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成为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母亲节由安娜·贾维斯发起，旨在纪念默默无闻做出奉献的母亲们。1913年，美国国会确定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法定的母亲节，规定在这一天家家户户悬挂国旗，表达对母亲的尊敬。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等地，母亲节不是一项正式或传统的节日。但是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人开始逐渐习惯庆祝母亲节。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节，衷心祝愿母亲们节日快乐，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母亲”在现今时代是否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为了解如今人们对于家庭角色等问题的认识，在母亲节到来的前一个月中，我们对591位受访对象（463位女性、128位男性）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分布集中在北上广、80%以上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学历。以下是样本结构的详细情况。

▍Part.1 母亲与社会职业角色的剥离

提起母亲的形象，人们可能往往想到的是“孟母三迁”中用心良苦、教子成材的孟母。因此有人提倡以孟母诞生孟子之日作为“中华母亲节”。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母职在家庭中履行——相夫教子，不惮夙夜操持家务，以安居户庭之内为德；父亲则在外寻求仕途经济之道、给孩子树立高大形象。选择成为母亲，似乎就必须剥离掉自己的社会职业角色，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完全奉献给家庭。

然而在现今社会，女性不仅仅在家庭承担着母职，更越来越多地走向公共领域。“母亲”一词，在新时代已经有了新内涵。

节目主持人胡可曾在综艺节目中表达自己对母亲角色的期许：“我真的不认为一个放弃自己的妈妈会是一个好妈妈，这是我一直所坚持的，我也希望我的孩子看到的是一个在工作上很努力，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妈妈。”

但是，胡可这种对母亲角色的期许，在社会职业与母亲职能的冲突中显得难以平衡。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市场经济、女性劳动参与与生育制度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报道。（文章详情 → 安得双全法，边拼边带娃？）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生育政策与制度，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参与和婚育之间的困境，也不利于国家生育率回复到良好水平。

那么，这次让我们聚焦“母亲”背后的性别角色文化：承担母职意味着什么？现代母亲的“双重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如今又存在着怎样的新型社会性别角色模式？

▍Part.2 被认为理所应当的母职

许晶是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人类学研究者，她在美国读博的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孩子，而在生产后的七天就匆匆回去上课了。导师看着她虚弱的身子，建议她回去休息。许晶问导师，如何才能平衡好事业与家庭？导师的一句话让她印象尤为深刻：There’s no balance, there’s only conflict.（没有平衡，只有冲突）[1]。 

而这样的挣扎与冲突，往往被认为是成为母亲所必不可少的、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并始终影响着女性的个人选择。

在问卷调查中，在谈到是否担心生育对事业的影响时，75%的女性会担心生育对自己个人事业的影响，但对于男性来说，仅有35%的人对此有困扰。

而在孩子出生后，女性有着更为明显的心态变化。对于已育女性来说，她的首要目标是“陪伴和教育孩子”，而已育男性却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而选择回归职场的母亲们，却依然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与家务劳动。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已育女性认为自己照顾家庭每天平均要花4.3小时，已育男性投入家庭的平均时间为3.6小时左右。除去男性在工作与加班时长上多花的时间，女性承担家庭劳动的时间依然比男性多。

在家庭性别角色平等量表中，女性总平均得分为4.0比男性高0.5，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稍高。在“女人天生比男人更适合照顾家庭”的表述项中，男性的认同程度更高，在他们看来，女性是更适合照顾家庭的人选。

薇妮斯蒂在其著作《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个耶鲁人类学博士的上东区育儿战争》（Primates of Park Avenue）中，就描写了一个发生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丛林生存”景象：上东区的妈妈们为了实现阶层跃升、维护自身阶层稳固需要做出种种努力——严格遵守阶层限制，相互攀比、排斥低阶层者；在严格的自我管理与育儿之间来回奔波。“在育儿方面，男性只需要提供金钱，最终的育儿职责和母职的种种痛苦，需要姐妹同盟来收纳与解决。”[2]

在薇妮斯蒂看来，上东区的母亲是“密集母职”的典范。为了全方位培养孩子，“密集母职”作为一种性别规范迫使母亲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在孩子身上，在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程育儿中放弃自己的公众价值、由孩子定义自己的价值[2]。

