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在那个冷冷的春日午后，我走出地铁站，却不见莎侬·托里斯的踪影。我和她约好下午4点15分在位于西哈莱姆的圣尼古拉斯公园见面，就在从A.菲利普·兰道夫（A. Phillip Randolph）高中往山下走的路上。莎侬是那所学校的一名高中生，她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但当我到公园时，我怎么也找不到她。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莎侬发来了短信：“我在你左边。”

顺着小路望去，我发现她正蜷缩在一张离我约50码[1]远的长凳上，盯着手机。为了抵御寒冷，她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件米色夹克外套，里面还有两件深色的连帽衫。身上别的衣物都是黑色的：黑色运动裤、黑色高帮运动鞋、黑框眼镜，以及一顶反戴着的黑色耐克牌棒球帽，黑色的长发被塞进了帽子里。我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

“嗨，”她说，“我之所以躲在这儿，是因为我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在此之前，我只见过莎侬几次，所以很难说她这种行为算不算奇怪。但这确实看起来有点不同寻常。

她接着解释了情况。那天是3月30日。下午，准确地说是下午5点，常春藤联盟的所有大学将同时发出给次年新生的录取信和拒绝信。之前我隐约知道录取结果会在那周的某个时间点公布，但我没想到竟然会是在我和莎侬见面的时候。

莎侬申请了两所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她想去普林斯顿大学，但她也真的、真的希望能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她告诉我，从七年级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一直就是她梦想中的学校。在接下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的梦想要么成真，要么落空。

现实让她难以承受。我以前采访她的时候，她看起来总是很酷——一个布朗克斯（Bronx）[2]的女孩，一个都市风情的多米尼加[3]女孩——但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长凳上，她在我眼前崩溃了。“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次。”她的手在颤抖，整个人看起来快要哭了。

“我觉得就是……就像是……我一直为了这一件事而活。”她解释道，“仿佛一切都取决于此。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事实就是这样。”

莎侬1999年出生于纽约，父母是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来的移民。两岁时，父母关系破裂，母亲带着她和哥哥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市。起初，他们住在亲戚家里，但很快这种安排便行不通了。接着，他们搬进了一个由天主教修女管理的收容所。住了几个月后，他们通过政府的住房项目搬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莎侬在马萨诸塞州上小学，从一开始就是名好学生。最初几年，学习压力还没那么大。但自从母亲带着她和哥哥搬回纽约，住到布朗克斯区后，压力便随之增大。六年级时，莎侬开始在第二十二初中上学。这所学校位于167街上的一幢高大建筑中，问题多多。每天都有学生在走廊上打斗，莎侬会被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新生欺负，他们嘲笑她不够多米尼加。莎侬为自己的血统和种族感到自豪，但她也逐渐开始欣赏其他文化：酷玩乐队（Coldplay）[4]、意大利面、《哈利·波特》小说。她退回到学业中，更加用功了。进入高中后，她更是加倍努力。

兰道夫高中门厅的墙上挂着一张亮黄色的公告牌。学校会在上面张贴每学期各个年级的荣誉榜，榜上总共约有1500名学生，按照平均绩点排名。高一第一学期，莎侬的名字一直位居榜首。随着毕业临近，如今她的平均绩点只领先于97.7%的学生，几乎可以肯定她已无缘被选为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优秀毕业生代表了。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她没有缺过哪怕一天的课。

但守住第一名的位置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莎侬每天写作业写到很晚，有时甚至到凌晨四五点，不顾母亲催促她快点合上书本上床睡觉。高三是最艰苦的一年，莎侬上了三门AP课程[5]。第一学期，她学得极其刻苦，以致到圣诞节时，她的小身板又瘦了11磅[6]。莎侬已经习惯了每晚只睡三个小时。由于她喝了太多咖啡，咖啡因对她已经不起作用了。

莎侬越努力，她所背负的期望就越重。这些期望压着她，让她觉得自己必须更加努力。在莎侬心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上大学。但并非随便哪所大学都行。在她小的时候，老师和家人就看到她的聪明才智和坚定决心，并预言她会考取一所常春藤盟校。起初，这只是人们常对聪明孩子说的那些疯话，但久而久之，这一反复出现的预言开始变得更加可信。

