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团解读宁波⑦｜“宁波帮”两百年的创业精神、家国情怀、产业创新和未来发展

【编者按】

近两年来，澎湃新闻组织“长三角知名高校（机构）博士团”深入探寻宁波人文经济，从多学科视角解读宁波，形成专题成果。这些成果把甬商的信用观、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和绵延已久的教育传统等，放到今天的企业经营和城市发展中考察。澎湃新闻刊发这些研究成果，向海内外展示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运行中的信用、合作、创新和长期投入的宁波答案。

第七篇研究成果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杨秋怡和复旦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本科生尚旭康完成。这篇成果记述宁波商帮的诞生经过并在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塑造出家国一体、情理并重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地方企业家群体中最具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典范。两百多年来，“宁波帮”依靠创业精神、家国情怀与专业技能，在有序的传承中不仅得以延续，更能发扬光大，转化为推动产业进步的具体力量。

以下为杨秋怡、尚旭康研究成果摘选。

潮与岸：宁波人文经济两百年

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于东海之滨设“宁波府”。几百年来，东海潮水日复一日拍岸而来又奔涌而去，这座城市也在潮起潮落间渐渐成长。1844年，宁波老外滩开埠，成为继广州之后第二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并成为中国近代极具代表性的商帮发源地之一；金融业也蓬勃发展，早早开始融入这座城市的经济血脉，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开风气之先。

在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宁波孕育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涌现出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重工兴商，逐渐形成了心系祖国、步履四海的商人群体，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等爱国爱乡知名人士，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被称为“宁波帮”。“宁波帮”在国际商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也在国际商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今天，宁波仍然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宁波帮”是理解宁波发展时绕不开的线索。他们散时如潮水离岸奔涌四方，在上海、香港乃至全世界闯荡；聚时又如潮水拍岸般反哺家乡，在教育、实业、慈善等领域留下深远影响。

奔流到海，潮涌复回——这种“潮”与“岸”的关系贯穿了自清末开埠以来宁波人文经济的两百年历史，也为我们展望未来提供了一把钥匙。

一、从宁波到上海奔流到海：从工商皆本到近代商帮精神

宁波素有经商之风。浙东学派的“工商皆本”思想，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抹亮色。“工商皆本”由南宋事功学派陈亮、叶适等肇始，至明末清初由余姚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明确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强调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与农业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而非一概贬为末业——这一务实、重商的理念挑战了长期主导的“重农抑商”观念，深刻塑造了浙东乃至浙江地区的文化基因，为理解宁波地区经济活力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不过，“宁波帮”真正意义上的兴起自1843年始。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商品与资本大量涌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宁波在内的全国各地商人纷纷来到上海。各地商人自发聚集形成同乡会，其中“宁波帮”尤为突出。19世纪中期的上海各方势力纷杂，外国人、小刀会、清廷等矛盾不断。“宁波帮”互相提携、借力打力，逐渐成为上海滩最强大的商人团体。民间广为流传“无宁不成市”的说法，足见宁波商人在商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宁波帮”在时代浪潮中崛起，不仅成就了个人与家族的财富，更以集体的力量推动了中国城市商业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宁波商人逐步在上海崛起，期间涌现出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严信厚等一批声名显赫的代表人物。细读其生平，常可见相似的发展轨迹：少年时家境贫寒，前往上海当学徒；白日勤于工作，夜间自学不辍；此后自立门户，创办实业；不断拓展业务，由实业领域延伸至金融业；晚年则热衷公益，兴办学校、赈济灾民。

以叶澄衷为例，作为清末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慈善家和教育家，他是宁波商帮的杰出代表——叶澄衷少时以摇舢板为生，虽出身贫寒，后凭借诚信品格与经营智慧，逐步构建起横跨五金、火油、金融、航运、火柴、缫丝等多个行业的商业网络，被誉为“五金大王”；后又积极投身公益，兴办教育，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与金融、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再以严信厚为例，他作为清末宁波商帮的开山鼻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金融与实业发展的关键人物，凭借盐务、金融等起家，同时广泛投资实业，并推动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商会组织，其生涯集中体现了宁波商帮由传统商人向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型。