在薇妮斯蒂著作中，母职像是一种异性恋婚姻交易与两性关系商品化的产物。而英国作者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则描写了母职更为艰难而黑暗的一面——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仿佛空中楼阁，难以实现；而真正伴随一位母亲的，是数不尽的矛盾、困苦与挣扎，甚至是丈夫的冷漠。而这些艰难困苦，女性只能自行咀嚼与消化，并咬牙切齿地坚持下去。因为母亲所经历的一切都被自然化（naturalized）了，是被认为理所应当承受而毫无怨言的[3]。

长期以来，母职被社会文化所建构，变得神圣而无私，当中其实又捆绑了多少道德包袱与隐形劳动呢？而母亲被要求尽职尽责、毫无怨言的背后所经受的困苦又有谁真正关心呢？

▍Part.3 母亲们的“双重困境”

家庭角色的规训与影响远不止于“母职”劳动，更延伸到了贯穿于女性职业生涯的性别歧视。

由于考虑到用人成本，企业在面试女性员工的时候，会更注重她们的婚育情况。由此在面试时，女性也会被更多地问道，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是否有生孩子的计划等婚育方面的问题，更有甚者，会要求你签订生育协议，要求三年内不许生育。

在全面二孩的政策实施后，女性的就业形势陷入了新一轮的困境中，不少单位招聘要求女性应聘者“已生二胎”，或者要求签“不生二胎”合同。国家在家庭育儿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空白，将生育成本都交由企业来承担，加重了这一问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女性职场性别歧视的认知程度比男性更深（女性总体得分为4.2而男性得分为3.6）。其中有三项的男女认知差异较大，而且都是女性“职业玻璃天花板”的表现，这是更为隐秘的职场性别歧视。

因此，无论是选择家庭放弃事业、还是在家庭与事业中来回奔波，母亲的道路都是艰难的。甚至，在你走上婚育的道路之前，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母职”的规训，已或显性或隐性地意欲将女性拦截在工作场域之外。

研究者Hofstede对不同性别文化的定义中认为：在“父权制度”文化中，男性被要求自信、有野心、有竞争力，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而期望女性为非物质生活质量、儿童和弱者提供服务和照顾[4]。

受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性别刻板印象被提出是女性在就业与职业发展中的一个不利因素[5],也往往被认为是关键职位缺少女性群体的原因[6]。

管理与领导的职位通常被认为是“男性化”的，这意味着他们被认为需要进取心、竞争力、力量和独立性。这些特征被认为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刻板印象不相符 [7] 。这种性别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受雇或晋升到管理职位的能力。

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长期建构着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并影响了职业发展的自我效能感。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问卷的职业发展自信程度调查显示：男性与女性之间具有明显的正负差距——即性别对于男性职业发展自信心完全没有负面影响（得分都是小于或等于3），而性别对于女性的职业发展自信则有负面影响。

而进一步进行关系性统计可以发现，职场性别歧视现象感知程度、职业发展自信受性别负面影响的程度之间具有显性的正相关关系，现实感知的职场性别歧视现象越频繁，性别对于职业发展自信的负面影响程度越高。而且这一关系在女性上更为显著。也就是说，女性遭遇着频繁的职场性别歧视，并且她们自身对于职业发展的自信心在削减。

总而言之，如果一位女性确实按照女性刻板印象行事，她很可能会被认为不够能干而受到反对；但如果她不按照与自己性别相关的刻板印象行事，而表现得更“男性化”，却有可能会遭遇更深入的隐性就业歧视[8]。人们期望女性的行为符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同时这些刻板印象又被利用来为现实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辩护——女性的经济成就低于男性。这使女性在工作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双重困境”[9]。

▍Part.4 变化中的社会性别角色

母亲们的困境依旧存在，而社会的性别角色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从1989年到2012年，美国全职父亲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110万增至200万[10]。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似乎也出现了这种趋势[11][12][13]。

性别角色的转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新的家庭结构、教育、性别平权运动、性别平等意识与媒体传播等。如，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单亲母亲或单亲父亲家庭的数目正在增加。父亲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来，而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14]。

武玉江是日本立教大学的政治博士生，同时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在武玉江留在家做全职爸爸的那段时间，他多次受到了来自自己亲戚与朋友的质疑——“作为一个男人，为什么你不出去挣钱”、“堂堂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要呆在家里帮孩子洗尿布”。 

