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从吕彦直的辞职信说起：近代上海建筑设计洋行里的族群歧视与职场博弈

外滩有利大楼，茂旦洋行在六楼绿框内办公

美国建筑师茂飞（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的事务所，因设计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大屋顶”校舍以及西式风格的清华大学校园建筑，长期被视作中西文化交融的标杆范本备受赞誉。但撇开建筑史，作为一家执业上海租界的外商企业，它还具有一切公司的通病：内部职场博弈和人事纠葛，以及在特定年代外企职员与中国雇员之间的地位差异和族群歧视。对于这些方面，以往不被世人关注。

最近我在查阅耶鲁大学茂飞档案的时候，阅读到事务所内部的若干信件，从而接触到许多隐秘的角落，值得与大家分享。

绘制复旦鸟瞰图的周先生的离职信

1918年，茂飞租下外滩四号有利大楼六楼西北角的几间房间，开设茂飞丹纳事务所东方分部，中文名茂旦洋行。有利是外滩第一座主体采用钢框架的纯粹商务写字楼，在这里上班十分体面。

当年7月，茂飞承揽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园设计委托后，即布置绘图员周先生为未来勾勒出线条轮廓，福赛斯夫人用水彩进行渲染，从而形成最初的“复旦源”效果图。这位周先生在东方分部成立时即被聘用，大家熟悉的吕彦直，本年底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次年入职纽约本部，就资历论，周比吕彦直还要更老些。（在1919年1月、7月，1920年1月版The 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茂旦洋行职员名录中，都有Chow, Y. S. 的名字，1920年7月版消失。关于吕彦直入职纽约茂飞丹纳事务所，见卢洁峰：《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吕彦直》，南京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24，83-86页）

1919年12月25日茂旦洋行在《申报》上招聘华人绘图员广告，要求用英文信件报名。

1920年3月25日，周先生给正在上海的老板茂飞写了如下信件：

昨日上午与您分别后，我返回家中，心中深感遗憾——只因我与本洋行一位先生发生了一点分歧，便失去了您这样一位最好的雇主。

正因如此，我已向办公室的另一位先生提出交涉，要求他遵守上海的商业规则，因为他拒绝为我出具所需的资信证明。这份证明对我而言未必有多大用处，但我仍坚持要求依规办事，我自问并未对贵洋行做过任何错事。

您是我曾称赞过且乐于相见的绅士，这成为我唯一的顾虑，我绝不会让公众知晓这种毫无根据的冷酷行径，更不会让这种无端恶行被写进一位已黯然辞职的体面人的信中。

尊敬的先生，如果您认为合适，我现在恳请您亲自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写明我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贵洋行解雇，并将它交给我此刻派去的送信人。如果您认为此举不妥，我也绝对不会再来打扰，更不会有任何怨言，因为我了解贵洋行的规矩。关于这点，也请您将决定告知我派去的人。（《周先生致茂飞》，1920年3月5日，Box 1, 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MS 23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周先生致茂飞的信，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

信的署名是Y. Chow。按照《字林西报行名录》所载茂旦员工名单，其英文名是Chow, Y. S. ，在中文里是双名，即周××。Chow, Y. S. 最后出现在《行名录》1920年1月版，可与他3月离职相印证。他的中文全名，我没有找到适配的人物，对他的教育背景及后来的事业发展也全无了解，周先生留给后人的，目前仅有复旦校园的鸟瞰图和这封信函。

周先生和福赛斯夫人联手绘制的复旦校园规划

从信的内容看，涉及与外国同事的意见分歧，此时茂飞恰好在沪，周先生与他沟通无果，决定走人；亦可能被暗示劝退，给面子离职。他要求出具品行推荐函遭拒，遂直接投诉至茂飞。此信上方盖有茂旦洋行的两个印戳：“1920年3月25日收到”，“1920年3月25日回复”，估计茂飞立即处理了。

