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谈长征中的情报较量：电文背后的战局与抉择

“博古、李德手中同样掌握着对等情报，却多作出脱离实际的指挥与判断，相比之下更能看出毛泽东对纷繁敌情的精准研判与灵活运用。”

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4年11月23日，何键下令加强湘江上游防线。第二天，这份命令的主要内容便出现在红军的敌情通报里。对手怎样布防，哪里还有间隙，红军已经得到消息。然而，及时破译的情报，最终没能避免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电文留下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知道敌人的下一步行动，为什么仍然难以摆脱被动？

正值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长征史研究专家孙伟教授的《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研究》（2022）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电文研究》（2026），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条更有说服力的路径。前者追溯无线电人才、器材与通信组织的发展壮大，后者则把目光投向遵义会议召开前，借助国共双方往返的诸多电文，尽量还原战局的变化、判断的形成，以及如何最终转化为作战的决定。

在这些纷繁的材料中，既有中革军委催促渡江的急电，也有地方军阀彼此推诿的言辞；既有远赴上海恢复联络的努力，也有绝命后卫师失联后的命运。循着电波的轨迹与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决断，也能看到抬机器、运燃料、彻夜收发报、苦思破译敌电的电台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长征中那些已成为历史事实的胜负与转折，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当时抉择的艰难和千钧分量。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电文研究》，孙伟著，人民出版社，2026年10月，384页，119.00元

《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研究》，孙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336页，48.00元

现在关于长征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厚，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的历史广为人知。您为什么将研究重心锁定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长征初期，并且选择电文档案作为核心切入点？单纯补充几封电报，和系统比对梳理多方电文档案，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孙伟：我总在想，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可前面这段路呢？其实更难走，正所谓万事开头难。我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电文研究》前言中提过几个问题：同样的战士，同样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他们在遵义会议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左”倾中央领导人所做的一切难道都是败笔？毛泽东在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情况下，如何在遵义会议上获得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这些问题，需要让沉寂许久的电文等档案开口说话。

电文当然不是过去没有人用过，反而用了不少。我的想法是，能不能顺着电文往下追，让问题从材料里出来，又能从电文中找到答案。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文放在一起，才能追问：国共双方当时掌握了什么信息，怎样判断对手，随后又怎样调整部署。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有历史纵深感、现场感，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宣传以及结论式的介绍。

电文也并非绝对准确，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寥寥数语，背后可能涉及指挥体制、人物职务、地理位置以及日期、韵码等问题。不认识历史人物的字号，可能连收发双方是谁都弄不清；不把前后相关电文串联起来读，则会把阶段性部署当成最终决定。有时一份电报单独读，是一个意思；把前后多天的电报摆在一起比较，可能理解起来就大不一样了。

在很多大众印象中，早期红军装备简陋，主要依靠传令兵徒步送信。但实际上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就已经搭建起完整的无线电通信网络。红军最早的一批电台从何而来？当时依靠哪些渠道解决器材短缺、人才培养这两大难题？

孙伟：过去很多人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装备简陋，通信主要依靠传令兵、号声、旗语。但真实历史远比这丰富，中央苏区时期就已逐步搭建起覆盖各主力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套网络并非依赖外援，而是在实战中一点一滴积攒而成。

红军最早的电台来源于战场缴获。第一次反“围剿”龙冈大捷，缴获国民党十八师一部十五瓦电台，发报机遭损毁，仅存收报机与充电机，也就是著名的“半部电台”。随后东韶战斗缴获一台完好的十五瓦电台，凑成“一部半电台”，1931年1月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于宁都小布成立。第二次反“围剿”缴获公秉藩部一百瓦大功率电台，依靠它打通了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等的无线电联络。

“半部电台”——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无线电器材属于管控军品，获取十分艰难。这样，缴获与敌军投诚成为器材最主要来源，红军多次下令，缴获电台、真空管、蓄电池等器件必须全部上交。战士们打扫战场，不遗漏破损电台的任何零件；也依靠地下交通线，托白区党组织与进步商人冒险采购，但大多只能买到电池、电子管等小件，很难得到整套电台。苏区通信材料厂尝试土法自制变压器、线圈等零部件，真空管、蓄电池这类核心部件依旧无法自产。许多电台都是机务人员拆解多台故障设备，拼修复用，才得以继续运转，爱惜器材成为无线电人员的重要准则。

