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错误史观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客观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需要超越“中国”，从“天下”视域揭示其从“天下国家”到“主权国家”演变的过程，这才是构建起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关键。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但其作为一个共同体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伴而生、互为因果。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诠释是新时代赋予学术界的历史使命。

从共同体视角反驳错误史观

新时代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诸多挑战。在国内，网络上时常出现煽动民族主义、民族对立的言论。在国外，学界对中国历史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和解构一直存在，“长城以北非中国”“崖山之后无中国”和“内亚”“新清史”等史观皆是其中的代表。

国外相关论著译介到国内后，往往初始被吹捧为“新视角”“新理论”，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研究长期以来陷入历代王朝史观主导的话语体系，“重考证、轻理论”的研究状况导致对这些观点缺乏判断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些“错误史观”充分利用了传统话语体系习惯于从“华”和“夷”二元视角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存在的不足，打着“从边疆看中国”或充分利用非汉语种档案的旗号颇具迷惑性。

8月5日晚，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2026年火把节启幕。开幕式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多民族共同感受彝族传统节日的欢乐与喜庆。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在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血脉相融，骨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结果。之所以存在不同认识，除了传统的话语体系无法给予合理解释之外，混淆古今“中国”的含义、套用“民族国家”视角来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两个关键性因素，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需要创新观念。

从“天下”视域诠释中国历史

聚焦“中国”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是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也是国人产生认知困惑以及国外学者解构和歪曲中国历史的基础。但这种做法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当今的“中国”是从“天下国家”发展而来的，与代表历代王朝的“中国”并非完全相同，“天下”才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空间。

2024年5月9日，游客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参观西周文物“何尊”。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或（国）”其核心要义，是对西周以“王”为核心政治制度的代称。这一政治制度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则被称之为“天下国家”，其意识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是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以“天下”为地理空间记述“天下国家”沿革历史的体现，奠定了“二十四史”叙述空间的基础。从西周时期的“京师”到秦汉时期的郡县，再到《尼布楚界约》定界碑文中“中国”成为主权国家的标识，地理“中国”涵盖范围的拓展是历代王朝直接管辖范围变化的结果，始终在“天下”空间之内，并非国家疆域拓展。客观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需要超越“中国”，从“天下”视域揭示其从“天下国家”到“主权国家”演变的过程，这才是构建起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关键。

从人群凝聚梳理“中华”认同

在“民族”视域下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同样是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也是国外者解构和歪曲中国历史基本视角，但一个被忽略的基本史实学是“民族”一词源自于“nation”，是近代才传入的观念，以“人”或“族”称呼人群代表着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群划分方式。只有认清二者的差异和变化，才能准确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礼记·王制》是按照“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及语言划分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奠定了中华大地上划分人群的基础。春秋战国之后被强化的“中国”“华”“夷”以及华夷之辨则更多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划分。

到了近代，随着“民族”概念的传入，“中华民族”被用于指称清朝的“中国人”，同时将政权凝聚的人群共同体都被视为“民族”，并不符合史实。如“金人”“辽人”“宋人”同见于《金史·交聘表上》对“天下之势，曷有常哉”的记述中，是分指三个王朝境内多民族构成的主体人群。中华大地历史上的人群聚合和身份转变，只有在中华大地特有的人群划分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诠释。纵观中华大地人群凝聚的历史，尽管存在众多人群称呼，但在“天下一家”总体观念下，无论是先秦时期的“五方之民”、秦汉至清的“华”与“夷”，还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乃至当今的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时期的样态，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需要回归传统，才能客观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从“大一统”读懂历史演变

中华大地上曾建立很多政权，经过漫长的“天下国家”时代最终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跻身现代主权国家和世界民族行列，其背后的主导力量源自于“大一统”历史传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为西汉践行“天下国家”提供学理支撑，同时也对《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做进一步诠释。强调“天子”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虽是“大一统”的突出特征，但将其定性为中央集权并不能揭示其全部内容，因为“天下国家”的具体治理方式并非“同质化”而是“因俗而治”，这是“大一统”历史传统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多种样态的直接原因。历代王朝的延续发展即是“大一统”历史传统延续性的突出表现，同时不同王朝在“天下国家”具体治理方式上各有特色则体现着“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创新性，而历代王朝的建立者来自于不同人群则是“大一统”历史传统得到更多人群广泛认同的体现。更多的人群或政权则是通过接受册封、授官、和亲等方式主动或被动融入历代王朝构建的“天下国家”体制，共同成为“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实践者。

纵观中华大地政治格局演变的历史，对“大一统”历史传统普遍认同和持续追求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天下国家”时代跻身主权国家行列。或许聚焦“大一统”历史传统，能够为精准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

原标题：《破除错误史观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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