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通海古城明清民居文化融合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容导读：通海古城明清民居作为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典型样本，展现了汉式营造传统与地方智慧的深度互动。本文通过对其平面布局、梁架体系和装饰特征的系统提取，多角度分析揭示其文化融合历史路径。通海民居以“三间五架”为基础，融合抬梁—穿斗混合式构架，体现了汉式合院的规模化传播；同时面对滇中自然环境及多民族杂居的社会背景，在不同层面展现出在地化创新智慧，本质为江南汉式营造法式在边疆的适应性转化与云南地方文化的创新交融。

文/张薇薇 杨桢艺 阎涵

一、研究背景

通海自唐以来始终是滇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明初大量江南汉人随军至此屯垦落籍，当地人口结构随之重塑，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多元发展。而通海古城内现存的百余座明清民居以“一颗印”为模板，既遵循汉式合院礼制秩序，又融合本土建筑智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筑文化物质实证。

目前在云南合院民居的研究中，通海古城民居多被纳入宏观论述或侧重保护实践的范围，缺乏对其建筑形制、结构装饰特征的系统挖掘，其物质层面中各民族建筑传统的互动机制尚待深入阐释。本文以50座通海古城明清民居为研究对象，旨在探析边疆民族建筑文化融合的内在逻辑，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提供典型案例。

二、通海古城民居的文化融合特征

通海古城内现存百余座历史建筑，主要为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一颗印”式合院民居，在平面布局、梁架体系和建筑装饰中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融合特征。在形制结构方面，通海古城“一颗印”式民居采用穿斗与抬梁混合的梁架体系，结合南北地区梁架结构的特征与优势，在节省原料同时扩大室内使用空间。在建筑风格上，明代民居架梁较低，少装饰，总体简洁质朴；至清代，建筑工艺水平有较大提升，小木作雕刻更为精美，合院规模体量高于明代。

1.平面布局

通海民居最普遍使用的建筑模型即昆明“一颗印”。“一颗印”四面高墙围合，内部空间“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平面构成堪称标准模型（图1）。在此基础上，可削减倒座房、耳房数量，形成“半颗印”“一只手”“三间带楼梯巷”等变体，又或将倒座房也作三开间，形成“前三后三中四耳”格局；也可将“一颗印”叠加使用，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增加院落。纵向增加为“多进式”，横向增加则为“一进多院”。单体建筑中，门关处设计含诸多形式，如两重门楼、旁开或斜开大门、设置照壁和长廊等以达到聚风藏气、维护隐私的目的。进门后，四面高墙围合而成天井庭院公共空间，成为家族内部、家族之间人情流动的重要场所，四周则是正房、耳房及倒座等空间，即小家族内部的卧室、客厅等日常起居场所。一楼正房为客厅，用于会客；二楼正房用于供奉祖先牌位，称为祖屋，或作为长辈卧室；耳房则作为卧室、厨房等，倒座充当杂物间，楼梯巷下方用于饲养家畜。

综上，通海民居整体布局呈现出极强的内向性和模块化意识，是如汉式合院、云南哈尼族蘑菇房、彝族土掌房等多个民族传统建筑共同的智慧结晶。

图1 文星街34号一层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

2.梁架体系

一个系统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以榀为基本结构单体，将若干榀木构架加以大木构件相互搭接，最终构成屋身木构架。通海古城民居正房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多为四榀三间（两榀山架和两榀明间架）、二层主体屋体加以厦子的结构。其中，各处大木结构件包括柱、梁、枋、檩等，因所在位置、形状结构的差异承担不同功能。

从主体结构看，通海民居的梁架结构多为五根主檩，少有七根主檩，屋体前后大多仅前侧设置檐檩，后侧则为加厚墙体（图2）。在立柱布置上，分为：①满柱，即所有主檩下均设承重柱，为穿斗式；②无内柱，即仅前檐柱和后檐柱落地，为抬梁式；③减双侧两金柱，即五檩构架承重柱仅为前后檐柱及中柱落地，或七檩构架承重柱为前后檐柱、前后外金柱及中柱落地，为抬梁－穿斗混合式，也是最常见的梁架结构之一（图3）。而正房明间中架和两侧山墙山架又采用统一形式，或中架减柱以增加室内使用空间、山架不减柱的灵活变体。

