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论坛｜雄安论坛、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多功能中国钥匙”

10月23日至25日，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以“重建信心与合作：百年变局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

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从文明的视角看，人类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正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历史，大约为8000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不存在全球治理。人类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同区域，其有效治理的范围局限于某个地区。跨地区的治理或者付之阙如，或非常短暂，如古埃及文明主要局限在北非与西亚；两河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华文明主要局限在亚洲地区某个次区域；玛雅文明、阿兹台克文明、印加文明主要局限在中南美洲某个次区域；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影响主要在欧洲某些地区；古罗马帝国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环地中海一带。亚历山大东征及其所导致的希腊化也主要局限在西亚、北非（埃及）、南亚（印度河流域）与巴尔干地区。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理拓展前所未有，但这个过程常伴随着不同汗国统治阶层与民众逐渐接受当地的文化乃至宗教。可见，不同文明（有时表现为帝国）主导不同地区的治理，是人类文明史的主流形态与普遍特征。

新教-天主教文明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正在终结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治理开始了从区域到全球的扩展进程。国际格局的显著特征是：位居亚欧大陆西部的“欧洲半岛”的天主教势力，借助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教分离过程、第一次科学革命、两次工业革命等带来的机遇，通过移民、传教、战争，特别是殖民等手段向全球迅速扩张，以此构建现代性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

从天主教分蘖出的新教与改革后的天主教共同构成的新教-天主教文明，逐渐主导了这几百年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可分为二战前的欧洲主导时期与二战后的美国主导时期。前者以“欧洲中心”为特征，欧洲国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主要是基于殖民体系所带来的实力与影响力。美国的外交理念与欧洲有所不同，加上二战刚结束时超强的综合实力，主导构建了“国际制度、军事同盟、全球军事基地网”三位一体的战后世界秩序。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为标志，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都不断下降，并导致二战前长期主导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的回潮。这体现为奥巴马与拜登时期“全球战略收缩加重点地区增加投入”的外交方略。更为典型的则是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美国优先”，“重点关注西半球”“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让盟友与亲密伙伴在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等都是其体现，因此频繁“退群”、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强迫盟友增加防务开支、推出“唐罗主义”这个新版的门罗主义等。显然，美国正在从唯一的超级大国演变为普通大国。这标志着新教-天主教文明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正在终结，并助力多文明竞合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美西方以外的经济体的崛起及其文明自信的快速提升。经济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而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超过60%。这标志着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物质基础正在丧失。

文明竞合时代的“常态回归”与全球治理新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文明体的变化趋势。美西方与其他地区构成了两幅画面。

新孤立主义导致美国的文化内缩，作为立国理念的“清教徒精神”开始膨胀，“推广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不再是其外交主要诉求。甚至对同属于昂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对非常亲美的北约、欧盟成员国丹麦等，也可以挥舞“关税”“购岛”等大棒。作为新教-天主教文明圈核心国家的美国的这种做法，无疑弱化了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的凝聚力。但特朗普的做法属于“矫枉过正”之举，未必代表美国的长期趋势，五眼联盟之间与跨大西洋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不会因为特朗普的一些过激举动而被彻底破坏。但会促进他们追求战略自主。

就欧盟而言，2015年移民潮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激发了欧盟成员国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欧盟成员国普遍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移民，重新强调自己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国家特征，更是忧心忡忡于一些大城市“不再是传统模样（即本国人占大多数）”。欧盟在担心跨大西洋政治经济裂痕扩大的同时，尝试安全领域的战略自主、甚至开始强化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过，在全球治理上，除了气候变化等少数议题，欧盟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倡导构建更多的全球治理机制。欧盟不但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缺乏竞争力，还以“保护个人隐私数据”为名，致力于构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各类“壁垒”。

历史地看，印度教是南亚次大陆各种文明的底色，但莫迪则是首个全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政府领导人，2014年上台后，他一方面借助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积累的经验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印度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印度经济总量2025年已经处于全球“坐五望四”的地位。一般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将成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并远超过其后的第三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莫迪借助势力庞大的团家族（Sangh Parivar）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强化印度教徒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印度教文明在当代的再次振兴。这种文明复兴，已经超过了尼赫鲁所说的“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目标，而旨在构建“印度的世纪”。

与前任不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清醒意识到加入欧盟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因此转而推行“向东看”方略，其核心是“以逊尼派文明与突厥语族为两大抓手、构建突厥语国家联盟并充当其全球代言人”，进而实现埃尔多安版的“奥斯曼帝国复兴”。他积极介入中东与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务，充当热点事务的调停者甚至支持争端的某一方，均与“充当代言人角色”的心理有关。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三分之二且依然处于上升通道。中国也是全球经济增量最大贡献者，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30%。这为中国推动文化振兴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政府也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以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个有着14亿人口与五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巨大文明体的复兴，其意义远超大国复兴的范畴。

非洲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构建自身文化特色，为此一方面突出自己的文化底色（如南部非洲的乌班图精神），一方面吸纳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不同宗教的营养成分。在拉丁美洲，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可持续的发展，构建起兼具天主教文化、印第安文化与非洲文化特色的拉美文明，一直是拉美国家的不懈追求。

从上可知，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体，或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构建与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实现文明的振兴；或在致力于维持自身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同时，维持自身的文明特征。这意味着全球从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进入了文明竞合的时代，“不同文明体既竞争又合作”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在此过程中，各个文明体都会提出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与全球治理的方案。

全球治理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不同的主张，以及基于这些主张的不同操作途径。在文明竞合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主导世界治理。这事实上是在回归历史的常态。不同的是，当时是不同文明体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发展与实现区域治理。现在则是在全球化若干方面受挫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推行全球治理。其原则是：依据不同的议题与领域分别推进，自愿参与，和平进行。

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与全球担当

美西方曾经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推手，现在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赤字，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推手。但由于实力、意愿等方面的限制，一些文明体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与实践或者缺乏足够大影响力，或者局限于某些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政府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为此，中国提出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外交倡议。

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中国经验对接东道国需求，推进全球经济发展，倡导可持续的发展。

2022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体认文明多样性是历史常态、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因此强调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来增进文明间的了解与借鉴、实现不同文明的“美美与共”。

2023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则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强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手段。

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重点聚焦政治领域但又不限于政治领域，倡议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等五个核心理念。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一方面对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不干涉其他文明体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体现中华文明特色，特别是在对不同文明的包容与行动导向上，高度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而不居高临下、注重实效而不拘泥于繁文缛节。

可见，中国政府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从不同领域推进全球治理进程，致力于推进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体现了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与全球担当。中国有能力与意愿承担这一角色。

总之，在美西方实行战略与文化内缩、其他文明体暂时无意无力在全球治理上大有作为的前提下，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形同一把多功能的中国钥匙，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多方位的解决思路与操作方案。

（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