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采访｜哲学家楼宇烈：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时代困境的解法

谨以此文缅怀楼宇烈先生，千古！

9月初的北京西北郊，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澄澈，抬眼远眺，西山余脉隐约横亘天际。

山静天远，让人想到古人恬静淡泊的旨趣。在西山下的一处小区里，国学大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晚年，他安居于此，观世、思学、修身。

在19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北大哲学系的黄金时代，楼宇烈进入该系学习，师从冯友兰、张岱年、朱谦之等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和思索贯穿了他此后的人生。

他继承了大师们的治学传统，著书阐述“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强调“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直到去世前，他依然在鼓励学生对中国文化当有自信和自觉。

9月1日，澎湃新闻来到楼宇烈家中拜访。彼时的他思路依然清晰，对当下社会保持着关切。谈到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他认为根源在于文化生态，逐利者缺乏敬畏心和道义约束；探讨AI等科技话题时，他说，独一无二的生命体悟是AI替代不了的。

采访中，他对年轻人寄语：“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说这话时，他笑着看着记者，“你来也决定不了，走也决定不了，那把每一天过好，过得快快乐乐就行了，想那么多没用。”

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一个月后的10月9日凌晨，楼宇烈因病辞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随后发布的讣告写道，楼宇烈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佛学家，他的逝世，“不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

楼宇烈。

晚年：心安而无怨

因为喜爱山水，在北京靠近西山的这处小区，楼宇烈已经住了二十多年。

2026年9月1日，澎湃新闻记者推开他家的门，迎面看到屋内十分简朴，进门是几平米的小餐厅，一张餐桌，一台冰箱。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九九消寒帖：“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

楼宇烈很喜欢这一融合了时令、书法与文人雅趣的传统民俗。古人通过每天填描字帖从冬至开始数九，“每字九画，填完九九八十一画，冬天也就过去了”。

往里走，楼宇烈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着一身素白家常上衣，头发灰白稀疏，眼神清明，笑容温润。见到记者，他便十分温和地招呼坐下。

他身后，是占一整面墙的书架，书摆得满满当当，有厚重的宗教文献等，也有薄薄的闲书。书架上放着他早年讲学的照片，照片里他戴着眼镜，端坐在讲台前。

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三不堂”——不苟为，不刻意，不执着。

不执着体现在楼宇烈的生死观中。采访当天，92岁的楼宇烈对澎湃新闻说：“人固有一死，能够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已经很知足了。”他最喜欢的古人是苏东坡，推崇那句他化用过来的话：尽人事，听天命，心安而无怨。

一个月后，他安然离世。

10月9日，楼宇烈儿子楼开睿告诉记者：“父亲10月8日白天血压偏高，下午血压波动幅度很大，到10月9日凌晨离世，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具体去世的原因，医院表示是多脏器衰竭。

楼开睿回忆，2019年，父亲患腹主动脉瘤，不得已手术之后，走路就不如从前灵活，后来又感染了新冠病毒，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转。老人长期卧床，肌肉出现萎缩，那次出院之后，他走路更加吃力，无法走远，后来主要依靠轮椅，仅可以做短距离的体位挪动。

生前，楼宇烈基本不出家门。他的视力严重衰退，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清。他也很少主动读书了，只有学生要查证资料或其他必要的时候，会翻一翻书本。

和许多老人一样，他也会用手机刷新闻、看电视，只是年纪大了，看过的剧情转头就忘，不会放在心上。

为数不多的外出散心时间，多安排在周六。那一天，楼先生的博士生、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肖磊会过来，推着轮椅带他出门兜圈半小时到一小时。

“我们跟先生讲周边的花、树、飞鸟。先生平时大多居家，很少直接接触大自然，看到这些他会很开心。也会聊聊最近的新闻、社会热议的话题。最近一次我们聊到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护理这一类内容。”肖磊说。

每周五晚上，楼宇烈还会参加固定的师生线上讨论会。他自己不会操作，由夫人帮他连接线上会议，他坐在椅子上听各地学生提问，慢慢开口回答问题，指导后辈做学问。

老人的牙齿已经掉光。楼宇烈夫人奚延玲说，之前家人帮他装了一副假牙，但他坚持不戴。

“有牙就用，无牙便顺应现状。”楼宇烈说，假牙戴着异物感很重，没必要为了外表体面勉强自己。“顺其自然，不该吃的东西不吃就好了。”

