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团解读宁波⑥｜商道即人道：从历史文脉读懂宁波人文经济

【编者按】

近两年来，澎湃新闻组织“长三角知名高校（机构）博士团”深入探寻宁波人文经济，从多学科视角解读宁波，形成专题成果。这些成果把甬商的信用观、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和绵延已久的教育传统等，放到今天的企业经营和城市发展中考察。澎湃新闻刊发这些研究成果，向海内外展示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运行中的信用、合作、创新和长期投入的宁波答案。

第六篇研究成果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艺恩完成。刘艺恩聚焦人文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以长时段历史视角梳理宁波经济与地域人文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海洋全球化为宏观背景，从浙东在地化儒学、甬商群体实践、乡土社会网络三大维度展开系统分析。刘艺恩研究认为，宁波人文经济的核心特质在于人文要素内生嵌入经济运行全过程，而非经济发展完成后的附加装饰。文化塑造着地方社会对财富、成功与人际关系的认知，规约商业行为的价值边界，这也是宁波成为共同富裕先行地的深层文化根基。

以下为刘艺恩研究成果摘选。

初到宁波，这座城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江河湖海”之齐备，二是文化底蕴之深厚。

在宁波，我不禁思索：为什么是浙江省被中央选定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省份？难道仅仅是因为浙江相对富裕吗？经济发达就一定意味着共同富裕吗？

水善利万物，是物质流通的承载；农业的风调雨顺，出海的顺风顺水，自然也离不开水。汇水、聚水的江河湖海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力量而存在，对宁波的经济人文有很大影响。

我试图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放大，在一个宏大的视角里去解读宁波的人文与经济。

随着对于宁波的深入了解，我把观察的焦点由关注宁波的产业基础和经济总量转移到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对于后者的思考，又使我把眼光拉回历史中，从历史的视角解读。宁波的人文经济，无论其思想还是实践，都不是在“现代”突然产生的，而是“顺流而下的历史的结构” (布罗代尔语) 在后世不断延续的结果，不去辨析这种历史结构，就难以理解宁波人文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实践的渊源何在、何以发生。

为了更好地解读宁波的人文经济，笔者从纷繁的材料中提炼出一套着眼于长时段的分析框架，即将海洋作为贯穿区域发展进程的长时段宏观背景，并选定三类社会人文性关键变量——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文化、富有拼搏精神与浓厚义利观的工商业群体、多重互嵌的社会关系网络。三者并非彼此并列，而是层层生成。经在地转化的儒家思想文化，塑造出适配宁波滨海商品经济的义利观，后者又规约本土民众的生产经营实践。依托海洋这一长时段要素，二者共同形塑了本地独特的社会关系结构。但若止步于此，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便是，儒家文化并非宁波独有，成熟的商帮传统、紧密的宗族社会网络在国内不少区域同样存在。为什么唯独在宁波，三者独特耦合，孕育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人文经济样态？带着这个疑问反复思量，笔者意识到，要从宁波独特的经济地理禀赋切入寻找答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既是面向远洋贸易的滨海门户，又深度依托江南富庶腹地，内陆农耕手工业根基与外向海洋贸易形成双向互构关系。这一复合型的海洋全球化长时段宏观背景，推动三类社会人文变量形成独特耦合关系。

江海融通：全球化与宁波人文经济

宁波是中国最早与全球化互动的地方之一，全球化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深度渗透这一地区。尽管在时段上，我更加关注明朝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对于宁波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影响宁波的。时空特征决定了，相较于内陆，宁波自古便具备面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地理条件。只不过在500年以前，外部因素对于宁波社会内部的发展变迁难以构成实质性影响，但始终刺激着宁波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想象，闯荡的精神与探索的欲望由此生发并刻进宁波人的文化基因里。

宁波（明州）在唐宋元时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宋代，宁波是高丽国使馆的所在地。明代，朱元璋立国后实行海禁政策，唯独将明州对外开放，并作为来自日本、朝鲜等使者的登岸地。由此，宁波成为朝贡体制下重要的朝贡贸易口岸，也是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战略窗口。明朝中后期，政府进一步实行海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宁波与世隔绝，反而在这一时期，这一区域恰恰成为中国与全球化互动最为密切的区域，以至于曾经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全球化与宁波的互动首先体现在正向的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瓷器、茶叶、棉布等商品开始大量向外出口。出口贸易对江浙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极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第二、大量黄金白银开始从外部流入，推进货币白银化进程，这些白银主要是从南美而来。第三、国际贸易也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民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工商业而非农业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至于当地的粮食供应需要从其他地方购入。第四、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温饱问题，还有助于社会富裕。这种富裕具有普遍性，不是几个富商大贾的兴旺，而是整个社会层面的相对富裕。这也造就了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市民文化也相应发展。