但武玉江并不认同家庭中以性别划分的分工模式——父亲就应该赚钱养家，母亲就应该在家照顾孩子；也不认同所谓的“理性爸爸”、“感性妈妈”的分类。他说道：“我们都是孩子的家长，我们不需要做一个‘爸爸’和‘妈妈’，不需要一个在性别上非常明确的分工，而是一起去承担养育和陪伴孩子的责任，这是需要我们一起去做的。”[15]

初为全职爸爸的那段时期，面对各种家务活，武玉江也有着自我身份认知上的困难，也经历了一系列选择与妥协。他认为这些所谓的痛苦是既定社会性别文化的规范所“制造”出来的，出生于军人家庭的武玉江对此感受深刻。然而，坚持下来后，武玉江不仅练就了煮饭、帮女儿扎辫子等好手艺，更重要的是与孩子建立了更为亲密的情感关系。“每天晚上给孩子讲故事，是我一天中最幸福和放松的一件事”，武玉江说道。

曾在日本、德国与瑞典生活过的武玉江也指出，这种性别模式的变化与七八十年代的女性平权运动分不开关系，同时北欧家庭政策的实施与相关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因素。

但另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发现，至少在美国，舆论总体上更倾向于支持母亲照顾孩子，而不是父亲，无论他们各自实际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16]。

而在中国，这样的舆论倾向我们并不陌生：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男主外，女主内”可能还是中国现实主流的家庭分工模式。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母亲所付出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应当，她们的社会价值更不应该被忽视。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母亲”更丰富的内涵，破除“母职”的性别藩篱：她不仅仅是照顾你起居饮食的人，也可以在公共领域为你树立好榜样；她不仅仅是为你埋头操劳家务的人，也可以带你领略外面的世界。

希望社会给母亲们施加的无形枷锁，终有一天能够卸下，并让父亲与母亲共同平等地肩负家庭育儿责任。

参考资料：

[1] 她山石：育儿，只有焦虑（针尖|多味听觉馆、界面文化）

[2] 傅适野.都市丛林求生录：有钱又有颜的女性，育儿焦虑一样比海深（界面文化） 

[3] 傅适野.母职凭什么理所应当？（界面文化） 

[4] Hofstede, G (1986).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 (3): 308. 

[5] Gorman, Elizabeth H. (August 2005). "Gender Stereotypes, Same-Gender Prefer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Hiring of Women: Evidence from Law Fir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4): 702–728.  

[6] Heilman, Madeline E. (2001).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How Gender Stereotypes Prevent Women's Ascent Up the Organizational Ladd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 (4): 657–674. 

[7] Heilman, Madeline E.; Eagly, Alice H. (2008). "Gender Stereotypes Are Alive, Well, and Busy Produc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 

[8] Rudman, Laurie A.; Glick, Peter (2001). "Prescriptive Gender Stereotypes and Backlash Toward Agentic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 (4): 743–762. 

[9] Williams, Joan C. (2009). "Reconstructive Feminism: Changing the Way We Talk About Gender and Work Thirty Years After the PDA". 21 Yale J.L. & Feminism. 79: 104.

[10] "Growing Number of Stay-at-Home Dads - Pew Research Center". Pew Research Center’s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5 June 2014. Retrieved 14 June 2015.  

[11] Louisa Peacock; Sam Marsden (23 January 2013). "Rise in stay-at-home fathers fuelled by growing numbers of female breadwinners". Telegraph.co.uk. London. Retrieved 14 June 2015. 

[12] "Stay-at-home dads on the rise – increasingly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5 June 2014. Retrieved 14 June 2015.

[13] "Sweden sees boom in stay-at-home dads". 2013-06-04. Retrieved 14 June 2015. 

[14] McNiel, Jamie N.; Harris, Deborah A.; Fondren, Kristi M. (7 November 2012). "Women and the Wild: Gender Socialization in Wilderness Recreation Advertising". SpringerLink. 29 (1–4): 39–55.  

[15] 她山石：我是怎么当四个孩子的全职爸爸的（针尖|多味听觉馆、界面文化）

[16] "Breadwinner Moms". Pew Research Center’s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Project. 29 May 2013. Retrieved 14 June 2015.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秋怡 刘颖琳 余兰依 萧幼文

指导老师：黄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