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十八世纪巴黎的谣言、歌谣与手抄新闻

【1778年，流亡多年后，伏尔泰回到巴黎，“所有巴黎人”（Tout Paris）夹道欢迎，万人空巷。伏尔泰被神化证明了他对“那可憎之物”（l’infâme，指宗教偏见、不宽容、不公正）的讨伐赢得了巴黎人的普遍同情。】

《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张弛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6年10月出版，616页，110.00元

本文系当代新文化史巨擘、书籍史研究奠基者之一、哈佛大学图书馆前馆长、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为其所著《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撰写的前言。

事件不会赤裸裸地出现在世界上。它们披着外衣——态度、假设、价值观、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期待、希望和恐惧，以及许多其他情绪。要理解事件，有必要描述伴随它们的感知（perceptions），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拙著所讲述的，正是巴黎人如何经历并感知这一连串事件：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的终结，止于1789年巴士底狱的陷落。

几十年来，专业历史学家一直反对“事件史”（event history）——法国年鉴学派斥其为遮蔽历史深层结构的浮光掠影——但它正在复兴，重新被提上学术议程，我相信，它可以被重新构建，不再仅仅作为对所发生事情的记录，而且作为一种了解人们如何理解所发生事情的方式。他们的反应为历史学家经常研究的舆论提供了线索，也为探索深层次的东西——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提供了线索。

我承认，集体意识很难用语言来定义。社会科学家经常使用相关术语，如心态（mentality）、世界观（worldview）、舆论氛围（climate of opinion）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尽管如下文所述，“集体意识”很久以前就出现在涂尔干（Durkheim）的著作中，是社会学家最喜欢的概念，但我将其改称为“鼎革之气”（revolutionary temper）来描述巴黎人对1748年至1789年席卷他们生活的事件的反应方式。我所说的“气”（temper）或者可以理解为“性情”，是指一种被经验固定下来的心态，类似于通过加热和冷却对钢进行“回火”（tempering）。

十八世纪的巴黎历经剧变：人口流动、地理变迁、市容嬗变。多亏了新一代社会史家和经济史家的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追踪巴黎人日常生活环境的变化，甚至包括他们的饮食、服饰、家具、购物习惯、娱乐和阅读的变化。虽然生活条件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总体看法，但他们对公共事务发展方向的感觉并非直接源自环境或书籍，而是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渐次形成。我希望考虑社会经济条件和出版物的影响，但将专注于街头层面的信息流动，即当时的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以及人们对事件的反应。

在革命前的四十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为避免读者深陷于琐碎细节之中，我不得不有所取舍。《鼎革之气》未采用编年体例通叙全程，而是选择了事件尤为密集的四个时段（1748—1754年、1762—1764年、1770—1775年、1781—1786年），然后专注于从1787年到攻占巴士底狱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如此谋篇布局，意在展现巴黎人如何通过感知时势流变蓄势，终在1789年跃入革命洪流。

我只关注发生在巴黎的事，尽管其中许多内容也适用于法国其他地区。若放眼外省，则会在过多的细节中失去叙事主线。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街区众多且特点迥异，人口庞大且不断增长，财富与地位的分化有如万壑千岩。这种混杂性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强化。当时，旧衣铺的二手华服令人难辨身份贵贱，庶民与显贵在剧场和公园摩肩接踵，混杂日甚。然而，巴黎人保留了对社会地位的敏锐意识，他们始终将社会底层的“小民百姓”（le menu peuple, les petites gens）与社会上层的“大贵族”（les grands）区分开来。贵族可以进入凡尔赛宫，于是有了“宫廷与城市”（la cour et la ville）一说，表明宫廷与巴黎之间的联系乃是贵族享有的权利。对大多数巴黎人，尤其是“小民百姓”而言，凡尔赛宫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政治是国王的事，由大臣、廷臣和大贵族中的权力掮客以国王的名义进行打理。然而，凡尔赛宫中权力角逐的消息总会传到宫外，并与巴黎信息系统中的各种其他消息交汇激荡。为追踪巴黎信息的潮汐，我将略过“小民百姓”视野之外的朝廷密谋，因为这些事件唯有变成沙龙、咖啡馆、酒馆、街角以及市场上流传的谣言，方能进入他们的世界。