在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中，不仅诞生了今日仍为人熟知的商业巨擘，也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不仅承载着今日仍为人熟知的商业巨擘们的传奇，也见证并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这些宁波商人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逆境崛起的传奇，更是“人文经济”理念的生动注脚。他们用诚信、勤勉和创新精神书写了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群体画像，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开放、多元与进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宁波帮”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体现在勤奋刻苦和诚信经营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社会公共事业的热忱、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创新的追求上。正是这种人文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人文经济”特质，使宁波商人在近代中国众多商帮中独树一帜。不同于传统商人将财富主要用于置办田产和修建祠堂，“宁波帮”在致富之后多将资本投向新兴产业。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本土企业对外来资本的竞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62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顺记”五金号，后来发展为有“华人五金大王”之称的企业。1882年，董秋根创办永昌机器厂，开创中国本土机器制造业的先河。20世纪初，在欧美轮船冲击下，沙船业日渐衰落。宁波商人迅速转向轮船运输业——虞洽卿等人创办宁绍商轮公司。据《上海的发端》等资料统计，自清末至1930年间，在沪35种民营行业（航运、化工、染织、毛纺、水泥、仪器、灯泡、电表、钟表、五金、医药、印刷、烟草、南货、西服等等）的“沪上第一”，均由“宁波帮”企业家首创。

在实业基础之上，宁波商人还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推动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先驱力量。

早在清道光年间，宁波钱庄业便首创了“过账制度”这一金融结算方式，其核心在于利用信用记账完成交易各方之间的资金划转，从而大幅减少现银搬运的风险与不便。宁波钱庄业通过一套严密的层级体系（分为“大同行”、“小同行”与“现兑庄”）和以“过账簿”为代表的信用工具，实现了高效的非现金结算。商户之间的款项往来，只需在开户钱庄的账簿上进行登记，各钱庄每日晚间会汇总账目，通过“汇划总会”或同业场所轧差清算应收应付的差额。

这种做法本质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同业信用的早期票据交换体系，与英国伦敦于1833年成立的票据交换所在时间上大致相同，而比纽约、巴黎、大阪、柏林等城市的票据交换所则要早得多，彰显了宁波金融的先发性。过账制度也为宁波商帮后来迅速融入并主导近代银行、证券等新式金融业奠定了基础。

当时间来到十九世纪末时，宁波商人已敏锐地察觉到传统钱庄将被现代银行取代，于是他们开始向现代金融领域拓展，其中的典型代表的是1897年成立的通商银行和1908年成立的四明银行。1897年，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虞洽卿等宁波商人在盛宣怀的带领下共同成立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引入股份制、复式簿记与票据贴现等西式银行制度，开创了中资银行制度现代化的先河。

1908年，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十位宁波商人在上海建立四明银行，这是我国近代史上首个民营银行，为民间资本与现代金融结合探索了路径。虞洽卿的家族在宁波近现代经济史上影响深远。到了当代，其后代依然延续着金融和人文经济的传承。近年虞洽卿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和推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建设，不仅投资兴学，也通过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资本，促进家乡教育与经济的共同繁荣，成为“商以兴邦、德以立身”的现代典范。

除了创办银行，“宁波帮”在银楼行业也占据一席之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声名显赫的九大银楼中，多由宁波人开设，其中尤以“老凤祥”至今仍为人耳熟能详。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回忆，抗战时期，新四军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药品短缺。为筹措医疗物资，有人秘密将一批银元和金器送至朴老手中，希望他设法兑换成现金。然而，当时市面惶惶，金银无法公开流通，多数银楼避之不及，唯有老凤祥挺身而出，冒险接收并兑换现钞，为抗战贡献了关键一力。老凤祥这个名字，也由此深深铭刻在赵朴初的记忆中。这不仅是宁波商人义利兼顾、勇于担当的真实写照，更是人文经济精神在家国危难时刻的生动体现。

