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曲柄睿：我为史家班固写了一本既“小”又“大”的传记

【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认为，“班固是我们每个人的化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人生几乎包含了所有人都可能体验的生活面相——既有顺景，也有逆境。顺利时他很少膨胀，逆境时他也能逆流而上。”在曲柄睿看来，班固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用赞美的口吻讴歌着汉朝历史的伟大；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文章中痛恨生不逢时，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一方面品评着西汉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非功过尽在指掌；另一方面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既张狂又懦弱，如同一个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智慧和教训的稚子，笨拙地玩弄着大人的武器。正因为反思上述班固和史家自身的矛盾，他撰述了一部班固的传记——《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8月），在窥知班固鲜活的思绪和灵魂的同时，也通过班氏家族的百年浮沉，探寻两汉的巨大转折脉络。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访了曲柄睿，谈及新著中班固的历史叙事、他的外戚身份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曲柄睿

澎湃新闻：班氏家族“天命”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这如何影响到他们在《汉书》中的叙事？

曲柄睿：班氏家族对天命的重视由来已久，应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考虑。

从历史上看，自西周以来，天命作为影响王朝的最主要的因素，便广泛地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左传》。一个诸侯国能否兴盛，传国不绝，甚至成为霸主，进而升等为天子，都离不开天命的照拂。可以说，天命观是我国古代持续最久，且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立国标准。

秦汉时期，出现了五德终始说，开始将不同国家的兴衰归结为不同德运的作用。比如秦朝便自以为得水德，克灭了周的火德。西汉建立之初，对自身的德运长期存在争议。直到西汉后期，才确立了汉得火德的说法。水火本不相容，且水能克火。作为继任的王朝，其德运不宜被前朝所克。故而汉朝将德运的传承关系由相克转为相生。后起的王莽认为自己得土德，因为火能生土。德运说看起来花样翻新，实则仍为天命说的变体。

能够成为天子，立国久远并不能只依靠军事征服，更仰仗思想文化上的加持。故而古代王朝信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文武兼修才是王朝恒久之道。只有军事上的征服，没有文化上的加持，便是粗野的武夫，并不能成为一统天下之主。五代时安重荣一句著名的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旧五代史·安重荣传》）故然让人心头震撼。但即便是五代乱世，一统之主赵匡胤也要塑造自己“文”的一面，否则便不能成为天下人心中的圣君。

天命说的出现，德运说的兴起，说明天下是有德者居之，而非有力者居之。“德在力先”的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以上便是班氏天命历史观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渊源。

从现实上看，班氏家族的班穉、班彪父子两代人，经历了西汉、新莽、更始、东汉四个主要政权，又先后接触了赤眉、卢芳、窦融等政权，时代的剧变，世事的浮沉，生命的流离，人生的无常，莫不遭遇。体验了种种变故的班彪，不可能不对王朝更迭和命运走向有所触动。当他目睹了新莽灭亡的迅速和更始建立的顺利，又不可能不生出对汉家天命的当然见解。即便更始政权很快崩溃，而继起者又都以刘姓后人自居，特别是其中几个最大的力量如赤眉、光武，甚至是安定的卢芳和邯郸的王郎，也要冒姓刘氏。这又自然地给了班彪一种信念，便是汉家复起。

现实上另有一个促因。班彪在流离到天水、依附隗嚣身边时，隗嚣便询问班彪自己是否有一统天下的可能。他的理由就是“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这个说法在班彪那里并不成立。他直接否定了隗嚣。于是班彪另外写了一篇《王命论》，将自己关于天命的论述系统化了。其中的核心主张，便是“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汉书·叙传上》）。

汉家天命的历史观在《汉书》表现得特为明显。如《汉书·高帝纪》最后的赞语讲的是刘邦祖上的家世，如何从尧时代的陶唐氏以降，延绵不绝直到汉朝。其结论是：“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而《史记·高祖本纪》说的则是：“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两书都承认刘邦得天统。司马迁的天统是天命循环，以文救敬，以敬救忠，以忠救文，循环不爽。刘邦恰好扮演了救应秦弊的角色，顺应了天道。倘若没有刘邦，有其他人也能顺应天道，拯秦之弊，照样可以建立新的王朝。然而在班固的叙述中，刘邦是必然承担天命的人，因为他的祖先积功累德，直到他本人身上承担了诸多神迹。刘邦是不可替代的天命执行者。《史记》《汉书》对天命表述的差异，如实地反映了《汉书》天命历史观对汉朝的独尊。

