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陈子善的“书话”文体深处……打捞

《从文学史深处打捞》，陈子善著，浙江大学出版社丨启真馆，2025年6月出版，285页，75.00元

陈子善教授的新著《在文学史深处打捞》（浙江大学出版社，三味书屋丛书，2025年6月）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文集。“结集在这本书中的文章，大都是我近五六年所写的。又分为两编：上编‘考释篇’，侧重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作家作品、杂志副刊的研读考释；下编‘序跋篇’，则是为友人和学生的编著作品所作的序文，以及自编书的序跋，但仍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这个范畴。因此，书名就定为《在文学史深处打捞》，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追求，或也可从中见出我的现代文学史观。”（该书“序”）作者在这里提出的“范畴”“追求”和“现代文学史观”大有深意，很值得关注和研究。不过，封面和扉页却是绘着一只昂然回首的猫咪的玛丽安娜·迪尔克森藏书票（ExLibris Marianne Diercxsens），似乎是要以风趣与幽默贴近读者。这自然让人想起子善先生自1992年以来的养猫爱猫史。他先后编了《猫啊，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分别收入现当代作家的猫文，有评论认为是另类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甚至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史。这样看来，在子善先生“猫宁”的戏语中，封面上这只猫的背后空白处或许涂写着半部现代文学史的密码，不可小觑。

书名中的“打捞”两个字，让我想起子善教授的《捞针集：陈子善书话》（“今人书话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这是作者在内地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曾说书名“捞针”不是故弄玄虚，只是取“大海捞针”之意而已。有读者说应该是“大海捞珍”，说得是。从“捞针”到“打捞”，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现代文学史的海洋上“大海捞珍”，子善先生可以说是学海“首富”。“打捞”是全面、系统地整理文学文献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极为艰辛的个人劳作。“打捞”出来的珍品既转化为《郁达夫研究资料》《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说不尽的张爱玲》等数十种现代文学史的经典文本，同时更是作者数十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扎实的基础。《捞针集》是他的第一本个人书话集；《生命的记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是回忆性、纪念性的学术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的《文人事》，则是他的学术论文集，侧重考证与研究。1997年我作为广东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每周一书》节目的特约撰稿人和主持人，带着摄制组到上海做学人专题节目，经陆灏兄的热情介绍，有幸邀请了王元化、钱谷融、唐振常、陈子善、葛剑雄、许纪霖、陈思和、吴亮、孙甘露、格非等诸位先生，谈他们的最新著作与学术人生。记得在学校图书馆前的一片草坪上，陈子善教授侃侃而谈的就是他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心得和史观。1998年10月，他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后即赐寄给我。该该书有董桥先生写的“序”，里面有句话是“‘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临近，一百年来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风风雨雨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他的著作和他编的书，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一个见证’”（第5页）。现在看来这是研究陈子善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现代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见证的意义，兹事体大。柯灵先生在《文人事》的“序一”也有一段很中肯的话：“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逸，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文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这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耐性细心，水磨功夫。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需要爬梳钻勘，刮垢磨光。同时还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工作，有些深埋地下的材料释放出土，就很足以醒酒破闷。……陈子善先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孜孜锲而不舍，很值得有心人感佩。”（第2-3页）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应，子善教授在书后的《跋》中对自己的工作做了坦诚的说明：“我研究的重点一直放在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一直放在对现代文人生平行谊、著译佚作的考证辨析上，在这些方面，我多少有些新的发现，对一些长期有争议或真相不明的文学史悬案多少有所澄清，对若干被忽略和被歧视的重要作家的研究也多少有所推动。从这本《文人事》中，读者也许可以窥见我力图通过一己的微观研究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宏观研究的治学路向……”（跋，452页）说得非常实在，“一己的微观研究”的方法、路径和成果性质与宏观研究的关系极其清晰和重要。以上两序一跋，已经表明早在九十年代的子善教授就不是一般的藏书、编书、著书人。