一日三餐，阿姨把荤菜、蔬菜一样样烧好，再用料理机打成糊，拌在软饭里，一勺一勺喂楼宇烈吃。没有牙的人，吃饭成了一件需要耐心的事，他不抱怨也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吃得安安静静。

每天，到了固定时间，阿姨会拿出血压计，给他量血压，测一测各项身体指标。他自己不懂这些，也不操心，乖乖配合。

楼宇烈说，八十岁以前，他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体检，单位偶尔强制要求体检，不去不行，才跟着去一趟。“年轻时候感冒发烧，裹着被子睡两天，自己就好了，能少吃药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他说，“身体自身是有抵抗力的，不要动不动就用药去压。”

后来，年纪大了，应家人的要求，他才开始配合着吃一点药。

他有一套自己的养生观，叫“三理养生”，核心是顺其自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治心病“以广大为药”，心胸开阔了，很多心结自然就散了；治身病，有时“以不药为药”，不要过度医疗，不要把身体交给各种药片和检查。

楼宇烈为澎湃新闻题写的话。

求学：大师熏陶之下

1934年，楼宇烈出生在杭州，祖籍浙江嵊县（今绍兴嵊州市），出生后不久，便随父母迁居上海。一直到高中，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受到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

那时，他住在弄堂里，狭小的弄堂挤着众多人家，邻里孩童朝夕相伴。打弹珠、跳房子，是他童年最大的乐趣。

他的童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贪玩，小学三年级还留过级。”

读书的时候，他不迷信死记硬背，也反感题海战术，文理两门功课都学得不错。年少的他动手能力也强，读书之余，不管是剪纸，还是做各式各样的手工玩具，包括刻竹筒、打磨木头等，他都愿意动手尝试。他还曾经拆修家里的手表，结果把表弄坏了，也做过简易警铃，装在家里的门上。

中学时，楼宇烈就读于上海的青年会中学（现上海市浦光中学）。提起当年学校里教历史、语文、物理等的很多老师，他觉得他们学识扎实、讲课生动，尤其是历史老师：“他讲的历史课特别吸引人。”楼宇烈说，中学时代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让他对人文、自然都葆有很强的好奇心。

说起年少时对体育的喜爱，坐在轮椅上的楼宇烈眼神里闪过一丝向往。他说，那时自己常年锻炼，翻跟头、单杠、双杠都练得熟。每到周六，同学们会聚在一起，在教室或同学家中跳交谊舞。读中学时，他还曾和同学结伴，步行两百公里从上海去杭州。

自由舒展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的学习观：“我一直向往自由的学习状态，让个人的兴趣充分发展。学习不能靠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的意愿。想学什么，就主动去钻研，没有人逼迫，心里就不会有负担。若是被别人逼着做事，内心便会生出压力；一旦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就算过程辛苦，也能够坚持下去。”

采访中，谈到对当下教育的思考，他说：“如果教育方式不当，就会让孩子把学校看作牢狱，把老师视作仇敌。现在有的地方教育现状就是这样。”他格外看重孩童玩耍的天性，认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能够自由发展，不强加过多要求，不用单一标准捆绑、限定孩子，要尊重个性、包容差异，做到寓教于乐。

他推荐读王阳明的《训蒙大意》、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他借用《病梅馆记》警示教育者：“真正的养护，是解开束缚，顺其自然，让花木自在生长，呈现本真之美。”

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高考填写志愿时，楼宇烈一度感到纠结，因为对文科和理科都有浓厚的兴趣，难以割舍。后来，在翻阅专业介绍时，他发现哲学“既涵盖人文科学，又包含自然科学”，这让他豁然开朗，“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知识架构吗？”

1955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第一志愿的楼宇烈，顺利考入北大，来到未名湖畔。彼时，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各院校的哲学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燕园成为国内的哲学高地。

楼宇烈儿子楼开睿曾听父亲回忆，由于赶上当时北大扩招，宿舍不够，他们一度临时住在北大食堂。尽管物质清贫，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很富足。

北大的学风自由包容，教育理念注重通识、开放多元。每周三晚上，学校开设通识讲座，邀请国内各领域顶尖学者授课，除了文史哲，也系统讲授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知识，打破文理壁垒。读大二那年，楼宇烈修习了高等数学，充分满足了自己跨学科求知的欲望。