《汉书》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班固既是被动又是主动地投身于汉代历史的修撰工作中”，班固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的被动之处和主动之处分别表现在哪里？

曲柄睿：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往往只注意到了班固《汉书》作者的身份，忽略了他同样是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的参与者的身份。而且更重要的是，班固先完成了东汉初历史的撰述，转而完成了《汉书》。其中的时间差，是理解班固、理解《汉书》的关键。

班固的青少年时光是在东汉的首都洛阳度过的。他素有神童之称，九岁就能背诵大量诗文；年龄稍长便博通百家之言。在当时的洛阳城中，班固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新星。按照常见的政坛习惯，学而优则仕是他的必然出路。然而当班固尝试向汉明帝的辅政亲信东平王刘苍推荐人才的时候，得到的反应异常冷淡。班固没有因此做官，反而备受打击。

这时的他写下了《幽通赋》。《汉书·叙传》称此赋撰述的目的是“致命遂志”。这四个字出自《周易·困卦》的《大象传》，原文作：“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也。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班固看到了自己的困局，但想不到破局的方式。他的不受重用和他此前的神童声誉形成巨大的反差，其背后是班固及其父亲班彪，同属于东汉初政坛上有意被搁置的三辅士人。

无奈的班固决定续修父亲关于西汉的史书。而在乡里居丧的他又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汉明帝看到了班氏父子的作品，又听了班超陈述家族修史的初衷，决定任命班固担任兰台令史，开始官方的修史工作。班固的任务是，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一同完成《世祖本纪》。在此之后，班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汉书·班彪列传上》）。上述的本纪、列传和载记，便是后来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的最初文本。等这些传记都完成之后，汉明帝才许可班固重新撰写《汉书》。

班固修史的矛盾性便在此时凸显出来了。他的《汉书》，自然无法摆脱东汉历史撰述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东汉建国的过程，除了军事上的征服外，还有政治文化上的竞逐。刘秀为了和其他同时并起的割据势力争夺正统的地位，就需要用图谶来神化自己。图谶预言了东汉的建立，但也必然涉及西汉灭亡之后，其他政治势力的衰颓。如果现在出现了一部西汉历史记录，在涉及上述问题时，没有处理好图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将刘秀摆在一个不那么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则是不能被接受的。“私改作国史”的罪名之所以能够成立，告发者的动机只是触媒；真正起作用的，是东汉政权对西汉历史撰述的政治敏感。

汉明帝长期关注班固修史的工作。直到永平十七年，他还垂问班固、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文选·符命·典引》）。发问并非汉明帝的目的，他更是要借此机会陈说自己的观点。汉明帝独白道：“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文选·符命·典引》）这段话，表明了皇帝的态度，更成为班固考量东汉和西汉历史的关键。

故而不难发现，班固有意撰写《汉书》，是为了通过参与到家族事业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艰难岁月，这是他的主动之处。而当《汉书》被纳入王朝视野，有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之后，班固对《汉书》的剪裁权力，便又有所削弱了。这时他必须完成《汉书》，而且要完成得很好，但其中是否有他的不得已之处，历史只给我们留白，却没告诉我们答案。

班固像

澎湃新闻：班彪和班固如何看待司马迁和《史记》？《汉书》和《史记》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曲柄睿：班马异同是中国史学的老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汉书·司马迁传》里，班氏父子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有三个优点，三个缺点。

优点方面：第一，司马迁的书能够接续《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很详细地叙述了秦汉之际的历史，这是优点。第二，司马迁“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视野开阔，知识面广，这是了不起的贡献。第三，司马迁的写作“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实录精神，文笔也好。

缺点方面：第一，司马迁因为使用的材料太多了，所以“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这是大部头著作难免照顾不到的地方。第二，《史记》的立论，存在着问题，核心便是“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第三，司马迁个人博物洽闻，但是人生却“不能以知自全”，学无所用，这是令后人遗憾且惋惜的地方。