我主要依靠日记、信件、公报和被称为手抄新闻（nouvelles à la main）的非正式新闻报道。每一种信息来源都有局限，无法提供了解过去的清晰的窗口。在叙述事件时，这些史料经常会描绘普通巴黎人的反应，但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巴黎人（Parisians-in-general）。关于“全巴黎”（tout Paris）都在议论什么的言论通常仅限于见多识广的精英阶层。“有人说”（on dit）中的“有人”（on）——这是一种描述普遍观点的常用方式——通常不会指涉工匠和店主的世界。当谈话明确提到普通民众时，它往往更多地指向观察者，而不是被观察者。我们无法对集体意识进行直接观察，要理解它，必须通过推论和解释性跳跃，并以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串联起来的所有可用证据作为支撑。

我承认，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确有困难，但我更想强调它的优点。关于十八世纪巴黎信息流的史料异常丰富。我们可以重建咖啡馆里的谈话，从地下公报中获取新闻，聆听街头歌曲中的即时评论，并直观感受游行和节日所展示的力量。我们经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好像这是一个新事物。然而，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信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传播方式，在十八世纪，巴黎充斥着由其特定时空下特有的多媒体系统所传播的信息。

以大栗树（Tree of Cracow）为例，它是巴黎市中心罗亚尔宫北部的一棵大栗树。每天都有“口传消息贩子”（nouvellistes de bouche）聚集在树下，交流最新的口传新闻。据报道，各国大使派密探来此打探风声或散布消息，而普通人则会驻足猎奇。“Craque”在俚语中的意思是假消息，据推测，每当一位消息贩子（nouvelliste）把事情公然弄错时，树枝就会发出噼啪声。听众迅速记下，转身奔向附近的卡沃咖啡馆（Café du Caveau）和富瓦咖啡馆（Café de Foy）、卢森堡花园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某些长椅，以及酒馆、餐桌和沙龙，向聚集的人群宣读。警察对巴士底狱囚犯进行搜身时，没收了这些藏在袖子和背心口袋里的纸条。它们至今仍可在巴士底狱档案中见到，这是两个半世纪前曾激起人们议论的信息碎片。警察密探的报告通常以对话形式写成，基于这些报告，人们可以逐个到各咖啡馆跟踪对话本身。

一幅根据佩罗特（M. Peyrotte）作品《猴子议会：献给大栗树的新闻记者先生们》制作的版画的局部。画中，一个消息贩子正在朗读新闻报道，而另一个则在沙地上画出阵形图，以演示七年战争期间军队的布阵。

其他类型的消息贩子将这些笔记转化为手抄新闻或手写的时事通讯，并以“藏在外衣下”（sous le manteau）的方式传播。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里，至少有三十一位消息贩子制作了此类公报（gazettes）。尽管它们是非法的，但警方对其了如指掌，常加审查，甚至制作了自己的简报。在一个缺乏现代报纸——刊登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印刷期刊——的社会中，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就是如此强烈。法国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直到1777年才问世。由于事先经过严格审查，《巴黎日报》不会刊登任何让政府和教会不安的消息，而多年来由外交国务秘书主管且带有官方性质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只会刊登凡尔赛掌权者发布的通告。

要想了解本地信息，巴黎人可以看《公告、启事与杂闻》（Annonces, affiches et avis divers）这份小报，它刊登了各种与政治无关的广告与小文章。关于国际新闻，他们阅读低地国家、莱茵兰和阿维尼翁印刷的法语报纸。阿维尼翁当时是罗马教宗在沃奈桑伯爵领地（Comtat Venaissin）的飞地。外国期刊流布甚广，特别是在1745年以后的四十年间，数量从十五种增加到八十二种。尽管受到有效审查（警察可以通过邮政系统切断它们的分发），它们依然包含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洲的革命殖民地）的大量新闻，这些报纸在巴黎的通讯员经常撰写详尽的报道。