这种破除学科壁垒的全科求学模式，培养了楼宇烈兼容并包的治学视野。他后来始终坚持：“文化本就是一个整体，文科和理科并不是天然割裂的。”楼宇烈极为推崇西南联大的全科教育模式，认为正是通识教育与自学，培育出了大批格局开阔、学识通透的栋梁人才。他生前在学术讲座中常说，读书要“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他强调读书人的心要灵活，“读进去，但不能掉进去”。

张岱年与留学生等合影，右三为楼宇烈。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图

北大求学岁月，塑造了楼宇烈的知识体系，冯友兰、张岱年、朱谦之等一批前辈师长，也在治学精神上影响着年轻的他。

楼宇烈回忆，冯友兰先生没有专门给他们班开课，但常常有机会当面求教，私下交流颇多。冯友兰提出的做学问“既要深入，又要浅出”，成为他恪守一生的治学理念。“深入，是让业内学者读来有新意，见他人未见之地；浅出，是让普通百姓、外行之人，也能听懂学问里的道理。”

楼宇烈反对学界两种弊病：一类学者故作高深，堆砌晦涩概念，把哲学变为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另一类浅尝辄止，流于俗套，毫无学术内核支撑。

张岱年先生学风笃实严谨、重德行践履；朱谦之先生授课酣畅淋漓，板书写满黑板。学生还们会登门到朱谦之先生家中听课，在先生家里围坐论学。没有讲台隔阂，师生平等对话，这样的场景让楼宇烈真切体会到 “身教重于言教”。他后来对待学生，也延续了老一辈北大学人的风气：不只传授书本知识，更看重人格的熏陶。

曲折：“做小草也挺好”

1960年，楼宇烈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

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随时代颠簸：先是被下放到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在粪场劳动，后来又被下放到首钢、江西的安源煤矿等单位参加劳动。

在煤矿，他和一众教师一同下井劳作，矿上实行三班倒制度，每班工作八个小时。井下巷道错综复杂、幽暗闭塞。一次下井途中，前方矿工行进速度较快，他一时跟不上队伍，不慎在巷道岔道迷路。身处陌生幽暗的井下，他不敢随意走动、贸然探索，只能原地静静等待。整整等候一个多小时后，直到其他矿工下井，他才跟随他们，顺利走出矿井。

“当时心里真的会害怕，担心再也走不出矿井。”回忆起往事，楼宇烈说。

“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还能回到北大。”楼宇烈说，劳动锻炼结束后，能够重新回到北大教书，对他而言是莫大的幸运。“文革”期间，北大全面停止招生，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学校才逐步恢复招生秩序。

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做笔记。很多重要的学术积累，都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这段经历，别人觉得苦，他觉得是另一种读书——读生活这本大书。

事实上，这些在田间、工厂、矿井的劳动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楼宇烈后来常说，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在大学的讲堂上，不在学者的书斋里，而在普通人的一言一行当中。他越来越认定，如果一套理论、一套传统文化，只停留在纸面上，不能解释现实、不能指导人的生活，那这套学问就没有多大意义。

回到北大后，由于196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随后“文革”十年对职称制度的破坏，职称评定工作停滞，楼宇烈做了十七年助教。

当时，他要养活一大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身边不少人四处奔走争取待遇，他埋头教学、整理古籍。直到1977至1979年间，“科学的春天”到来，职称评定制度逐渐恢复，楼宇烈也在1979年晋升为讲师。

1985年，楼宇烈按正常年限晋升教授，晋升后，他依旧把重心放在教书和整理文献上面。

在楼开睿的印象中，父亲这辈子对名利看得很淡。“很多旁人觉得理应归属于他的荣誉，落到他身上他就接受；得不到，他也不会主动去钻营争取，事后也不会找人争辩。这和他一辈子治学有关系。”

楼开睿记得，父亲早年曾担任北大哲学系副系主任，每到评职称的时候，就会有同事上门，诉说自己的诉求，抱怨评审结果。楼开睿印象里，当时的家里吵吵嚷嚷，父亲做了很多劝解工作。后来做完一届副系主任之后，父亲坚决辞去职务，希望把全部精力放回做学问上。

曾经有一次，一位学生跟楼宇烈抱怨，说自己的同学都去了金融行业、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自己还在大学里坐冷板凳，研究没什么人看的古籍，觉得很失落。

