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从逆境中奋起、在淬炼中成熟，一步步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概括：“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而长征同样是映照中国革命道路的试金石，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工农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踏上征程，沿途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爱国力量，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实现全民族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利用军阀矛盾，几度化险为夷

红军长征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的不统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指出，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蒋介石打着“剿共”的旗号，意图削弱各地军阀的势力，而地方军阀并不打算与红军硬碰硬，而是希望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党和红军充分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各派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纵横捭阖，不仅实现了战略转移，取得了万里长征的胜利，更是成为执行统战政策的伟大实践而载入了史册。

1934年9月，面对国民党中央军从北、西、东三面加紧进逼的严峻形势，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周恩来和朱德，打破了过去僵化的思想教条，秘密派代表同南线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谈判。陈济棠害怕蒋介石消灭红军后腾出手来对付他，于10月上旬同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停战协定：双方就地休战、互通物资，粤军让出粤北封锁线。不久，中央红军向西突围，粤军悄悄放开一个口子，在红军只从广东边缘通过的情况下，仅象征性地抵挡一下即刻后撤。由此，中央红军得以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由赣粤边界进抵湘南，这是长征开局最重要的统战成果。

此后，国民党军队又以重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当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之际，蒋介石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广西军阀白崇禧协同中央军在湘江之畔消灭工农红军。白崇禧却特别向下属关照：“硬打，没那么蠢。”急调桂系军队主力守卫进入广西腹地的关隘，百里湘江沿岸足足7天时间不设防。可惜的是，中央红军行动过于迟缓，还是受到了追赶而至的中央军和湘军的夹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渡过湘江。事后，聂荣臻同志中肯地评价说：“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湘江战役后，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决定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遵义地区，红军休整了半个月的时间，相对从容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领导地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充分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指挥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边界的赤水河附近往返作战，寻找间隙穿插驰骋。二渡赤水后，红军集中兵力打击贵州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却按兵不动，妄图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未曾料到，红军再度占领遵义，一举消灭了中央军两个师的大半，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把争取西北地方实力派作为工作重点。驻守在陕北的东北军，普遍思乡厌战，红军停止主动进攻，优待俘虏，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肤施秘密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情报互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与此同时，通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暗中联络杨虎城，双方约定“互不进攻、合作抗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秘密停战，逐渐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同盟，为西安事变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二、保护工商实业，结交开明士绅

长征途中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是统战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更高层面是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团结开明士绅和上层民主人士，因为他们也是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

土地革命早期，曾经执行过打击中小商人、排挤工商业者的“左”倾激进错误政策。在开辟井冈山、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逐步反思错误，不再没收中小商人、小作坊主的财产，对商业采取自由贸易，允许私营商业存在，对单纯的中小工商业者依法予以保护。红军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召开后，左倾错误路线得到进一步纠正，民族工商业者和中小商人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可以联合的力量。1935年3月，红军长征路过盛产美酒的茅台镇。由于缺医少药，战士们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土烧擦治脚伤。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造谣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酒池中洗脚，污染了茅台佳酿。其实，红军在茅台镇期间，就由总政治部以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的名义于3月16日发布《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指出：“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全体官兵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铁一般的纪律，这也正是共产党和红军能够赢得人民拥护、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而实现经济政策重要转向，切实保护民族工商业，也为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团结工商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污蔑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洗脚的谣传再度风传，工商界民主人士黄炎培愤然写下《茅台酒歌》一诗：“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由衷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敬佩。

周素园（1879—1958），贵州毕节人，早年创办进步报刊《黔报》，主导贵州辛亥革命，一度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民国成立之后，他看透军阀混战乱象，激流勇退，回乡隐居，潜心研读马列著作，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36年2月，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攻占毕节，城内达官显贵、地主富绅纷纷出逃，劝说周素园一同躲避，他断然拒绝说：“我不曾残害百姓，不必害怕红军。”红军入城后，王震登门拜访求教，邀请他牵头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坦言，自己研读马克思主义，认同红军抗日救亡的主张，愿意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依托自己在黔西北的声望，仅用10余天的时间就动员5000余名青年参加了救国军，并协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带动当地乡绅支援红军后勤粮草。不久，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考虑到周素园已年近花甲，计划拨付经费送他去香港休养，但周素园坚决要求跟随红军一同北上长征。途经云南之际，他亲笔致信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滇军参谋长孙渡，阐释红军北上抗日纲领，劝诫滇军避免内战、共御外侮。龙云自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采取“只追不堵”的策略，暗中让出通道，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长征路上，周素园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为指战员讲授近代历史、解读抗日时局，并向沿途的少数民族、地方乡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抵达陕北后，周素园受聘红军大学教员，在授课之余积极从事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同样高度评价周素园，称赞他“是我们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周素园

