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归来的艺术与爱情魅力永恒——写在“温可铮·王逑艺术馆”开馆之际

“温可铮·王逑艺术馆”于10月25日在石头城下南京师大随园南山隆重开馆。草木含情，琴声与歌声隔着岁月再次相逢。1950年的他们，在金陵女子大学因艺术而结缘，一人以深沉歌声唱响世界，一人以澄澈琴音相伴相和。从金陵到上海，从讲台到舞台，从风雨岁月到远涉重洋，他们将艺术的虔诚、家国的赤心、相知的深情，谱成绵延一生的琴瑟二重奏。温可铮毕生求索，让中国的声音传向远方，又将毕生所学尽付桃李；王逑以琴声相和，把思念装订成书、刻录成音，让珍贵记忆走向后来者。低音深处的家国情怀，黑白琴键间的赤忱温度，如歌归来的艺术与爱情不只是岁月的留痕，永恒魅力流芳人间，是献给未来的心灯，走向更辽阔的精神远方。

“起音”定调歌唱艺术人生追求

1929年的北平，一个律师家庭里添了个男丁。父亲爱听京剧，家里有一台留声机，也攒了不少老唱片——有梅兰芳、马连良，也有从日本舶来的西洋片子。孩子常趴在机器前，听那些听不懂的外国歌。据后来回忆，卡鲁索的声音让他想起京剧花脸金少山，饱满、传得远，是两种唱法里同一种东西。十岁那年，北平办了一场歌唱比赛，他上台用童高音唱意大利古典歌曲《爱情的喜悦》，捧回“北京市天才儿童音乐奖”。这个孩子就是很多年后人们用“世界低音之王”“当代的夏里亚平”来称呼的温可铮。

成功的名号往往让人们迷花乱眼看不清一个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得理解这个人做事为人的朴素道理与内在逻辑。温可铮就是这样：他不是把唱歌当作一门技艺，而是当作生活方式的动力与追求。他的“起音”不只是嗓子里发出的第一个音，还包括他最早认定自己是谁与做什么人生之路。父亲希望他好好读书，做律师或工程师，不愿意儿子去“吃开口饭”。他认定南山不肯回头，十七岁那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当不上歌唱家、当不上教授，就不回北平。写完，他以榜首考进南京国立音乐院声乐系。

南京十年，他跟着两位老师：俄籍男低音苏石林、保加利亚索非亚音乐学院院长契尔金。他起初唱男高音，是苏石林在课上听出他低音里的东西，才把他改定为男中低音。也就是说，那个后来震动世界乐坛的低音，并不是天生的命定，而是被一位老师从另一个声部里“听”出来的。名师之贵，有时不在教会多少技巧，而在发掘学生的内在优质潜能。

1950年毕业，温可铮艺术生涯第一站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不久转到上海音乐学院。1951年，他和钢琴家李嘉禄搭档，把独唱音乐会一路开到北京、天津、南京。1956年首届全国音乐周，他又在全国青年歌唱家声乐比赛里拔头筹。1957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颁给他一枚银质奖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歌唱家第一次在国际声乐赛事上获奖。也是这一年，苏联国家唱片公司为他出了专辑，成为华人头一张在海外出版的声乐唱片。

此后几十年，温可铮的“真”渐渐演进为一种近乎固执的习惯：不用话筒，不假唱，哪怕场子再大、年纪再高、一口气唱的曲目再多，他也是“真声”展现歌喉。七十岁以后在台北开独唱会，全程不借扩音，声音仍然送达最后一排。 在温可铮的意念里，对一个把歌唱当作生命的人来说，话筒是一层隔膜，假唱是一种否认——否认自己还活着。

1957年起，从苏联国家唱片公司到上海音乐出版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东方电视台，温可铮的数十张专辑与无数单曲，通过黑胶、磁带、CD、电视影像等多种载体留存于世，记录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声乐足迹。这些唱片与影像资料，每一段录音都是一枚时代的印章，既是他个人艺术生命的回响，亦是中国声乐发展历程的鲜活注脚，镌刻着不同时期中国声乐艺术的风格流变，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音乐遗产，一座可供后人聆听与研究的声乐宝库。