从高二开始，莎侬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免费的SAT[7]预备课程。随着去上课的次数增多，被校园里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名著包围着的她感觉越来越自在。高三的春季学期，莎侬被一个名叫“领导力多元美国企业”（Leadership Enterprise for a Diverse America，简称LEDA）的暑期项目录取了。该项目专门针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录取率低，要求严苛。历史上，LEDA项目的学生每年有一半以上被常春藤盟校录取。在莎侬就读的兰道夫高中，上一届有四名学生被常春藤盟校水平的大学录取：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这四名学生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莎侬清楚，鉴于自己家庭收入有限，她如果被录取，可能也会得到全额奖学金。突然间，她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的憧憬似乎变得一点儿也不疯狂了。

但随着去常春藤盟校上大学的愿望越来越不像做梦，莎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坐在那儿等待录取结果时，她最担心的就是周围的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她想象自己走进市郊小公寓的家，告诉妈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的消息。母亲的表情清晰地浮现在她脑海里。她几乎能看到母亲流下幸福的泪水。

然后，她想象自己走进家门，却不得不告诉妈妈她没被录取。妈妈流下了失望的眼泪。第二天，她还得去学校告诉老师和朋友这个消息，而他们都曾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接着是一遍又一遍的“哦，太遗憾了”。一整天都有人拍着自己的背，送上同情的拥抱。光是想象就让人受不了。

莎侬告诉我，这就是她躲在这张长凳上的原因。那天下午，她不想和朋友或家人在一起，也不想和任何她熟悉的人在一起。当注意到有一群朋友从我身后的坡上走下来时，她低下头躲开了他们的视线。出于某种原因，和一位记者待在一起是个不错的选择。她相信我站在她这一边，但她也觉得我的态度是“中立”的，我并非真的对她有所期望。我不像她生活中的其他人那样那么在意她成功与否。如果她没被录取，我也不会失望。

当时，我在做一个规模很大的报道项目，已经做了一年多。因为这个项目，我穿梭于全国各地，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乡村高中、芝加哥市中心的社区大学[8]，以及加利福尼亚、南卡罗来纳、得克萨斯和新泽西等州草木葱茏的大学校园。我采访过许多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但在旅途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像莎侬这样的学生交流上。这些正在读高中或大学的年轻人正试图弄懂美国高等教育不断变化的形势，我也一样。

谈话间，莎侬紧握手机，不断查看时间，手一直在抖。她倒数着分钟，越来越焦虑。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她一直在想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宾大位于城区，离家不远，莎侬很喜欢这点。前一年夏天，她与LEDA小组一起参观了宾大校园，那里的一切都近乎完美。她买了件带有宾大标志的毛衣，非常喜欢。她花了很长时间写宾大的申请文书，努力写得恰到好处。她的梦想是读古生物学和商业的双学位，在考古学系和沃顿商学院上课。她在LEDA组里最好的朋友，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名叫苔丝的女孩，也申请了宾大。她们商量好，两人如果一起被录取，就做室友。

莎侬开始低声哭泣，用手指擦拭镜框下快要滑落的眼泪。我问她为什么在还没得到任何消息时——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如此沮丧。她说不确定，但试图向我解释原因。

“我的生活一直围着学校转，”她慢慢地说道，“过去我一直拼命学习。我上学多久了？我从三岁就开始上学了。”她用连帽衫的袖子擦了擦鼻子。“所以，你把你一生中最擅长的事情拿出来。然后某个人，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这些人并没有见过你，却要决定你是否会被录取。”莎侬可以想象宾大招生部门的场景。他们翻阅着她的申请——她的成绩、考试分数、论文和推荐信——并按照他们以为的那样做出判断。

“然后他们告诉你这还不够，或者不够好。”她说，“或者说，一场考试的分数就能代表你这么多年的努力。而且是你自己选择要这么努力的。”她哭得更厉害了。“是的，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喜欢学校。我爱学习。做这些我丝毫不勉强。我读书学习是因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

5点钟到了。莎侬拿起手机。锁屏壁纸是一张马尔科姆·艾克斯[9]的黑白照片。手机背面贴着斯拉舍[10]火焰标志的贴纸。她打开邮件，点开收件箱，下拉后松手。什么也没有。

