是五十年代穿在身上的串马灯，农家长辈以彩纸和竹子制作的手提灯，抑或是用上LED和程式控制光源的巨型主题花灯，它们的内核都是时间、社群和祈愿。而这种坚韧的内核，正是传统在变动不居的历史环境中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原因。

灯的模样变了，做灯的人换了几茬，办灯的名目也从“赛城隍”变成了“文旅嘉年华”。但一年里总有那么几个夜晚，这座古镇里的人还是要一起走到街上，看灯、舞灯、放灯、赛灯。

正如那句民谚所说：“忙做忙，莫忘朱泾赛城隍。”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群韬及朱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本文提供了史料及图片，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