与周先生发生冲突的是分部负责人福赛斯（John Forsyth）和同事伯恩特（Francis Berndt）。由于仅见于一份信件，细节不详，难以区分是非曲直，但茂飞显然是站在洋人一边的。周先生心中愤怒，但措辞优雅，态度坚定。须知这是1920年，在外国建筑师事务所供职的华人职员极为稀少，他直面老板，克制而保留尊严，给我印象深刻。

吕彦直抒发胸襟的辞职信

我读过最犀利的辞职爽文，是吕彦直1922年3月3日写给茂飞的。

亲爱的茂飞先生：

我迟迟未回复您的两封来信与电报，还望您海涵。在收到您的电报前，我写过一封信，之后又写了一封，但都因种种差错未能寄出。您的最后一封信寄到时，我正卧病在床，如今才刚刚康复。

我写下此信并寄往您在这里的办公室，是希望在与您晤面之前，能更从容地解释我目前多少有些尴尬的处境。

在与哈沙得先生进行了不愉快的面谈后，我遗憾地决定离开您的事务所。他在信中召我回去时，并未提及加薪一事，而即便我有意返回，也已身不由己。

自回国以来，美国的朋友与同学向我提出了数个工作邀约，但因与您的约定，我均未接受。事实上，当初接受您的邀请前来上海办公室时，我并非没有犹豫。这点您或许已从哈姆林先生与麦吉尔先生处有所耳闻。

在东方分部任职期间，两位朋友邀我合伙执业，以信头所示的公司名称，开展建筑与工程业务——这家公司是他们数月前创办的。尽管前景可观，我当时却未能应允。但他们目前承接的项目规模已相当可观，人手需求极为迫切。若非与哈沙得先生发生了那次令我无法继续在您上海办公室工作的意外，我或许本就会向您提出辞职。

我未料到您有意让我长期留在您身边。我希望自己离开的决定是合理的：我相信独立执业能拓展我的价值边界，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除了我们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国建筑的目标外，当下还有一项任务——对抗那些泛滥的“买办式建筑”（其中不少出自自诩建筑师的外国人之手），它们正损毁着我们的大城市与乡野风貌。

我必须感谢您对我在事务所工作的肯定。我始终认为，能长期与您共事是我的幸运。在纽约办公室度过的岁月，是我美国生涯中最愉悦且收获颇丰的时光，那种融洽的氛围，恕我直言，在上海这个中外人士共事的环境里，似乎是缺失的。

要离开您在中国的项目，尤其是我极为投入的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我深感遗憾。不过建筑细部设计我已基本完成，但愿这些方案能顺利落地。若您在中国的项目仍需我的协助，我可以做出安排，我将十分乐意继续为您提供必要的服务。

感谢您过往的关照，盼望着不久能在上海与您相见。（《吕彦直致茂飞》，1922年3月3日，Box 1, 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MS 23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吕彦直致茂飞的辞职信，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

周先生离职后，吕彦直1921年从纽约本部被派回上海担任绘图员。那时候，与周先生关系不睦的福赛斯也被事务所辞退了，东方分部负责人换成哈沙得（Elliott Hazzard）——在当时，福赛斯、哈沙得都被上海人称作洋行“大班”。从信中看，吕彦直的离职，既有与哈沙得的矛盾和对未能增加薪水的不满，也有与朋友合伙创业的雄心。与周先生不同之处在于，吕彦直没有用委婉的词语来奉迎老板，而是平等从容地回顾了茂飞对他的培养关照，对尚未完工的金陵女大项目的不舍，和对独立执业的向往，甚至直抒胸襟地喊出“除了我们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国建筑的目标外，当下还有一项任务——对抗那些泛滥的‘买办式建筑’，它们正损毁着我们的大城市与乡野风貌”。此时，梁思成还在清华学校读书、为留美做准备，杨廷宝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大一，而不满二十八岁的吕彦直已经心怀天下。三年后，他设计出雄伟壮丽的中山陵，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师第一人。