相比器材难题，无线电人才更加紧缺。一部分技术骨干，由上海党中央从白区秘密培训后，通过地下交通线穿越封锁输送到苏区。更大规模的人才供给来自苏区本土培养：从无线电训练班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以“政治坚定、技术精明、体格健壮”为培养标准，结业后分派到各个电台岗位。同时，红军积极争取与改造被俘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动员其上机工作、授课教学，也面向社会征召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过程中，都将政治素养放在突出位置，力求造就技术过硬、严守纪律的通信战士。

无线电通信是一套系统工程。依靠缴获、收集、采购、土法修造等多种途径，再加上政治坚定的技术队伍，红军基本建成了自己的通信网络，这也为长征阶段无线电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江西东固敖上——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在物资匮乏、技术条件有限的战争环境下，红军是怎样完成敌军密码的侦听与破译工作？同时又要如何做好自身防护，规避国民党方面的侦察？

孙伟：当年红军根本没有先进的专业破译设备。对敌电台工作大体上分为侦听、破译两个环节。初期国民党军保密意识差，电台联络的时候甚至直接用明语报出部队驻地、番号，我方仅仅通过侦听抄收电波，不用破译，就能准确掌握对手动向。等到国民党觉察后强化通信保密，普遍使用密电之后，想要读懂内容，就必须开展密码破译。

红军的破译完全依靠人工研判：报务人员长时间戴着耳机监听，逐条抄录空中截获的密码数字，结合战场上缴获的敌电报底稿、密码残片，比对敌台经常出现的部队番号、公文用语、长官称谓等，反复核对战况，一点点摸索密码编写的规律。1932年8月宜黄战斗之后，我方缴获一份带有三十多个已译出汉字的“展密”电报。曾希圣文字功底扎实，曹祥仁熟悉电码与敌情，两人就以这些已知文字作为突破口，结合源源不断抄收到的敌报，不断比对推演，最终实现这套密码的破译，整个过程科学有据，并不是凭空猜字。

电波一旦向外发射就会被捕捉，只要敌方电台开机，信号就存在被我方截获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能够解读内容，作战电报、私人密电同样如此。第四次反“围剿”黄陂登仙桥一仗惨败之后，国民党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师部驻地，用军用密码给上海的夫人发送了一封抒发心绪的私人电报。这份密电依旧被我方完整截获破译。后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李默庵会面，直接念出电文中的部分诗句，李默庵大为震惊，这件事也很能直观体现红军密码侦破的实力。

在想方设法破解敌方密码的同时，红军也高度重视自身通信安全，防备国民党监听、破译我方电报。人员选拔上，报务、译电岗位优先挑选政治可靠的党团员，严格把关。密码本属于极高机密，要求译电员随身携带，不得遗失；电文处理完毕，原始底稿立刻销毁，只按规定留存副本。报务译电地点设置警戒，无关人员严禁靠近。发报同样订立严格纪律：区分电报密级，紧急军情随到、随译、随发；严控呼叫、发报时长，减少电波在空中暴露；定期更换密码本，避免敌方积累大量电文样本用来推演破解我方密码。还有一条铁律：一旦遭遇敌人突袭，首要任务就是毁坏电台、销毁全部密码材料，绝不能让密码落入敌手。

红色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守则

人们把无线电比作“千里眼、顺风耳”，似乎拿到情报就等于掌握战局。但现实中情报到手，不等于胜利到手，湘江战役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根据电文档案，红军其实及时截获了何键加强湘江防线的情报，情报的时效性、准确性都很高，为什么依旧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情报优势这次为什么没能转化为战场胜利？

孙伟：有没有获得情报，与获得了情报如何把握、利用，这是两回事。

以湘江战役为例，我们可以把几封电报连着读。1934年11月23日，何键下达增强湘江上游防线、尾追红军的命令；次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就把它的主要内容通报各军团。把国民党原电与红军通报进行对照，发现内容相当准确，时效性也很强。这份敌报既告诉红军桂军主力已经南移，也告诉红军何键已识破红军西进的意图，正在加强追堵。这个消息很紧急：前面有空隙，但追堵的军队也在围靠过来。因此，红军必须赶紧过江。