上述意见应该是班固结合班彪之论，并加以自己的主张合而成文的。《后汉书·班彪列传》中还记录了班彪明确的对《史记》的批评。比如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据此，似乎司马迁记录了汉朝的历史，这才是《史记》的功绩，而其他的内容并没有太多价值。这是在内容上的意见。在撰述的体例上，班彪也不满意。他说：“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涉列入世家，是《史记》的发明，《汉书》并未接受。不仅如此，班彪还认为司马迁对古人的籍贯、姓字的书法也并不统一。所以他写的书要回避这些问题。

综合《汉书》《后汉书》中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态度不难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汉书》是一本专注于汉代历史的书。这部书以经学中的圣人之意为价值判断的准绳。其二《汉书》是一本体例非常严整的书，既不像《史记》一样忽略了某些关键历史信息，也不会将人物放在不恰当的体例中。同时也不难发现一个情形：班固写在《司马迁传》中对《史记》和司马迁的意见，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班彪本人的意见稳妥得多。虽然父亲对司马迁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善，但是真正被写入历史的时候，儿子的笔触还是很大度的。

现在看来，虽然班氏对司马迁和《史记》多有批评，但是《汉书》仍然大量因袭《史记》。因为司马迁写到汉武帝时代，所以汉武帝时代以前的人物，《汉书》和《史记》的区别不大。汉武帝以后的人物，才能看出班氏父子的真正史才。可以说，班彪、班固的才华不逊于司马迁。

司马迁像

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伟大，便在于他们既能纵览历史的全貌，又能准确捕捉历史变迁的细节。《汉书》的后半段，涉及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昭宣中兴、王氏外戚崛起以及西汉灭亡等重大历史问题。班氏父子用平实的笔触，将一个个历史亲历者的表现予以叙述。有宏大叙事，亦有细节描写，凸出了历史的写实感。

不妨举一个例子。汉成帝的师傅张禹，因皇帝亲信，且王氏外戚认可而拜相封侯。《汉书》本传描述他：“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特别是当皇帝经常来探望张禹时，张禹会时不时地请皇帝帮他解决一点私人问题。比如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离自己近一点，就说：“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皇帝立即将萧咸徙为弘农太守。张禹的小儿子没有官职，下次皇帝来的时候，张禹就让小儿子在一旁侍奉，并频频目视于他。皇帝明白了，就在张禹床头拜其小子为黄门郎、给事中。如果拿张禹的形象和汉初的萧何、曹参，或者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以及汉宣帝时的魏相、邴吉比较，都有那么一点不相称。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或许是一些更宏大的问题了。

澎湃新闻：班氏家族的外戚身份，对于其修史事业有何助益与限制？

曲柄睿：其实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帮助，便是班家藏有宫廷藏书的全部副本。《汉书·叙传》记载，汉成帝时，班斿，也就是班彪的伯父，因为曾与刘向点校秘书，也经常陪伴皇帝读书，所以得到了“秘书之副”的赏赐。这个赏赐为整个汉代所仅见。《叙传》紧接着就说当时的东平思王是皇帝的叔父，想要看司马迁写的《史记》以及诸子书，特地向皇帝请求，结果没有被许可。书籍是汉代紧俏稀缺的资源。班家的后人汲取于秘书的资源，积累了自己的学问。《叙传》说班彪和自己的从兄，班斿稚子班嗣一同游学。他们的生活是“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这实在是一种让人艳羡的生活状态啊！

不难想象，班彪通过阅读了解了过去，更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观。而受到藏书吸引而来的父执辈，不光带来了朝中的新闻，还带来了远方的消息。史家的成长之路有两个通行的必备条件。其一是异于常人的渊博知识，另一是游历山川、阅人无数之后的惊人阅历。两者比较，前者在汉代相对更难一点。班彪目前只具其一，日后则得其二。而他所拥有的，却是当时常人难以得到的。不消说，这是外戚身份的优势，更是历史对班氏的偏爱。