让西方美声“行腔”传递东方意蕴

如果说“起音”定的是调，“行腔”定的就是艺术之路。相关评论认为，温可铮这一生的唱法，走的是两条路：一条通向欧洲，一条连接中国。他的曲目宽得惊人：俄、意、德、英、法，几种语言都能唱；歌剧咏叹调、古典艺术歌曲、俄罗斯浪漫曲、黑人灵歌、中国民歌，都在他的节目单上。按有关记述，他能拿上台的曲目在五百首以上，一生演出一千五百余场，个人独唱会接近三百场，从十六世纪的古典歌曲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创作，他都能接住。

“通”不只是会的多，真正的通是温可铮把西方美声那套科学方法，嫁接到中国语言的呼吸与表达上。据专家分析，美声唱法传入中国后长期面临一个难题：唱得洋，却唱不清中国字；字清楚了，声音又塌了。温可铮的实践说明，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面罩共鸣、横膈膜支持、上下贯通的腔体，这些欧洲古典声乐的基本功，他一项一项练到骨子里；在此基本功之上，再解决汉语的咬字、四声、语气的融通。他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唱《杨白劳》，此后久唱不衰；《伏尔加船夫曲》《跳蚤之歌》《老人河》这些外国作品，他唱得比许多外国人更懂其中的韵味。一个中国歌唱家能把《老人河》唱哭美国听众，靠的不是模仿，而是他自己民族的经验情感在共振。

事实上，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声乐界对东方人唱男低音存有偏见，他们不相信东方人的体格、语言和音色，能唱出纯正、厚重的低音。温可铮的存在把这套说法打破了，他不是唱得像西方人，而是用中国人的身体和语言，唱出了西方人也认可的低音。学界的共识应该是：中国男低音的艺术水准，第一次被温可铮带到世界顶级声乐舞台的第一梯队。《纽约时报》曾评价他：一个年近七十、来自中国的男低音，声音的力度竟还如此奇妙，台下的人被唱得坐不住。法国声乐家阿兰·万佐听过他的演唱后说，这样的歌唱艺术，即使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评价未必句句确当，但至少说明一件事：他把中国声音与东方意蕴，送到了世界听得懂的地方。

而“通”的底层基座是在讲台上。温可铮教学上不要求学生模仿自己，反而一再提醒：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更在意方法，即气息怎么走、共鸣放在哪里、字怎么咬、情怎么递进。64岁那年，他自费去美国做学生。回来以后，学到的新东西没有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教给了学生。一个名声足以供养自己的人还肯重新坐回课桌，这比任何一套教学法更能说明他怎么看艺术的师道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可铮不只是一位歌唱家，也是中国男低音教学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执教五十七载，桃李遍天下。课堂上他为每一位学生量身研究、倾心指导，舞台上亲身引领，书信中悉心指点，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博大精深的学问培育了遍布海内外的万千桃李。他教出的几代声乐人才，分布在上海、北京以及海外的舞台与讲台上。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将声乐的火种播撒四方。

纯美爱情谱写相濡以沫“合声”

“我这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次热吻，也是我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个男人的吻，就是可铮的吻。”著名钢琴艺术家、年逾九旬的王逑老师写下这句话，并将这句话庄重地印在她的专著《为艺术为爱情》的封底上方。王逑老师怀念“与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的这句话，刻骨铭心地表达了爱情的神圣纯美，同时记录印证了一对艺术家夫妇携手风雨人生的相濡以沫。

在携手人生的漫长岁月里，温可铮几乎所有重要的声音旁边，都是王逑陪伴，一个唱、一个弹，构成最朴素、最和谐、最迷人的场景。温可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任教时，她还在那里求学。后来两人一起到皖北参加土改，她照顾他受伤的脚，两人给农民演《兄妹开荒》，艺术搭档就这样从具体入微的事里渐入佳境。后来在上海，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二十三，她二十一。此后五十多年，一个唱、一个弹，爱情在这对艺术家伉俪身上，不是艺术的花边，而是人生磨难携手前行的另一半支撑、艺术展现互为成就的另一半肌理。