当然，全球化并不总是以商品贸易、物种交流等正面方式影响宁波，往往也以一种负面的互动方式影响着宁波。这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倭寇与“海盗”的问题上，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宁波是倭寇首要觊觎的地区，这给当时的宁波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海患”发生的外部时空背景则是日益成形的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网络以及西方的殖民经济体系蔓延至东亚。这实际上可以看作全球化浪潮对闭关锁国体制形成的一种外部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宁波这片土地最先感知外部世界变局的一种历史反应。

殖民者也早早地认识到了宁波的战略地位。宁波是当时经济中心的重要门户，控制宁波就控制了帝国的财富中心，也可以通过浙东运河进入大运河，深入内陆，控制南北动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宁波会拥有更为复杂的历史。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者最初并非要求清政府割取香港，而是盯上了舟山群岛这一极具战略性的地区。清政府自然也清楚该地区的战略意义，拒绝割让舟山一带，而以处于边陲的香港岛加以替代。作为折中方案，宁波成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这成为宁波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宁波人并未对开埠这种变局感到怯生，第一代宁波帮迅速沿着条约口岸网络走向东亚、走向世界。

海洋既带来贸易机遇，也带来风浪与生存风险。在这样反复激荡的全球化环境之中，宁波人也需要一套适配自身生存处境的价值伦理，来回答经商求利时如何安放道义、如何定义人生价值的时代命题。这就要回到扎根于这片滨海土地上、经过海洋现实重塑的儒家思想。

文化铸魂：浙东儒学的新工商理念与义利观

全球化并不会自动带来宁波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丰富的人文气息。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宁波人的精神与文化中寻求答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新教伦理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揭示了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深层关联。韦伯讨论过社会伦理如何塑造经济行为，以新教伦理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而宁波的案例提供了另一重参照，驱动商业精神的并非外来宗教，而是儒家思想在海洋环境下完成的在地转化。内陆的儒家安土重迁、以农为本，把商人排在四民之末；而在这片以海为生的土地上，儒家必须回答一个内陆儒者不必面对的问题——依海谋生、以商立业的民众，在儒学体系之中何以自出？浙东学人给出的回答，构成了宁波人文经济最深层的思想底色。

宁波极具人文魅力，人文大家数不胜数，可谓是群星璀璨，生生不息。在调研中，我深度了解了高中时期便已熟知的两位大思想家：王阳明和黄宗羲。在宁波，我深刻认识到儒家文化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是可以与现代经济、地方特色相融合，协调发展的。儒家经济思想本身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内涵，或许能够为今天物质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多的灵魂支撑。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经济模式和观念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伦理乃至政治层面的挑战，以至于今天是一个道义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需要找回经济发展的道德责任感，让经济发展与道德情操协同并进。

经济和人文的关系是从古至今的思想家不断思考的问题。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中，文化面临的一个任务是打造经济伦理观，解释经济应该为谁而发展，应该如何发展，经济与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伦理观？这个问题在王阳明和黄宗羲那里得到了初步的尝试性回答，尽管在当时难以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但这种以民为导向的经济伦理观却能够在浙东地区生根发芽。

明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王阳明把工商放到与士农平等的地位。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王阳明更是在《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王阳明这一思想的形成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既是对工商业高度发展繁荣、市民阶层广泛兴起的认识审视，也反过来推动浙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挑战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同时，他对那些为奢侈迷信服务的商业又主张加以禁止，认为“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娼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黄宗羲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所谓“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论上论证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从而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此外，黄宗羲还批判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在长久兴盛的工商业传统与本土“工商皆本”思想的浸润之下，民营经济始终是宁波经济最富活力的构成主体。