倘若在西汉，班氏转型为一个纯粹的文化家族，由此接续司马迁事业，专心修史，或许班氏的家族史会更为平稳顺畅。不过，命运总是爱开玩笑的。班氏自己并不甘心转型为纯粹的文化家族，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东汉初年的政坛上，班彪、班固父子都不得志。修史是他们应对人生困顿时的一个选择。等时机到来，班固又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并不会再将修史视作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人走路困难的时候，最需要拐杖。而当人身体恢复，能够走路的时候，第一个要丢掉的就是拐杖。班氏对政治生活的热心，恐怕与他们的外戚身份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外戚身份导致的对权力的热衷，使得班固并不能完全沉下心来从事史学撰述的工作。其实这是对班氏修史的最大制约。

当然也可以看到，正因为班固的外戚身份，他既能够进入汉明帝的视野，也会受到汉明帝的监督。东汉初有外戚背景的文士，都在努力协调自己两种身份的落差，并尝试找到新的生命立足点。班固不是一个例外，只是他的人生显得更为悲壮一点。

《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8月

澎湃新闻：都说读史使人明智，为何前四史的史家一人受刑、二人横死、一人贬抑，政治上多数时刻处于边缘，生命历程坎坷不堪？

曲柄睿：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从学术角度而言，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因为史学撰述，完成了立言的伟大工作，从此进入到不朽的行列。后代学者重新进入到秦汉时代，最主要的依靠就是他们的著作。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仅对秦汉的情状茫然无知，我国的史学传统，也未必能建立得如此坚实。然而他们的人生经历，似乎又完全看不出，他们接受了自己笔下所记录的那些智慧。不妨直说，伟大的史家在人生中的稚拙，好像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在遭受了腐刑之后，司马迁开始从反面看待人生。人生并不是由成就构成的，而是由不被羞辱构成的。如果没有遭受由低到高的羞辱，就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人生了。这个看法无疑是消极的，但又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了解古代，洞悉人性，又经历了那么多挫折的他，一定有不一样的思考和灼见。只是这些意见来的有些太晚了。

班固评价司马迁时，引用了《大雅》中间的话，所谓“既明且哲，能保其身”，他的感慨是“难矣哉”！不消说，班固是对司马迁存在共情的。等到范晔将司马迁和班固放在一起讨论，又说了下面这段话：“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后汉书·班彪列传下》）一代又一代史家，在追溯前辈的时候，既扼腕叹息，又深刻自省。然而，效果却并不明显。他们仍如飞蛾扑火一般，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奋翅。

史家在谈论别人的成败得失、兴衰荣辱时总能侃侃而谈，而当自己实际参与到政治生活时又左支右绌，面面相觑。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掌握了太多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故而总显得技高一筹。殊不知这是上帝视角带来的后见之明，却绝非自己有过人之处。过度的知识熏陶，会让人膨胀自大，从此忽略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历史上的很多决定，往往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全面，甚至是不准确的情况下做出的。成败只在一瞬，回首已是百年。当机立断的勇气和决心，甚至是灵机一动和急中生智，不能通过后来的记录予以呈现，却是亲历者必备的素质。史家如果将这一切视作可以习得，可以整理的知识经验，就难免在亲身经历时犯错。毕竟看得懂不等于走得稳，而错误的代价，又往往很大。

另一个可能是，历史记录的信息，有时候也比较简单。特别是对人物心态的把握和描摹，往往显得很不够。这在先秦两汉的史学中很常见。后人说，前人笔法精湛，笔力超群，寥寥数笔就见得个中三昧。不过人物的性格、细微的表情、多变的眼神和瞬息的情绪波动也由此变得难以捉摸。史家见事机敏，但是识人却未必明朗了。今人读史，经常发现《史记》《汉书》中记载的人物颇多前后矛盾之处。比如项羽英雄豪迈，却有妇人之仁。究竟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种原因，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性格缺陷，史家没记录，或许也不关注。但就个人成长而言，类似的留白之处，却恰恰可能是读者洞悉人性的关键。史家不言亦不知，人们从中收获的机会就小了。而史家想要通过结果来倒推原因，将自己笔下的史书当作人生指南时，很可能是盲人骑瞎马。

