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

9月19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柏拉图《理想国》新译本新书首发对谈在涵芬楼书店举行。本次活动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为主题，新译本译者、中山大学教授詹文杰与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董事顾青展开对谈，围绕《理想国》在世界知识谱系中的地位、正义问题的当代意义、百年汉译简史与新译本的翻译原则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对谈现场

“不读《理想国》，无以言西方”

活动伊始，顾青表示，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经典阅读，而《理想国》堪称西方文明知识体系中最具奠基性的文本之一。他请詹文杰从“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理想国》”这一核心问题谈起，说明该书在世界的知识谱系中所处的地位。

詹文杰指出，《理想国》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西方”。西方文明既有希腊的哲学源头，也有罗马的法律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并由此生发出近现代的科学、政治制度、教育与艺术体系；而希腊哲学正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柏拉图又在希腊哲学的奠基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要了解西方文明之所以为西方，就不能绕过柏拉图，正如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不能不读孔孟老庄。

詹文杰译《理想国》

顾青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类比：“它有点相当于要知道中国学问的话，《论语》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经典。《理想国》这个书就相当于孔夫子这个系列中《论语》的这个地位。”他进而引《论语》中“不学诗，无以言”来作比：“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说，是不学柏拉图很难对知识体系有正常的认识——‘不学柏拉图，无以言’的这个概念。”

詹文杰认为这个类比可以成立，但更关键的是《理想国》的“开端性”：“因为它作为古代奠基性、开端性文本，跟后来的很不一样。黑格尔、卢梭、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你在字里行间读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回应古代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柏拉图、没读过《理想国》，有时就错过了他在回应什么。”

顾青从出版人的角度补充道，商务印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强调经典阅读，正是要回到这些最基本的经典里：“任何新的创造都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它一定有传承。你现在要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一定要进入某种知识体系里，进入文明的基因里面，你的创造才有依据。”

詹文杰认为，经典的存续不在于它被供奉于图书馆或博物馆，而在于它仍被阅读、被谈论、被用来激发思想与指导生活。古代的思想基因，依然流淌在现代的教育、人文作品与日常对话之中。牛顿等科学家同样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古代的诸多思想与科学萌芽，早已作为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基因被现代社会所继承。因此，《理想国》不是一部死去的古籍，而是一部活着的经典。西方20世纪重要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整个欧洲哲学传统，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

对正义的探讨超越时空

针对“孔夫子没坐过飞机、柏拉图不懂计算机，古人为什么还能指导今天”的疑问，詹文杰辨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差异。他承认，自然科学的知识会随时代迭代淘汰，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但正义、善恶、好生活等伦理与政治问题，并不会因社会结构变迁而丧失意义。

公元前1世纪，庞贝古城出土的柏拉图学院马赛克。现藏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顾青问道：“这涉及到《理想国》里到底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话题。您刚才提到最重要的就是‘谈正义是什么’，它关于正义有什么特别经典的论述吗？”

詹文杰梳理了书中的层层追问：从“诚实守信、欠债还钱”的大众观念，到“帮助朋友、损害敌人”的战争视野，再到苏格拉底超越敌我立场的思辨——正义不会损害任何人，因为正义使人变得更好。这些探讨指向的是超越时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终极问题，而非某个时代的现成答案。

“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当代人为什么还要读柏拉图，因为他探讨的问题是穿越时空的、普世的。再回到《理想国》这个文本来说，值得我们去读它，就是因为它探讨了人类终极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在研究。但是，《理想国》里面谈论的相关问题，是不是现在就是终极的结论、拿出一个说你就应该这么办”，顾青总结道。

詹文杰坦言并非如此：“我们阅读《理想国》，并不是把它当成一套可直接套用的完美社会方案。”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构想，历史上也曾引发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猛烈批评，被指为极权主义的源头。但波普尔只是众多视角之一：也有人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恰恰可以反思现代性、纠偏启蒙以来的政治方案。《理想国》是一个复杂而开放的文本，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理想与现实，提示后人何为值得借鉴、何为需要警惕。

为何要重译这部经典？

顾青将话题引向新译本本身，抛出一个尖锐问题：“古希腊文本，尤其柏拉图，您为什么要重译呢？您是觉得此前我们翻译的作品不够好？还是觉得您自己独树一帜、开宗立派？”