在功成名就之后，宁波商人大力推动慈善事业。叶澄衷热心办学，其所创办的“澄衷学堂”的最早一批学生包括胡适、竺可桢等人。虞洽卿长期参与红十字事业，多次在灾难中慷慨捐助，淞沪抗战时更以个人资产救济难民，被称为“输财报国”。宁波商人为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胜枚举。这一系列善举，既彰显了宁波商帮将财富回馈社会、以己之力报效国家的高尚追求，也深刻诠释了经济行为与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有机统一。

在当时的宁波本地，虽然规模远不及上海滩风起云涌，但也有独特的发展脉络。1844年宁波老外滩开埠后，欧美商船云集三江口，商业气氛迅速升温。借由“宁波帮”深厚的航运、侨汇网络，宁波本地钱庄率先尝试“汇兑通洋”业务，弥补上海汇丰、花旗在小额银元兑换上的空缺。19世纪末，宁波商人合资创办“通惠轮船公司”“同春纱厂”，引入蒸汽机与纺织设备，实现由商贸向轻工业的初步转型。正是这些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创新实践，为宁波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和金融基础，也为后来的“人文经济”持续成长创造了肥沃土壤。

19世纪中叶的甬江入海口明信片，该明信片收录于“宁波帮”博物馆2023年出版的图录中。

二、从中国到世界汇通寰宇：从拓海立业到家国大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鉴于国内动荡不宁的社会经济环境，大批原在大陆有相当基础的宁波商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香港、台湾地区，或以香港、台湾地区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香港、台湾地区占人数的80%左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帮”在大陆的私营企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转而走向海外。不过，在“知行合一”为代表的阳明文化和“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浙东文化的浸润中，家国情怀深深根植在“宁波帮”心中，每当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总会作出正确选择。从此，“宁波帮”的舞台由中国变为全世界。面对这一历史的转折，“宁波帮”不仅完成了空间意义上的“迁徙”，更将是宁波人精神气质与经商智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生根，同时，亦不忘家国大义。

香港是二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商人已活跃在香港工商界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末，旅港宁波人已达10余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子、社会名流和社团首领，如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贸发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等。1990年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上，宁波商人(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占了3席。他们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与香港的繁荣密不可分。

台湾也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相对集中的地区。早在1947年，叶启发、应昌期等旅台宁波人就在台北发起成立台北市宁波同乡会。战后台湾经济一片凋零，旅台宁波人利用特有的人脉优势，积极参与台湾重建工作。正是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的过程中，“宁波帮”不仅完成了商业资本的全球布局，更以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赢得了广泛尊重，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商界树立了崭新的“中国企业家”形象。

近代台北宁波同乡会会旗，现藏于“宁波帮”博物馆。

除香港、台湾地区外，“宁波帮”的脚步也远涉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宁波商人以五金、灯具等传统行业起家，逐步拓展至制造、航运和投资等领域，构筑起广泛的商贸网络。如胡嘉烈在新加坡创建立兴集团，活跃于东南亚多个国家。日本方面再如，张济民明战后赴日创业，创立日独药品株式会社日独药品公司，后改组为日本先灵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外资制药企业之一，亦一度是日本当地最大的华人企业。到欧美亦有宁波商人活跃，如70年代，张济民转而赴美投资，后在旧金山湾区从事地产与传媒事业，有“旧金山湾区地产大王”之称，张氏父子还曾创办华声电视台，积极宣传中国，多次组织加州议员及商业领袖来华访问，相继促成了上海与旧金山、加州与江苏、内蒙古等地的友好关系，大大地促进并推动了中美交流。