楼宇烈听了，没有讲大道理，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做的这件事，有没有意义？”学生说有意义。楼宇烈说：“那就够了。别人赚多少钱，那是别人的事。你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该传的东西传下去，这就比什么都值钱。”

肖磊回忆，很多年前，也有学生问过楼宇烈：世间很多人都想要做大树，可总需要有人做小草，先生您愿意做大树还是小草？楼宇烈回答：“我愿意做小草，做小草也挺好。”

当下社会中的“内卷”现象，让不少年轻人感到焦虑。肖磊这样解释楼宇烈先生的态度：“对于‘内卷’，先生不会劝大家不要拼搏。你有精力，那就尽力；卷不动，那就停下来歇一会儿。这都很正常，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垮。”

采访中，楼宇烈反复讲：“中国老话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做人应当尽人事、听天命，便可无怨无悔，不怨天尤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结果如何要受客观条件制约。既不能摆烂躺平，也不要强求一定要拿到想要的结果。”

他反对把职业划分三六九等。“贩夫走卒，职业没有高下。”只要凭良心做事，普通的劳动者一样值得尊重。他认为，很多痛苦，来自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攀比，和一套单一的世俗评判标准。

肖磊回忆说，楼先生常跟学生讲，不要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今天比昨天多读了一本书，多懂了一个道理，多做了一件好事，这就是进步。老是盯着别人的房子、车子、位子，永远不会快乐。

采访当天，记者从江南带了一箱刚采的莲子，打开后，楼宇烈微微笑着，忽然说起颐和园。他说，颐和园周边有不少荷花池，他在那边采过莲藕。

“当时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楼宇烈回忆，“我在颐和园六郎庄待过一年多，被分配到粪场干活。粪场有很大的粪坑。北京城里有专门收粪的车，去到各家各户收集粪便，运到粪场倒进粪坑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把粪便捞出来晒干，撒到农田里做肥料。粪场养了许多鸡，粪坑里蛆虫多，鸡吃蛆虫，长得好，一天能下两个蛋。我喂过的鸡，还产出过双黄蛋。”他说。

治学育人：“《老子》才不过五千言”

教书育人与做学问，是楼宇烈在北大66年最重要的两件事。

1985年，楼宇烈开始带博士生。他的博士生出身五花八门，既有理工科背景的学子，也有擅长舞蹈、唱歌、弹琴、音乐指挥、影视创作的艺术人才，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留学生，符合楼宇烈打破学科和行业边界、包容地域差异的思想。

对待学生，楼宇烈坚持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沙宗平是他门下一位弟子。1987年，沙宗平从宗教院校毕业，在地方工作两年之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方向为阿拉伯哲学，兜兜转转，最终来到北大，归入楼宇烈门下。

回忆起第一次与楼宇烈先生见面的场景，沙宗平仍记忆犹新。地点在北大哲学楼，彼时楼宇烈是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北大哲学系副系主任，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约沙宗平到办公室一对一谈话。

结合沙宗平的求学背景，楼宇烈当场给出学习路径。他点出，沙宗平的长处，来自宗教院校的训练，对宗教经典理解扎实；短板则在于哲学功底，本科并非哲学科班出身。于是建议沙宗平立足解读宗教典籍这一自身优势，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做宗教文献分析，以此作为学术入门路径，扬长避短。

“作为老师，他能敏锐地看到学生身上的长处，鼓励学生发挥优势。”沙宗平说，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自己后来的教学，自己带学生时，也习惯先发掘学生长处，从长处切入开展研究，帮助学生建立学术自信。

采访中，提到高校里有把导师叫“老板”的现象，楼宇烈直言：“这是一种错误的风气。导师的身份是传道授业的师长，绝非老板。”

1980年，楼宇烈校释的《王弼集校释》首次出版，后被公认为王弼研究最权威的文本和魏晋玄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该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前后孕育二十年，是楼宇烈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在治学风格上，楼宇烈以“说理通透”著称。弟子李四龙回忆，楼先生要求学生作业“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

1986年，楼宇烈在北大哲学系重建东方哲学教研室，这一举措被学界视为“为中国哲学的文化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的20世纪80年代，“西化即现代化”仍是主要的思潮。

楼宇烈的学术路径也由此展开：从中国哲学出发，贯通儒释道，进而倡导东方哲学，主张创建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宗教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明确反对“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

楼宇烈曾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乃至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务必要有“综合的整体研究”。“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融会贯通，整体把握”。

