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本文，才能正确认识二甲双胍的历史地位

202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此前呼声非常高的GLP-1相关科学家未获奖。该奖项颁给了发现光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如下图）。

即便没有获奖，并不影响关于GLP-1的研究工作对于人类健康、特别是糖尿病防治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大众的认知里，2型糖尿病是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只要规律用药、管控饮食、坚持监测，患者完全可以长期平稳控糖，正常生活、终老天年。

但回溯百年，糖尿病曾是不折不扣的“绝症”，无数患者的生命，早早终结于凶险的急性高血糖并发症。

在胰岛素、二甲双胍、磺脲类等传统降糖药物诞生之前，人类面对糖尿病几乎束手无策。没有有效的降糖手段，临床仅能依靠饥饿疗法、补液对症等被动方式干预，根本无法遏制血糖的失控飙升。彼时，糖尿病最致命的威胁并非经年累月的慢性损伤，而是急性高血糖引发的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严重代谢紊乱等急症。无数患者，尤其是中青年患者，往往在确诊后短短数年甚至数月内，就因急性并发症离世，糖尿病患者的整体生存期极为短暂。

改变这一绝境的，是百年间降糖药物的迭代革新。从1921年胰岛素成功提取改写糖尿病治疗史，到后续二甲双胍、磺脲类等经典降糖药陆续问世，一套成熟的传统降糖治疗体系逐步成型。这些药物的核心价值无比关键：精准降低血糖、有效规避急性高血糖风险、纠正体内代谢紊乱。正是依靠这一代代基础降糖药物，糖尿病急性致死率大幅下降，彻底终结了“糖尿病即绝症”的时代，生存期得到跨越式延长。

但医学的进步，永远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迎来新的挑战。传统降糖药物拉长了糖尿病患者的寿命，却让一类隐藏的慢性危害彻底暴露出来。当患者不再死于急性高血糖事件，心脑血管病变、肾功能衰竭、眼底病变、周围血管病变等慢性并发症，悄然取代急性代谢紊乱，成为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元凶。

至此，糖尿病治疗的核心矛盾彻底转变：百年前，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攻克急性高血糖致死难题；百年后，我们的目标是“活得好、活得久”，破解慢性靶器官损伤难题。所有人都默认一个朴素的医学逻辑：慢性高血糖是并发症的根源，只要严格把控血糖、把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理想低位，就能有效减少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守护患者心、脑、肾等核心靶器官。

然而，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大型临床研究，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让糖尿病治疗陷入数十年的尴尬困境。从经典的UKPDS研究，到后续的ACCORD、ADVANCE、VADT等多项重磅临床试验得出了一致且出人意料的结论：依靠二甲双胍、磺脲类、胰岛素等传统降糖方案，即便严格强化降糖、将血糖控制在超低标准，也仅能小幅减少眼底、肾脏等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对于心梗、脑梗、心衰、外周动脉病变等大血管并发症，传统降糖治疗几乎束手无策。强化降糖不仅无法降低大血管病变的致死致残率，部分研究甚至提示，过度严格的血糖控制，反而可能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后续针对胰岛素的HEART2D、DIGAMI 2、ORIGIN等研究，也反复证实单纯降糖无法带来心血管终点获益。

这一结果让整个内分泌与心血管领域陷入困惑：明明血糖降下来了，为何最致命的并发症依旧无法遏制？随着研究深入，学界终于厘清核心症结：糖尿病与心肾血管疾病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拥有肥胖、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血脂紊乱等多重共性诱因的“共同土壤”关系。高血糖只是糖尿病的表象之一，而非大血管病变的唯一致病根源。单纯降糖只能解决代谢表象，无法阻断底层的靶器官损伤机制，自然无法破解大血管并发症的困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糖尿病治疗策略被迫转型。2008至2015年前后，临床治疗逐渐告别“唯血糖论”，进入“多重危险因素综合管控”时代。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严格降压、强效调脂成为治疗核心，优先级一度超越单纯降糖。这种综合管理模式虽能一定程度降低心血管风险，却始终没有摆脱“对症治疗”的局限，缺乏从疾病机制层面的根本性突破，糖尿病的治疗僵局始终未能彻底打破。

真正的破局，始于GLP-1受体激动剂与SGLT-2抑制剂的问世。

GLP-1是人体肠道分泌的天然激素，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基于这一核心机制研发，彻底跳出了传统药物“单纯降糖”的单一逻辑。不同于胰岛素、双胍类药物仅调控血糖代谢，GLP-1受体激动剂依托独特的肠-胰轴调控机制，实现了降糖、护心、保肾、减重、抗炎的多维获益。其降糖作用具备血糖依赖性，精准规避低血糖风险，同时可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抑制血管慢性炎症、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保护肾功能，从糖尿病并发症的底层发病机制上实现干预。

多项顶级心血管结局研究，印证了GLP-1药物的颠覆性价值。以LEADER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临床试验明确证实，在常规降糖、降压、调脂的基础上，加用GLP-1受体激动剂，可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心梗、脑梗等主要不良事件风险，同时有效减少肾功能衰退、蛋白尿等肾脏终点事件，全方位守护心、脑、肾三大核心靶器官。

如果说传统降糖药物解决了糖尿病患者的短期生存问题，让患者远离急性猝死；那么以GLP-1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新型药物，则彻底解决了糖尿病患者的长期生存质量问题，破解了百年未解的大血管并发症困局。它终结了“单纯降糖无法护靶器官”的临床尴尬，让糖尿病治疗从“被动控糖、对症补救”，迈入“主动护器官、源头防并发症”的全新时代。

自此，2型糖尿病的管理逻辑被彻底改写。百年糖尿病治疗史，先后经历了“无药可治的绝症时代”“胰岛素续命的控糖时代”“多重风险管控的综合干预时代”，最终在GLP-1与SGLT-2相关研究的推动下，正式进入以靶器官保护为核心、兼顾代谢改善与远期预后的新时代。治疗目标不再是单纯追求血糖数值达标，而是降低远期死亡率、减少致残风险、延长患者健康生存期。

我们从不否认传统降糖药物的历史功绩。没有胰岛素、二甲双胍等经典药物延续患者生命，绝大多数患者根本没有机会遭遇远期心肾血管并发症，也就没有后续医学突破的探索空间。GLP-1药物的辉煌，是站在百年医学积淀的基础上实现的。

向GLP-1的历代研究者致敬！

（河北省人民医院 郭艺芳）

原标题：《读懂本文，才能正确认识二甲双胍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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