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怀念楼宇烈先生

前些时，惊悉楼宇烈先生辞世，不觉悲从中来。记得鲁迅先生曾说：“忍看朋辈成新鬼”，现在，我们却是忍看前辈相继辞世。自楼宇烈去世后，一直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不久之后，我们就聘请楼宇烈先生为学术委员，直到他辞世。在此期间，楼先生兢兢业业，虽无报酬，但为思想所作了种种贡献。每当有求于他，都毫不推辞，为思想所的评估等，尽心尽力。后来，《思想与文化》作为集刊问世，我们又聘他为刊物编委，他也欣然同意。这些事虽然不惊天动地，但我们都难以忘怀。

最近几年，我们也得悉，楼宇烈先生很忙。这主要是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宣传，包括养生。楼先生在晚年依然热心于中国文化，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推广，这种精神，仍令人感佩。

在学术上，楼宇烈先生认真而细致。他所点校的《王弼集》，是我案头常备的书之一。因为他的著作，我们得以完整而确切地了解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变迁，这种工作，是无法取代的。与此同时，楼先生对佛教思想和著作，也有精深研究，《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便包含他的辛勤劳动。这部著作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楼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当然不止以上方面。广而言之，他注重知行统一，在学习中国哲学的同时，又要求学生身体力行。此外，他特别强调应做到“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在巩固自身文化根基的基础上拓宽视野。除了学术研究，楼宇烈先生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

楼宇烈先生对艺术也比较关注，他对书法，有独到研究，并且在这方面展示了个人成就，其书法艺术独树一帜。在思维方式上，他注意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现代化并非趋同，而是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人们应当发扬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优势。楼宇烈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侧重向外探索客观世界，而中国文化注重向内完善人格境界，前者求物，后者求己。这些观点，同时展现了他的指向文化观。尽管也许人们或有不同看法，但这些观点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

楼宇烈先生的辞世，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也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痛失了一位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