尽管身处他乡，“宁波帮”人士始终情牵故土，也会在国家和家乡需要之时挺身而出。开国大典上，盛丕华、包达三、蒉延芳等“宁波帮”人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么多人能获此殊荣，是因为“宁波帮”在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期间，旅港实业家王宽诚带头响应号召，率先捐献购买一架飞机支援祖国防务，并认购等值于2000两黄金的爱国公债。此后，王宽诚在60年代初于宁波捐资创办中小学各一所，还捐资助建宁波华侨饭店。侨居新加坡的蒋卓甫也于1964年在慈溪创办蒋家小学。宁波不少人还以热忱的政治参与其他方式积极投身于国家治理与发展进程直接参与新中国建设。以王宽诚为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职务，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例如王宽诚自20世纪70年代起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职务，积极建言献策；他还参与了香港回归前的关键谈判和《基本法》起草工作，表现出爱国爱港、无私奉献的精神。“宁波帮”这一代侨商虽然身在境外，却以不同方式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由世界回中国潮涌归岸：从赤子反哺到新帆竞发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的经济建设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线，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与国防布局影响，未能充分发挥区位与资源优势，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未能摆脱停滞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宁波迅速从沉寂中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开发开放的重要地区与前沿阵地。这一转变的背后凝聚着宁波侨商对家乡发展的倾力支持——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曹光彪敢为人先，这一年他赴北京考察后，即决定投入巨资在广东珠海创办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这家工厂于当年11月破土动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由港商开办的工厂。曹光彪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后率先赴内地投资的港资企业家。此后，各类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涌现，拉开了中国利用外资、对接国际市场的序幕。作为“吃螃蟹第一人”，曹光彪深感欣慰，他坦言：“能够开办香洲毛纺厂，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进入80年代，越来越多的“宁波帮”实业家回到祖国内地寻找商机。包玉刚在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不忘关心家乡发展。他多次以“宁波大使”自居，奔走于宁波与北京之间，为宁波争取到沿海开放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政策支持而四处奔走。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宁波于1987年获批成为计划单列市，实现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的突破，这段佳话至今为宁波人所津津乐道。

宁波商人的回流，不仅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更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情怀。1984年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后，仅次年，旅外“宁波帮”人士向家乡捐资赠物就达到5700万元，较上一年激增37倍。

1985年，王宽诚怀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夙愿，拿出毕生积累的1亿美元巨资在香港成立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30多年来，该基金会在海峡两岸暨海外资助了超过万人次的中国学者深造。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引发众多“宁波帮”人士热烈响应，纷纷通过捐资、赠书、设备捐赠以及回乡讲学等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拳拳之心。

“宁波帮”回乡共创办企业近千家，其中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的企业逾百家。此外，他们积极穿针引线，引荐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企业家来甬投资合作，并大力推动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国际市场资源向宁波流动。得益于“宁波帮”的全力支持，1999年宁波地区生产总值已达1071亿元，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初步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当年“宁波发展不会慢、可以和大连展开竞赛”的殷切期望。资本、人才和情感的回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宁波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深刻展现了宁波商帮“饮水思源、反哺桑梓”的人文底色。正是这种家国一体、情理并重的文化传统，让“宁波帮”成为中国地方企业家群体中最具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典范。

除了侨商回乡投资外，改革开放之后的“宁波帮”的故事还有着另外一条线，那就是新一代宁波企业家的崛起。

1979年，在鄞县雅渡新村插队的李如成，从接手村办青春制衣厂开始，1990年创立雅戈尔品牌，1998年上市，之后其业务逐步从衬衫和西服拓展到地产、投资等领域。无独有偶，1989年，郑永刚接管已累计亏损逾千万元的甬港服装总厂，创立“杉杉”品牌，后在1996年上市，成为中国服装第一股，之后逐步启动战略转型，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拓展。将雅戈尔一步步做成了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和上市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宁波民营制造业企业在90年代也蓬勃发展，比如，如镇海出生的邱继宝从300元起步创业，发展出飞跃集团，成为全球知名的缝纫机生产企业；鄞县农家子弟郑坚江承包乡镇小厂起家，创立奥克斯集团，业务从电能表拓展到空调、医疗等领域——上述知名甬企皆跻身中国500强。这些新生代企业家传承了“宁波帮”敢闯敢干的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沃土上再续商业传奇。可以说，宁波企业家精神早已超越单纯的财富追求，而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创新变革、共建共享的城市文明基因。这一精神的代际延续，不断丰富着“人文经济”的内涵，也为中国本土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样本。