阳明学派和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与民本思想证明，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可以与时俱进，作为一种伦理，能够从哲学高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王阳明和黄宗羲的思想并非天才的构想，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的反映。这里需要追问一句，为什么“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这类命题偏偏在浙东提出，而非在儒学更为正统的中原或齐鲁？答案恐怕正在于这片土地的谋生方式。当一个地区的粮食需要从外地购入时，当无数家庭的生计系于出海的商船时，“重农抑商”就不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条与生存现实全然抵触的教条。固守单一农耕本位的传统伦理，无法解释滨海百姓依靠商贸安身立命的现实，更无法容纳庞大工商业群体的社会价值。

思想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教条与现实冲突最剧烈的地方。当通行千年的正统价值体系无法回应一地人群真实的生存需求时，理论革新的土壤便已然成熟。浙东儒者能够跳出中原儒学固有的认知边界，说出“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正是因为山海之间，世代依靠商贸谋生的普通人本就是他们朝夕所见的现实，生存的真实图景倒逼儒学挣脱刻板桎梏，生长出适配滨海商贸文明的全新思想内涵。

士大夫阶层完成的理论革新，并未止步于书卷论辩，更持续浸润民间社会，重塑区域大众的价值取向。在“工商皆本”“四民同道”的价值氛围滋养下，轻视商业、鄙夷商贾的传统偏见在浙东逐步消解，弃儒经商在明清浙东地区发展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明代有方麟、清初有严修，皆为其例。士、商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构成了宁波独特人文经济长久发展的精神底色。

承接前文浙东学派突破传统儒学桎梏、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革新可以发现，明清之际的思想突破并非孤立出现。儒家延续千年的价值底色，从更深层次塑造了宁波独有的商业认知与义利体系，完成了从传统教条到滨海商业伦理的平稳过渡。

天下大同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本身就蕴含着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深刻塑造着中国人的底层文化思维。儒家对生存秩序的建构，不以个体主义为出发点，而是典型的关系本位、集体本位思维。人通过嵌入家族、乡里、社会的多重关系完成自我定位，在共生协作中寻求稳定的生存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以“和”“合”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其底层逻辑在于，个体力量有限，人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依托群体关系、依托集体秩序方可实现。

更深一层看，正是这种关系本位与整体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将工商行为从社会伦理中单独剥离的认知。在儒家价值体系中，经商从来不是纯粹、孤立的逐利营生，而是深度嵌入家族传承、乡邻道义与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实践。做生意与做人、谋利与立德，在逻辑上始终一体贯通。脱离人伦关系与道义意义的“纯粹商业”，在儒家视角中不仅难以长久，甚至算不上正当的生存之道。这套价值范式构筑了宁波人文经济最深厚的历史根基，也为近代以来宁波商人的家国情怀、信义营商埋下文化伏笔。

在这套价值体系熏陶下，宁波社会普遍形成了具有浓烈人文气息的成功观与财富观。工商逐利固然是行业天性，但若缺少人文伦理的约束，极易陷入单一算计与功利短视的误区。在浙东儒学的义利之辨中，义与利并非对立相克，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财富不仅是纯粹的物质形态，同时也包含社会认可与道义声望；脱离道义与人情支撑的物质积累，终究无法长久行稳致远。宁波人始终以人本取向诠释财富与成功的真正内涵，自觉以人文道义调和纯粹的商业逐利。

长期的思想浸润使宁波社会形成了重仁义、重德行、重文教的稳定社会风气。在宁波人的认知中，纵使家财万贯，若无道义修养与文化底蕴，依然难以获得社会真正认可。人们深知读书不只是求取功名、学习谋生技能，更是修习仁义、树立济世担当的路径。重视文教、培育子孙、传承家风成为宁波家族维系基业长青的核心路径。时至今日，崇尚文教依然是宁波最鲜明的城市特质，教育缺失会给家庭带来强烈的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坊间常有趣谈，宁波少有喧嚣的夜生活，许多家庭晚间皆以课业辅导、读书修身为主。虽是戏谑概括，却真实折射出宁波千年延续的崇学底色，而这份崇文之风，自始至终都和“以文载道、以义制利”的追求绑定在一起。