一群消息贩子围坐在卢森堡花园中听人朗读一份公报

旧制度的信息系统融合了口头、手抄和印刷来源的新闻。杜布莱夫人（Marie-Anne Doublet）的沙龙最能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该沙龙被称为“堂区”（la paroisse），每周六在马莱区的杜布莱夫人的府邸举办。为了准备这一沙龙集会，杜布莱的一名贴身男仆走遍了附近的仆人寓所，收集八卦新闻并将信息录入专为沙龙准备的两份登记簿中，其中一份记录那些看起来可靠的消息，另一份则记录可疑的谣言。当“堂区居民”（parishioners）到达时，他们会查阅登记簿，补充自己的消息，然后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讨论并用餐。仆人随后将该群体认为可信的消息辑成摘要。副本流通出售，副本的副本在整个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传播得越来越广。其中一个版本于1777年首次印刷，之后版本不断增加，到1789年时增至三十六卷，标题为《法兰西文人共和国历史的秘闻录》（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后文简称《秘闻录》）。当局对“堂区”的活动了如指掌，并一度威胁要将杜布莱夫人关进修道院。尽管如此，她那简陋的新闻编辑室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在其制作的新闻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充满世俗气息与八卦；夹杂着关于女演员和社交名流的俏皮话；有着大量对戏剧、书籍和艺术展览的评论；同情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一派；在政治事务上倾向于支持巴黎高等法院。

虽然各种新闻和信息都来自口口相传，但巴黎人生活在一个媒体交叠互渗的世界中。声音与视觉的传播形式，无论是交谈、书写、印刷还是图像，彼此间并无明确界限。以谣言为例，其形态可从随意的闲谈渐变至煽动性的公众喧声。当时的术语体系足以度量其丰富变体：流言（commérage）、市井闲谈（potin）、小道消息（ragot）、传闻（on dit）、谣传（rumeur）、蓄怨之声（murmure）、喧哗（tapage）、公众喧声（bruit public）。俏皮话则以多元形态呈现，如妙语（bon mot）、警句（épigramme）、新桥歌谣（pont neuf）。这些言辞在即兴对话中诞生后，常被付诸印刷。交流的方式与语调形塑了其意涵与效力。嘲弄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正如时人常言的“将笑谑者争取至己方”（mettre les rieurs de son côté）所示。

感伤同样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事实上，十八世纪下半叶感性主义（sensiblerie）的发展伴随着修辞的转变。正如卢梭挑战伏尔泰的统治地位一样，笑声让位于涕泪。这种语气的变化尤其体现在那些引起极大关注并因此成为“事件”（affaires）的法庭案件上，如卡拉事件（Calas Affair）、钻石项链事件（Diamond Necklace Affair）和科尔曼事件（Kornmann Affair），这些事件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情绪，并将这种情绪在广大公众中传播开来。

每当有群众围观时，戏剧性的元素就会弥漫在律师的辩词和普通谈话中。人们在街角慷慨激昂地宣读小册子，在咖啡馆里大声朗读它们。有时，朗诵会变成带有精心设计的场景的表演：在向观众朗读之后，支持政府的小册子有时会受到审判、被指控有罪、被定罪、被焚毁。信息通过各种手势传达，甚至通过服装表达。衣冠楚楚的男士有时会在马甲上系上印有时事图片的纽扣，而女士则戴着让人联想到小册子主题的软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精心设计了“费城式”发型和“独立式”发型。

语言文字也通过音乐传播。几乎所有巴黎人的脑子里都有一套共有的曲库，我计算过，至少有十二首。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出最喜欢的歌谣，例如《被绞死的人》（Les Pendus）和《唤醒睡美人》（Réveillez-vous belle endormie）。每周，几乎每天，总有一位可能来自下层社会的才子，为旧调填写新词，以此讽刺权贵，评论时事。辑录者将最新的歌曲抄录到被称为“歌集”（chansonniers）的剪贴簿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十八世纪的《克莱朗博歌曲集》，它共五十八卷。巴黎市政历史图书馆中的一部歌集包含六百四十一首歌曲和诗歌，共十三大卷，这部集子还仅收录了1745年至1752年流行的歌曲。拿着小提琴或手摇风琴的歌手在街上乞讨赏钱，工匠也经常边工作边唱歌，就像夏尔—西蒙·法瓦特（Charles-Simon Favart）在他父亲的糕点店里一边揉面一边唱歌一样，之后，他的才华被发现，最终成了最著名的喜歌剧作家。