回到这本《在文学史深处打捞》。作者“打捞”的是沉积在现代文学史河床深处，被历史遗忘或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珍贵史料，从佚文钩沉、版本考辨到作家朋友圈的交游考证，以学者的严谨与手艺人的技艺把现代文学史的碎片重新编织出一幅幅来自文学历史现场的真实图景。其实子善老师的“打捞”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10月他作为当时的上海师范大学鲁迅全集注释组的成员，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11-13卷）的注释工作。与王景山、刘国盈、陈早春、马蹄疾等前辈学者对着一封一封书信讨论注释，跑北图、首图核实或重新查找史料。在这过程中，他大量接触原始报刊、手稿、书信、日记等第一手文献史料。他后来回忆说，鲁迅研究一直存在着两条路向，一是对鲁迅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不断阐发，另一是对鲁迅生平和作品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具体史实的爬梳考释，二者均至关重要，不可偏废。后者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往往会推动或制约整个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陈子善《王景山先生的〈鲁迅书信考释〉》，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4日）。就这样，子善先生养成了在现代文学史的浩瀚大海上“打捞”史料的扎实根基和用史实说话的严谨治学习惯。接下来在八十年代学界“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他选择的是一条相对冷寂的文献考据路径，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应该说，陈子善的文学史研究重心是前置性的，即在阐释、评价和批评之前必须把研究对象的佚文、作品版本变异、同时代人交游史实等弄清楚，防止把“重写”变为主观推演。因此他形成了一种以往深处“打捞”史料为方法，揭示被主流叙事遗忘或遮蔽的作家、文本及影响力等极具个人特质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极力挖掘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度，被学界誉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进程中史料文献方向的代表学者。

要进一步“打捞”陈子善先生“在文学史深处打捞”的成果，当然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工作，只能说其成果琳琅满目，硕果累累。举其要者，从佚文发掘、版本考辨到重估现代作家的成就、影响，修正既往的文学史定评，再到编选大量普及性文集，打破学界、藏书界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壁垒，让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以及其他冷门作家重回大众阅读的视野之中，其研究与普及之贡献有目共睹。

对最新发现或公开的珍稀史料的敏锐判断和及时的阐释，这是陈子善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习惯。收入这本《在文学史深处打捞》中的《新见鲁迅译〈小约翰〉出版合同——兼说鲁迅与徐伯昕的关系》是很好的案例。2023年6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公开陈列了一份鲁迅翻译合同原件，子善先生马上认为“这是令人颇感意外，也十分欣喜的事”，原因是在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中并无这份鲁迅亲笔签名的出版合同，这是《鲁迅手稿全集》问世以来，继鲁迅1936年8月28日致内山完造的日文函和鲁迅1926年1月27日题赠藤冢邻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新出现的第三份鲁迅手迹。子善先生认为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出版人愿本著作出版后之定价每部百分之贰拾计算之版税报酬著作人”，“贰拾”两字为毛笔填写。“这无疑是当时极高的版税。大概也只有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才能得到这么高的版税，同时也说明生活书店对作者鲁迅的高度尊重”（30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鲁迅与徐伯昕签署的这份《小约翰》出版合同的出现提醒我们：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在杂文、小说、散文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与许多敬重鲁迅的出版机构的合作和配合分不开的。“这些出版机构包括李小峰等主持的北新书局、陈望道等主持的大江书铺、赵家璧具体负责的良友图书公司、张静庐主持的现代书局及上海杂志公司、费慎祥主持的联华书局、巴金和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除此之外，还不能遗忘徐伯昕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历史真相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徐伯昕1934年至1935年短短两年间在出版鲁迅著译作品方面的功绩，长期以来鲜有人提及，太令人遗憾了。徐伯昕也应与上述诸位出版家一样，不被文学史忘却。”（36-37页）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判断和阐释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性意义，揭示了在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与鲁迅上海时期的真实联系，不应仅被视作一种魔都左翼文化的历史背景，而应该还原和重新审视鲁迅最后十年的精神历程。

《上海北新书局〈青年界〉刍谈》则是从一本重要刊物的视角研究上海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强势景观，也阐释了作者群中的鲁迅与这本刊物的关系，从一个重要视角深化了鲁迅与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关系研究。文章首先翔实论述了北新书局创办这本刊物的起源、宗旨、读者对象和作者群等基本史实，其中以历期版权页署名为依据，精准阐释了编辑部人员的前后期调整变化。另外特别强调了该刊的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在前期《青年界》中，‘五四’以降的新文学名家，从周氏兄弟和胡适开始，相当一部分是《青年界》的作者，人数之多出乎我们的想象。……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冰心、王统照、鲁彦、田汉、洪深、胡山源、汪静之、朱湘、许钦文、许杰、凌叔华、苏雪林、废名、子赓虞、罗念生、钱歌川、阿英、老舍、沈从文、黎锦明、白薇、谢冰莹、叶灵风、叶鼎洛、梁遇、张天翼、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李健吾、曹聚仁、臧克家、艾芜、李长之……这份名单还可开列很长很长。这些作者发表在《青年界》上的作品，许多都是他们鲜有人知的集外文”（157页）。光是这份作者群名单，足以说明这本刊物在新文学浪潮中的重要影响力。