11月25日的渡江作战命令已经根据敌人最新部署，说明北面的湘军、南面的桂军以及后面尾追部队的态势。28日又要求，30日止应全部渡江。然而30日晚，大部队仍未按计划过江，前方不得不催促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

所以，湘江战役前获取敌军电文的渠道是通畅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也能够保证，而且做到了迅速上传下达。问题在于，当时的“左”倾领导人没有很好运用这些电报，尤其携带过多辎重，严重影响了机动性，错失了有利时机。

我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电文研究》结语里写到：稍有耽误，就有可能让一份辛苦得来的重要情报变得毫无价值，甚至适得其反，将部队引向危险的境地。电报已经送到了，部队却没能及时赶过去。只有把渡湘江前后的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才能既看到无线电人员的贡献，也看到军事指挥员的重任。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蒋介石在“追剿”过程中存有利用红军入西南，借机削弱地方实力派的考量。国民党内部确实存在这样的权力算计。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孙伟：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早已有之，也能够解释部分现象，如红军总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但如果把电报按日子进行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对突围未予足够重视，后来展开大规模围追堵截。

1934年10月25日，国民党南昌行营还在判断：红军究竟是会全力外走，还是会折回，或者在赣南继续活动，“刻下尚难断定”。这反映了敌人情报和判断的局限。蒋介石又沿袭第五次“围剿”中稳扎稳打、修筑碉堡的办法，尚未充分适应红军集中兵力、秘密转移的变化。此时，他连红军主力究竟往哪里去都还没确定，怎么谈得上有意放行呢？

到11月上旬，蒋介石对红军去向的判断逐渐清晰，部署的针对性显著增强。11月12日，他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要求歼灭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此后还有反复催促堵截、夹击的电报。

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的雕塑

当然，国民党地方军阀也打着自己的算盘，这一点不能否认。陈济棠同红军谈判、让路，不能算到蒋介石头上。桂军南移恭城后，湘江防线出现缺口。11月23日，何键致电蒋介石，表示无力接替桂军留下的大段防务。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红军先头部队渡江，责问为何全州至咸水一线没有守兵，又要求阻断红军后续部队。把这些往返电报放在一起，看到的是国民党各军的协调失灵、彼此推诿与重新合围。

蒋介石借机扩张中央势力，与他企图消灭红军，两者并不矛盾。地方实力派为自保地盘，也不意味着放弃或停止攻击红军。历史在这件事上呈现出多重面相。

这支“绝命后卫师”没有渡过湘江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您查到的电文，补上了哪些过去不清楚的细节？

孙伟：过去讲到“绝命后卫师”，往往是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随后自身几乎全军覆没。其实中间还有过一段很艰苦的转战，以往被忽略了。主力过江后，双方依然保持电台联络，中央也为它安排过脱险和转入游击的不同方案。

1934年12月1日，朱德接连发电，指示突围路线，并将三十四师改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3日还在指导它寻找渡江机会，5日则要求不应东进，暂留兴安、灌阳之间，依托山地、争取当地瑶民，开展游击，以后再找机会渡江。从这些电报能看出，中央一直在设法帮助它脱险，方案也随敌情变化作出调整。

可是，过江已几乎变得不可能。于是该师执行了此前中革军委指示的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的预案。再往后，红军这一边的电报联络中断，就得转向桂军、湘军的电文，追寻它从广西转战湖南、不断遭受打击的经过。

这里有一个容易忽略的敌人：桂湘地方民团。不能将其视为临时拼凑起来的一些乡民。广西的民团有组织、训练和服役规定，常备队还由军事机关配发武器。红三十四师进入湖南后，保安部队与道县、永明等县的义勇队又接着围堵。对于一支缺粮、缺弹、不断减员的孤军，这些地方反动力量非常致命。

韩伟回忆当时的处境，沉痛地说，“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群众支援”。国民党政府和保甲、民团对地方的控制，直接关系到红三十四师能否找到向导、补充粮弹，能否在当地站住脚。

还有一个令人难过的细节：1935年10月，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时，对三十四师的叙述仍是其留在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联络早已中断，红三十四师将士生死未卜。