街头歌手高唱一首圣歌，吸引了人群驻足围观。

最流行的歌曲通常托名于虚构的作者，比如“好心情，巴黎歌手”（Belhumeur, chanteur de Paris）或“人称逗趣者的巴蒂斯特”（Baptiste dit le divertissant），这些歌曲被印成小册子，有时还带有乐谱。现代人可以从当时的“歌钥”中识别出这些音乐。因此，人们能够还原出街头歌曲的歌词及其部分旋律。歌曲涵盖了各种主题，尤其是饮酒和爱情，但因为传达了如此多的时事信息，所以起到了口头报纸的作用。歌曲的强大力量在1749年得以展现，因为它们导致了莫勒帕内阁的垮台。

一些口头表演也可以被视为公宣（publications）。在经历了1748年、1763年和1783年所有重大战争之后，和平诏书是通过伴随着鼓声和号角声的盛大游行向公众“宣布”的。鼓号队列穿城而过，在指定地点止步，一名传令官宣读王室公告，宣布战争结束。表演通常会向巴黎人传达信息，因为教会和国家会在节日和王室婚礼等庆典中向公众展示自己。王室葬礼和进入巴黎的“入城仪式”（entrées）提供了一种表现大贵族显赫身份的方式。这些仪式需要精心准备，不过经常出错。旨在展示尊贵与权力的仪式一旦执行不当，便会削弱公众对权威的敬畏。巴黎人有时会自己主持仪式，他们会模仿忏悔星期二（Mardi Gras）狂欢节上常见的狂欢行为。在某些关键时期，他们会把稻草人装扮成大臣，抬着人像模型游行，假装进行审判，最后将其焚毁。1788年，焚毁稻草人的行为引发了骚乱，几乎酿成民变。

这些交流方式不需要很高的识字率便可生效。然而，对大多数巴黎人（包括绝大多数成年男性在内）而言，阅读并无难度。他们在城市中四处阅读，读告示（poster）、商业广告、招牌和涂鸦。他们接触印刷品的程度差异巨大，阅读行为本身也千差万别。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告示，有些告示制作粗糙，上面可能是一些手写信息，还有些可能是印刷的公告。这些公告如果被用胶水牢牢粘在墙上，那么即便被警察撕掉后，也会留下可以辨读的痕迹。纵使无法阅读图说文字，所有巴黎人亦能理解印刷品想要传达的信息。圣雅克街沿线的作坊大量制作以公众人物、海战等事件为主题的版画，以及被称为“加纳尔”（canards）的滑稽题材版画。半文盲则以耳代目，因为阅读通常是公共行为，人们在咖啡馆、沙龙和被称为“公众场所”（lieux publics）的地方当众诵读。这些公共场所包括罗亚尔宫花园、杜伊勒里宫花园和卢森堡花园，巴黎人喜欢在这些地方散步，正如前面提到的，消息贩子也出没于此。罗亚尔宫是一片“特权之地”（lieu privilégié），即在其所有者奥尔良公爵自治管辖下的一个区域，因此警察不能在没有得到总管（gouverneur）许可的情况下搜查书摊和咖啡馆。小贩在城市各处兜售各种印刷品——政府敕令（government edict）、司法诉状（factum）、小册子、畅销的故事书和版画。他们通过叫卖声让巴黎人了解最新的出版物，并且也通过他们叫卖的方式传达信息：他们如果在兜售畅销书，会提高嗓门高声叫卖；他们如果正在散发关于新税收的法令，则会压低声音，因为人们有时会殴打兜售法令的小贩，以发泄对政府的愤怒。