进入21世纪，宁波籍人士在科技领域大放异彩。互联网浪潮中，出生于宁波的丁磊在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跻身中国互联网巨头行列。此后，一批宁波籍的海归创业者活跃于全球IT产业：例如创立UT斯达康的陆弘亮、创建WebEx网络会议软件的朱敏、BEA系统联合创始人庄思浩等，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一现象深植于宁波人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精神底蕴。宁波商帮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学习并吸收全球前沿理念，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信息科技、新金融等新兴经济领域的快速转型。他们以开放包容、诚信合作、追求卓越的价值观贯穿创新创业始终，展现出卓越的与时俱进的转型能力，成为驱动中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奔流不息：当代宁波企业家精神续写新章

近年来，宁波经济呈现第二产业比重略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的趋势，逐渐向现代产业格局转型。具体来看，宁波传统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上连续多年居全国城市之首；同时，以智能制造、新材料、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尤其是数字经济方面，2025年1-11月，宁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1%，高于规上工业投资增速1.7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0.9%，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52.0%，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9.2%，均远高于全部投资增速，显示数字技术领域投资持续加码。2023年，宁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48%，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新技术逐步融入产业发展。宁波正在用创新驱动为传统产业赋能，积极塑造“制造之都”与“智造之城”的双重品牌。

对外贸易方面，宁波的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4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6%，连续10年保持增长。其中，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7%，占出口总额的58.2%，依旧是出口主力；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总额增长76.3%。宁波舟山港作为核心枢纽，202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4000万标准箱，稳居全球前三；国际航线网络日益密集，截至2025年底集装箱航线已达309条，连通性指数稳居全球前列，为贸易畅通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2023年，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28万亿元，其中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家用电器和汽车出口增长迅猛。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三。宁波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宁波的国际贸易和物流枢纽地位，跨境电商、离岸贸易和航运金融蓬勃发展。

这种“向海而兴、因港而盛”的格局，既延续了宁波开放包容的历史底蕴，也让宁波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宁波通过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开放创新，不断丰富着“人文经济”这一城市灵魂，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这正是宁波能够不断突破自我、引领未来的根本动力所在。

从进出口数据的稳步增长，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当前宁波经济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宏观指标上，更源自于“宁波帮”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当代宁波经济的活力，正是这一精神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延续与创新。新一代宁波企业家与海外乡贤承袭了老一辈“敢为天下先”“树高不忘根”的底色，并以产业协同、技术突围与全球链接为抓手，持续赋能家乡。当老一辈“宁波帮”渐渐淡出经营第一线时，“新宁波帮”接过了创业接力棒，新一批的行业领袖在全世界接续创造着一个个财富传奇。

然而，传奇的接续不仅需要精神的感召，更依赖于坚实而系统的代际传承。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逐渐年迈，一场大规模的代际交接正在宁波民企中悄然进行。根据调研，未来数年预计约有八成当地企业将完成交班，且绝大多数选择由家族内部接续。这批成长于市场经济、大多拥有良好教育背景与海外视野的“厂二代”，不仅肩负着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更承担着推动宁波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历史重任。在精神上，他们普遍强调对父辈诚信、务实、勤勉的企业文化与家国情怀的尊重与延续。