图2 文星街62-3号的主檩承檩结构（来源：作者自摄）

图3 文庙街11号剖面图（来源：作者自绘）

于出厦结构而言，通海民居正房均带厦，厦子主要有：①挂厦，即厦子不设落地柱，架设于檐枋的延伸段上，出厦进深较小，仅见于一明代民居；②带厦，即厦子前侧设厦柱落地，后侧与主体结构架前檐柱相连，是通海民居最常见的出厦形式，呈现出高度统一性（图4）。较为特殊的是，前檐柱与厦柱间的厦承、垫板和穿枋延伸出头，柱头共同承托的额枋，在当地称为“花枋”，为通海民居装饰最华丽丰富的枋木构件，施以雕饰、绘饰和金饰。

图4 极星街12号的厦子结构

综上，通海古城民居最为常见的梁架结构为四榀三间、抬梁－穿斗混合式的五架梁主体结构带厦，减双侧金柱，三柱落地。中架采用垛木-坨墩混合构件承托主檩，山架采用瓜柱承檩，设挂枋承托单侧前檐檩。

3.建筑装饰

通海古城民居以合院建筑为空间骨架，在装饰纹样与材料工艺中运用多民族文化元素交织共生，体现出传统汉文化及当地各民族文化信仰的多元融合。

在门窗的木雕纹饰中，如意云纹形似灵芝，寓意吉祥长寿，作为吉祥与高升的象征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一码三箭纹则巧妙传达出避邪与谋取财富的美好愿望，体现了汉文化中对几何美的追求与当地喜好实用寓意的结合（图5）；另有梅花纹在木窗上多见，既有文人高洁情操的汉元素象征，也与当地多元审美相契合，其五瓣造型象征“五福临门”的寓意，既保留了各民族原有的文化符号，又在长期交融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共识（图6）。

图5 极星街15号的槅门（来源：作者自摄）

图6 文昌街13号的梅花窗（来源：作者自摄）

在雀替构件上，鎏金蝙蝠纹较为常见（图7），不仅体现了汉文化“福”的吉祥寓意，更通过鎏金工艺强调了屋主的财富地位；同时浮雕工艺的运用使卷草纹、缠枝纹、云纹等呈现出细腻流畅的线条美感，部分施以彩绘，并与动物纹相结合，具有动静相宜的装饰效果（图8）；也可与花瓶摆件、茶几等器物纹样组合，展现屋主的文人雅趣。

图7 东街13号的鎏金蝙蝠（来源：作者自摄）

图8 崇文街20号的雀替组合（来源：作者自摄）

梁枋上的纹样内容可分为祥禽瑞兽、植物花卉、人神器物3类组合搭配。在祥禽瑞兽题材中，可见各类含义丰富的动物形象，如双侧火凤纹和太阳的纹饰组合实则指示屋主为官的身份（图9）。单独的植物花卉题材多见“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及牡丹、杜鹃、莲花等中国传统植物花卉画经典形象，或搭配彩绘，衍生演化为缠枝卷草花卉纹饰（图10）；或搭配书画字帖、笔洗、如意、香炉鼎、铜镜、花瓶等博古器物和人物形象，一般用以表示主人博古通今、崇尚儒雅（图11）。

图9 阚家巷13号的额枋（来源：作者自摄）

图10 阚家巷5号的额枋（来源：作者自摄）

图11 阚家巷5号的额枋（来源：作者自摄）

通海古城明清民居的文化融合特征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外在形式上，更体现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内在统一上。通过在建筑中运用多民族建筑技术和文化元素，当地居民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归属认同，也强化了多民族人口结构的文化凝聚力。

三、通海古城民居文化融合的历史路径

1.技术共性：汉式营造法式的边疆适应性转化

（1）形制规范：三间五架汉式规制的边疆实践

明制规定“庶民庐舍”规模不允许超过三开间，限制统一为“三间五架”；明代晚期建造制度开始松弛，清后更无禁令约束，多开间住宅陆续出现，且厅堂空间装饰越加华丽。通海同样遵循官方制令，至清代民居仍遵循面阔三间、进深五架梁标准。这种高度统一的间架制度，反映了汉式建筑制度在云南边疆的标准化传播应用。

在间架的承檩结构中，通海明代主屋中架梁下随粗壮垛木和硕大柁墩，山架也多采用垛木与柁墩搭配，偶见瓜柱承托；至清代，中架的垛木和柁墩体量明显缩小，山架均采用瓜柱。由此，通海民居主屋承檩结构在纵向演变上呈现共性，自明至清中架承檩构件体量普遍缩小，山架承檩方式由横向层叠向纵向短柱过渡，反映出汉式传统建筑文化从“重体量”向“重效率”的历时性转型，兼顾结构安全与营建成本的考量，核心特征逻辑始终根植于江南汉式营造法式的标准化框架。