回望历史，天一阁屹立千年，藏书治学不只为文脉延续，更以典籍传承儒家仁义准则，为世代子弟树立立德修身的标尺；走马塘村文风鼎盛，七十六位进士走出乡土，入仕济世，践行义利并举的准则。进入近代，重学善学、心怀道义的城市特质被进一步放大，宁波先辈创造洋泾浜英语，主动学习外来商贸知识逐利兴业，却从未丢掉儒家信义底线，方能驰骋海内外、铸就商业传奇。文脉赓续至今，最终凝练成宁波最亮眼的当代文化名片——全市拥有一百多位宁波籍两院院士，数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列。院士身份固然是对个人专业学识、专业贡献的国家级认可，更深层是对其一生坚守家国道义、以学识回馈社会的道德印证。他们承袭了宁波千百年来“读书不只求立身，更要济世守仁义”的传统，是宁波千年崇文重义、义利并举人文底蕴最鲜活的当代印证。

根植儒家传统、升华于浙东学派革新思想的义利文化，代代沉淀、层层传承，最终塑造了宁波经商守义、崇文兴家、知行合一的城市基因，构筑了宁波经济有温度、有底蕴、可持续的独特人文内核。

经浙东儒学淬炼而成的义利思想，并未止步于书本理论，而是转化为宁波帮与当代甬商的现实行动。所谓义利兼济，并非以义否定求利，也不是逐利而抛弃道义。一方面尊重、鼓励勤劳创业得来的合法利益，依靠实业发展厚植民生根基，凭借产业与社会关系扶持乡邻、带动大众致富，是以利相济；另一方面坚守商业信义，弘扬家国道义，反哺故土社会，是以义相济。济民亦是济己，义与利互为支撑，共同践行经世济民的追求，铸就宁波共同富裕的实践典范。

宁波（商）帮：义利兼济的商界先行者

谈及宁波商人，我们常常会提到“宁波帮”与“甬商”两个概念。前文所阐释的浙东学派义利共生思想、人本取向的财富认知，并非停留在纸面的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指引宁波商人立身兴业的底层价值遵循。近代远赴海内外闯荡的宁波籍商人被统称为“宁波帮”，扎根宁波本土创新创业的当代企业家则被称作“甬商”，二者精神薪火相传，始终以义利合一为根本底色。“宁波帮”是与时俱进的商人群体，百余年间始终将个人事业、家族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绑定。当前海外宁波帮人士共计67.7万人，分布于159个国家和地区，深耕金融、贸易、科技等多元领域，其商业发展脉络最早可追溯至近代开埠之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借助开埠之利，宁波商人足迹几乎遍布天下，以“无宁不成市”而闻名遐迩。他们助推清末上海、天津、武汉等工商业兴起，也为二战后香港的经济繁荣奠定重要基础，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制度与世界对接，创下百余项中国工商业开创性成就：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第一家本土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日用化工厂、华兴保险公司等首批民族保险机构、首家华人创办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国内首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第一家味精厂、第一家国产灯泡厂等，奠定了宁波商人在近代民族工业中的先导地位。

宁波帮最鲜明的人文底色，是刻入商业行为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大义，堪称商界义利合一的典范。这一特质，一方面根植于儒家义利观长久熏陶，另一方面源于海洋贸易的现实约束。远洋出海经商充满未知风险，远行商人的身家全系于彼此恪守的信义；故乡祠堂、族学、同乡会馆等，既是道义精神的寄托，更是跨地域商业网络赖以存续的制度纽带。由此可见，宁波人的乡土情谊不只是情感寄托，更是海洋商业模式稳定运转的内在要求，道义与生存在此互为支撑、彼此成全。百余年间，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籍商人，无论身处革命动荡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均以捐资兴学、投资实业、家乡基建等多元方式反哺国家、回馈故土。

儒家价值体系塑造了宁波帮完整的精神内核，既重视修身传家的家风建设，又坚持实业兴乡、造福民众，更怀揣深厚家国担当。邵逸夫曾坦言，“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么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这句话恰好印证本地共识——财富不只是纯粹的物质形态，更包含社会认可与道义声望，行善济世、教化乡里才是财富更高阶的价值载体。香港宁波帮代表李达三是典型的现代儒商，他曾谈及李光耀的治理理念带来的深刻启发，“新加坡经济起飞阶段，李光耀专门延聘汉学家宣讲中华道德观念……即便全力追求现代化发展，也不能抛弃传统道德文化根基。”这套认知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事准则，在牵头创立香港宁波同乡会时，他定下核心宗旨——“联络乡情，发扬互助合作精神；造福乡梓，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为香港的繁荣和祖国的富强作出应有的贡献”。船王包玉刚也曾直言，“身处国际化环境，生活方式、经营模式早已迭代，但商业道德的传统准则，依旧值得坚守。”《宁波帮》传记作家徐志耕曾总结道：“老一代的宁波帮，不论家庭境况如何，多少都读过一些孔夫子的书……事业成功以后，总是惦记着家乡，帮助着家乡，而且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近代宁波帮义利济世的精神代代传承，哺育着当代甬商群体。立足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承袭宁波帮精神内核的甬商群体，成为践行“先富带后富”的鲜明道德标杆。