“上帝啊，我太害怕了。”她低声说道。

她又查看了一次。这次仍旧没有任何新消息。

刷新了几次后，她回过头读了一条宾大发的旧消息，意识到自己弄错了。录取结果最终不以邮件形式通知。她应该在宾大的申请人门户网站上登录自己的账号，那里可以查到录取结果。

但她突然想不起账号密码了。

“快点，莎侬，你知道密码的。”她一边说着，大拇指一边在手机屏幕上飞速滑动。“这是过去半年以来我第一次记不住这个密码。”她小声笑了一下。“拜托，”她对着手机说，“别跟我来这一套。”

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谬的现代网络安全操作，包括密码问题、九位数字验证码和临时密码后，莎侬终于成功登录，找到了宾大的信。她迅速读了信，然后闭上眼睛，低下头，将手机屏幕朝我的方向倾斜过来。我只看到了“深表遗憾”这几个字，但这已足够。

接下来是普林斯顿大学，这次的消息更加令人沮丧：莎侬进入了候补名单，而她知道普林斯顿的候补名单里，几乎没有人能够真的被录取。莎侬放下手机，盯着地面。

马尔科姆·艾克斯（1925年5月19日-1965年2月21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

我们坐在长凳上，天气变得更冷了，天色也逐渐暗下来。莎侬并不急于回家看到妈妈悲伤的表情。推着婴儿车的夫妻和遛狗的人从眼前走过，圣尼古拉斯大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地铁入口上方的绿色球形灯光闪烁着亮了起来，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警报器响个不停。

理性告诉莎侬，这还不至于是世界末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接受9%的新生申请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率则是6%。从统计上看，任何申请者，即使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也面临落榜的可能。还有一个令人稍觉安慰的事实是，莎侬两周前已被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附近的戴维森学院录取。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文理学院，还给莎侬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奖学金。4年的学费一共约为26万美元。莎侬如果去了，只需支付12美元——不是每年12美元，而是4年总共12美元。前年10月，戴维森学院邀请莎侬坐飞机去校园参观。她很喜欢那里，她清楚自己在那里会过得很好。但是戴维森学院离妈妈太远了。那里没有古生物学课程。这所大学既不是她梦寐以求的，也不是大家期望她去的学校。

这就是此时此刻让莎侬感到如此煎熬的原因。问题不仅仅是她未来四年要在哪里生活学习，更重要的是这个被评判、评估的过程，是知道这个事实：一个她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学校突然认定她不够格。

“我只是希望他们至少——我希望他们有可能见我一面。”她说着，眼泪仍在流，“我希望他们有机会看到我上学的地方。我希望他们有机会见到我妈妈。”我问她，如果宾大的招生官来到她在哈莱姆的学校或布朗克斯的家，她认为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会看到我，”她说，“他们不会只看到我的申请。他们会看到我。他们会了解到我多爱我的高中，我多在乎我做的事，我多感激自己的付出。我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

我问她，她认为这些招生官是怎么看她的。

“他们眼里的我就是一篇论文，”她说，“一个考试分数。”

她当面见过一位宾大的代表，那人是在申请过程中被分派面试她的宾大校友，一位在曼哈顿市中心工作的医生。那是一个冬日，莎侬乘地铁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她知道校友面试对大学录取决策影响很小。但即使这次经历对宾大来说并不重要，对她来说也很重要。

“谈话时长原计划是30分钟，”她告诉我，“但我坐在那里和他聊了两个小时。我们谈了很多。他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最喜欢哪部电影。我们开玩笑。我们问对方最喜欢吃什么。”

我可以想象这位医生和莎侬交谈时的感受。莎侬充满热情，富有感染力，十分独特：她可以从戴维·福斯特·华莱士[11]的小说，聊到有关恐龙灭绝的最新理论，再到“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这一黑人人权运动。她又开始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和医生校友的谈话令她如此难过。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我，”她说道，“他见到了不同于‘学校的莎侬’的我。这和大家期望我成为的样子不一样。”她深吸了一口气。“至少我认为他是以那种方式看我的。”

她低头看着手机。田纳西州的朋友苔丝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莎侬一直希望能和她做室友。

“你收到宾大的消息没？”苔丝在短信里问道。

莎侬回复她：“收到了。我没被录取。”