（2）技术传承：汉式匠作体系的边疆路径

在传播路径上，通海匠系继承了汉式营造技术的底层逻辑。通海匠系技术源自明代随军南下屯垦的江南工匠群体，是对江南汉式营造法式的直接引入。在平面布局中，通海传统合院民居以“一颗印”的布局为主，其主屋占据全院主导地位、由耳房与倒座对称围合而成一方天井的组合形制，呈现在江南传统风水、儒家宗法礼制观念影响下，通海民居形成的内向封闭性和高度程式化特征。在出厦空间中，以带厦形式为主，个别出现柱不落地的挂厦，印证了汉式匠作体系在标准化合院民居规制与边疆地方性实践之间寻求平衡的动态路径。

2.结构分异：自然与文化因素下的地方性创新

（1）自然约束：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在地化回应

通海地处滇中湖盆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风多雨，且处于断裂带交汇处，地震频发。通海古城“一颗印”民居采用方正闭合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稳定热循环系统；而内部扁长方形天井兼顾实用性与气候适应性，东西向延展的形态既规避“棺材形”禁忌，更通过压缩南北间距适应低纬度的光照特点。同时，鉴于通海地处地震频发的地壳断裂带上，房屋大木作构架需具有良好抗震性能。对此，其梁架形式灵活采用以汉式梁柱式为原型的“抬梁－穿斗混合式”梁架结构，减震性能侧重单体构件的优化，集中体现在梁柱搭接节点的紧密抱腮构件设计，适当的减柱做法也允许木构架在地震中适度摆动耗能，还满足了在湿热多雨的季风气候下扩大室内气流通道，实现房屋空间通风采光的需求。

（2）文化选择：多民族移民背景下的主体表达

通海民居虽遵循汉式合院民居营造的基本框架，却因民族人口构成和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差异。通海自南诏时期即为军事重镇，随着明清汉族移民大规模屯垦，江南人口的到来使汉式合院迅速本土化，通海匠作体系直接继承了汉式传统建筑营造技术，并在多民族交融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表达。在细部装饰上，通海多民族杂居背景也催生了色彩纹样风格的多元融合，尤以“花枋”集雕、绘、金饰和汉式各类吉祥纹样运用于一体，表达了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各族儿女对幸福殷实生活的共同向往，是多民族移民杂居社会中多文化交汇平衡的结果。

（3）功能导向：社会经济需求的技术性反馈

自古以来，作为滇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的通海地理区位优势突出，其“一颗印”合院民居相对紧凑的公共空间、在主屋与耳房相接处设置楼梯巷的做法兼顾了抗震与防潮遮雨的功能需求，更通过采用“内聚型”的结构设计，强化了主屋作为整个合院最高等级的礼制地位，同时符合通海古城作为军事屯垦的防御性需求，体现出地理区位对建筑空间功能的塑造作用。

综上，通海古城传统合院民居反映出江南汉式营造法式与当地木作匠系的文化融合：一方面，汉式营造法式通过适应性转化实现对边疆匠作体系的统一规训；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促使通海匠作体系走向分化，既印证了江南汉式建筑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交流，也凸显了地方性民居建筑在标准化规制下的创造性本土实践。

四、结 语

云南通海古城明清民居的营造实践，生动诠释了汉式营造法式在云南边疆与地方自然条件、民族文化及社会需求深度互动的融合路径。通海民居以汉式营造法式为基本框架，其标准化的平面布局、梁架形制等方面反映了汉式框架对本土营造的规训，体现了江南汉式合院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面对滇中地震频发、强日照且多雨的气候环境以及多民族杂居的社会背景，通海匠系展现出显著的在地化创新智慧：如通过“抬梁－穿斗混合式” 梁架的灵活运用、减柱造的空间优化和梁柱节点的抗震设计，有效回应了当地自然环境的约束；而装饰纹样中汉文化符号与本土多民族元素的融合、鎏金彩绘工艺的综合运用，体现多民族文化选择的审美交融；紧凑的“一颗印”布局形制既兼顾了抗震与防潮遮雨的功能需求，也提高并满足了家族的内聚性与防御性需求。

通海古城明清民居作为地域文化的显性物质载体，其形成发展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紧密相关。以汉文化为基底、兼容地方智慧的民族建筑适应性创新路径，不仅为解读边疆地区文化融合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经典范本，更在建筑物质层面彰显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本文作者：张薇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杨桢艺，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阎涵，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本文已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5》）

参考文献

[1]杨大禹，朱良文.云南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2]杨立峰.匠作·匠场·手风——滇南“一颗印”民居大木匠作调查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6.

[3]云南省通海县史志工作委员会.通海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35-46.

原标题：《云南通海古城明清民居文化融合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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