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你是敦煌人吗？

两代敦煌人：常书鸿

两代敦煌人：常沙娜

整理展览资料时，冬晖曾说：“一个人这一生留下的画稿、照片、教案、设计图，如果最后都装进一个文件夹，就像一个巨大的压缩包。我们现在一件一件把它翻出来，就是在‘解压人生’。”这段话我一直记得。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慢慢意识到：正因为“花开敦煌”展览不断延展，我们母子才真正有了机会一起做事。我得以让冬晖理解，我所做的一切，并不只是对他的絮叨，而是老常家、老崔家代代相传的做事风格。这份相处，也成为我晚年最深的慰藉。

冬晖小时候，我没能好好陪他。我和老崔都忙，我要教课、做设计，还要处理学校事务，许多母亲本该停下脚步陪伴孩子的时刻，我都错过了。等我意识到这些，冬晖已经长大。也正因如此，我后来更不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我从未要求他一定要从事与敦煌相关的工作，也从未对他说过：“你要顺着前两代人的路走下去。”敦煌对我父亲重要，对我也重要，但冬晖首先是他自己。他有自己的思想、家庭和责任。

与崔泰山的结婚照

后来我搬到工作室与Tina同住，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能自己安排的事，就尽量自己安排，不让他的生活被我牵得太紧。

冬晖从小就喜欢看天、看树叶、看花草。我有时会找出敦煌壁画中相近的纹样给他看。姥爷也很疼他。他十三岁那年，姥爷年纪已经很大了，仍特意为他题了“勤奋”二字。那两个字很简单，放在我父亲身上又很重，父亲一生认定敦煌之后，便再未轻易退却。他常说，自己是“杭铁头”，遇到困难也要顶过去。我想，我身上多少也继承了这股劲儿。

1989年，老崔去世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独自带着冬晖前行。我对他的期望始终朴素：平安、健康，做人正直，做事诚实。

命运后来又将我们拉近。2007年我患病后，冬晖开始积极整理我的资料。当Tina提出要办展览时，他全力支持，认为需要有人系统完整地梳理我几十年来的积累。渐渐地，我们不仅是母子，也有了同事般的默契。

整理资料时，我们一起翻看旧稿，辨认年代，讨论作品如何呈现、如何叙述。有时一张图刚摆上桌，我还没说完，他已能顺着我的思路往下想。那种默契，与他小时候不同：那时是我把敦煌的纹样拿给他看，为他一一解说；如今我老了，他已经能陪伴我，把一生与敦煌有关的记忆重新打开。

那些被我们一张张翻出的画稿，都有来处：有我的少女时代，有父亲带我走进莫高窟的身影，有洞窟里的色彩与线条，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重要设计工作的记忆。

1945年，爸爸带着我与弟弟凌嘉在莫高窟洞窟内

人在年轻时忙着往前走，常常来不及回头。直到晚年重新整理，才发现许多痕迹从未消失。这些资料并未停留在过去，后来，有些图案与经验，又以新的方式进入了今天的公共空间。

2021年，北京地铁8号线前门站启用了我设计的公共艺术作品《万木峥嵘》。这件作品以敦煌装饰图案中的树木花草为基础，让魏晋的素雅、盛唐的丰盛，在现代地铁站中重新生长。周令钊先生也在同一条线路上留下设计。我们曾在20世纪70年代一同为国家效力，如今又在同一条地铁线上“重逢”，这让我很欣慰。

2025年春天，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开幕，冬晖担任展陈顾问。我们再次合作，共同设计了主视觉《龙凤天华》，成为展馆的重要一笔。作品中的凤鸟纹源自莫高窟第428窟，背光与藻井的构图也被巧妙融入其中。虽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赴大阪略有遗憾，但听闻中国馆荣获大型自建馆展示类金奖，我由衷高兴。

同年9月，“常沙娜艺术中心”于敦煌启幕；2026年3月，我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杭州，在老城鼓楼之畔，又一座以我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悄然落成，这不仅圆了我晚年归乡的心愿，也仿佛与父亲一同完成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与爸爸常书鸿在北京家中，谈论话题不离“敦煌”

我从未想过，此生竟会有以我之名筑起的空间。我也深知这一切并非偶然：Tina与华磊一直默默筹划，更有许多关心我的人倾力相助，才让老人“回家”的愿望，化作了现实。

回看这一生，我想到的还是父亲。1945年，曾在千佛洞里共患难的研究人员陆续离开，那是父亲最艰难的时候。但他没有走。他凭着“杭铁头”的倔强撑了下来，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父亲守护敦煌，是为了让它不消失；我这一生所做的，是把洞窟里的线条与色彩一点点读懂、整理出来，让它不仅被仰望，也能被使用；而到了下一代，我希望他们能把敦煌带向更广阔的当下，带进城市的公共空间，带进现代科技的叙事，也带进年轻人中。

1980年爸爸给我写的亲笔信中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最近接到这本书，赠给你，参考学习！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爸爸，八〇·八·廿一日。”

我一天天老去，却始终忘不了与父亲共处的时光。每当家里来了客人，聊着聊着，我总忍不住问一句：“你是哪里人啊？你也是敦煌人吗？”说完，自己也笑。

后来Tina帮我给来人分析：“敦煌人”其实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常书鸿是从杭州走向敦煌的，常沙娜是被父亲带到敦煌的，而未来的年轻人，将在另一个时代重新靠近敦煌。这样看来，一个人是不是“敦煌人”，不在于他从哪里来，而在于他是否愿意把敦煌放进自己的生命里，是否愿意为它继续做一点事情。

本文摘自《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常沙娜/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