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分析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分析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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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更是对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化的结构革命。新结构经济学继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以具有物质第一性、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小组成元素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切入点，这些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一个经济体的每一时点给定、随时间发生变化，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由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组成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生产结构以及可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进而内生决定了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结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总结中国经验的自主知识理论创新，对经济运行、发展和转型产生了许多新洞见，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知成一体。

经济宏观新见解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由于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不同而有内生结构异质性的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学的每个子领域都可以形成新的见解。在宏观经济学中，无论是货币理论、财政理论，还是经济周期理论，都可以从新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

第一，以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为例。在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理论首先强调的是“货币中性”，按照这一理论，货币供给的增加在长期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增长，这构成了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基础。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依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些活动又取决于投资决策以及融资成本，也就是取决于利率水平。如果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利率水平比较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就会增加，生产力水平就会更快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就不能被认为是“中性”的。当然，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取决于其增长速度与生产力提高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货币增长的速度与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一致，那么增发货币会带来经济增长，但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而如果货币的增发速度超过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那么仍然会带来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通货膨胀的速度会低于生产力水平不提高的条件下由货币增发所带来的通胀速度。

第二，以财政政策为例。当前财政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李嘉图等价”。按照“李嘉图等价”，如果政府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支出，理性的居民会预期未来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因此会相应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从而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因此，财政政策无法影响经济增长，按此逻辑便反对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持续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发挥主要作用。如果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则将来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助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新增财税收入可用于偿还债务，由此突破“李嘉图等价”的理论预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不仅能够影响短期需求，而且能够改变长期增长路径。此外，在经济萧条时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加有效。经济萧条时期，如果政府将财政资源用于建设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那么，一方面，在萧条时期，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支出；另一方面，建成的基础设施可以突破增长瓶颈，提高增长速度，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未来增加的财政税收来偿还此时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政府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就不会转化为居民未来的税收负担，“李嘉图等价”也就不再成立。因此，在经济萧条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突破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一个“一石双鸟”的举措。

第三，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例。这一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源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冲击。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属于内生增长的创新，该技术创新类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也就是说，当新的技术突然出现时，会创造大量新的投资机会，从而带来经济扩张；而当这些投资达到饱和以后，投资的机会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于是形成了经济周期。因此，主流的周期理论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的外生涌现及其扩散过程，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

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积累，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当新的潜在比较优势出现时，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会失去比较优势，而新的比较优势会带来更好的投资机会，面对新的机会，许多企业家往往会同时选择投资，从而出现投资的“潮涌”。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外生的、不可预期的冲击不同，投资的“潮涌”实际上是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带来的周期波动，是可以预期的。

金融、资产定价、人力资本与预算软约束

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中国在若干领域拥有可与发达国家比肩的先进制造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下，不少新兴产业逐步构筑起比较优势，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及大型银行均可作为这类产业适宜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大量传统的产业和中小规模企业。按照通常所说的“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农业、传统制造业以及中小规模服务业等领域。依靠现代的大型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或公司债券，难以给这些经济主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对这类传统产业，由于其产业与技术成熟度较高、规模较小，地方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金融支持更合适，如区域性银行或中小银行。

在资产定价方面，新结构经济学同样提供了新的理解。一项金融投资如果发生在符合所在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其风险通常较低、回报相对较高，其资产价格也应相对较高；反之，如果一项投资违背比较优势，则往往回报较低、风险较高，其资产价格也应相对较低。另外，即使都属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类型的产业资产定价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符合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有很大的市场扩展空间，其资产定价较高；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可能即将逐步退出市场，即使当前还符合比较优势，其资产定价会相对较低。资产定价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盈利状况，也与所在产业的发展阶段及其增长空间等特性有关。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在资产定价问题上提出的新看法。

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也必须与经济体的生产结构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程度也相应提高。在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中，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速度非常快，必须有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但是，人力资本也并非越高越好。如果经济体没有相适应的产业，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后，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一部分人就可能会选择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发展，造成所谓的人才外流或“脑力外流”，绝大部分则可能留在国内，缺乏合适的工作机会而不能获得与教育投资相适应的回报。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强调人力资本，大量增加教育投资，但由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新的产业，部分高学历人才很难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所以教育投资必须与生产结构的变化相适应。

预算软约束的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属于国家所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当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不得不进行补贴，企业缺乏硬的预算约束，从而形成了预算软约束。按照这一逻辑，科尔奈认为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方式就是私有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之所以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是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在当时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缺乏自生能力，所以政府必须给予补贴以维持其运转。因此，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单纯改变所有制形式，而在于消除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最好的方式是使产业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消除政府必须给予补贴的政策性负担。当然，有些产业因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或是未来发展需要，具有战略性意义，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

开放战略、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

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经济开放，然而，在实践中，经济开放后许多国家经济出现崩溃和过早“去工业化”，因此，很多人开始反对经济开放。实际上，经济开放本身并非简单的“好”或“坏”，关键在开放方式是否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转型方式相适应。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在开放自由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不需要依赖保护或补贴。

在许多转型经济体中，一些产业是在过去进口替代战略下建立起来的，这些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度，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此时，如果突然取消保护补贴，这些产业就会迅速衰退甚至消失。与此同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导，潜在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现实竞争力，就难以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新旧产业无法有序接续，由此引发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双轨制”的转型更加合理，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促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转型期的过早“去工业化”。

还有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历史上，每个国家对资本账户都是进行管制的，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出现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高于资本管制相对严格的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推行金融自由化，没有区分实体资本和金融资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实体行业，为发展中国家增加稀缺资本的同时，可以带来新技术、管理经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金融资产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更加审慎，这类资本一般不会进入实体经济，具有投机性质，容易“大进大出”。当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上的硬通货时，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允许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入流出，会产生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倡导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资本账户管理，而非完全放任资本自由流动。

再来看“卢卡斯谜题”。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资本应该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高的回报。然而，实际上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向了发达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为“卢卡斯谜题”。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早期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发展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政府的诸多干预造成经济体存在大量扭曲，资本投资回报低。在这种状况下，自然难以吸引外国资本进入。而且一些财富是寻租甚至腐败而来，资本持有者在国内缺乏安全感，更倾向于将资金转向国外。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按照自身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投资回报会明显提高，就会吸引资本流入。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流进还是流出，同样取决于其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比较优势。

另外，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发展？自然资源丰富本身是一种比较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原因在于，自然资源通常蕴藏于地下，开发需要获得政府许可。在获取政府许可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贿赂审批官员以低价取得资源开发权的情况，从而滋生腐败。这种腐败会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扩大贫富差距，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资源开发中获得收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导致“资源的诅咒”。

但是如果能对资源进行良好的管理，使资源的收益能够进入国家的财政，用进入国家财政的资源收益，来支持非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就会改变这种局面。一般而言，在低收入阶段，自然资源禀赋是一种比较优势，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一种比较优势，如果政府能够利用资源收益，解决基础设施、教育等问题，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资源就会转化成有利于发展的条件。所以，资源是“诅咒”还是有利于发展的“祝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管理是否合理，二是发展的思路是否正确。例如，北欧的挪威、芬兰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资源的收益更多地被用来支持非资源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体上资源对其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载于《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8期）

【林毅夫：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原标题：《「经济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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