当代甬商：薪火赓续下新时代的践行者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老一代宁波帮的拼搏精神与家国情怀不仅在子女身上得到了继承与接力，也深深激励了新一代甬商弄潮儿。相对于老一辈所面临的国破家贫的时代环境，新一代的甬商赶上了祖国崛起以及引领全球化的大潮，在日益昌盛的祖国的依托下，更加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地走向全世界，续写前辈们的辉煌。他们不甘心做追赶者，更愿意做时代的弄潮儿、方向的引领者、创新的开拓者。从服装业到零售业，再到互联网、新能源产业……丁磊、江南春、马建荣、沈国军、郑永刚、李如成、张静章为代表的卓越甬商秉持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搏击商海，闯出了网易、雅戈尔、杉杉、罗蒙、吉利、海天、奥克斯、博洋、金田等一批鼎鼎有名的“甬字号”品牌。宁波培育出一大批各细分赛道领军企业家，依托持续创新书写产业发展新传奇。以王一鸣、薛惊理、沈琦辉、尹霄敏为代表的主要由70后、80后组成的锋锐甬商展示了新生一代的锐意进取。希望他们在新时代新要求下，继续丰富甬商精神内涵，勇担社会责任，助力高质量发展。

除了响当当的行业龙头与业界领袖，中小企业战线的拼搏奋斗、求精务实、力争上游更彰显了甬商文化与精神的厚重。宁波以其众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而闻名。宁波已经连续八年稳居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最多的城市。在前人奠定的产业基础之上，宁波企业家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实业，在各自领域内不断创新，把产业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是甬商文化生生不息、精神永续传承的社会根基。众多中小企业如同幕后基石，支撑宁波产业走向全球，城市经济的发展活力、产业韧性与奋斗底色，皆蕴藏其中。龙头企业依托产业链资源帮扶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吸纳本地就业增收，生动诠释先富带动后富的时代内涵。

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既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继承，更是对大同思想的超越。依托深厚人文历史积淀，宁波在新时代肩负独特示范使命，成为共同富裕建设的先行样板。城市发展全程贯穿人文价值关怀，让经济发展摆脱纯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桎梏，始终保有浓厚人文气息、道德温度与人情底色。

宁波共同富裕的组织基因

浙江省素以民营经济发达而闻名，宁波市尤甚。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的核心内涵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参与主体层面，凸显人民主体性；二是覆盖范围层面，体现全民参与普遍性；三是分配格局层面，保障发展成果分配相对均衡。

截至2025年末，宁波全市在册各类经营主体145.4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56.9万家和83.7万户，合计占各类经营主体总量的96.7%。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占绝对多数，更构成宁波经济的主体，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9818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9.6%，全年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2.3%；民营企业进出口11337亿元，占全市进出口的77.9%。按全市常住人口测算，平均约每7位市民对应一户经营主体，市场经营密度位居全国城市前列，足见甬城大众创业氛围浓厚，民营经济根基扎实。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构成了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共同富裕是一项宏大系统的社会工程，尽管宏大，但不抽象，支撑共同富裕伟大工程需要有相互配套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制度资源。

浙江省在这四种资源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是浙江，而不是其他省份被选定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要原因。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能够很好地解释宁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条件构成。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情境下的人由于彼此间的关系纽带而以相似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既定的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和纽带，将社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社会行为。这套理论，恰好为我们理解宁波民营经济遍地开花、大众创业蓬勃兴起的现实，提供了有效的分析途径。社会网络既会连接起没有纽带关系的行动者，也会将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的关系网络。社会学家李强认为“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是以“己”或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的“小圈子社会”，这种小圈子社会在中国是最具生命力的“社会共同体”。立足这一社会底色，在社会分工持续拓展的现实驱动下，浙江很早就发育出网络化的社会关系结构。