信息系统喧闹的一面往往在危机期间爆发出来，但这没有扼杀独处默读等日常活动。许多巴黎人经常光顾拉丁区那些雅致书肆，购买旅游、历史等方面的热门书籍，然后把书拿回家，静静阅读。1765年以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都已出版，当局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这些书鼓吹无神论或攻击君主制。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暗地里保护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四开本版本发售和流通。该版本相对便宜，而且受众很广，购买者包括律师、医生、官员和领主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已经放弃其官方价值观。1775年路易十六的加冕礼誓词足以为证。他曾发誓要消灭异端，并维护圣灵骑士团和圣路易骑士团，但在1787年，他同意将公民权授予加尔文主义者。纪尧姆—托马斯·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神甫编纂的《欧洲人在两印度的殖民据点与贸易的哲学史与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狄德罗贡献很大）为启蒙时代的最后一部巨著，1781年被查禁焚毁。政府对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宽容，昭示着旧制度对新思想的接纳。而这类书籍的传播表明，新思想已渗透进中上层社会。尽管特权遭到挑战，但是特权阶层中有不少人支持这类书籍。1778年，流亡多年后，伏尔泰回到巴黎，“所有巴黎人”（Tout Paris）夹道欢迎，万人空巷。伏尔泰被神化证明了他对“那可憎之物”（l’infâme，指宗教偏见、不宽容、不公正）的讨伐赢得了巴黎人的普遍同情。

尽管书籍史研究对读者的态度与价值观提出了大量推测，但它并未提供一种论证途径，从而将书籍的出版与其销售、阅读以及被读者的意识所吸收的东西直接联系起来。不过，对非法图书贸易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图书如何“生根发芽”（took），因为它展现了这些非法图书如何嵌入周遭的信息系统中。在地下贸易中，这些违禁书籍被称为“哲学书”（livres philosophiques），警察则称之为“栗子”（marrons）或简单称之为“坏书”（mauvais livres）。违禁书中，大量是哲学书，尤其是来自霍尔巴赫男爵圈子的无神论作品，此外还有色情书籍和诽谤作品。非法图书中最畅销的就是这种“诽谤作品”（libelles），它们或攻击大臣，或攻击国王情妇，甚至攻击国王本人。“诽谤作品”在法国历史上多个时期大肆泛滥，尤以1648至1653年投石党叛乱（由巴黎高等法院和贵族引发的内战）时期和1715至1723年奥尔良摄政时期为甚，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达到流行巅峰。“诽谤作品”通常看起来卷帙浩繁，比如四卷本的《路易十五私人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它可以作为关于1715至1774年法国的一部内容翔实的史著来阅读，但我们如果仔细阅读，便会发现这些“诽谤作品”实则是由一个个在当时被称为“逸事”（anecdote）的独立片段拼凑而成的叙事文本。同样的逸事通常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几部不同的书里，因为作者们相互抄袭，并从八卦闲谈和手抄新闻等共同来源中剽窃素材。“诽谤作品”涉及的远非剽窃问题，而是猖獗的互文性问题（rampant intertextuality）。在这种互文性中，基本单位不是书，而是逸事，也就是说，是一块可随处搬移、可插入任何合适地方的信息块（nugget of information）。逸事传播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们深植于许多人的想象之中。

并非所有的“哲学书”都是以这种方式构建的，一般书籍也不会都遵循同一种结构，但是，其中大部分书籍包含一些来自信息系统其他部分的要素，这些要素可以是口传信息，也可以是书面信息或来自印刷文本的信息。不同媒介相互作用，互为推力，在不同阶层的巴黎人中激起涟漪。我们虽然无法追踪所有信息，但足以把握其流动，从而看清这一系统如何运作。因此，在叙述事件本身以及对事件的看法时，本书旨在揭示早期信息社会的运作方式。