三、尊重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

薄复礼（1897—1993），瑞士籍基督教牧师，1922年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传教。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出于战时的高度警惕，羁留了薄复礼夫妇和另外一对外国传教士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位新西兰籍女性传教士埃米·布劳斯。经过甄别，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获释，身为女性的布劳斯小姐不久也获得了自由，只留下了薄复礼和海曼两人，希望能通过他们从教会方面获取一些急需的药品。尽管成了俘虏，红军官兵在自身缺衣少食的情况下尽可能对他们给予优待，并充分尊重传教士的宗教信仰，允许他们保留《圣经》，允许他们做礼拜。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份贵州地图，但地图上标注的外文却没人能看懂。薄复礼会英语、法语，在中国传教期间又学会了汉语，于是军团长萧克恳请这位外国传教士帮忙翻译。薄复礼对贵州的地名非常熟悉，地图上的文字又都是法文，于是很顺利地把所有的道路、村镇名字都准确地翻译了出来。经过这次的合作，薄复礼对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他们都是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萧克后来也回忆说：“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 后来，薄复礼和海曼随红军长征18个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部队领导萧克、王震多次与他们交谈，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方针政策。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1936年获释后，薄复礼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书中客观记述了一支纪律特别严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且又尊重宗教信仰的革命队伍——中国工农红军，这是第一部向世界正面介绍红军的外文著作。

1935年4月，红军主力进入贵州安顺少数民族地区，及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全军将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当地少数民族利益。与此同时，在贵州镇宁弄染寨，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订立反蒋反苛捐协定，这是红军与少数民族武装达成的第一个盟约。不久，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与西康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红军部队和平通过康巴藏区。1935年5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大凉山两百里彝区，成为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见红军不进经堂、不碰法器、秋毫无犯，主动约见朱德总司令。通过数次长谈，朱总司令向活佛阐明了红军北上抗日和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格达活佛深受感动，即刻动员当地寺庙送出青稞、豌豆等食粮，并召回逃山藏民，积极充当红军的向导和翻译。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来到云南中甸，即香格里拉地区，贺龙下令保护藏传佛寺，并致信宗教界高层阐明党的政策。双方实现互信之后，寺院喇嘛携带哈达、牛羊、青稞酒犒劳红军，并派藏民引路，帮助转运伤员。为此，贺龙亲访松赞林寺，专门赠送“兴盛番族”锦幛。

进入陕甘宁地区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35年9月，中革军委颁布《回民地区守则》，规定部队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在回民家里杀猪和吃猪肉。在岷县达麻子川乡旋窝村，毛泽东多次与清真寺阿訇丁振邦坐谈，临别时双方还互赠了礼物。不久，中央红军来到宁夏固原单家集，毛泽东等领导顾不上行军劳累，第一时间拜访了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促膝交谈，共叙情谊，并向在场的回族群众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36年，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来到徽县，不仅派兵保护清真寺，还帮助当地民众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进步阿訇参与其中。

回顾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其中近九成的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区，涉及瑶、苗、回、藏、裕固、东乡等10多个民族。每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同时宣传革命理论，帮助建立革命政权。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得以顺利通过这些地区，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四、高举抗日旗帜，赢得同情支持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15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不断膨胀，“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人士的共同目标和头等大事。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抗击日寇侵略的方针，长征从单纯的突围转移升级为抗日救亡的战略进军。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渠道，宣传长征的过程、长征的意义、长征的精神，取得了上层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宋庆龄于1933年9月在远东反战会议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指出：“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后，宋庆龄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她想尽一切办法从各种渠道探听红军长征的消息，继续支援和配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斗争。193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当宋庆龄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她异乎寻常地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香槟酒，右手拿着白兰地，兴奋地与路易·艾黎、黎雪等国际友人，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干杯。《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宋庆龄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奔走。1936年初，她委托董健吾牧师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当局愿意谈判合作抗日的音讯，打通了两党高层之间联系的渠道。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此时，宋庆龄在上海收到了毛泽东9月份从陕北给她的回信，表达了对这位民主人士的崇高敬意：“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董健吾题赠宋庆龄的陕西鱼骨化石

为配合军事行动，国民党当局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实行文化围剿。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后，鲁迅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地关注着红军长征的进程。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他每天都让许广平尽可能多地买回各种报纸，运用“正面文章反看法”从敌人的诬蔑和咒骂声中推测红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对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及不幸落入国民党囹圄中的红军将士，鲁迅更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援救和帮助。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不幸被俘，出于信任将狱中写下的文稿托人秘密转交鲁迅保存。当获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与茅盾联名给党中央发了贺信，全文刊登于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在贺信末尾他这样写道：“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尽管对这封贺信的一些细节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或许只是祝贺红军渡过黄河挥师东征，但是鲁迅先生关注红军、关注长征、支持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毋庸置疑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北上抗日大旗，突破土地革命前期单纯的军事反蒋思路，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更赢得了各阶层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支持。长征途中的统战实践证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套在战火中摸索成熟的经验，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根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民族大义、善于团结各方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