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会修｜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工会关系的演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员数量尚少。但仅仅一年多以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已有100多个工会参加，所代表的会员达到27万人；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者超过30万人。一个初创不久、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政党，何以快速构建规模庞大的工人组织网络？这套高度依托工会开展工作的组织模式，又为何在数年后发生转变？

2026年9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会修教授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行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下的中共早期建党方式调整》的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海懿主持。讲座从中共早期党与工会的关系切入，将19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置于共产国际组织路线演变的脉络下，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由依托工会开展工作，转向强化自身基层党组织建设，由此形成全新的组织运行模式。

现有关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研究，多从社会史维度剖析工会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或是立足政治史视角阐释重大罢工事件及其历史影响。如若将研究重心由工会本体转向中共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后世成型的党与工会的组织关系，并非建党之初即已确立。1921—1927年，二者经历持续调适与重组，中共的组织形态也在此进程中发生重大变迁。

中共成立以后，发展壮大自身力量成为首要任务，而工人运动则被视作核心工作抓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开宗明义地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一大闭幕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社团组织。此后的问题，是建设何种类型的工会。晚清以来的劳工团体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工种乃至帮会色彩，普通会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比较松散，中共将其中一部分称为“挂牌工会”。与此不同，新式产业工会试图突破工种和地域的限制，把同一企业、同一产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同时建立更加稳定的会议和管理制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书就曾提出，劳动者只有“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才能以“组织力”改变自身处境。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照片

在此导向下，地域性和行业性的工会联合组织都很快建立起来。中共最初设想在上海、广东、武汉建立地方总工会。到1922年底，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经包括铁路、电器、矿业、手工业等20家工会，会员3万余人；湖南工团联合会则联合省内14家工会，会员同样达到3万余人。工会由此不仅承担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也成为中共进入工人群体、寻找和培养新成员的重要渠道。

铁路、海员、矿工群体是工会建设的重点对象。近代铁路贯通各大城市，集聚了大批产业工人。位于京南的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修车厂所在地，有工人千余人。1921年初，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在此创办工人补习学校，随后成立工人俱乐部。此后这一经验沿京汉铁路向南推广，到1922年底，沿线包括保定、郑州在内的16个车站已经建立工会分会。华北其他主要铁路也陆续建立工会。海员工作则采取了改造既有工会的路径。广州、香港海员数量庞大，本土劳工组织已有基础，中共侧重对原有组织加以改造。随着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加入中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矿山缺少铁路所具备的交通纽带，组织模式另具特点。1922年，李立三在萍乡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不仅组织工人，还创办补习学校和消费合作社，并利用当地既有的社会关系加强与工人的联系。同年底，跨越湘鄂赣三省的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1923年的京汉铁路郑州站

铁路、港口、矿山以及重要工商业城市逐渐被连接起来。到1922年底，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中枢，中共已经初步搭建出一套工会组织体系。而这套体系的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共自身规模的增长。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100多个工会派出162名代表，与会工会所代表的会员达到27万人。此后13个月间，全国出现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者超过30万人，其中包括安源路矿、开滦五矿以及京汉铁路等影响较大的工人运动。一个党员人数尚少的新兴政党，由此形成了“小党领导大工运”的特殊局面。

不过，工会发展得快，并不意味着中共自身的组织基础同样牢固，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宣布成立，但随后发生的“二七惨案”最终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铁路工会网络受到严重打击。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复存在，津浦路工会名存实亡，京奉路工会也难以公开活动。

困境并非单纯源于外部压迫。彼时中共开展工运多采用派遣特派员的模式：短期特派员完成专项任务，长期工作人员多出任工会秘书。该模式优势在于起效迅速，少数骨干即可帮助党快速开辟新区域；但其短板十分突出，特派员一旦调离，党与普通工人的稳定联系便难以维系。事后中共总结，多数工会内部并未建立基层党组织，工作高度依靠党员个人，形成“个人式的英雄领导”。另一关键短板是工人党员储备不足，建党初期中共发展党员标准严格，工人入党尤为审慎，不少工运积极分子并未被吸收入党。

若仅立足中国视角，该局面易被视作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的经验反思。但将视野拓展至同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能够看到各国共产党普遍遭遇同类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德国共产党到1923年已有25万名党员，红色工会会员达到243.3万人，德国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同年德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汉堡起义最终失败。不久前，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的九月起义也遭受严重挫折，法国工会运动同样因内部问题陷入困境。共产国际由此判断，国际工人运动已经进入“全面和普遍”的退却。

因此，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特别强调组织建设。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在企业内部广泛建立基层党组织。共产国际在总结德国经验时提出，只要共产党“在工厂中没有牢固的基础”，大型企业没有成为党的稳固阵地，就无法长期维系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力。相较于以往侧重依托工会开展工作，这意味着党的自身基层组织被提升至更为核心的位置。

共产国际的组织转向，与中共内部的反思形成呼应。1924年11月，中共明确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1925年1月中共四大将组织建设视作党生存发展的关键，规定“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凡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支部，党员较多的支部可进一步划分小组。

新的组织方式很快适配了1925年以后重新高涨的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之后，沪上工会迅速发展。小沙渡工会会员数日之间由1000人增加到6000人，杨树浦工会则发展到3000人。五卅运动之后，上海总工会成立，下辖170余个工会，会员20多万人。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工会会员已达到283.8万人。