茂飞、吕彦直

阅读吕彦直的辞职信，我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他特意使用了新单位东南建筑公司的信笺：“两位朋友邀我合伙执业，以信头所示的公司名称，开展建筑与工程业务。”这在一般与老东家和平分手的白领人士是回避的，但吕彦直毫不介意。“两位朋友”，即过养默和黄锡霖。过养默也是庚款二期派送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学的是土木工程；第二，他将没有答复茂飞给他发来挽留书信和电报的缘由，解释称“我写过一封信，之后又写了一封，但都因种种差错未能寄出”，然后又“卧病卧床”，显然是刻意回避；第三，这份信的寄信时间特意选在茂飞即将再抵上海的前夕，是希望他到沪后能够立即读到，以为彼此交谈做铺垫。全信读来，吕彦直显然更加自信，思路缜密，也更具有专业底气。

卓先生试图保留职位的恳求信

1924年2月25日，又有一位中国员工M. Y. Chuck向茂飞上书。Chuck先生也许姓卓或祝，他说自己被主管基斯（H. H. Keys）通知停职二周，并已将他的问题向纽约总部汇报。卓先生解释基斯指控他在上班时间承接外活，其实那是在事务所空闲之时，花费数小时为本所孙先生承接的中华民众公共会堂（Chinese Free Public Auditorium）绘制草图，这是个不计酬劳的公益项目。卓先生说他入职茂旦已近五年，能力得到锻炼，薪水也在增长，但基斯对他异常严苛，动辄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来指责。有时他身体不适迟到几分钟，或去年妹妹病重，因家事略有耽搁，便被扣除半小时薪水。卓先生在信中反指基斯本人对事务所新业务不上心，有时在办公室仅待上两三个小时，却报七小时甚至更多。基斯是哈沙得的密友，曾将他派往哈沙得的私人图房工作两周，他对此十分抵触。自那之后，基斯便处处针对他。卓先生表示，“我承认自己确有过错，但如果您能为我求情让我复职，我将感激不尽。相信您会在这种处境下施以援手。”（《M. Y. Chuck致茂飞》，1924年2月25日，Box 1, 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MS 23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哈沙得此时已在外面开办自己的事务所，茂旦的同事却为他调动洋行资源，这种撕开办公室内部秘密的举报也是一种反抗。外方主管对中国牛马有着生杀大权，中外职员地位明显是不平等的。卓先生入职时间很早，但级别很低，在历年《字林西报行名录》所载茂旦员工名录中，从来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敢于直接致信纽约老板，也是被逼急了。反正会被解雇，不妨鱼死网破，放手一搏。

卓先生致茂飞的信，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

此信的下文不得而知，但年内茂飞自己也退出合伙企业，卓先生此后湮没在岁月清冷的长河之中。

辞退福赛斯，洋人间的内斗

建筑师都是聪明人，夹杂着艺术家、工程师、生意人的多种特征。那年头，学建筑的中国人非常稀少。在洋行里，华人职员又低人一等，在凭技术、靠能力吃饭的表像之下，有歧视、有不公、有愤懑、有被迫辞职的无奈和为保住饭碗的哀求，也有主动辞职、反炒“鱿鱼”的硬刚。以上三信，揭示出洋行内部族群和阶层关系的内幕，是研究城市建筑史不能忽略的另一种侧面。

洋人之间，其实也存在野心、欲望、错综复杂的职场交易和冲突。

我们以茂旦洋行上海的首任负责人福赛斯为例。

约翰·邓肯·福赛斯是一位苏格兰裔建筑师，1887年7月23日出生，于1915年加入纽约的茂旦洋行，先担任绘图员，1917年8月与萨默维尔、亨利·麦吉尔一起晋升为建筑师和初级合伙人（Junior Partner）。

1918年东方分部成立时，他被派去主持，招兵买马，搭建机构。同时他陪同茂飞会见复旦大学李登辉，进行江湾校园规划。他还参与了福建协和、金陵女大、花旗银行上海和北京分行、大来大楼等项目的规划设计。

