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与连：我的外婆和姑妈，两个广东女人的生命故事｜自我田野

如果要说到莲，你就不能只说莲。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盛开在夏日里的亭亭玉立，也是人心里关于纯洁美好、坚韧独立的想象。莲可以被赋予许多意义，全凭你愿意如何去看它、如何去想它。

在我的故事里，莲甚至不是莲。它只是一个同音字——“连”。是两个同样叫阿连的女人，我妈妈的母亲和我爸爸的三姐，我的外婆和我的姑妈，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二。她们没有获得“莲”这个清雅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可供人传颂。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连和连，永远不会从我的命运里消失。

1、名字是连

8月20日，在博州最好酒店的大堂，妈妈让我收大家的身份证去办入住。我们这一车六个人：外婆、大舅舅、姑妈、琪表哥、妈妈，还有我。

我把六张身份证摊在前台大理石台面上，像摊开六段被压缩成卡片的人生。翻看身份证，外婆和姑妈都叫“连”。外婆生于1947年11月，姑妈生于1976年8月。不过，以前我听外婆说过，她其实生于1945年，办证的时候搞错了；姑妈也是，她两岁就没了妈妈，排行第三，后面还有我爸这个小弟弟，实在无足轻重，没有人记得住她的生日。

连身份证，都不能准确刻录她们的人生。

外婆的证件照里，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得整整齐齐，嘴角向下抿着，像一辈子都在忍住什么。姑妈的证件照则显得年轻，脸圆，眼睛亮，带着一点不服气。两张证件并排放在一起，名字都是“连”。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觉得它像某种暗号：她们不是莲花，她们是黄连的连。

我悄悄问妈妈：“为什么是连，不是莲花的莲？”妈妈不回答，挥手叫我去拿房卡。

在我心里，女孩就应该用“莲”做名字。这两个女人，是除我父母之外最爱我的人，我觉得她们都应该是“莲”。可是在现实中，她们都是“连”——黄连的连。

黄连，毛茛科黄连属植物，性苦。

苦，是两个“连”的命运底色。

外婆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她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一个刚出生的女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本就算不上什么东西。村里人说她“脚头不好”，命硬，不吉利，于是把她扔进了茅厕自生自灭。那是广东乡下屋后的茅厕，木板搭的，臭气熏天，苍蝇嗡嗡地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丢在那里，哭得细弱，像猫叫。她在那里躺了好几天，竟没有死。于是连的妈妈又把她捡了回去，用艾草水洗净，裹进旧布里，养大了。

姑妈的故事，则要从她两三岁时失去母亲说起。因为排行第三，夹在中间，她成了四兄妹中最飘零的那一个。她没有读完初中，十七岁就谈了男朋友，二十岁就生了琪表哥。她只比我妈年长几岁，可我们总是将她归类到外婆那一辈。因为找的男朋友跟她同姓，引发我爷爷暴怒——那个在她生命里本该最亲近的男人，提着一把菜刀追着她，要砍死她。她那时候很瘦，身手敏捷，躲开了菜刀，嫁给了初恋，养大了一子一女。

一个一出生即被丢弃，一个青少年时被父亲提刀追赶。她们的命运并不相同，但都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人要牢牢地把握住身边的关系。

2、三个婚礼

我们一行二三十人来新疆，为的是参加表姐的婚礼。

莫文蔚的《阴天》里有一句歌词，“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

刚过去的8月18日，一场盛大、喜悦的婚礼已经在乌鲁木齐举行了。婚礼是西式的，没有繁文缛节，尽情展现了这对新人的脑洞和创意。表姐和表姐夫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万里姻缘一线牵。8月的乌鲁木齐晴朗，阳光璀璨。与广州的晴朗不同，在这里，只要待在树荫下，就能感受到微凉的清爽。婚宴现场是一个大公园，蛋糕、鲜花、酒席、摄影师、婚纱照，完美展现新时代的国泰民安。在和煦的阳光中，树影婆娑，有一种我们渴望永远拥有的甜蜜晕眩。

而在1969年岁末，外婆阿连的婚礼宴席，用我妈的话说就是：杀了一只老鹅乸打煲。

鹅乸煲，是我们家乡一道美食。老鹅乸，就是老母鹅，因为不能生蛋了所以才被杀掉，便宜，而且咬不动。

可以想象，那个婚宴多么寒酸。外婆回忆的时候总免不了摇摇头。

我的外公，是村里出了名的“苦命猪”：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先后去世；小时候上树摘橄榄还摔下来断了左手，导致终生都不能用左手拎重物。但是，这个男人是外婆自己选的。这个男子聪明，能读书，是她三哥的同学。虽然是孤儿，在新中国却一路考到了高中，后来还做了镇干部。