以往叙事容易把历史转折简化为一次会议、一个时间点。从电文档案来看，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影响高层决策？您发现通道会议以前已有入黔探路的电令，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通道转兵”与遵义会议的关系？

孙伟：不能把这个重大变化局限为某一天的某一次会议。提出意见是一回事，被认同采纳又是一回事，取得领导地位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至少从1934年11月的湘南争论起，毛泽东就不断提出不同于博古、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交流。但提出意见不等于立即影响了集体决定，湘南和老山界的争论中，他的主张仍未被采纳。

通道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但电文提示我们，准备西进的实际行动比通常叙述的更早。1934年12月11日十八时三十分，朱德给林彪、聂荣臻发电，要求一军团派出不大于一团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侦察入黔的道路”。12日会议召开后，当晚七时半的电报部署翌日继续西进。会议前的探路与会议后的命令，需要结合一起读，也由此能更深入地考察朱德、周恩来的作用。

然而，通道会议并未最终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14日给红二、六军团的电报仍写道，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也就是说，西进贵州还可以理解为暂时改变行军路线，然后再寻机北上。

到12月18日黎平会议，才以政治局决定明确否定在湘西建立新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地区。猴场会议又重申这一方向，并要求今后作战方针、时间、地点的选择，中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这实际上就取消了之前李德的军事指挥与决策权，而改为政治局集体领导。

所以，遵义会议的召开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次争论和开会，慢慢形成统一认识的过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得到认同，与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人态度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所谓转折，就存在于一次次的争论、判断和选择当中。

沈尧伊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发生中断，直到1936年6月才恢复稳定通信。这一断一通，对正在进行的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哪些影响？

孙伟：此前中央苏区的党中央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经常性电讯往来，主要依靠中共上海中央局中转。1934年秋上海地下组织、电台及密码遭敌严重破坏，不仅秘密电台被缴，就连密码和联络办法也变得很不安全。潘汉年后来在信中还谈到，中央能收到莫斯科的消息，而自己的发报机功率太小，莫斯科听不到回音。显然，能收听与能双向联络，远不是一回事。

上海方面也曾派交通员寻找联系，以重建电台；共产国际提出设置备用电台，后来张浩、赵玉珍、刘长胜等先后携带联络密码到陕北；中共中央则尝试借红二、六军团转接，并派潘汉年携带呼号、波长、联络时段赴上海，陈云又赴苏联报告情况。电台、人员和新的联络约定必须彼此接上才行，而红军多处于行军状态，上海党组织又接连遭到破坏，所以多番努力均未成功。

依据双方电报，可以确定恢复无线电联系的时间为1936年6月。其间互派代表往来，与再次接通无线电联络，又是两回事。

无线电中断一年零八个月，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等同于中共中央失去了共产国际即时的指导，原本可以获得的军事、物资援助渠道也被切断，外界消息来源十分有限，长征路上生死抉择、步步惊心，都只能靠我们党自己来面对与解决。李德后来在回忆录里也提到，这种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深刻影响了事态走向。他这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个人威信，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

但恰恰是这样一种被迫独立应对的处境，催生了很重要的历史变化。因为在和共产国际电台失联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处理中国革命自身的重大问题，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没有来自远方的遥控指挥，为了生存与发展，党中央只能立足于战场的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调整军事策略、改变错误路线。经过漫漫危机后，我们党最终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

等到1936年6月延安与莫斯科的电台终于恢复之后，两边的信息往来便顺畅多了。虽然此时长征已接近尾声，但这条重新打通的红色电波影响深远，为之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起到了关键的铺垫作用。往后中共中央既可以及时接收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也能直接把国内斗争情况传递出去，为后续红军发展、处理国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稳定的沟通渠道。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中央苏区留守部队和主力靠无线电维系联络，这段隐秘历史很少被提及。从电文档案看，留守部队在初期给主力提供了哪些支援？双方的电讯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彻底中断？通信断绝之后，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局势有什么影响？