接着论述鲁迅与这本刊物的关系。以鲁迅与北新书局一直以来的密切关系来看，在《青年界》创刊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未曾为之写过一篇稿，这是出人意料的。子善先生的研究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1929年北新书局多次拖欠鲁迅版税而结下的芥蒂，二是“也不排除另一层含义，即当时官方的文网已越来越严酷，鲁迅不为《青年界》撰文，或也有为北新着想的用意在”（158页）。后一原因也很值得关注。1934年7月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在8月1日一气呵成名文《忆刘半农君》，在10月《青年界》第六卷第三号刊出，署名鲁迅。其后，鲁迅写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又在《青年界》刊出，有意思的是，鲁迅在给编辑赵景深的信中明确提出“畏与天下文坛闻人，一同在第一期上耀武扬威也”，故此文刊于1936年2月第九卷第二号。子善先生说“可见鲁迅对《青年界》一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仍不无保留”（159页）。以他对这本刊物之熟悉，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赵景深先生的指导，当然知道那位鲁迅不愿与其同框的“文坛闻人”是谁，但是没有点出来。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青年界》申请筹备复刊而未获批准。“当年深深吸引了众多青年读者的《青年界》，虽然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如有论者认为《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与转换”做出了贡献，但与当年在上海出版的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大型新文学刊物——如《新文学》《论语》等——相比，《青年界》的关注者和研究者毕竟不多。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次影印全套《青年界》，以推动对《青年界》、《青年界》与‘五四’新文化传统、《青年界》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的研究，正其时也。”（164-165页）这是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提出的期望。

藏书家、爱书人大都会关注书的装帧设计，书籍装帧研究者更会从设计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而陈子善教授却是把装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文学史深处进行“打捞”，这是一种很敏锐的研究意识和审美习惯。本书中的《一个同中有异的新诗集装帧现象——〈死水〉〈烙印〉〈茫茫夜〉之比较》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案例。他指出，中国新诗史上有个奇特的现象至今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那就是闻一多《死水》（1928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臧克家《烙印》（1933年7月）和蒲风的《茫茫夜》（1934年4月上海国际编译馆初版）这三部颇为著名的新诗集，不但都是毛边本，而且装帧设计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死水》的封面是闻一多先生自己设计的，该书第三版（1931年）的广告语称其封面“新颖并且别致，是现代新书中第一等的装帧”（176页）。子善教授的分析和评价是“再简洁不过，再出人意料不过。……如此凝重、大胆、别致，带有‘世纪末’的唯美情调而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装帧设计前所未有，在中国新文学著作装帧史上无疑是个创造……”（177页）而臧克家的新诗集《烙印》初版本不仅请闻一多作序，装帧设计也模仿闻一多的《死水》，“为何《烙印》的装帧设计与《死水》如此相像？”，子善先生认为对此可以有多种解释。臧克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其首部新诗集的装帧仿照老师的名著，臧克家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装帧，因此可以理解。“不过，臧克家本人后来对《烙印》初版本这个装帧似未作过说明，这个装帧具体到底何人实施，也是个谜。”（179页）说到这里，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克家两位中学同学李广田、邓广铭帮着设计封面，弄来纸张，跑印刷所……”（韦泱《臧克家与〈烙印〉》，《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0日）但文中没有给出证据，也只能聊备一说。