温可铮在“文革”中受尽凌辱，一度走到生死边缘，是王逑把他拉回来。她开口问他：当年你咬破手指写血书，说当不上歌唱家、当不上教授就不回家，后来才进了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对不对？他答，对。她接着问：那你当年的理想，算实现了吗？他说，没有。她问：歌唱够了吗？他说，没有。她问：学生教够了吗？他说，没有。最后一句话是：那你甘心就这么死吗？他活了下来。一个人从绝境里回来，再开口唱，声音里自然会多一样东西。那不是技巧，是生命。

温可铮往生是七十八岁，日子是2007年4月19日，王逑的世界瞬间塌了一半。但她没有困在悲切里，此后整整十二年，她把温可铮散在各处的录音一点点找回来，复制、整理、校对，编成《生命的咏叹——低音歌王温可铮声乐艺术集成》，于2015年出版；又写下《为艺术，为爱情》专著。如今艺术馆的珍贵展品，这些泛黄的乐谱和密纹唱片，都浸透着岁月的温度。即使在那些艰难岁月里，温可铮也与家人节衣缩食，辗转收集乐谱与录音。谱面上的圈点勾画，是他与作曲家跨越时空的对话，谱线行间的批注线条，每一处笔迹、每一道标注，都忠实记录着他反复揣摩、字斟句酌的研习历程。这不仅是私人收藏，更是一部可触摸的声乐教科书，映射着他对音乐最虔诚的守望。这份沉甸甸的珍藏，是忠诚和热爱，是一颗永不止息的艺术之心，更是艺术与爱情最朴素的样子。

艺术与爱情是城市文化永恒魅力

回溯温可铮的艺术人生，从青年时期文化部全国青年歌唱比赛第一名到苏联“西欧古典歌唱比赛”银奖，从上海市文学艺术奖到多所中外名校客座教授，他以近2000场演出、300余次个人独唱会，无数次的学术讲座，遍及欧美亚洲的艺术足迹，赢得世界各地的鲜花与掌声。基诺·贝基、斯义桂、沈湘、吴祖强、王昆等名家权威盛赞其艺术造诣，中外媒体誉其为“当代夏里亚宾”“男低音歌王”。奖杯闪耀处，见证的是一代声乐大师的荣耀征程。温可铮与王逑这对艺术伉俪携手并肩，将师者之大爱倾注于每一位学子身上，成就了中国声乐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些荣誉不仅属于他个人，更镌刻在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辉煌史册上。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尤其是上海这类超大特大城市的文化设施建设得多而美，但是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魅力美在哪里？事实上是美在生命个体即人，因为文化是一种基因传承、价值认同、行为方式、精神愉悦，构成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象。从城市人文精神维度观察，温可铮和王逑老师爱情与艺术相融的人生历练，可以说建构了城市文化属性的一道亮丽景象。

早在1949年，应吴贻芳校长邀请，时年21岁的声乐老师温可铮来到金陵女大，那时在声乐系有一位淑女、钢琴学生王逑。那个战乱的年代，两颗年轻的心在这座东方最美的校园里碰在了一起，从此开启了他们为艺术为爱情的人生。77年以后，历经风雨吹打、磨炼辉煌，他们又回到了携手出发的故园。2023年11月，王逑把温可铮的音像、书稿、书画，连同两位教授毕生的积蓄，一并捐给了南京师范大学。学校以此设立了温可铮·王逑艺术馆。馆不算大，意义却不小：它既是两个人的纪念空间，也是声乐史料的保存地与研究阵地。手稿、乐谱、录音、书信放在那里，后人可以做研究，也可以顺着这些材料，重新听见一个时代的声音。

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说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这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所谓死是指自然生命的终结，所谓亡是指社会生命。当一个人的自然生命结束后不见得他的社会生命结束了，因为被念念不忘的人才是最长寿的。

从这个哲学角度上来说，温可铮老师未亡，他的一生从北平的留声机开始，到上海的琴房结束，中间穿过战乱、运动、国门与舞台。他唱的是低音，做的却是把东西托起来的事——托住学生，托住作品，托住一个时代的听觉记忆。时至今日，他的歌声和书画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他和王逑老师的爱情被人们传颂。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有限，但由他而生的艺术、由他而立的师道、由他而成的爱情，可以脱离他的肉体，继续在城市里生长。精神不亡、艺术不亡、爱情不亡，温可铮老师和王逑老师将会成为一个文化的标识，将会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