即便史家得到了足够的知识支持，也富有智慧，但他们擅长的领域是传授经验，而未必是亲身实践。拥有知识不等于能够践行知识。人生实践的场域有千万个，史家即便对其中多数都有所理解，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有一些体验性的感觉，无法通过知识来传达。可以说，那些无法用语言描述，无法被当成知识传承的智慧，很少出现在历史的记录中。它需要耳濡目染的涵养，以身入局的胆识，更需要时机命运的垂青和会心一笑的体验。类似的情形在生活里很常见。我们可以看着美食视频学会做一道菜，但这道菜到底好不好吃，只有吃过才知道。更何况，实践总会出现意外。史家只学会了几道例题，可如果现在的题目超纲了，在他预料之外，怎么办？他们的能力范围毕竟有限，而实践永远是充满未知的。这也就是生活永远比历史更有魅力的原因。

最后要提到的是，史家的欲望也导致了他们的困境。倘若班固、范晔安心做一个读书人，只去修史或创作文学，他们的生活中一定还会遇到很多麻烦，不过他们衰亡的时候可能不会如此的狼狈。我认为，如果班氏家族彻底从外戚家族转型为文化家族，那么这个家族延绵的时间一定会更长，会远超百年。事实上，令班氏家族比其他西汉外戚家族延续时间更长久的原因就是这个家族更多地表现出了文化特色。如果班氏一早卷入西汉末的政争，可能他们早就伴随王莽的覆灭而消亡了。

澎湃新闻：为何要写作班固的家族史和生命史？从家族史以及生命史的视角，您对班固家族的研究与以往研究有哪些不同？

曲柄睿：有很多原因将我引导至探索班固的旅程上，有一些意向很明显，有一些很模糊。我过去长期的研究，就材料而言集中在早期的史部文献上，就内容而言集中在人物传记上。在了解了前四史中很多人物的情况之后，我自然地关注司马迁、班固、陈寿和范晔，这四位史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班固，因为我在《汉书》领域相对有一点积累，所以对他和他的家族，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但是如何呈现班固的历史，我有一些和前人不同的想法。传统学术史的写法，会将班固写得很全面，无论是他的履历还是他的撰述，都会很充分。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著作了，也都很有水平。我无意写一部和前人写法相近的作品，而是想挖掘更鲜活、立体的班固。在我开设的人物传记研读课上，我经常说“历史地看待人，看待历史的人”。意思是知人论世，知世论人。反观班固和他的家族，既参与到了气象万千的时代洪流中，也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真情实感。该怎么下笔，我有两个考虑。

其一是借鉴微观史的写法，也就是尽量写得“小”。微观史聚焦的人物和时空范围都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材料又尽可能的丰富。围绕在班氏家族周围的材料，除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汉书·叙传》，还有范晔在《后汉书》中为他们写下的传记。与其他历史人物比较起来，班氏的材料就算多的了。可还不够。幸运的是，班彪、班固父子都是文学家，在各种文集中，收录了他们的文学作品。比起史学，文学更能直观地令人窥见他们的心灵。我还阅读了班倢伃、班超和班昭的文献，一点点地思索，写下这些动人文字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除了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精神，我别无他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总尝试着多看到一些此前被我们忽略了的，但又可能真正反映他们内心情态的东西。

其二是回归我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也就是不回避“大”。人们或许以为，我国史学擅长讲道理，而外国史学擅长讲故事。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完全如此。司马迁和班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之前的史家，《左传》的作者一定也是讲故事的高手。甚至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各种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包括诸子类文献中，有着大量的故事。如何将事情的起因、经过、高潮、结果说清楚，不枝蔓，并且让人读了有绕梁三日之感，在前辈史家那里是一门磨砺纯熟的技艺。作为后来的学徒，我一直尝试着模仿这门功课。在这时，就不能纠结于若干细节，而是要坦率地将班固及整个班氏家族的历史爽朗地呈现出来。而且要给他和他的家族一个历史的锚点。看清楚他们是大时代的小人物，还是大时代的大人物。

探索班固的家族史和生命史的经历，是一场漫长的远征。一切的起点，始于一个遥远夏日的午后。那时我开始思考班彪的《北征赋》和《汉书》之间的关系。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我或许可以为关于这个家族的思考画上一个休止符了。不过我相信，终有一天，我还会重拾关于他们的记忆，并开始一段新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