“那时候我很瘦的，只有90斤，很多人追求的。但我还是选了你外公。”外婆笑着回忆，当年如何勇猛地成为了一个孤儿的妻子。然后没几天，她的新婚丈夫就离开她去隔壁镇上班了。那时候可没有双休，“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几个月不回来。不过他一回来就会帮我做事，非常勤快。”

1996年，另外一个阿连的婚礼，也很寒酸。那一年，我爸爸还在读高三，但因为父亲已然破产，面临读不起书的境况。姑妈阿连说，“弟弟不要怕，我供你读书。”转头她就嫁给了姑丈。

那个举刀追斩她的破产的男人，已经无力反对她嫁跟他同一个姓氏的男子。

我看过姑妈唯一的一张结婚照片。两个年轻男女，没有婚纱，没有旗袍，穿着普普通通的衣裳，在大家簇拥之下潦草过门。那时候的姑妈也很瘦。因为没有嫁妆，她一直觉得自己被家婆歧视。毕竟那时候婆家在县城郊区开着一间松香厂，养着几十个工人。

1969年、1996年、2026年，外婆的婚礼，姑妈的婚礼，表姐的婚礼，村子、县城、省城，连和连，在乌鲁木齐这个幸福婚礼中，有了连接，有了交集，有了记录。

3、住在一起

住的问题，早在来新疆前就出现了。当时妈妈站在房门前问我：“在新疆，你跟姑妈一间房，可以吧？”

我是个妈宝女，又正值青春期尾声。我的回答，就是不回答。

不回答，不等于问题能解决。

在乌鲁木齐住了两晚，因为两位表大姨在，她们各自跟外婆和姑妈住，事情算暂时解决了。乌鲁木齐年轻人自由婚礼之后，是在博州举行的传统婚宴。这一回，两位表大姨跟着珠珠表姐夫妇自驾游去了，住宿的老问题又浮了上来。

当我拿着三张房卡回去，姑妈已经在安排了：“我跟琪琪住一间，您跟阿哥住一间，不就行了？”她的意思是，她和二十八岁的琪表哥住一间，外婆和五十多岁的大舅舅住一间。

我感觉不妙。

妈妈没说话，从我手里拿过房卡，走到前台，多开了一间三人房，然后低声警告我：“你别嫌三嫌四，外婆跟我们住。”我赶紧讨好说：“那肯定啊！我愿意跟外婆一起住。”

在博州那两晚，独自一间的姑妈很不自在。她开始主动找外婆散步，两人突然变得热络起来。于是，在温泉县、在霍尔果斯、在托托镇，再回到乌鲁木齐——她们终于住到一起了。

人很有趣。我们容易被截然不同的事物吸引，却很难看顺眼与自己大差不差的人。相似总能让人从对方身上，看见一些熟悉得令自己不快的东西。两个同样害怕孤独的阿连，居然出奇地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

她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姑妈很介意别人把她和外婆放在一起，会直接说“不要把我跟她并列”。外婆却没有这样的力气。她已是耄耋老人，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年纪，连拒绝都变得困难。她不会说“我不想和谁住”，也不会要求别人为她重新安排，但她也有她的办法。在温泉县那晚，她和姑妈第一次合住。第二天一早，她已经收拾好行李来到我们房间，然后在我和妈妈眼皮底下，美美地补了一觉。

她躺下的时候，鞋都没脱利索，被子拉到下巴，像终于回到自己的窝。妈妈替她把鞋摆好，轻声说：“你看你外婆，跟人住一晚，像打了一仗。”外婆闭着眼笑了一下，说：“别吵。”瞬间就睡着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是不挑剔，她只是太习惯把“不想”咽下去，再自己找一个出口。

4、两个儿子

在我和妈妈看来，姑妈和成年儿子住一个双人标准间这种安排，简直匪夷所思。不过，我们似乎感受不到，连和连两人平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婚后都很快拥有了儿子，有了依靠。

“还没你大舅舅的时候，我几乎总是回娘家，后来生了你大舅舅就不方便回去了。”

“怀着你表哥的时候，我坚持在松香厂负责厨房的重活脏活，‘打虎头’（买菜节省下来的钱）的钱给你爸爸交学费。”

外婆读书只读到四年级，但是她从来不停止学习。她和当时的女青年一样，都坚信自己是女铁人，能顶半边天。她年轻时是乡下大队的出纳、会计、妇女主任，还做过赤脚医生接生。她光荣在党50余年，那枚纪念章被她藏在铁盒里，和粮票、旧照片、几颗纽扣放在一起。我小时候翻出来过，问她这是什么。她说：“没什么，别弄丢。”她不说自己多了不起。她那一代人不习惯说自己了不起。