面对这场集中的代际传承大考，宁波逐步探索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宁波模式”，为民营企业基业长青提供了方法论、制度与生态的三重保障。在方法论上，有方太集团以“三三制”（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为代表的阶段性交班智慧，为两代人提供了清晰的权责过渡路径。在制度设计上，有华茂集团“分家不分产”的家族协议创新，有效确保了企业控制权的稳定与传承的平稳。在生态系统层面，政府积极引导，通过覆盖市、区、街道的“创二代”联谊会网络，为新生代企业家提供了组织化的学习、交流与支持平台，实现了“组织化传承”。这套系统性的组合机制，共同构成了宁波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坚实框架，让企业家精神在制度护航下生生不息。

这些系统性传承机制的探索与完善，最终服务于一个更深远的目标：让“宁波帮”的创业精神、家国情怀与专业技能，在有序的传承中不仅得以延续，更能发扬光大，转化为推动产业进步的具体力量。

在制度框架的保障下，“二代”企业家们正将所学转化为所用，推动着企业的实质性转型与升级。例如，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硕士学位的林森，在回到家族企业宁波东海集团后，将其金融分析能力与产业实践结合，主导引入了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计量监控系统，以提升传统水务运营的管理效率。拥有美国密苏里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的阮雪薇，在接班浙江宝成机械后，运用其专业背景，主导研发了智能环卫设备与远程监控系统，并成立科技公司探索环卫车辆的无人驾驶技术，推动产品向智能化发展并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依托自身的专业教育背景，在接班过程中自然地引入新技术与新管理方式，是宁波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演进中的一个缩影，亦绝非孤例。

当代“宁波帮”的家国情怀与技术创新正铸就“隐形冠军”。永新光学由“宁波帮”代表人物曹光彪于1997年出资设立，如今已成长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走出了三代人的技术报国路。企业秉承“为国造器”的信念，专注精密光学领域20余年，先后为“嫦娥”系列卫星提供多款光学镜头，并成功研制中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曹光彪之孙曹志欣也已扎根宁波创业十年，祖孙三代人以产业报国的方式，延续着“宁波帮”“实业兴邦”的家国情怀。

当代“宁波帮”还以代际传承和平台赋能链接全球资源。在商业与人文领域，他们通过多元方式反哺桑梓、凝聚乡谊。包玉刚长女包陪庆联合其他乡贤共同捐资建设“紫荆汇”，将其打造为联络长三角与珠三角人才、商机的重要平台；其子包文骏则创立“中国宁波一号”帆船队，以现代体育文化传播城市品牌，在帆船上印有“中国宁波”字样，展现新一代向世界推广家乡的崭新方式。在文教领域，先贤精神同样得到赓续。虞洽卿家族后人延续着“以商兴文、以文育人”的传统，近年来积极参与推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建设，通过投资兴学、引入先进理念与资源，促进家乡教育发展与经济繁荣，成为“商以兴邦、德以立身”的当代典范。

“宁波帮”精神也激励着无数从宁波走出去的年轻学生，学成之后用新理念、新技术回到家乡创新创业。剑桥大学工程学毕业的董雳，放弃海外高薪，回到宁波创立添宝五金有限公司，以国际化管理理念打造无缝化研发团队，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向智能化升级。陆琦在海外学习影视技术后，回国创立意美捷影视设备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影视摇臂与云台产品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国内行业标杆。牛津大学毕业生何旖莎，瞄准绿色能源赛道，在宁波创办联盛新能源集团，不仅将企业打造为分布式光伏领域的领军者，更与世界五百强法国ENGIE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展现了宁波青年创业者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他们的选择，标志着“宁波帮”精神从传统“商行天下”向“智行天下”的深刻演进。

精神不熄，与城共生。“宁波帮”精神从不止于血缘传承，更是一种开放共享、持续创新的文化生态。当代宁波在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开放创新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人文经济这一城市灵魂，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如今，在“知恩图报、知难而进、知书达礼、知善而迁”与“行必务实、行不懈怠、行而优雅、行路思源”的品格引领下，新老宁波人共同书写着“向海而兴、因港而盛”的当代篇章。这份人文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基因，正是当代宁波在全球产业链中始终保有韧性、活力与影响力的根本所在。

