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轮椅青年，借力“移山”

设计 白浪

坐着轮椅从新坡道滑下去那天，方坚泽看见白鹭在河面上飞。

这条坡道往左，走向黄埔港，有7公里河边绿道；往右，直通广州塔。2016年他来这里时，岸边是阶梯，他只能看着别人走下去。

2023年底，广州市海珠区对黄埔涌沿线碧道进行改造。第一版坡道建成，坡度45°，对坐轮椅的人来说，滑向这样的坡道无异于历险。

方坚泽较了真，联动多方推动整改，从开始到验收通过，用了两年；从“看别人下去”到“自己下去”，隔了十年。这十年里，他作为残障人士推动校园、城市无障碍环境的建设，还创立工作室，取名为“移山”。

方坚泽自比“愚公”，他知道，坡道可以改缓，人心里的“山”却难移——偏见、制度缝隙以及那些“大炮打不到”的地方。

45°的坡道

2023年10月，方坚泽注意到家附近的黄埔涌边围起了铁皮围挡。

黄埔涌是珠江水系的一条支流，位于广州海珠区东北部，全长7.8公里，一头连着琶洲的现代建筑群，一头牵着黄埔港的千年码头。海珠区要联通河涌断点，打通从广州塔到琶洲的滨江步行廊道，让沿江的碧道连成一片。

他知道，就在2023年9月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公共场所、交通运输设施等，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对既有的不符合标准的设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他打12345反映，说这处施工要注意无障碍规范，否则会造成返工和浪费。他去现场绕了一圈，工人正在打地桩，他询问几句，工人并不理睬他。

方坚泽第一次来这里是2016年。他患有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EDMD分型），这是一种罕见病，会导致肌肉萎缩、肌无力，无法直立行走。那天阳光明媚，他骑着一辆三轮单车来到这里，看到行人顺着阶梯往下走到河边绿道，“我只能留在上面”。家人尝试先把他放在阶梯上，将单车搬到下面，再把他“拽”下去，分三趟走。骑完一圈，还得找家人，再搬上来，又分三趟。“倒不是身体劳累，只觉得太烦琐了。”

黄埔涌碧道阶梯改造前的样子。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骑过的路只有几百米，没法往更远的地方，他比喻自己“像一条鱼待在鱼缸里”。三轮单车是让他觉得有一点自主权的工具，但“它被环境拦住了”。当时他想，如果能自己下去该多好，但他觉得推动改变相当麻烦，“我一开始的能力根本做不到”。

2017年，方坚泽考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校没有轮椅学生住校的先例，缺少无障碍宿舍。他自己去找校董，没有回应。他牵头组织了几个同学，成立无障碍学习小组。

他没有停下来。校园里，他坚持康复运动，每天骑车5公里，在学校操场一圈又一圈，骑了累计2000公里。2019年，他尝试双人跳伞，“为了挑战极限”。2020年，他拿到了潜水证，成为中国首位肌肉疾病持证潜水员。入水那一刻，“能自己游，不用坐轮椅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挑战极限的励志故事和他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行动一起，引起了广泛关注。

央视报道了他的故事，校园里的无障碍设施也很快获批修建。

食堂、图书馆、教学楼、厕所、音乐馆、体育馆……这些地方都做了坡道、人行道。每个地方他都特意走过，“不需要其他人陪读了，可以一个人生活”。学校后来每年都招收轮椅学生。

2021年本科毕业后，方坚泽进入澳门科技大学读硕士，继续关注无障碍建设。2023年，他反映黄埔涌无障碍通道建设规范问题不久，那里的铁皮围挡被拆除，却多了一条坡度约45°的水泥通道。

“我心凉了一截。”他说，“他们认为那就是无障碍。”他感到无奈，无障碍设计是专业设计，而自己作为残障人士的意见又不被认可。施工方对无障碍的理解，“就是像天桥那样，楼梯旁有一条坡道就行”。

此外，黄埔涌碧道沿线的通行桥也完成施工改造，楼梯旁的坡道也是45°。当时方坚泽还不知道，碧道沿线坡道涉及当地两家单位：涉河堤和绿道的归水务局管；涉通行桥和市政道路的归住建局管。

住建部门负责的步行桥坡道。

他只想着，这里是他的家，他生活的社区，他应该去推动改变。

“一个人跑不远”