她去县里参加培训做赤脚医生，不过只学会了接生。生孩子的事没有固定时间，有时是半夜三更来敲门，她立马披上衣服，背起药箱出门。我喜欢听她讲这些事。“呆呆（音，粤语，指外婆），您不害怕走夜路吗？”“怕啊。人家来找我，两个大人，其实不害怕。最可怕的是自己带着孩子走夜路。”她说。又给我讲了一个事，说那时候很穷，养的猪送去屠宰场杀，能免费领回猪下水。“那时候你大舅舅才三四岁，我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就叫醒他一起走夜路去到镇上的屠宰场。那时候才可怕，我会死死拉着你舅舅的小手，然后就不害怕了。”

原来，儿子的手，在他还是幼童时就让她充满了勇气。后来她又生了我妈妈，但我妈妈坚持认为她更偏爱大舅舅。“我小时候很想自己是男孩子，我每次洗澡都尝试站着尿尿。我以为那样就是男孩子了。”妈妈对我说。确实，外婆对一个女人拥有儿子的重要性有着迷之执着。我出生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来到医院，看到我是女婴，情不自禁地为妈妈流下担心的泪水，她认定，我妈妈生了女孩，肯定会被婆家嫌弃。

儿子，也让另一个阿连心里更有底了。嫁入婆家之后，很快就十月怀胎生下儿子。琪表哥在1997年的到来，让年仅21岁的阿连腰板挺直了不少。当然，她并没有因此获得高看，毕竟她的妯娌也很快生了儿子，还是连续两个。但是起码在她这里，“没输。”

同一年我爸爸考上了广东最好的大学。儿子降生，弟弟升学，她立马以娘家的名义，幕后操盘给弟弟搞了一个盛大的“升学宴”，场面之热闹，比她儿子的满月酒有过之而无不及。

儿子长得很像自己的弟弟，也是姑妈阿连最喜欢展示的。这以后琪表哥读书上大学，乃至现在已经年近三十，阿连对他的依恋从来不曾减少半分。来新疆之前，她就说，“我儿子做啥我就跟着做啥。”

5、困在车里

博州的婚宴，琪表哥喝了大酒宿醉；大舅舅则因工作先回了广州。8月22日的行程，我们这辆车没有了两个“儿子”，方向盘也落在了妈妈手上。

连和连“短暂”失去了儿子，有点失魂落魄。仿佛只有和他们挨在一起，事情才算稳妥，日子才算有了着落。她们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嵌进儿子的生活里，慢慢长成了一种有些黏稠的占有欲。

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我“强迫”大家在漫长的车程里听我的歌单。新疆的公路太适合听歌了。路宽而长，一直铺向远方，两旁风景不断变换。一个人坐在车里，耳边有音乐，眼前有旷野，思绪会自然而然地沉下去，漫无边际地想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事情。世界本该是自由的、安静的、自我的。

可惜，自我意味着孤独。而孤独，似乎是阿连们最无法忍受的东西。

加缪说过：“孤独不是悲剧，无法孤独才是。”

车子才开出去不久，两位阿连便开始用方言大声交谈，迅速把车里所有会呼吸的生物都拉进对话。从这家那家，到谁家最近发生了什么，谁家孩子又去了哪里，话题像车窗外的公路一样延绵不绝，却始终不肯驶向任何需要独自思考的方向。

我们不听歌，不聊哲学，不聊文学，也不聊那些辽阔得足以匹配新疆天地的命题。我们聊的只是家长里短。像是在不停地偷窥别人的生活，又借由谈论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荒原，路途明明通向那么美而遥远的地方，可后座的人，却拼命想把彼此困在闲聊里。

后来我想起爸爸说过的一句话。他觉得，她们两个可能都被忽略太久了，所以很多事已经不会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来。她们想让儿子开车进服务区上厕所，不会直接说“我想上厕所”，而是问身边的人（譬如我）：“你想不想上厕所？”这句话现在想来让人难过，她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必须先找到一个陪她一起去的人。仿佛只有别人要去，她的需求才有了正当理由。

在新疆的路上，姑妈就这样问了我好几次。第一次我说不想。过了一阵，她又问：“阿妹，你想不想去洗手间？”我说：“不想。”她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又问。妈妈在前座说：“是你自己想去吧？”姑妈笑，不承认：“没有啊，我怕她渴。”后来到了服务区，她第一个下车，外婆也跟着下去。她们需要一个人替自己说“我想”。