苔丝很快回复了一连串信息，说了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说的话：他们太蠢了。这太遗憾了。你完全应该被录取。

莎侬问道：“你被录取了吗？”

这次回复隔了许久，久到足以让我俩猜到答案。最终莎侬的手机上弹出一条短信：“是的:-/这就和赌博一样。全看运气。”

莎侬和我在暮色中坐了一会儿，看着小汽车和公交车驶过。她给我讲了市中心那位医生校友面试她时的另一个故事。这位校友建议她下次去宾大时，试试学校正对面的一家餐厅，他感觉莎侬一定会喜欢。“他推荐我点一道菜，我记在纸上了，”她说，“那张纸还在我的书包里。等夏天去费城时，我打算第一时间去那家餐厅点他推荐的这道菜。我会坐在店里，边吃边看窗外的校园。我期待有一种感觉：我属于那儿。穿过马路，对面便是我的第二个家。”

戴维森学院（图片来自该校官网）

前年夏天第一次见到莎侬时，她告诉我，高中时如果周末没有太多家庭作业，她会搭乘B线列车前往自然历史博物馆，独自在里面逛逛，看看恐龙，沉浸在科学的氛围中。她告诉我，博物馆给她带来的那种特殊感觉，与她穿行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时的感觉相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声誉、文化、荣光和学问之地——找到真正的归宿。但对莎侬来说，这种希望总是被一种小小的、顽固的恐惧所抑制，她担心这种地方可能永远不会欢迎像她这样的女孩。这有点像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对面的感觉：渴望对面的一切，但又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接纳。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莎侬梦寐以求的在社会中寻找新位置的过程取了个名字：社会流动。其最基本的定义是，从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经济学家通过推算一个出生在某一特定家庭收入层次的孩子成年后阶层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流动性。尽管他们在何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最佳这一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普遍认为一定程度的流动对国家整体健康有益。当一个社会中的人能够追求超越出身、向上流动，那么这个社会便是高效而又生机勃勃的。

尽管向上流动对国家来说可能有益，但对个体而言，这个过程很少是顺利且简单的。向上流动不仅是比父母赚更多的钱。对许多人而言，这也是一种文化瓦解的过程：抛弃原有的价值观和想法，投身于一套新的、陌生的价值体系。这可能让人迷失方向，在情感上受伤，可能会摧毁家庭纽带，挑战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及个人目标。

作为记者，流动性这个话题一直吸引着我。社会流动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对我们理解自己如此根本、如此重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若想改变生活状况，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尝试的道路上，人们会遇到什么阻碍？等到成功时，他们会有何感受？这些是我之前三本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几年前，我决定更直接地去研究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当下美国一个意想不到且十分独特的现实情况：与其他时代和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美国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期早期的经历，而这段时间相对短暂。如果你是像莎侬·托里斯这样的美国年轻人，你在高等教育上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人替你做出的选择——将对你未来的生活轨迹至关重要。

这种情况不是只有像莎侬这样的超级学霸才会遇到。我曾与兰道夫高中的其他几名同学交谈过，这些年轻人与莎侬在经济条件上差不多，但在学业上不如她出色。他们在高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似乎与莎侬的一样棘手，但更受限：工作、参军还是读专科？两年制还是四年制？留在城市，还是去州内远离大城市的地区读书？这些学生从学校、家人和同龄人那里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关于如何取得成功以及如何避免失败的故事互相冲突。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做出哪种选择，他们自己似乎也不确定。但我知道，这些选择将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挥之不去的影响。

《论美国的民主》扉页，1838年于纽约印刷

长期以来，流动性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1831年，一位名叫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年轻法国贵族来到了美国，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公民传统。当时的美国还是个年轻的国家。托克维尔回到家乡时，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记述了他的旅行。现在这本书被认为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很多值得赞赏的地方，但他对美国人赞同社会阶层应当流动这一点感到困惑。

书中，托克维尔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奴隶制这一显著事实，这在当时是非裔美国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障碍。然而，托克维尔在美国白人中观察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总在不断变化，与欧洲阶层体系那种令人安逸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创造财富，人们失去财富。“财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动，而且经验证明，很少有上下两代均是富人的现象，”他写道，“新的家族不断出现，其余的则不断衰落。”