孙伟：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依靠留下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与转战途中的党中央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无线电往来。主力刚突围不久的那段日子，留守力量通过电波，从多个方面配合着远征的红军。为了掩护主力秘密转移，中央分局保留苏维埃中央政府全套机构照常办公，《红色中华》报也依旧按期印发，制造出主力并未大规模撤离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方面的判断。留守的红二十四师与各地独立团接替前线防务，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扰、迟滞敌军，把一部分敌人兵力牵制在苏区，以减轻主力突围的压力。与此同时，赣南等地的地方武装维持后方交通，肃清当地反动民团。

依托电台互通消息，留守部队还承担起后方收容的重担，按照中央电令在各处设立医务所与转运站，接收安置主力掉队的战士与伤病员。中央分局利用自身情报渠道，把截获破译的国民党军事部署、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及时报给长征途中的中央。事实证明，这些敌报信息，为中央的战略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

不过双方的无线电联络，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日益变得岌岌可危。红军越走越远，日夜行军作战，电波沟通开始断断续续。1934年12月下旬，当主力进入湘桂黔边境之后，两地的通信就已经近乎阻滞。项英多次发电请示对策，甚至在电报中恳切提出抗议，希望中央能够及时给予指示。历经反复呼叫，1935年2月，中央发来两份长电，要求留守队伍彻底转变组织形式，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2月28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也成为中央分局收到的来自中央的最后一份完整指示。

到了3月9日，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项英、陈毅准备率部突围。突围之前，坚持完成最后一次和中央的通报，可一直等到天色渐晚才叫通电台。虽然成功发出己方报告，但中央回电启用了一套新的密码，导致电文无法译出，内容无从知晓。迫于危急的战场环境，只能下令把电台销毁埋藏。自此，中央苏区的留守力量，彻底失去了无线电这条沟通党中央的通道。

江西瑞金叶坪镇叶坪村——苏区中央局机要科旧址

通信断绝之后，南方的游击斗争陷入与世隔绝的艰难境地。既联系不上党中央，也接不到上海地下组织、共产国际的消息，游击队只能依靠缴获的报刊碎片化地了解外界时局。而南方各个游击区彼此隔绝，只能在险恶环境下各自为战，所有战略判断、斗争策略，都必须由当地领导者自主决断。失去上级及时指导，让游击斗争走了不少弯路，付出沉重代价。

但也正是在这种完全独立的困境磨砺之下，游击队伍在山林之中顽强坚守，保存下南方多处革命战略支点，保留了一批久经战火淬炼的武装骨干。熬过两年零七个月的隔绝岁月，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项英在南昌重新发出电报，才再度接上和中央的联系。这些历经苦难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后来整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南方抗战的重要力量。

读长征电文，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将领、高层的决策指令，但电报的背后是一大批无线电报务、机务、运输警卫人员，还有像红三十四师这样血染征途的后卫部队。无线电通信、情报斗争这段隐秘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重塑对长征的哪些新认知？

孙伟：翻看长征留下的电文，纸面大多是高层的作战与决策指令，但指令能够生成、传递、执行，离不开无数无线电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当好红军的“鲁班石”，成为广大红色无线电通信官兵的座右铭。除了这些无名的通信战士，还有红三十四师这样顾全大局、浴血断后的后卫部队，共同构成了长征真实的历史底色。

通过无线电通信与情报战这段隐秘历史，我们能够看到，长征远比一般叙事所呈现的面貌更加惊心动魄、局势也更为复杂多变。长征不只是炮火纷飞的正面厮杀，同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情报较量。情报来之不易，但情报本身并不等同于胜利。战场瞬息万变，稍有延误，珍贵情报就可能失效，甚至给自己带来损失。侦听破译也绝非个别人的功劳，是中革军委二局、三局全体人员集体奋斗的成果，也离不开红军领导的关心信任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

博古、李德手中同样掌握着对等情报，却多作出脱离实际的指挥与判断，相比之下更能看出毛泽东对纷繁敌情的精准研判与灵活运用。电文也告诉我们，党从依赖共产国际走向独立自主、历史主动是逐步演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之功，湘江战役的惨痛挫折，也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积累了教训，促发了集体觉醒。

过去我们多聚焦高层谋划与前线拼杀。大量的电文材料提醒我们，长征胜利是多重战线共同铸就的伟大远征。许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与幕后英雄虽鲜为人知，但同样以血汗乃至生命投身革命，他们的贡献正随着史料的发掘，汇入长征历史的完整叙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