茂飞与他也滋生出矛盾。茂飞曾经十分不满地述说：

1919年11月我抵达上海时，福赛斯到码头接我，未做任何铺垫就直接下最后通牒：如果我不同意让他成为平等合伙人（Equal Partner），他就立刻辞职。这是赤裸裸的勒索，我甚至认真考虑过按他的意思让他滚回家（他已为全家订好了几天后开船的船票），但那样我就得留在上海，直到纽约选出接替他的人——这是我不愿面对的。所以我答应签署他的文件。从那一刻起，福赛斯在我这里就已经“死了”：他的举止变得粗野且傲慢，我终于看清了他一直伪装的真实面目。（《茂飞致加拉德》，1921年1月25日，Box 1, 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MS 23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福赛斯

正因为福赛斯在茂飞心中已经“死了”，此后怎么看他都不顺眼：认为他业务不行，作品难看，败坏了声誉；认为他擅自少收费、滥花钱、用人不当。别人也发现他与伯恩特搞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专制的体制，极大地破坏了所有上海员工的精神”（《丹纳、麦吉尔和哈姆林致茂飞》，1920年7月2日。转引自《筑业中国》，161页）。1920年下半年，茂飞与丹纳（Richard H.Dana,Jr.）、麦吉尔（Henry J. McGill）、哈姆林（Taibot F.Hamlin）等合伙人沟通，表达对他的不满。丹纳则觉得东方业务难以掌控，不如把事务所重心回归熟悉的北美。通过磋商，丹纳决定退出单干，茂飞与麦吉尔、哈姆林重组成新的有限合伙，将福赛斯辞退。

大家谋定而动，通知福赛斯返回美国，茂飞去上海掌控局面，丹纳主持谈话，麦吉尔和哈姆林在一旁“吃瓜”。

1921年年1月1日，茂飞夫妇和新任东方分部负责人哈沙得（Elliott Hazzard）夫妇及两个儿子同船抵达上海。（China Monthly Review，January，22，1921，p444）1月12日，福赛斯回到纽约总部。13日中午，丹纳约他午餐，席间就摊牌了。

依然是办公室政治的气氛。麦吉尔像个侦探，悄悄向茂飞写信密报：

我们此前数日极度紧张，满心恐惧他的到来，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他表现得极为顺从，甚至未涉及任何细节，因此无任何额外情况需要汇报。我们允许他用一整晚研读解散文件，次日一早他便表示愿意签署。财务事宜也已与他协商妥当。

福赛斯仅提出一个问题，涉及解散协议第2页的“A条款”。我们向他解释，他将获得1920年12月31日至此前最后一批账单期间的相应利润分成。丹纳先生要求尽快核算此项数据，他与福赛思先生均希望尽早得知结果。（《麦吉尔致茂飞》，1921年1月14日，Box 1，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MS 231，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后面的情节有点戏剧性，被解雇的福赛斯请求做丹纳的绘图员。麦吉尔写道，丹纳向我们解释，在敲定这项安排时，他明确告知福赛斯：“无意建立双方合伙关系，他随时可以终止福赛斯的服务，且所有设计事务将由他全权掌控。”麦吉尔说：

尽管表面上看这会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对抗我们的组合，但也暴露了事务所内部的明显裂痕，而非仅仅是一两位合伙人的退出。

福赛斯的状态与我记忆中他在上海时截然不同：在上海时他极少展露笑容，总是神情紧张、郁郁寡欢，极易动怒；如今他却和蔼可亲、面带微笑，显然心情愉悦。我想这背后的心理原因不难解释——他此前将工作视为沉重负担，而如今的轻松正是源于这份负担的解除。他对此事看得十分通透，认为即便此刻不发生决裂，日后也终会如此。（《麦吉尔致茂飞》，1921年1月17日。Box 1，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MS 231，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若看到老板们的这种算计和福赛斯的下场，周先生也许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恶气。