尽管这些信息通常采用纪实报道（factual reports）的形式，但是事实却充满了意义——不是故事中的寓意，而是理解主题的各种隐含方式。比如，中产阶级书商西梅翁—普罗斯珀·哈迪（Siméon-Prosper Hardy）经常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面包价格。面包是大多数巴黎人的主要饮食。有时，他只是记下当天价格，但在1775年4月，他注意到价格连续上涨，而这意味着“平民”（little people）要挨饿了。在“平民”眼里，涨价是违背规则的——按规则，四磅面包就应该卖八九苏，而正如哈迪所观察到的，“平民”以“蓄怨之声”甚至骚乱来回应涨价，这就是所谓的“民众骚乱”（émotions populaires）。事实上，巴黎在1775年5月3日爆发了一场“骚乱”，暴徒几乎洗劫了城里所有的面包店。研究面包问题的杰出学者史蒂文·L. 卡普兰（Steven L. Kaplan）认为，人们对粮食匮乏的持续焦虑属于一种集体的“生存意识”。

现在的历史学家经常使用这样的术语，包括“集体想象”（the collective imaginary）和“集体记忆”（the collective memory）。这种用法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努力，他们试图解释人类如何在一个已经组织起来并被赋予了独立于我们存在的意义的世界中行动。我无意提供此类方法论的论述，但仍需说明这些理论与我试图写的那类历史之间的联系。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界定为“同一社会的普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他强调，集体意识作为“一个拥有自身生命的固定系统”而存在。这种观点将社会经验范畴置于个人经验范畴之上，这有助于解释哈迪提到的集体“蓄怨之声”和“集体骚乱”。涂尔干还使用了“集体感受”（sensibilité collective）这一补充概念，但是他的抽象表述没有传达出此类体验的即时性和情感力量。

涂尔干的论敌塔尔德试图以阅读为例来解释共同情绪（common sentiments）的运作机制。他指出，十九世纪晚期的巴黎读者经常在咖啡馆里读报纸，而咖啡馆每天大约在同一时间提供报纸。尽管读者和报纸一样，各有各的政治派系偏好，但是他们会感觉到其他人——无论其意见如何——都在同步阅读，因此，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参与到集体体验（collective experience）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类似的观点来研究殖民地社会中民族主义的发展。通过阅读书本，尤其是报纸，个体感到自己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与从未见过面的人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殖民地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基础。我相信，尽管巴黎读者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到了1789年，他们也形成了一种类似共同体的意识，并把这种共同体称为“民族”（nation）。参与此种共同经历的感觉远远超越了阅读的体验，甚至突破了识文断字的边界。巴黎几乎每个人都会对1750年发生的警察绑架和骚乱感到震惊，会对1770年因试图庆祝王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而引发的惨案感到痛惜，也会对1783年至1784年的首次气球飞行感到惊叹。

巴黎人也对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不言而喻的现实感有着共同的认识。社会学家发现很难展现这种集体情绪（collective sentiment），他们有时将其描述为现实的社会建构。但是，通过对社会互动的深入研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展现了它是如何发生的。他认为，在任何一种交遇（encounter）中，无论是在餐馆点餐，还是参与政治集会，我们都同时扮演着演员和观众的双重角色，这种即兴行为遵循一个隐性脚本，该脚本决定了实际发生的事。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中指出：“我的目标是分离出我们社会中可用的一些基本理解框架，以便从事件中提取意义。”我发现，戈夫曼的拟剧论（dramaturgy）有助于理解1788年发生的暴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的上演和表演基于一个共同的意义框架。

马克斯·韦伯将意义的社会维度作为其社会学的焦点问题。为了表达文化的基本特征，他采用了一个复杂的德语术语“Sinnzusammenhang”（意义的交织）。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用英语恰当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马克斯·韦伯指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观点。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尽管这种取向不涉及特定的方法，但是它需要在具体案例中梳理出意义，正如“土著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实践中，它引出了对事件的研究。格尔茨引用韦伯的话：“事件不只是存在，也不仅仅是发生，它们具有意义，并因该意义而发生。”

我本人更能接受经格尔茨阐释过的韦伯的看法。这种看法与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等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相吻合，也与雅各布·布克哈特、约翰·赫伊津哈、吕西安·费弗尔阐发的文化史相契合，他们是以实例垂范，而非以理论说教。借助上述学者的研究，我认为有可能展示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不是通过追踪清晰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以特定的方式叙述事件，来描述一种准备摧毁一个世界并建构另一个世界的鼎革之气（revolutionary temper）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