美国阶层体系的相对混乱让托克维尔感到困惑。如果富人可能一不留神变得一贫如洗，穷人可能轻而易举变得家缠万贯，人们又怎能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呢？托克维尔写道，在欧洲国家，“贵族制度把社会中从农民到国王的所有成员连接在一起”。他相信这种连接是好的，它把全社会凝聚在一起。他告诫说，美国失去了贵族传统所带来的凝聚力：“民主拆毁了这一链条，切断了每一个环节。”

尽管对托克维尔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危险的，但在19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都甘愿，甚至渴望斩断这个链条。年轻的国家也许会不稳定，却能因此获得机遇。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很多富人也曾贫困潦倒。”这个令欧洲人震惊的事实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存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2]的父亲曾是卑微的渡船船长。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3]是旅行推销员的儿子。安德鲁·卡内基[14]是贫穷的工厂工人的儿子。亨利·福特[15]在一个小农场长大。美国兴起的这种白手起家的理想不仅仅适用于工业巨头，还适用于西部的移民、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得克萨斯的野心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商人、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们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即每个人在美国都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这是聪明才智、冒险精神和努力工作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然而，20世纪下半叶，随着拓荒经济中的动物精神[16]逐渐淡化，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特点开始转变。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数百万退伍军人凭借《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了大学。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现实在美国诞生：阶层流动与创业精神不再紧密联系，与教育程度的联系却日益密切。在二战前的美国，一个人要想超越自己的出身，可能需要勇气和努力，但在二战后的美国，通常需要的是大学学位。

对于莎侬这代年轻美国人，如今国家统计数据描绘的局面更为黯淡。大学学历不再仅仅是向上流动的工具，还是防止阶层下滑的护盾。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可能性，几乎是有大学学位的人的4倍。仅有高中学历的美国人的失业率是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2倍。这种差异不止体现在经济上：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寿命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长13年。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较低，即使结婚了，离婚或分居的可能性也是有大学学历的女性的2倍以上。有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国家好似正在分裂成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国家，大学文凭则是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这便是莎侬感到自己正身处其中的现实。若想超越出生时的经济困境，她需要找到通往分界线另一边的道路。我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这正是美国希望你去做的事情。考上大学需要跨越许多障碍，而进入一所能让你得到理想工作的大学也是一场障碍赛。”对于像莎侬这样没有背景和人脉的人，名牌大学的学位似乎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唯一路径。这正是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那个下午让她无比痛苦的部分原因：据她所知，在新的美国阶层流动体系中，几乎没有容错的余地。在她所在的布朗克斯区，年轻人一般很少有第二次机会。

注释

1.1码≈0.914米。

2.纽约市相对贫困的一个区，居民种族多元化，是嘻哈音乐的诞生地。

3.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

4.英国摇滚乐队，成立于1996年。

5.美国大学的先修（Advanced Placement）课程，简称AP课程，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大学水平的课程，主要面向计划在美国就读本科的高中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可授课。该课程共设38门学科，分为艺术类、英语类、历史与社会科学类、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类、自然科学类、世界语言、文学类7大类。

6.1磅≈0.454千克。

7.美国高中毕业生水平考试，有“美国高考”之称。

8.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大部分为公立性质，为学生提供与四年制大学前两年相衔接的课程，帮助学生转学攻读学士学位；同时提供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帮助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职场。与一般的大学相比，社区大学学费低、入学门槛低、课程灵活，招生以本地学生为主，重视实践应用而非学术训练。

9.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者之一。

10.斯拉舍（Thrasher）是美国著名滑板文化杂志Thrasher旗下的潮牌。

11.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是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无尽的玩笑》《跳跃的无穷》等。

12.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是美国工业家、慈善家，依靠航运和铁路致富。他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历史上最富裕的美国人之一，捐资创办了范德比尔特大学。

13.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是美国企业家，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

14.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美国企业家、慈善家，20世纪初的世界钢铁大王。

15.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美国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

16.源自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一个比喻，指美国早期边疆经济中那种充满活力、勇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原章节名为《录取结果揭晓的那一天》，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不平等的大学：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美】保罗·塔夫/著 罗霄/译，译林出版社，202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