明清以降，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分工日趋活跃，社会关系网络并未走向封闭，反而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通过姻缘、业缘、友缘等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关系网络。区域工商业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越密集，网络化协作水平越强，社会财富共享程度也随之提升。这种社会特征决定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靠创业者的单打独斗，而是靠一个个网络组成的经济协作体系、利益相关纽带与社会关系组织。网络关系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价值。不同网络之间普遍存在交叉，不同层次的网络之间也存在沟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结构，造就了浙江经济社会的组织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也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织依托。

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网络构成了共同富裕的重要组织基础。家庭内部互助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关系模式，“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金钱互助十分普遍。家庭中一个成员富裕起来了，父母会出面调节，让兄弟姐妹之间能够互相帮助”。除了家庭关系网络，家族和宗族关系在浙江社会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出海闯荡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事业，单个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差，这对于家族组织产生了巨大需求，避免海上遭遇不测便拖垮整个家庭。出于各种安全的需要，人们会将自己的事业嵌入家族网络之中。这造就了沿海一带“抱团”求生存的传统，“抱团”求生存的传统本身就蕴含着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

若借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上述关系网络的意义会更为清晰。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之中，虽不表现为货币或实物，却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经济收益——它降低了交易中的信任成本，缩短了信息传递的链条，也为初入商海者提供了最初的信用背书。帕特南在解释意大利南北地区的发展差异时便指出，经济绩效的悬殊难以单纯用资源禀赋来说明，社会资本的丰厚与否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变量。帕特南笔下的社会资本，并非遥远的域外经验，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中国地方的创业土壤。宁波的情形与此可以互参，这里的普通人之所以能够白手起家，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们拥有可资凭借的社会资本——同乡的引荐、同业的照拂、家族的兜底。这些都不是钱，却在关键时刻起着钱的作用。

网络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有助于信息、资源与创业机会的流动共享，更为创业者搭建起可靠的组织依托与人际桥梁。陈立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即建立在亲缘或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的、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特殊信任模式。特色产业群是以亲戚朋友、邻里同学等关系为纽带以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厂为基础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 ）”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在起始阶段一个村庄中一旦有人从事某种产业并产生了赚钱的效应这一信息会向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传播、扩散从而带动他人也来从事相同产业而其他人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进这一产业从事同一产业的人越来越多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关系为纽带的互助结构，在宁波并未走向封闭。开放包容本就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底色，网络因而始终处于不断延展、不断吸纳的状态——这也正是它能够持续支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宁波的共同富裕并非仅仅依靠政策推动或财富再分配，它同时有着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家庭、家族、乡邻、同业等构成的多重网络，既降低了普通人创业的门槛与风险，也让机会得以在网络中不断传递——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带动一片人的跟进。这正是“先富带后富”在宁波之所以能够自然发生的社会机理。它不是外部的号召，而是这套关系结构的内在运行方式。

后记

离开宁波前的那个傍晚，我又去看了看三江口。江水在这里汇合，再向东流入大海。

看着往来的船只，我想起此行之初的那个疑问：为什么是宁波？

现在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回答，因为在这里，经济从来不曾脱离人文而独自生长。天一阁的藏书楼与商船的码头并存，“中国进士第一村”与百年商帮同在，这并非偶然的并列，而是同一种文化逻辑的两面。在这里，商道要问是否“切于民用”，成功要看是否合乎仁义，财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实现更高人生追求的凭借。

这提示我们，人文不是在经济发展之后再补上人文的装饰，而是从一开始就让经济在人文的框架中生长。宁波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富裕的先行者，不是因为它先富起来然后开始讲道义，而是因为它致富的方式本身就内含着道义。

这也正是“人文经济”这一命题的要义所在——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庸，它塑造一个社会如何认识财富，定义人们对成功的理解、规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规定着这片土地何以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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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朱立春主编：《世界名著全知道》，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90页。

2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光明日报：《国家情怀“宁波帮”》，2018年11月14日01版。

4 宁波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2025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4月23日https://tjj.ningbo.gov.cn/col/col1229042825/art/2026/art_b2b660dd55464802bf39f27f4b

5 Mitchell J C.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J].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6 李强：《社会分层十五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154页。

7 陈立旭：《家族文化与浙江企业组织》，《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19页。

8 [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

9 张文满：《网络关系、创业 机会识别与创业决策》，《浙江工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10 陈立旭：《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