方坚泽继续拨打12345，“12345是让相关部门主动联系我的最快方式”。他如此总结既往经验。

他回忆，自己推动无障碍通行的“第一次实战”是在花城汇。2020年夏天，他通过信箱报料给《南方都市报》栏目“记者帮”，反映珠江新城地铁站D口到花城汇的通行问题。

那一段路有1.8米的高差，乘坐轮椅的人只能靠3个保安抬上抬下。方坚泽带着《南方都市报》记者魏志鑫在烈日下走了一趟，体验绕行要走多久。魏志鑫也坐轮椅模拟体验，并在采访札记中写道，从地铁D口步行至花城汇5分钟的距离，“坐轮椅”耗去1小时10分钟。

2020年8月11日发出报道《广州残障市民：CBD无障碍设施缺乏，5分钟的路绕行1小时》。后来方坚泽得知，该报道被广州市市领导看到，让有关方面去处理。一个月后，无障碍通道建成，商场内部的无障碍标识、厕所的无障碍设施也得到优化。

这次打12345之后，很快有了关于黄埔涌无障碍通道的回复。方坚泽回忆，水务局提出“怕修好通道后水位上涨老人跑不了”等问题，方坚泽觉得不能理解。对方还向他解释，整改不可能靠一个投诉马上解决，要等时机，也没有经费，只能在年度报建里提一提。

他找广州市海珠区残疾人联合会沟通，也不顺利，残联的人对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的需求。”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严宇桥曾在2023年底建议方坚泽：“用治理的、系统性的框架去沟通，而不是以维权的框架。”严宇桥解释，区残联是协调机构，职能有限，“你说你权利受损，他更关注的是针对你个人的解决方案”。

2023年3月，广州市检察机关启动“益心为公”志愿者观察员招募活动，面向社会吸纳热心公益的各界人士。当年底，方坚泽经《南方都市报》记者魏志鑫推荐，被聘任为志愿观察员。

黄埔涌坡道改造的线索提交后，检察机关多次上门找方坚泽了解情况。方坚泽想起了2021年的东风东路天桥案例，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针对天桥无障碍电梯“有障碍”的问题启动公益诉讼，组织相关部门开了一次圆桌会议。“非正式的圆桌会议能让大家形成共识，承认问题存在，不逃避不推诿”，而“检察院”出面，让相关部门不得不认真对待。

2023年底，就方坚泽反映的“黄埔涌碧道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广州海珠区检察院邀请他一同走访现场，发现数处无障碍设施存在“坡面不平整、扶手不连贯、坡道转角处为圆角、坡度过陡”等问题，遂立案调查。

2023年底，广州海珠区检察院邀请方坚泽一同走访现场。

无障碍设施建设要考虑专业意见和残障人士的感受，比如坡道圆角可能让轮椅在转弯时失去平衡，容易侧翻。方坚泽还发现，有的连接路面和滨水栈道的通道“要来回转三个弯”。

次年3月，海珠区检察院再次邀请方坚泽参与现场调查，并听取专业意见。经调查核实，案涉无障碍设施建设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海珠区检察院联合区河长办协同推动整改。

方坚泽回忆，第一次整改，无障碍坡道改成了折返式，拐一点弯，但还是有障碍。第二次整改后，能用，但平整度、扶手等考虑得不细致。

2024年8月，据广州政法网报道，海珠区检察院对黄埔涌碧道无障碍设施进行整改验收评估，确认“案涉无障碍设施经过优化改造，符合无障碍设施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

方坚泽经常从新坡道下去，但仍感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足。整改的坡道由水务局负责，“开了第一个口子”，接下来是批量复制推广的问题。此外，住建局负责的部分还需破题。

“一个人先跑、跑快点，但一个人跑不远。”他反思。然而“跑不远的”还有身体，罕见病导致他精力大幅缩减，太阳晒久了，眼前会泛白。

他开始考虑放弃，但并不甘心。

2025年5月，他进了ICU。第二天，他做了一个梦，梦到ICU被水淹，水漫过来，所有人都跑了出去。他翻过身，趴在地上，拿起氧气瓶，像当年潜水那样。他一下一下舀水，让水慢慢流出来。不知疲倦。

借力、接力

方坚泽的努力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包括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

方坚泽回忆，他一度放弃，但邵磊和他多次交流，并推荐他作为一位博士生的论文案例。他回复：“写这个案例，就算最后失败，失败本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记录。”

邵磊邀请他参加了学术研讨会。邵磊认为，方坚泽的“个体行动有真实需求驱动，有一手素材，但可能是单次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案例”。研讨会的内容写成推文，被方坚泽“转发回广州”。