此外，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只讲抽象道理，光谈“道”会显得空洞，需要技艺作为载体，“以道统艺，由艺臻道”。2005年，他自己出资创办国艺苑，教古琴、昆曲。没有专项拨款，经费紧张的时候，楼宇烈就用收入补贴房租、师资。

楼宇烈先生书迹。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图

肖磊说，国艺苑的古琴班规模不大，一间屋子，除去老师的琴，一次最多收六个学员，全部免费。昆曲活动门槛更低，只要愿意来，都可以参与。后来先生身体变差，就交给肖磊继续运营，二十多年坚持到现在。

致力于在青少年中推广国学的张素闻十多年来追随楼宇烈修习艺道。张素闻说，楼宇烈师门至今保持着中秋拜月习俗，由师母主持操办，师门弟子悉数到场参与，仪式流程郑重严谨肃穆，需要专门书写表文，传承传统礼制。

楼宇烈对澎湃新闻说，书法不是单纯写字。横平竖直，讲的是做人要守分寸、知底线；布局留白，讲的是做事要有余地、懂进退。画画也一样，中国画重神韵、轻雕琢，讲究以神遇不以目视，核心是让人放下功利心，去体会自然本真的样子。

思索：“根源在于文化生态”

2003年，楼宇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退休。那一年，他69岁。

说是退休，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停下来。北大聘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研究班”的导师，继续指导博士生。同时，他还兼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参与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

他也走出书斋，常年奔波于各地讲学，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把中国文化的智慧讲给普通人听。他在北大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十二讲》等公众课程引发广泛关注。他与叶嘉莹、汤一介等学者共同发起创设“文化中国讲坛”，讲座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中国的品格》《体悟力：楼宇烈的北大哲学课》等书，成为许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

楼宇烈在参加2023年北大毕业季系列活动时说过一句话：“年龄是一去不复返的，但你内心可以保持青春。”

近几年，由于腿脚不便无法出门，楼宇烈常年居家，但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书中。通过新闻、学生讲述，他对当下社会现实保持观察和思索。

澎湃新闻记者和他聊起近期较受关注的“甲醛白菜”、“泡药杨梅”、“抗生素牛蛙”等食品安全事件，除了监管层面的问题，楼宇烈说：“其实根源在于文化生态。”

楼宇烈认为，当逐利变成最高的准则，缺少敬畏心和道义的约束，就会出现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现象。做食品的人不顾消费者的健康，只盯着利益，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互相伤害。

他对社会上金钱至上的风气保持警惕。谈及前不久一起事件中把感情换算成金钱交易的现象，楼宇烈直言：“这就是行尸走肉。”

“人最根本的是精神生活。”他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全部变成金钱交易，人就已经被物质异化，丢掉了做人最核心的东西。

面对当下的AI技术浪潮，楼宇烈说：“AI时代，感悟、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反而更加珍贵，标准化的内容AI都可以完成，独一无二的生命体悟是AI替代不了的。”

他不止一次针对科技与人的关系发表看法。今年4月接受《北京日报》访谈时，他提出“人文立本，科技为用”，认为科技是工具，是用来服务人的，不能反过来让人成为工具的奴隶。技术越是强大，越需要人文精神、道德良知去约束。

在他的判断里，今天很多社会乱象，本质上和文化主体性缺失有关系。“近代以来，我们经历过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阶段，不少人把传统伦理、敬畏之心当成封建糟粕丢掉；同时又简单地把西方的一切当作现代化范本。一边否定本土的价值，一边全盘向外看齐，就造成精神层面的悬空。”他对澎湃新闻说。

他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上述的全盘否定传统，盲目崇拜西方；另一种则是狭隘自大，把域外文明一概否定。他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是看清自己文化的长处，也能客观看见别人的优点，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在许多场合中，楼宇烈讲儒释道三家给现代人的启示：儒家教人“拿得起”，是担当责任、尽好本分；道家告诉我们要“看得开”，是懂得知足、不攀不比；佛家启示我们要“放得下”，是放下执念、不内耗。这一套老祖宗留下来的人生智慧，不是书本上的古董，而是用来解决现代人焦虑、迷茫的现实药方。

在楼宇烈看来，重拾传统文化，不是把古代的东西不加分辨全部搬回现代生活，而是“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具体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方法，他认为，核心可以提炼为两个字：诚敬。