上海总工会主席 汪寿华

与1922年前后不同的是，这一次工会的扩张与中共自身基层组织的发展同步进行。五卅运动之前，上海只有295名党员，此后短时间内新加入785人，其中679人为工人，占新增党员的86.5%。到1927年4月，中共党员已经由四大时不足千人增加到5.79万人，其中工人占53.8%。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工会会员也高度重合，湖南、湖北、江浙沪皖、广东四个地区合计拥有4.8万名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八成以上。

党与工会的关系由此发生改变。工会不再单纯是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对外渠道，同时成为拓展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个原本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依靠少数骨干接触工人的政党，开始在工厂内部建立起大量基层党员力量。与此同时，青年团、工会的组织体系快速成型。1925至1927年间，党、团、工会形成三套从中央延伸至地方的完整工作体系，三者均参与工人运动，各有独立运行系统。组织力量壮大之后，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问题日渐凸显。

上海的情况最为典型。五卅运动后，党、团、工会均致力于工人运动，但实际运行中一度“差不多完全各管各事，不相统率”，甚至被形容为“鼎足之势的三个对立机关”。中共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有无组织”转向“多元组织如何凝聚合力”。1926年上海小沙渡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尤其暴露出这一问题。这场罢工持续28天，共有12家工厂、2.26万名工人参加。上海区委事后复盘发现，运动过度依赖临时罢工指挥机构，既有基层组织未能充分发挥效能。此后的调整重点，就是推动基层组织承担实际工作，理顺党组织、地方机构与工会的权责关系。广东、湖北等工运活跃地区也进行了同类调整。

广州群众声援五卅运动

梳理1921至1927年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清晰逻辑：中共最初借助工会深入工人社会，依靠工会发展带动党组织成长；工运遭受挫折后，单纯依靠工会网络不足以维系稳固社会联系，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紧迫性凸显；党、团、工会多套体系同步扩张，组织间协调又成为新的现实课题。

由此观之，中共早期建党模式并非预设制度自上而下落地，而是在应对现实挑战中逐步摸索形成组织方案。这一进程固然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但同样体现出外来经验必须适配中国本土的社会结构与组织环境。

国际比较视角能够凸显这一特殊性。西欧多数工会诞生早于共产党，具备自身悠久组织传统。共产党介入工会之后，既要承接既有组织体系，也会受到工会固有政治传统、议会政治的牵制。而中国现代产业工会的大规模兴起，与中共的成长几乎同步。中共既是工运参与者，也深度参与新式工会的构建，因此得以在实践中持续调适党同工会的关系。

这一差异，有助于重新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建设的作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企业建支部的原则，为中共提供重要外部经验。但中共接纳该方案之时，已经历经京汉铁路工运失败、国共合作初期的多重组织困境。共产国际的组织主张，与中共本土实践催生的现实需求相互契合。因此不宜将此次调整简单视作外来模式的移植，而应理解为国际共运普遍经验与中国具体实践双向互动的产物。

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并未全盘照搬共产国际制度设计。共产国际仅提出工厂建立党支部，并未对支部规模作出细化规定；中共明确三人即可组建支部，规模较大的支部划分小组。该制度既可以扩充基层党组织数量，又维持小单元组织形态，便于党员保持紧密联系。对比西欧部分共产党以街区、地域划分组织的惯例，中共更加注重依托工厂、学校，后续进一步拓展到农村等实体社会单元搭建基层组织。

通过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大体看到：第一，中共早期组织形态并非建党时就定型。从劳动组合书记部设立、京汉铁路工运受挫，到中共四大后支部体系大规模铺开，党与工会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建党初期首要任务是切入工人社会，工会成为核心组织媒介；工会网络成型之后，如何将社会影响力转化为稳固的基层党组织成为紧要任务；当党、团、工会均实现扩张，不同组织的协同问题又推动组织模式继续演变。

第二，置于国际共运背景下，中共组织道路的特殊性更为清晰。1920年代各国共产党都在探索政党、工会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国际五大企业建支部的原则，正是欧洲德、法等国工运受挫后的经验总结。但各国工会传统、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同一套经验落地会产生差异化结果。中共不是直接套用现成外来方案，而是结合自身数年工运积累，对外来经验完成本土化细化与重构。

第三，长时段来看，1920年代党工关系演变抛出了超越工人运动本身的命题：一个持续扩张的政党，如何既扎根具体社会单元，又维系跨地域、多层级的稳定联结。从工会动员到工厂支部建设，从地方组织到层级不断丰富的组织链条，城市革命阶段的中共已经直面该问题。即便后续革命活动空间发生转移，该命题依旧长期存在。

就此而言，“小党领导大工运”仅仅是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史的出发点。更值得探究的，是初创政党如何借由工会介入社会，在工会高速发展中认清原有组织模式的局限，进而把广泛社会动员转化为稳固的基层组织网络。工会既为中共早期发展提供社会根基，也不断倒逼党组织破解新的组织难题。

由此重新审视1921至1927年的党的建设历史，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兴衰，而是一场持续数年的组织试验：从依托工会，到深入工厂；从少数活动者的个人联系，到基层支部的普遍建立；从追求组织规模的扩大，到重新处理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正是在不断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组织形态。

将这一过程重新放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之中，也使中共早期建党方式的调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坐标：哪些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各国共产党共同面对的，哪些解决方式又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国际经验如何进入中国，又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发生改变？从党与工会关系这一看似具体的问题出发，最终所触及的，正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组织形态如何形成这一更大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