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目镜观｜任尔东西南北风：战火、利率与特朗普的边界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权力最危险的时刻，极少是它受到制约之时，而往往是它挣脱制约之后；一国货币的崩坏，也很少始于战败，而多半始于透支。

9月16日美联储的这次加息，让这一古老的逻辑再次浮出水面：一位在战争与人事上几乎不受约束的总统，面对美联储12比0的全票决议，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宣泄不满，别无他法。

美联储 资料图

问题不在利率，而在权力——这次加息首先不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共和国美国”在“民选皇帝”面前一次难得的坚守。

当华盛顿的政治时钟指向中期选举，利率便不再只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而成为检验美国制度自我约束能力的试金石。于是，最值得追问的，不是美联储下一次是否还会加息，而是这套让总统“说了不算”的制度从何而来、还能撑多久——以及，一旦它失守，美元秩序又将由谁来兜底。

加息的真正意义：当“民选皇帝”撞上独立央行

9月16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以12比0全票通过决议，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4.00%。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新任主席沃什履新后的第一次加息，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七周。

5月的“岚目镜观”曾分析，特朗普2.0正在把美国总统制推向“民选皇帝”的方向：国会在战争权力上主动让渡，内阁以忠诚取代纠错，最高法院在外交与军事领域保持克制。然而，这位在伊朗战事中几乎不受约束的总统，却无法左右美国的利率水平——既不能命令美联储降息托市，也无法阻止它在选前加息“降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逼迫美联储加息的，恰恰是特朗普自己点燃的战火。正如4月“岚目镜观”所预判，伊朗战事最致命的冲击终将以能源危机的形式回流美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令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非能源通胀也迟迟未见改善。美联储最新预测显示，今年通胀中值将达3.7%，要到2029年才能回到2%的目标。“帝国美国”在境外制造的动荡，最终要由“共和国美国”的制度来收拾残局。

沃什本是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选。今年2月，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若沃什有意加息，自己根本不会提名他。沃什6月履新后，前两次议息会议均维持利率不变，7月会议更出现了2016年以来首次三名票委同时投出反对票、主张加息的局面。在数据面前，沃什最终选择与委员会一道全票加息，并将其定性为一项“审慎、严肃、负责任的决定”。

特朗普的反应，恰是“岚目镜观”开栏以来反复讨论的“赢学”逻辑的又一次演绎。他公开表示美国利率“应当在1%或更低”，却并未直接指责自己亲选的主席，而是把责任推给“充满敌意”“过于政治化”的委员会，同时声称自己事先曾对沃什说：“你不如就跟着委员会投票，反正结果不会变。”当现实难以改变时，就改变叙事——在特式叙事中，失利可以被重新包装为掌控，主角永远不能被写成输家。

但这番叙事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特朗普公开承认事先与沃什讨论投票问题，本身就模糊了总统与联储主席之间的边界。一旦美联储未来某次选择暂停加息，外界便难免追问：这究竟是数据使然，还是总统“按了秤”？

美联储独立在哪儿：“政府之内”的三道防线

长期以来，舆论对美联储存在一个常见误区：不少声音将其视作脱离美国政府、不受任何公权力约束的私人金融霸权。这种误解并非空穴来风——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在法律形式上确由会员商业银行持股——但地区联储银行的“股权”既不能转让，也不附带控制权；而居于决策核心的联邦储备理事会，本身就是联邦政府机构。用美联储官方的说法，它是“在政府之内独立，而非独立于政府之外”（independent within the government, not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美联储的使命源自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作出的授权，即维护物价稳定与实现最大就业的“双重使命”；理事须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主席每半年须赴国会作证、接受质询。美联储的独立，是民主制度主动授权、严格限定、全程监督之下的操作自治，而非权力层面的超然独立。但在这一框架内，它仍筑起了三道其他联邦机构所不具备的防线。

首先，是人事防线。美联储理事任期长达14年，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与众议院的2年换届周期，且任期交错排布，每两年仅有一席到期。一届总统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渐进式地更替理事会成员，难以一次性全盘改组决策层。《联邦储备法》还规定，总统只能“因故”（for cause）免除理事职务。2025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房贷欺诈为由宣布解除理事库克的职务，开了美联储百余年历史上总统试图罢免在任理事的先河；今年6月，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特朗普暂时无权将其解职。

其次，是决策防线。利率由FOMC投票决定，12名票委由7名联储理事、纽约联储主席及4名轮值的地区联储主席组成，总统、财政部与白宫幕僚均无投票权，亦无否决权。此次加息落地后，白宫发言人公开称之为“令人遗憾的决定”，却也只能被动接受。

再次，是财务防线。美联储无需国会年度拨款，其运营资金来自所持国债等资产的利息收入及金融服务收费，盈余上缴财政部。这让国会无法借“断粮”干预货币政策。

也正因如此，在白宫可以用忠诚重组内阁掌握行政权的大背景下，美联储是少数仍需“慢慢换人”，无法被彻底掌控的权力机构。

“独立”从何而来：从1951年协议到“沃尔克时刻”