2024年底，方坚泽参加关于无障碍的学术研讨会。

2024年11月11日，无障碍环境研究及实践者、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严宇桥在广州图书馆主持了“民生深一度”之城市无障碍沙龙。沙龙由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和广州图书馆、方坚泽创办的移山工作室发起，参与者来自广东省残联、广州市残联、《广州日报》、清华北大等单位，还有人大代表。

“（第六届）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也来了。”方坚泽说，沙龙向住建、水务等部门以及检察机关发出邀请，但这些单位没有人出席。

严宇桥回忆：“上半场方坚泽做了发言，主题跟黄埔涌有关，他介绍了推进无障碍建设的整体方案，从最开始计划到最终落地的过程。沙龙结束后，各方参与者直接去了一趟黄埔涌。”

2025年元旦，广州图书馆举办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合作签约暨授牌活动，吕世明代表协会授牌。方坚泽邀请他来访，两人先乘坐地铁，体验广州地铁服务，“他说非常好，也没提前通知，直接使用”。然后他们去了一趟黄埔涌。方坚泽回忆，次日，吕世明当众说，昨天去方坚泽工作室座谈，并游览了黄埔涌路线，他认同继续建设无障碍的必要性。

方坚泽和吕世明乘坐广州地铁体验服务。

方坚泽和吕世明一同体验由水务部门负责的无障碍坡道。

方坚泽感受到了“被看见”。和从前不同，媒体“报道我的痛苦和不幸，是弱者努力”，吕世明“平视我的能力和贡献，不是高高在上”。他希望，“我始终倾向让外界看到能力，而不是轮椅。”

2025年2月19日，广州市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召开。方坚泽与律师、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共创“百姓提案”，全称是《关于优化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发现-干预-介入”机制》。

早在2024年1月，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作为“百姓提案”人，便提出黄埔涌水岸联动的建议，这次方坚泽补充了无障碍方向。

郑子殷告诉澎湃新闻，方坚泽当时找上他，说想把这些“旧拳头”变成“新武器”。尽管最终提案未立案，但他认为“这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养分和思路”。通过黄埔涌案例，郑子殷也意识到“无障碍=残疾人专用”是刻板印象，无障碍环境其实是“全龄友好”环境。

2025年3月31日，当地住建部门就黄埔涌沿线无障碍坡道建设发来第一版方案，方坚泽转发给了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金安园。金安园发现，住建部门用的还是2012年的旧标准，坡道坡度标注为1:8，而2018年的新标准最低要求是1:10。方坚泽把2018年的标准截图及文件发给了住建部门的对接人。

对接人回复：“好的，我让设计以新标准验算一下。”

无障碍坡道改造过程中，方坚泽和住建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方坚泽说，住建部门最初提出此前的坡道设计考虑了防洪需求，他咨询后提出可以请清华大学的专家一起论证。后来施工人员发现地下有光缆影响施工，住建部门更改了设计，避开光缆。

方坚泽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清华大学专家老师提供了专业性支撑和背书，住建部门感觉到被监督，就选择了认真对待，交流中他也明显感觉到“被尊重”。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2025年4月，方坚泽收到了住建部门的工程修改方案；6月，他的心脏起搏器被取出，“整个人恍如隔世”，新生命开始，他不再被“可能随时会死”的紧迫感推着走；8月，他路过黄埔涌，发现水务部门已经批量复制建造了标准无障碍坡道。

2025年底，方坚泽的工作室开了最后一场圆桌会议。他描述那次会议的场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坐主位，戴着徽章。他坐在侧面。住建部门两人，水务部门两人，政协一人，记者一人，围坐在大厅。会议结束后，最终方案确定。

2026年2月，施工开始。春节前，住建局找他验收。

工人把沙袋挪开，方坚泽上去体验了一圈，“如沐春风，很流畅”。他建议在地上贴点反光条，不然太暗看不清。他感慨，“这是广州3到5年以内最好的标杆。”

“大炮打蚊子”

无障碍工程完成后，方坚泽建议建设单位申报奖项。奖项来自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简称残协）推出的“案例征集”，方坚泽咨询后，认为值得申报。

征集表必须有建设单位盖章。他联系住建部门和水务部门，说大家干得辛苦，事情很好，残协那边有奖项，一起申报行不行。对接人表示要请示，过了几天也没回应。两三个月后方坚泽再问，对方回应不参与。

方坚泽觉得，这是“搭了一个舞台，但没人愿意上去”。

郑子殷向澎湃新闻谈到这类情况时说，很多部门把无障碍改造当成“12345投诉来了就修一下”的应急响应，而不是把它纳入每年度的市政维护、道路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的“规划清单”。