詹文杰首先梳理了商务印书馆翻译这部著作的百年简史。1920年，吴献书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拉图著作在中国的首个完整中译本，也被视作柏拉图对话汉译的开端。吴献书创造性地将The Republic译为“理想国”（初版书名《柏拉图之理想国》），这一译名后来成为该书最通行的汉语名称。顾青补充了历史背景：“1920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类思想大规模涌入中国，尽快把西方经典文献推出中文译本，是当时知识界和商务印书馆下大力气干的一件工作。”

吴献书译《理想国》

1986年，郭斌和、张竹明译本出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中文流畅、通俗易懂而影响深远。2024年，商务又推出希汉对照版《理想国（政制）》，由溥林翻译，采用希腊文与中文对照排版，直接追溯原典。多版本重译，是学术积累与语言变迁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不同时代需要符合当代阅读习惯的语言；另一方面，学界对经典本身的认识不断深化，译者有条件依据更优秀的古希腊底本、借鉴多语种版本趋近原意。

溥林译《理想国（政制）》

顾青追问：“在翻译的时候，您有一个理念，叫‘语境优先，兼顾统一’，其实刚才这个希腊语的例子就是‘语境优先’的一个实践。”

詹文杰以希腊文“φυλάσσω”一词的处理为例解释了这一原则：该词在原文中可对应“保管、看管、防御、预防、守护”等多种汉语表达，若强行“一词一译”则中文佶屈聱牙，若分别译出又会遮蔽原文同源关系。经与编辑反复斟酌，他最终选择根据语境灵活处理，同时在万川学术平台上提供术语索引作为补偿。

哲学的事业永远在路上

谈及自己与柏拉图长达二十年的学术缘分，詹文杰笑称“有点想告别”——从博士阶段研究《智者篇》，到《泰阿泰德篇》《普罗泰戈拉篇》的译介，《理想国》是其最新的译著。他形容柏拉图既是严肃的理论家，又带有诗人的气质：柏拉图的学园以“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著称，其文本却充满修辞、神话与叙事的魅力。在詹文杰看来，柏拉图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值得长久相伴的导师。

顾青回应道：“詹老师谈论柏拉图的时候就像谈论他的一个家人——有时很理性，有时很快乐。柏拉图已经变成了您生命中、学术中就像家里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我们读经典的时候，特别希望大家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做一个能够进入你生命内部的文本。”

随后，顾青朗读了詹译本导言的结尾段落：

愿这本《理想国》能够陪伴读者进入柏拉图的哲学世界，愿苏格拉底的提问能够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愿两千四百年前的对话能够在今天继续展开。因为正义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什么是好生活永远值得追问，哲学的事业永远在路上。

【互动环节】

现场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新译本对汉语哲学界的可能影响。詹文杰表示，自己的目标很朴素——在准确度与可读性上较旧译有所提高，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切实帮助。“至于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不敢说这样大的话。”他坦言，译本的效果与命运终须交给读者与时间。

针对“中华文化能否在接受西方哲学与科学后更加茂盛”，詹文杰主张平等交流，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西方在译介老子、孙子兵法，中国学者也在向西方取经，文明互学本是常态。顾青补充说，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识字人口与阅读人口，西方经典进入中国后，柏拉图因而拥有了全球最多的读者群；中国也是翻译各国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图书市场与文化建设前景可期。他还以《全唐诗》现存近五万首为例，说明流传之不易：“唐代诗人绝不只是写了这不到五万首，只是今天能找到的才五万多首。”

活动最后，就读者“是否会推出详细导读”的提问，詹文杰回应，撰写覆盖全书的分章导读将是“一本书的规模”，可作为长期任务，并推荐读者参考余纪元等学者的既有导读文献。

互动环节结束后，现场读者拿着新书请詹文杰签名。他不仅签了名，还在书上盖下一枚印章，印文是一句出自《理想国》的希腊格言：χαλεπὰ τὰ καλά（美的事物是艰难的），出自《理想国》435c。这句话既是对读者的祝福，也是一种鼓励：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易，但正因如此，更值得追问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