美联储今日的独立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历经多轮权力博弈，一步步淬炼的结果。

自1913年成立后的近四十年里，财政部长与货币监理署署长依法当然出任联储理事，直至1935年才退出。二战期间，美联储自1942年起应财政部要求将国债收益率钉在低位，货币政策完全服务于战争融资。战后通胀攀升，朝鲜战争更令物价失控风险陡增，杜鲁门政府坚持延续低利率钉住政策，美联储则坚决反对。这场冲突的结果，是1951年3月《财政部-美联储协议》（Treasury-Fed Accord）的达成，确立了一条延续至今的底层铁律：国家短期的财政与政治利益，必须让位于长期的货币稳定。

但一纸协议解决的只是合法性问题，并未消除市场对其“成色”的疑虑。1972年大选前，尼克松施压时任主席伯恩斯放松银根，随后便是整个70年代的通胀失控。1979年，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随即开启史无前例的激进紧缩，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逼近20%，失业率升破10%，愤怒的农民甚至开着拖拉机围堵华盛顿的联储大楼。但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将通胀从1980年近15%的高点压至80年代中期的3%-4%，终结了困扰美国十余年的“大通胀”。

法律赋予了美联储独立的权力，而沃尔克让全世界相信，这份权力“真·可用”。自此，美联储的独立不再只是一纸条文，而成为全球市场默认的制度信仰，也成为美元秩序最核心的无形资产。

民主为何需要“反多数”的刹车

厘清美联储的权力边界与历史沿革之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浮现：以多数民意和定期选举为核心的美国民主，为何要设立美联储、最高法院这类“反多数”机构，主动约束民选政府的短期权力？

答案在于民选政治与经济秩序之间天然的期限错配。总统四年、众议院两年的选举周期，使政客天然倾向于降息、扩张开支、减税等宽松手段，营造短期繁荣；但币值稳定、债务可持续与金融风险防控服从的是完全不同的长期逻辑——通胀累积、信用透支与债务泡沫往往要经过数年发酵才集中释放。倘若货币政策完全交由民选政治摆布，美国恐将陷入“选举周期宽松—通胀失控—被动紧缩—经济衰退”的循环，尼克松与伯恩斯的往事便是前车之鉴。

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恰恰懂得主动为自己设限。以牺牲即时政治收益为代价，为国家保全长期发展的选择空间。

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度浪漫化美联储手中的权力。这套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民选机构在赋予其独立权力的同时，搭建起民主合法性、专业自主性与公共问责性三者动态平衡的三角结构，使权力既有施展空间，又处处存在边界。美联储当下遭遇的政治施压，正是这一三角平衡遭到人为扰动的直接表现。

“赢学”之外：挤压美联储的另外三股力量

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施压并不只是个人风格使然。若要真正理解其中原委，还必须看到另外几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首先，是“选举美国”对“执政美国”的压倒。如“岚目镜观”年初所论，进入中期选举年，治理让位于动员，长期目标让位于短期胜负。经济与生活成本始终是共和党最难回避的软肋，而更高的利率意味着更贵的房贷、车贷与信用卡账单，直接冲击选民最切身的家庭账本。在选举逻辑下，任何收紧都是“政治负资产”，这正是白宫对加息格外敏感的原因。

其次，是财政压力对货币政策的天然牵引。联邦政府每年的国债付息支出已以万亿美元计，利率每上行一分，财政空间便收窄一分。高赤字的政府天然偏好低利率，这也是历史上财政部与美联储屡屡冲突的根源。当财政需求开始主导货币政策，经济学界称之为“财政主导”——而1951年协议要切断的，恰恰就是这条链条。

再次，是“MAGA美国”与“全球美国”的角力。3月“岚目镜观”曾谈到，在华盛顿暂居守势的“全球美国”并未消亡，它赖以维系影响力的，正是资本、专业共同体、跨国机构与规则制定能力。独立的央行，恰是这种尊崇规则、管控风险的政治气质在制度上最典型的体现；而美国右翼民粹对美联储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从“终结美联储”（End the Fed）的口号到对“华尔街精英”的愤怒，美联储始终是其眼中“深层政府”的象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美联储之争也是“全球美国”在华盛顿仍在坚守的少数阵地之一：特朗普可以亲手挑选联储主席，却无法挑选主席背后的那套专业共同体与市场纪律。

综上所述，美联储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是单一逻辑推动的结果，而是选举动机、财政约束与路线之争共同叠加的产物。

加息如何回流选情：共和党的两难

无论美联储下一步如何行动，这次加息都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而言，眼下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两难。

一方面，能源冲击推高的通胀，本身就是选民最切身的痛点。正如4月所论，此前共和党一直试图将经济疲软归咎于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但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共和党在舆论中越来越像这场能源危机的始作俑者，物价问题的“甩锅”空间正在迅速收窄。另一方面，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加息，又意味着房贷、车贷与信用卡利率进一步走高，选民的家庭账本从另一端再受挤压。通胀与加息，一个是战火的代价，一个是止火的代价，最终都要在11月的选票上结账。