邵磊指出，理念提升与法治落地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无障碍”作为价值理念，社会认知度已大幅提高，但转化为法治认知、责任路径和执行能力的过程明显滞后。

方坚泽觉得，无障碍理念应该融入城市的常态化建设中，如果每一次推动都需要动员很多力量，就像“大炮打蚊子”。

对此，严宇桥认为，第一次做或者首次“吃螃蟹”，需要更多相关方参与，缺乏经验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是必要的，但有了这个案例，后续可能就不一定需要了。金安园也认为，未来协同机制打通，明确责任到部门，配合会更顺畅。

机制在慢慢建立。2025年8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市残联签署了协作机制。海珠区检察院也在黄埔涌整改后，把无障碍设施的巡查纳入常态化管理。据《法治日报》报道，海珠区检察院温蔼欣指出：“我们既要找出看得见的设施缺陷，更要破解看不见的管理堵点。”在深圳福田区，残联聘请的监督员随身携带无障碍参数口袋绘本，按场景检查坡道。

第二次接受采访时，方坚泽正在搬家，他的移山工作室设在父母家，他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住。“再小，也是我自己的。”等车期间，他介绍了展示柜上的“证明”，最显眼的是一个画框，里面是他曾经戴过的心脏起搏器，取出来后被他当作纪念品。旁边摆着几本聘书，有的还在聘期内，身份有社会工作调查者、老年协会常务委员等，其他证书压在下面。墙边靠着一幅一人高的书法，写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说，十年的旅程结束了。

搬完东西，他没有上帮他搬家的车，而是从门前的坡道滑下去，独自去了地铁站。

“大炮”打不到的地方

方坚泽的新住处距离工作室有半小时车程。他说，小区里有电梯无障碍按键、平台式过道、轨道装在上面的厕所推拉门。对他以及与他一样的轮椅人士来说，无障碍程度越高，他们越自主、越自由。

但出门依旧面临许多困难。据他观察，轮椅人士有时需要和广州城里约600万辆电动车共用部分道路，对他们来说能通行的人行道更少，有些被共享单车、围栏、石墩堵死。轮椅群体能顺利去的地方常常是地铁直通的商场，“只能走地下”。

他说，当时给工作室取名“移山”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移走社会上的物理障碍，另一层是移走人们心中的偏见。他没想到，移走这座，还有更大的“山”在后头。

刚上大学时，方坚泽依赖家里人推着去上课。但他觉得读大学了，不该循规蹈矩。他让同学陪一两次，建立起正面反馈，告诉自己外出没有危险、能自己解决问题。他举例，去阶梯教室上课，他就坐第一排过道。上课来、下课走，虽然显眼，但完成了该做的事。

父母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即便上了央视，父母包括兄弟姐妹会说，因为是残疾人才能上央视。“他们会瓦解你的努力，归因于怜悯。”他说。

一些更深的困境，“大炮打不到”。硕士毕业时，方坚泽想了解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去应聘一家公司的客服。对方看他坐轮椅，便让他回去，他感到了对方表情中的“不屑”。他说“我也能打电话，为什么不能当客服”。对方回应，客服也有需要走路的培训要求。

求职经历让方坚泽对残疾人就业环境感到不乐观，他还了解到有“虚假就业”存在。2024年，有政协提案指出，按比例就业制度对促进残疾人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政策落地出现偏差，“挂靠式就业”现象广泛存在。企业将残疾人登记为员工，向其支付最低工资，但不为其提供工作机会。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庆忠带来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建议，他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因缺乏明确的残疾人体检指引，担心“万一不合适怎么办”，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

方坚泽觉得，针对一条坡道，他可以动员高校、检察院、政协，但残障人士面临的系统性问题，他动员不了。顿了顿，他又说，“我对无障碍领域依然充满热情”，但是继续参与，既无身份，也无收入，更无法得到承认。

对于未来的规划，他聊起对数学家王虹的访谈。他提到，王虹说学建筑时总得说服别人相信她的设计，但她不擅长，于是又转回做数学研究，“只需要说服自己就够了”。所以方坚泽现在开始写小说，“小说不用得到谁的批准，这个形态最适合我”。

他说，大学前人生是“咖啡色的”，大学后是“暖黄色的”。而现在，“白色，一片空白，不是迷茫，是重新开启新人生”。

重启之前，他知道自己至少“移走”了黄埔涌边的陡坡。他眼前的黄埔涌岸边，白鹭飞远。回去的桥上，人走楼梯，轮椅走坡道，单车推行，老人散步，孩童嬉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