从“宁波帮”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一批企业创始人已经逐渐年迈，新一代宁波“厂二代”正陆续走向前台。据调研，未来数年内约八成当地企业将完成交班，而绝大多数选择由家族内部接续。这批成长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一代企业家，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不少人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这一代“厂二代”不仅承载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更肩负着宁波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历史重任。

在精神传承上，“厂二代”普遍强调对父辈创业精神的尊重与延续。他们继承了“宁波帮”一贯的诚信、务实、勤勉的企业文化和家国情怀。例如华茂集团董事长徐立勋秉持父亲“企业跟党走”“企业跟着教育走”的信条，将产业与教育紧密结合。与此同时，面对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浪潮，“厂二代”也展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创新能力。宁波东海仪表集团的林森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推进智慧水务布局；浙江宝成机械的阮雪薇改革管理流程，全面推行数字化办公；宁波如意科技的储江则以“5G+工业互联网”改造生产线，为传统工业注入新活力。他们不仅是宁波工业基因的传承者，更是“人文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者。通过对企业精神的坚守与对新技术的主动拥抱，“厂二代”们把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结合，为宁波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方向。“厂二代”们正以新理念、新技术为引擎，将宁波制造引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新阶段。这种代际交替与精神升华，不仅展现了宁波商帮自我革新的能力，更成为宁波城市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在交接与变革中，也有不变。宁波商人对实业的坚守贯穿始终，数十年如一日地深耕细作，造就了宁波在多个制造领域的技术高地。以舜宇光学为例，这家起步于余姚几间旧厂房的小厂，三十年来始终专注于光学镜头与影像系统的研发与制造，凭借对技术和品质的持续投入，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手机镜头供应商。这份对专业的执着与长期主义的实践，正是宁波实业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写照。

五、展望未来破浪出新：“新宁波帮”开创未来

回望近两百年历史，“宁波帮”始终是宁波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上海滩的实业先驱，到香港的工商巨擘，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与人才回流，“宁波帮”为宁波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深厚动力。但必须看到，随着全国各地开放格局的全面铺展、城市竞争格局的变化，“宁波帮”对本地发展的独特作用正在逐渐弱化。今天的宁波，不能也不应再过度依赖“宁波帮”这张金名片，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财富——注重实业、开放进取、家国情怀——而非一种资源依赖。

新时代下，宁波应进一步挖掘“人文经济”内涵，将“宁波帮”精神融入城市治理、企业文化与社会创新，设立人文经济发展基金，推动企业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深度合作。强化人文经济人才培养，打造具有宁波特色的工商教育联盟，为城市持续创新注入动力。下一步，宁波的发展更需从制度、环境、科技、人才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激发城市的内生动力与全球竞争力。“宁波帮”精神应与时俱进，突破地域与血缘的传统界限，转化为面向各地甬籍人才乃至全球甬籍人才与合作伙伴的开放平台，吸引更多具备创新能力、认同宁波价值、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宁波帮”，共同参与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

要加快提升产业原创力与全球话语权，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关键领域，推动本土企业建立自主标准，打造国际品牌。宁波还需聚焦教育、住房、生活服务等方面，不断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与友好度，打造既宜业又宜居的“创意之都”“人才之港”。依托宁波舟山港的独特优势，持续推进港口服务、离岸贸易、航运金融等战略布局，真正实现由“港口优势”向“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跃升。同时，要深挖“海定则波宁”的文化意象，融合海洋文明、商帮精神、民间公益与教育传统，塑造宁波独特的文化气质与城市叙事。除此以外，不可或缺的是，宁波应进一步强化国际交流合作，把握好自身优势，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产业链重塑进程，通过制度创新和开放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与国际资本。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制造与现代金融的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样板。

“宁波帮”曾是宁波走向世界的“潮”，而如今的宁波，更应学会借势潮涌，向新而行，以“开放、实业、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续写这座城市的下一个百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