“诚，就是诚实、诚信，不自欺，也不欺骗别人；敬，就是敬畏，尊敬所有人，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他人。敬畏天地、敬畏祖先。”楼宇烈说，现在社会上最大的问题是诚敬的缺失，像“甲醛白菜”、“抗生素牛蛙”等事件，根本上是失去了诚和敬——为了赚钱欺骗消费者，对生命、对他人没有丝毫敬畏。

楼宇烈认为，找回敬畏，要从理解中国人的生命观开始。他对记者说，生命是一体的，是代代相传的。“父母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都延续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肉体与精神，又会延续到子女身上。一代一代接续传承。”有了敬，一个人又怎么能随意对待自己的生命，又怎么能随意伤害别人的生命？

从这份生命一体的观念里，生出的是“孝”。楼宇烈认为，百善孝为先，但孝不单单是赡养父母，“大孝尊亲”，是让父母得到社会尊重，不做辱没父母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心里有孝，有这份生命的连带感，做事就会有顾忌，就不会为了眼前那点利益，把父母与祖宗的脸都丢了。”

找回敬畏，也需依靠一些传统仪式。楼宇烈说：“春节拜年、清明扫墓，这些传统氛围浓厚一些，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敬畏之心就慢慢建立起来了。现在很多孩子缺少家庭观念，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楼宇烈在北大“才斋讲堂”讲授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图

生活：儿子、父亲、长辈

“有十六个字我一直在倡导和践行，那就是：敬天法祖、守礼尽伦、知足惜福、感恩图报。”

这十六个字，是楼宇烈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凝练表达。他曾说，“中国的学问，终究要落到生活里，能够滋养、提升现实生活，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如此践行内心的准则。

当年，楼宇烈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家里经济压力很大。兄弟姐妹多，凑不出学费，他一度打算放弃读大学，直接出去工作补贴家里。

“这件事他很少对外提起。当时家里负担太重，学费要哥哥姐姐帮忙，底下还有弟弟妹妹需要养活，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打算工作。”楼开睿对澎湃新闻说，“后来教育部门找到他，认为考上北大十分难得，放弃太过可惜，建议他申请助学金。另外，我的一位姑姑，也就是他的姐姐，已经参加工作，每个月资助他一块钱生活费，靠着这些，他才得以进入北大读书。”

谈到家庭，楼宇烈说，“我们老家那边，结婚不叫’结婚’，叫‘接亲’，就是把爱情升华成为亲情。这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观念。”楼宇烈说，在爱情、友情、亲情中，“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亲情，其次是友情，爱情反而是最脆弱的。现在很多人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忽略了这些道理。”

楼开睿说，对于子女的教育，“父亲更多是言传身教，而不是口头说教”。

日常与晚辈相处时，楼宇烈也透着宽松与尊重。沙宗平对一件往事印象极深。硕士毕业后，沙宗平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关于他养育子女等生活上的事，楼宇烈也时时记挂在心。有一年春节，沙宗平带着两三岁的孩子登门拜年。男孩子天性淘气，总爱乱碰电子设备。大人在一旁聊天，孩子伸手摸楼宇烈的电脑键盘和鼠标，把屏幕界面弄没了。

“我当时紧张得不行，生怕把设备弄坏。那台电脑是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鼠标还是当时少见的轨迹球款式。”沙宗平回忆，没想到楼先生十分慈祥，像家里的爷爷一样，直接把孩子抱起来，还教孩子摆弄机器。他想要上前制止，被先生拦住：“不用管，男孩子淘气是正常的”。往后十几年，每逢春节登门，先生与师母都会给孩子准备红包。

肖磊回忆，生活里的很多细节，能看出老师待人的体贴。一次，师生一行前往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交流活动，当时有一场和慈济功德会证严上人的见面会，楼老师和证严上人等嘉宾坐在主席台。证严上人在台湾地区影响力很大，年事已高，平时很少会客，基本上不与人拍照。老师想要成全同学们和证严上人合影的心愿。他带了好几幅自己的书法，准备赠送给证严上人。其他人发言时，他就在一张餐巾纸上，手写好分工安排：谁和谁一组，上前递送哪一幅书法作品，再悄悄递给主席台下的学生。后来，学生们两到三个人一组，共同展开一幅书法上前赠送，在展示作品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顺势和证严上人完成合影。

那张写满安排的餐巾纸，一直被那位同学珍藏着。

设计 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