从重组到退伙，各家都有难念的经

于是茂飞丹纳事务所（Murphy & Dana）解散，重组成茂飞、麦吉尔和哈姆林事务所（Murphy，McGill & Hamlin），中文名仍叫茂旦洋行。一个“旦”字，留住了一段已然破碎的过往。

这场白人圈层的权斗，换了主人，却没能吹散办公室里僵硬的风气，旧矛盾消散，新隔阂却又生根发芽。

上海的新负责人是哈沙得。他初来上海之时，茂旦洋行还是攥着一手好牌——茂飞、福赛斯前期开发了大量项目。以下是他们先后接手过的工程（这是茂旦洋行的测算，未必与最终决算相符）：

数据来自《1927年1月19日茂飞事务所海外项目精选清单》，Box 1，Folder 23，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MS 231，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可是这些精英们的台前幕后活动，使得刚刚风生水起的事务所转眼分崩离析，具体原因尚不清晰。1924年下半年，茂飞关闭上海办公室、退出三人合伙，自己单干，将业务重心放在终结燕京大学项目。以往研究者认为茂旦洋行在1923年解散，但依据1924年7月版《行名录》，三个合伙人联名的茂旦此时还是存在的。由此再来回看先前三位中国员工的离职，以及他们给茂飞信中不同角度的抱怨和批评，正好反映出机构内部各种矛盾的潜在运行，一步步瓦解了茂飞的事业根基。

分分合合是业内常态，每家都有难念的经。不仅茂旦，其他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永不停歇的职场斗争、工资待遇纠葛、个人事业追求，只是内里细节和是非曲直，外人不知道罢了。

建筑师都是聪明人

茂飞或许缺乏有效掌控公司的能力。但他有专业眼光，他找来的建筑师，就个人能力论，还都是聪明人。

吕彦直此处不赘述了，补充介绍其他合伙人。

小理查德·亨利·丹纳

小理查德·亨利·丹纳，1879年9月1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个律师兼政治家世家，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还曾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两年。1906年回到纽约，先当绘图员，1908年与茂飞合伙，前后长达十二年。此后丹纳独立执业，以为精英阶层设计庄园和乡村住宅而闻名，他的设计以比例优雅、细节考究、完美融合18世纪新英格兰古典神韵而著称。他设计的纽约国家殖民地贵妇人协会大楼，被纽约市授予独立地标。丹纳于1933年11月29日逝世。

福赛斯在英国和法国接受建筑教育，曾师从约翰·波普（John Pope，华盛顿杰斐逊纪念堂和国家美术馆的设计者）。1921年，福赛斯移居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经波普介绍，他为石油大亨惠特沃斯·马兰德设计了多处住所，其中位于庞卡城的马兰德大厦，耗资550万美元，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有“草原上的宫殿”之称，如今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福赛斯以建造风格多样、气势恢宏且兼具优雅与实用性的建筑而闻名，是该州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之一。他后来的发展比丹纳还好，马兰德大厦和其他几项设计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他于1963年10月 5日去世。

福赛斯设计的马兰德大厦是美国西南部最大的住宅之一，素有“草原上的宫殿”之称。它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亨利·J·麦吉尔离开茂飞后，和哈姆林继续合伙至1930年，双方才束合作关系，麦吉尔独立执业，以在纽约及其他地区设计天主教堂而闻名。他的设计作品包括密歇根州皇家橡树的小花圣殿、好牧人教堂、纽约法拉盛的圣阿韦利诺教堂，以及长岛市的至圣宝血罗马天主教堂，他把教堂做成装饰艺术风格，甚为新潮漂亮。

哈姆林和麦吉尔事务所时期麦吉尔设计的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小花教堂，具有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2005年教皇指定其为乙级宗座圣殿。