在这种局面下，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无疑是白宫最顺手的叙事出口：把高利率归咎于“充满敌意”的委员会，就能把一部分经济不满从执政党身上转移出去。但这一招的代价同样清晰。攻击美联储或许能在叙事上转移责任，却可能在市场上抬高长端利率——越是施压，市场越要为政治干预的风险索取溢价，房贷等等也就会越贵。美联储的公信力一旦受损，短端利率或许能被压低，长端利率却未必听话，这恰恰是政治干预货币政策最常见的反噬方式。

目前来看，“岚目镜观”年初与4月的判断仍然成立：众议院易手的可能性极高，而参议院原本稳固的优势也正在被经济压力逐步侵蚀。加息本身未必改变大势，却可能决定共和党是“小败回调”，还是“全面失分”。

三种可能：美联储独立的未来路径

基于上述张力，美联储与白宫的关系未来大致存在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数据主导、继续紧缩。若能源冲击持续、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如点阵图所示再度加息。届时，白宫的施压大概率将从“批评委员会”升级为更直接的制度攻势，而沃什也将面临比9月更严峻的考验。

第二种，是人事渐进改组下的“静悄悄的政治化”。总统无法一次性改组理事会，却可以借每一次任期届满与人事更替，逐步改变FOMC的构成。这条路径不会带来戏剧性的冲突，却可能在数年之后让美联储的独立名存实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真正考验，并不在一次加息，而在未来数年的人事更替之中。

第三种，是市场纪律被迫介入。倘若美联储的独立最终被侵蚀，全球债券市场便会成为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金融界常说的“债券卫士”（bond vigilantes）。1993年，美债收益率的压力促使克林顿政府搁置中产减税与刺激计划、转向削减赤字，其竞选策士卡维尔由此留下“下辈子想投胎成债券市场”的名言；2022年，英国特拉斯政府的“迷你预算”引发英债暴跌，特拉斯上任仅49天即黯然下台；去年4月，“解放日”关税出台后美债遭遇抛售、长端收益率急升，也成为白宫随即宣布暂缓加征对等关税90天的重要推手。

政治人物可以修改法律、更换官员、操弄舆论，却无法命令市场以何种价格为美国的制度风险定价。

但无论哪一种路径，都指向同一个现实：沃什的主席任期将跨越2028年大选，美联储与白宫的边界之争，已不只是特朗普一人的问题，而将成为“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一道长期考题。

共和国的信用，帝国的根基

美联储与美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场博弈早已不只是美国内政。时至今日，美元仍是全球首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与投融资货币，大宗商品定价、跨境贸易清算与各国央行储备配置，依然与美元体系深度绑定。

在“共和国美国”与“帝国美国”的框架中，美元霸权无疑是帝国最锋利的工具之一：金融制裁、美元清算与资本市场的虹吸效应，构成了美国对外投射力量的重要支柱。但美元的全球信用，从来不单纯来自美国的经济体量与军事实力，更来自共和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相对独立的央行、稳定的货币规则、有效的市场约束与可预期的宏观秩序。“帝国美国”最锋利的金融武器，恰恰建立在“共和国美国”最克制的制度之上。

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全球大型资管机构，以及包括中国在内所有持有大额美元资产的主体，本质上都在参与一场“制度投票”。它们没有美国大选的投票权，却通过资产配置与币种选择，用真金白银为美国的制度信誉投票。所以，美元最大的竞争对手从来不是人民币或欧元，而是美国自身透支制度信誉、削弱自我约束的行为本身。3月我们曾谈到，在“掠夺性霸权”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盟友开始寻求稳定与对冲；而美联储独立性的每一次松动，都会让这种对冲从外交与安全领域进一步延伸到金融与货币领域。一旦帝国逻辑继续向内渗透、侵蚀美联储的独立，便无异于“帝国美国”亲手动摇自身的根基。

千磨万击还坚劲？

过去一年，“岚目镜观”先后讨论了“共和国美国”与“帝国美国”的背离、“执政美国”与“选举美国”的错位，以及“全球美国”与“MAGA美国”的角力。美联储恰好站在这三组裂痕的交汇点上：它是共和国制度的产物，是对冲选举周期的刹车，也是“全球美国”守护规则与信誉的最后堡垒之一。9月的这次加息表明，这副刹车仍在运转；而特朗普的反应同样表明，围绕它的博弈远未结束。

讽刺的是，半个世纪前，正是尼克松对美联储的一次选前施压，换来了整整十年的大通胀，最终要靠沃尔克以一场深度衰退来收拾残局。半个世纪后，又一位总统在战火与选票的双重压力下向美联储伸手——历史未必重演，却总在押韵。

真正危险的，不是美联储会不会在某一次议息会议上屈服，而是当央行独立被不断纳入“赢学”的叙事逻辑、被视为总统意志的障碍之后，美国会越来越习惯于用透支信用来换取眼前的胜利。

板桥咏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却也道破了坚劲的来由：“立根原在破岩中”。一套制度能否在风中挺立，从不取决于风有多大，而取决于根扎在哪里。美联储的根，扎在美国社会对自我约束的共识之中；而这份共识，恰恰是特朗普2.0正在消耗的东西。风还会更大，根还剩多深？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