然后说到左翼诗人蒲风的新诗集《茫茫夜》。蒲风是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的创始人之一，《茫茫夜》是他的第一部新诗集，于时夏（陈子展）、森堡（任钧）作序，版画家黄新波和魏猛克做插图。“《茫茫夜》的装帧设计又一次出人意料，因为它也模仿了《死水》。……这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茫茫夜》的装帧设计为何又与《死水》如此雷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模仿？按照常理，蒲风应该有可能读到《死水》这部有名的新诗集。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茫茫夜》的装帧设计显然是有意为之，即蒲风也喜欢《死水》的装帧，有意借用闻一多的创意。”（179-180页）“《死水》《烙印》和《茫茫夜》这三部新诗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均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但以前几乎无人关注它们的装帧设计也高度吻合……”（180页）说到这里，我很佩服子善教授对这个“几乎无人关注”的问题的高度敏感。因为2018年12月我参加复旦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专门谈到了黄新波为蒲风这部诗集创作的四幅木刻插图（《雷鸣！》《地心的火》《海上狂语》和《见面礼》），我认为这些木刻插图无论在诗歌主题的呈现或整个文本的视觉审美上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却没有想到在装帧设计背后还有这一影响谱系。正如子善教授所说，“《死水》的装帧设计不同程度地左右了后两部，如此明显，又如此清楚，十分有趣。这固然说明闻一多‘第一等的装帧’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其也是中国新诗史乃至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装帧现象，故值得一说”（180页）。稍有遗憾的是，书中没有配上这三部诗集的封面作为插图。

最后谈谈子善先生的“书话”问题，本书的附录《关于我的书话写作》集中阐释了他的“书话观”。文章首先引述书话大家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文中的论述：“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281页）这段话常被人引用，子善教授认为这段话把书话的基本特征大致说清楚了。但是关于他自己的“书话写作”，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意图显然超出了当年唐弢先生所讲的：“我一方面试图继承传统，继续写现代文学史上各种不常见的作品和刊物，注重其版本变迁和校勘，也谈谈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与书刊直接相关的序跋、广告、题词、装帧、插图等；另一方面也力图有所突破，即拓展书话的范畴，不再局限于只谈‘书’和‘刊’，而是进一步扩大到作家某一时期的创作历程和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作家的社团、手稿、集外文、签名本、已广告而未出之书、藏书、书信、日记、出版文件、纪念册、贺年卡、行止、住所、爱好、照片、声音和录像等，对通俗文学作家也给予可能的关注。总之，关于一个作家的成长、一个文学社团的兴起和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均在我关注和撰写之列。”（283页）他举了两个研究案例。一是为张友鸾在现代文学史上正名，二是关于两幅胡适与郁达夫及其他人的合影，从照片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圈议题。结论非常重要：“以小见大的书话写作有助于促进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新发现和新思考，这点我已深信不疑。将来，若把我的这些书话文字再加以整理，去芜存菁，重新编排，或许会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中国现代文学小史，也未可知。”（285页）这是对于书话写作与“在文学史深处打捞”之间关系的最好阐释。不过，在目前学界对于“书话”这一文体的学术性认识尚有待提高的语境中，我认为把《在文学史深处打捞》这本研究文集被称作“书话集”未必是准确的。

以“书话”这一文体而言，长期以来被轻视的是其对开拓与推进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实质性作用。“书”的物质性是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前提，因而是研究者必须深耕细作的第一现场：从手稿到书，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版本流变，从签名本到散佚书评等等，都是书的物质史、生产史和传播史的历史现场，对于研究者来说就是要往深处打捞的现场。子善先生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就是强调必须从“书”的原初语境中阅读现代文学的文本，例如只有从发表作品文本的原版杂志中才能看到真实的文本生产语境，才能由“书”而洞察作者的“习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就是从文学场域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含有关于作者的感觉、认知、判断和行动之意，是对作为个体的作者如何进入“社会化”文学实践的浓缩表述。由此就应该重新思考“书话”作为一种文体的问题。

受布尔迪厄“习性”概念的启发，荷兰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提出的“文体”（style）这个核心概念远远超出了常见的文体学范畴，它“指的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像在社团中）和发表方式（像在杂志中）的聚合物。我相信，这些聚合物，常常可以从民国时期文学共同体的成员中辨认出来，而且也是差异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中，我认为，文体这个概念比其他任何尝试区分文体的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概念都更具实用性”（贺麦晓《文体问题: 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4页）。从布尔迪厄的“习性”到贺麦晓的“文体”，都在启发我重新思考在子善先生笔下耕耘了几十年的“书话”这个概念——套用《在文学史深处打捞》这个书名来说，应该在陈子善先生的“书话”文体与他的学术论文体的结合中打捞现代文学史的被遗忘、被遮蔽的真相，包括董桥先生讲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