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批判“机搓”：AI时代的哲学管道疏通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曾深刻地批评效用主义说，效用主义者们对行动做判断太容易了。当只用是否最大化了后果作为评价行动道德好坏的标准时，我们将不再会有犹豫、挣扎和痛苦，而失掉了这些体验的生活样态，至少失掉了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面向。

威廉斯当然不是在提倡受虐。他的深刻洞见至少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人类道德生活的严肃观察和思考中。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流动性、不规整性恰恰体现在有时人们做决定时必会面对两难。效用主义者当然可以在两难中给出爽快回答，而且很可能是正确回答，但它无法说明为什么两难一开始压根会存在。

效用主义者对后果的重视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8世纪的英国古典效用主义出场时，是作为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理论产生影响力的。而古典效用主义的重要代表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谈及效用主义的道德心理学时，曾多次强调，考虑社会普遍幸福所需的人与人之间的“同胞之情”等心理机制，需要恰当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教化去培育。同情心就像一株娇嫩的小苗，在恶劣的环境中会很快枯萎，遑论发展壮大。因此，至少密尔本人对效用主义的捍卫，并不机械和疏离，而是包含了他对人性的某种观察。人往往不会在逆境中旱地拔葱，成长为心怀天下的道德英雄。

我在读密尔的时候往往被他的真诚感动，但同时也因他的乐观生疑。他对同情心的说明，反过来恰恰可以展现人在不利条件下可能的败坏和堕落。人性中的懒惰、贪婪、不劳而获以及虚荣，在缺少相应教育教化和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也会慢慢滋长。

就近取一个例子，我之前曾论述过为什么不该在本科哲学教育阶段鼓励甚至允许学生使用AI来辅助思考和写作。其中一个要点是，就算AI给出了准确的回答，它对人产生的诱惑也会让人丧失培养自己理智美德的机会。这个要点不在于与效用主义者在后果的测算上产生分歧——效用主义者完全可以同意说，使用AI进行学习最终会让人脑变笨，从而在整体社会效用上价值更低，因此不该——可问题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学习的历程。

后果至上的不妥，同样可以在学术工作者撰写学术论文的场景中出现。以哲学等人文学科为例，按说目前的人文学者大都经历了没有AI辅助的学术成长，做学术写论文的底子是通过阅读、思考、讨论、写作的模式磨练出来的。姑且设想这些合格的学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学科素养，因此对AI给出的文字有判断力。而在AI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例如能更好地理解文意、调动资源、给出反馈等，与它深度互动从而写出更好的论文，不是一件好事吗？对于“机搓”不该被一味批判、适度“机搓”比纯“手搓”更能实现学术进步的论述，大概就是遵循这种思路。

然而正如威廉斯批评效用主义给出的是扭曲人性的肤浅框架一样，上述思路也通过某些概念扭曲了学术和思考活动的含义。看重学术论文（而不是江湖地位等场外因素），有助于就事论事地推进思考。但只看重论文，就会陷入“论文产业”的思想陷阱，用经济的思维模式去把握一切，把思考活动当作可以售卖的产品、可以用来进行kpi考核的成果。

有人会反驳，我们反感“论文产业”这种说法，不是因为它是看重论文的结果，恰恰是由于它不够看重论文。如果重视论文的质而不是量，就不会存在“论文产业”这个表达暗含的让人生厌的“水论文”现象。

不无道理。然而这条思路本身也恰恰体现了，我们珍视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产品的论文。高质论文需要时间的打磨、思考的淬炼，这个过程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仅仅通过成果来衡量。可以设想，写出一篇好作品的作者是否愿意剥离自己的所有写作过程，直接魔法变出成品？

你当然可以说，人们之所以不仅想拥有优秀的作品，还想保留创作的过程，是由于人的心理中对劳作奖赏机制的依赖。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的心理机制导致我们愿意认为这些心血本身都是有价值的，而效用主义者的拆穿论证可以说，其实这些心血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因此，如果不付出心血就能写出好的作品，那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也许，但那已经不是人的世界了。效用主义者要改造人性的雄心一开始就有，他们认为关注普遍幸福并未对人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但别忘了，正如上面谈到的密尔所言，哪怕同胞之情所引发的同情心能够将所有人一视同仁，这种同情心的确立也需要恰当的条件，只改造人心而不改造社会，效用主义的合理性就要打折扣。

因此，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创作好作品的过程也很重要这一点而言，我们都已不是效用主义者。进而，如果单纯强调“学术生产”、“知识生产”等概念，会自然地把人引入“论文是谁写出来的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论文本身的质量”这个推论中。

这种经济思维、产业思维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思维之一，人类的很多活动都可以用这种框架来理解。但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思考模式，也不一定是哲学等思考活动理应采取的模式。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曾深刻批判过现代人使用的“社会契约”概念。在欧洲启蒙时期，人们用这个概念恰当地表述了从人而非上帝中导出政治义务的理念，体现了从神权到人权的思想转变。那时，这个概念代表了启蒙和进步，因为它使人关注与塑造自我，并促生了重要的权利、自主性等概念。而一旦这种概念在社会中广泛生根，人们就忘记了它背后曾经发生的流血和斗争，反而视其为理所当然。然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契约”的思维模式可能忽视了无能力投票者、儿童、失智者、无语言者、未来人类、生态环境等等。可见，这种概念及其承载的思想方式曾经具有革命性，但也有不可忽视的有限性。

同样，我们可以回想曾经被广泛使用但早已废弃不用的革命语言。例如，集中人力抢修水利工程可以叫作“打水利会战”，其中劳动者是战士，劳动组织是部队，生产任务是战斗任务，困难是敌人，集中劳动是会战，完成任务是打胜仗。这种谈论方式曾经覆盖了社会的角角落落，掩盖了世界可被理解的其他方式，包括现在占了主流的经济思维模式。同样一件事，用现在更流行的经济学语言讲，可能叫作“集中配置人力资源，提高水利工程施工效率，以保证项目按期完成”。劳动者从战士变成人力资源，会战变成项目，打胜仗变成高效率达成项目目标。

而用来描述思考活动的最恰当模式是什么呢？威廉斯的启发是，至少要聚焦在思考者身上，聚焦在人的完整性上。我们习惯说的“教育和思考能够增加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无论再怎么进一步阐述，都不仅包含着知识本身的积累。无论如何，“写文章和做研究是为了服务于知识生产”不是唯一一种理解思考活动的模式。我们当然生活在学者需要靠写文出书来营生的时代，但这种职业分工化的结果、为专门的研究者配套资源以支持其生活的制度，并不历来存在。思考、表达和分享活动早在市场、定价的经济体制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因此，后出现的这种模式定义了此前已经存在的活动，自然不应被视为理所应当的预设。

这当然不是要取消写作者和思考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一席之地，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安排之中。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样的制度至少就其在某一个领域的表现而言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讲，AI的出现带给我们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写论文这个急迫的现实问题，更是如何理解写作和思考活动本身这一更加深层的问题。争论“机搓”还是“手搓”，触及的只是在论文生产模式下哪种生产方式更好的问题，而AI挑战的，可能恰恰是这种惯常的思考方式本身。

米奇利曾通过对“社会契约”概念的历史性反思来展现哲学家所做的“哲学管道疏通”工作（philosophical plumbing）。而AI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向我们提供了反思“写论文”、进而反思众多学术思想活动的契机。疏通管道的工作时常零碎、局部、不成系统，但也借机聚焦、深入、直面更多变的复杂性，正如思考活动，也正如道德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