托伯特·哈姆林，191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入职茂旦洋行，他和麦吉尔都参加过金陵女大和燕京大学设计。1930年他独立执业，终因大萧条关张。1933年他返回哥大建筑学院教书，还担任大学美术图书馆馆长。他写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其中《建筑形式美的原则》 有两个中文译本，豆瓣评分分别是八点八和九点一。

哈姆林和他的中译本著作

还有逼走吕彦直的哈沙得。

哈沙得

哈沙得1923年1月已不在茂丹洋行职员名录上列名。5月12日，西文报纸报道他设计了汉口美孚石油大厦。下半年，他成立了哈沙得洋行，并雇佣三个洋人。显然他开始单干。——前面提到卓先生曾被主管基斯派去哈沙得的图房绘图，最后还以“上班时间承接外活”为由遭到解雇，可见这些远离故土的洋人是如此胆大妄为。

这年11月10日，《密勒氏评论报》刊出整页英文广告：

出自China Weekly Review，November，10，1923，p450。关于这个译文，梁庄艾伦撰文、周慧琳编译的《艾略特·哈沙德：一位美国建筑师在民国上海》作：“在上海的美国建筑师”中只有三位：克利、墨菲、哈沙德。（载《建筑师》，2017年第3期）此后一些文章也这样转引。 

这是个巧妙的策划。广告并列了三家设计机构，译成当时的中文，就是克利洋行、茂飞洋行、哈沙得洋行。此时茂飞洋行设计的金陵女子大学上个月举行落成典礼，燕京大学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各方评价很好；邬达克在克利洋行工作，其设计的花旗总会大楼也在施工建造（但克利尚未承接诺曼底公寓即武康大楼，邬达克本人1925年独立执业）。新成立的哈沙得洋行与老牌事务所并列，赚到了很高的知名度。

茂旦洋行散伙后，哈沙得把另一员工菲利普斯（E. S. J. Phillips）拉了过去，联手设计诸多著名建筑：番禺路上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现上生·新所）、南京西路上的华安大楼（今金门大酒店）、西侨青年会（今体育大厦），南京东路上的电力大楼和新永安大楼（今七重天宾馆）、四川中路的中国企业银行大楼、华山路上的海格公寓和枕流公寓。

哈沙得洋行设计的西侨青年会（中）和华安大楼（右）

抗战爆发后，哈沙得依然留在上海，但建设项目越来越少。他于1943年被日军关进闸北集中营。4月22日，他的并发症发展为肺炎，次日在公济医院去世。

最佩服的还是茂飞

朋友问我，怎么看待当年茂旦洋行建筑师的水平？我说我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做出专业评价。朋友说，那你就说说“不专业”的评价。我说这些人业务大都不错，凡受过学院派训练的，就应该具有这些能力。他们跟着传统、跟着时代，做了很多成功的商业项目。一些人也为“大屋顶”教会大学做了具体设计。

这些建筑师中，我最佩服的还是茂飞。一则事务所那干人马都是他找来，在他手下干活，说明他别具慧眼；二则他做到了与吕彦直的约定，“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国建筑的目标”。长期研究茂飞的美国学者郭伟杰说：“在与中国客户打交道时，他展现出了相当多的个人技巧：灵活明达、谦和恭顺、脚踏实地、周到细致、满怀自信、精力充沛、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然而，他同样会遭遇到挫折与陷阱。”（[美]郭伟杰：《筑业中国》，卢伟、冷天译，47页）或许他的团队管理有问题，一些人来了又离去，各有贡献和不悦，他在美国建筑界也没有大名气。但凭藉领衔设计清华、北大、复旦、南师大校园所获得的独特荣誉，创建了中西交融的“大屋顶”样式，开创了中国传统建筑复兴的先河；加上吕彦直在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设计中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固有式”风格，他和吕彦直更值得受到尊敬。

还有那些华人职员——周先生、卓先生、朱先生，都是中国建筑设计的前驱，洋行里的白领牛马，也应当获得后人怀念，进一步发掘他们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