她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想吃什么，不会说自己想吃；想去哪里，不会说自己想去；觉得累了，也不一定说“我想休息”。她们把自己的需要藏在别人身后，再通过照顾别人来照顾自己。她们很少真正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独自做什么，因为她们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根线牵着。那根线有时让人觉得窒息，可对她们来说，那也是她们活了大半辈子才建立起来的安全感。

这也是两个阿连最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曾被家人推开过，所以后来花了很多力气去抓住家人。姑妈抓得用力，外婆抓得安静。她们表达爱的方式不同，表达拒绝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们都没有真正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生活。

6、我的连和连

亲爱的连和连。

我写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值得传颂的故事，而是因为她们就是这样普通地活了一辈子。她们其实都很能干，是各自世界里的女强人。

外婆年轻时是乡下大队的出纳、会计、妇女主任，还做过赤脚医生。我记得她坐在桌前打算盘的样子。她手指粗，指节大，拨算珠却很快，噼里啪啦，像下小雨。她记账的纸是旧日历翻过来裁的，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她不是干部，但因为赤脚医生补贴以及外公的抚恤金，她常常很骄傲地说，“我是共产党养的。”她常常盼望着我跟着我妈回去探望她，每次见面她总是要给我红包。

姑妈做菜很好吃。我妈妈常说，她要是跟粤菜师傅学一两个月，操盘一个农家菜绝对不在话下。姑妈在厨房里像另一个人，不黏人，不慌张，手起刀落，杀鸡、切肉、煲汤、蒸鱼，样样利索。她做白切鸡，鸡皮黄亮，蘸姜葱；她煲老火汤，汤色清亮，能说出每一种药材的用处；过年炸油角，她一个人能站一下午。她记得每个人爱吃什么。我回去，她提前一天泡豆、炖肉，给我留鸡腿，用碗扣着，像藏一个秘密。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吃啊，多吃点”。她不会说“我想你”，只会说“你怎么又瘦了”；不会说“你回来陪我”，只会说“我煲了汤，你什么时候来”。她把自己会的、能给的，都放进食物里。

仅仅因为读书不多，她们都将自己活成了藤蔓，非要依附在一个男子身上才觉得安全。她们会吵架，会计较，会固执，会让人觉得烦，也会在旅行结束以后继续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可是我也渐渐看见，她们不是天生就想做藤蔓。外婆小时候被扔进茅厕，姑妈少年时被父亲拿刀追砍，她们学会抓住人，是因为不抓就没人会来抓她们。她们的爱里有占有，有控制，有令人喘不过气的部分，但那也是她们唯一学会的、把日子过下去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她们爱我。我青春期时，曾嫌她们吵，嫌她们黏，嫌她们总是问“你去哪里”“你跟谁去”“几点回来”。我坐在副驾驶，戴着耳机，假装听不见后座的方言。可后来我回头，看见外婆靠在车窗上打盹，姑妈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自己却只穿一件薄衫。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们之间的那些摩擦、比较、不快，和她们之间的互相照顾，是同一根藤上的东西。

她们离不开彼此，哪怕她们不愿意承认。

后来我开始问她们过去的事。在温泉县的小旅馆里，我坐在外婆床边，问她：“呆呆，你小时候真的被扔进茅厕过啊？”她笑，讲了。讲她父亲被抓壮丁，讲她母亲把她捡回来，讲她后来怎么活下来。她讲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像在等记忆自己走过来。

我也问姑妈。姑妈正在整理塑料袋，把衣服一件件叠好。她说：“别写我，写你外婆。”我说：“你们两个我都写。”她笑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好写的。”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爷爷那时候，是真的拿刀追我。我跑得快。”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一点点骄傲，也有一点点难过。她不是传奇，她只是跑赢了那把菜刀，然后活到了今天。

所以我十分愿意叫她们阿连。

莲花生在淤泥里，却被人写成君子花；黄连从名字开始就是苦的，但却是一味有功效的中药。

两个阿连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传奇。她们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认真赋予过美好的寓意。

是的，外婆和姑妈从来只是阿连，不是莲。

这两个活生生的广东女人，有各自的脾气、软弱、执拗，也有各自不肯向生活低头的时刻。在我这里，连不是遗憾。连是连接，是牵绊，是她们一生都在寻找、也在给予的那根线。

对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我妈妈让表哥开车进石河子城逛一圈。她觉得石河子城是新中国建设的城市，跟深圳一样，是共和国的城市。石河子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但它的路两边种满了海棠树。

海棠结果，是新疆行姑妈最爱的一个景致。她想拍照，但是表哥开车很快，她总不能如愿。最后她忍不住了，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开那么快，我要拍照！”

我和妈妈相视一笑，表哥被惊住了，找了一个地方停下，让她美美地拍了好久的照片。对，就是那路边的海棠树，满满簇拥着小红果子。

她觉得它们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