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法国困局背后的烂账本与坏哲学；被掠文物归于何处

法国街头骚乱与政治困局

10月17日夜到18日，法国多座城市同时起火。里摩日市政厅被焚，只剩一副骨架，马赛市政厅被人冲破。3000家商铺遭抢劫、破坏或焚毁，2500多人被捕，1000多名警察与示威者受伤。组织者声称有80万人上街，内政部则称55万。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7日，法国中部利摩日，市政厅在骚乱中遭纵火，损毁严重。视觉中国 图

这场大火并非起于街头。9月中旬起，多所高中的学生因校舍破败、教师不足、班额过大而抗议，持续一个多月。据《卫报》10月21日报道，不少学校的学生把成排的带轮垃圾桶堆在校门口，这是运动最早为外界所见的形态。到10月中旬，几条线汇到一起。据《华盛顿月刊》10月23日的梳理，自9月中旬起抗议办学条件的学生，与2018年起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黄背心”运动汇合，再加上农业界、工会成员、气候活动人士，凑成法国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那天在场的还有教师、医护、退休者和公共部门雇员。也是10月17日这天，法国总工会把各行各业的罢工汇到同一天。总工会总书记索菲·比内（Sophie Binet）表示，这一天的动员显示出愤怒的深度，当局除了回应诉求，别无出路。

示威很快演变成了骚乱。《华盛顿月刊》那篇报道的作者吉伦·特纳·马丁（Gillen Tener Martin）就住在共和国广场附近，那个周末的下午，她目睹街边店面一间间被搬空，前后半个多小时，警察没有出现。附近一家名为拉巴里克的咖啡馆兼烟草铺被烧穿，华人店主事后只哀叹了一句“一辈子的劳作”。

烂账本与坏哲学

这场大火之后，主流媒体的解释大致分作两路。一路算经济账，一路问政治观念。

先说经济账。《卫报》10月23日社论称，暴乱底下是“社会契约的崩解”。一代人认定自己将比父母过得更差。他们不满于教育的不济与工作的朝不保夕，二十几岁仍租不起房子，为一笔自己不相信能领到的养老金缴费，气候危机悬在头顶。他们看见政府忧心赤字、忌惮债市，政府最后说没有钱，也没有办法。社论另有一句，马克龙“完全没能应对这个时刻”。

半岛电视台英文网10月23日刊出布里斯托大学高级讲师奥斯卡·贝格隆德（Oscar Berglund）的评论，把这串处境列得更长。教育经费不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成绩下滑，人工智能吞掉入门级岗位，房租占收入的比例高过此前任何一代人，气候是“所有治理失败中最大的一个”。他另有一句判断，各国政府遇到这种局面，惯常的做法是镇压，而镇压有时能扑灭一场运动，有时反倒将其点燃。

《日本时报》10月22日刊出彭博专栏作者利昂内尔·洛朗（Lionel Laurent）的评论，把这笔账摆了出来。2019年以来，法国政府债务增加了1万亿欧元。然而，法国人平均每月还差500欧元，才能从容应付日常开销。财政不是没花钱，是花得偏。把2024年的法国与1974年相比，治安、司法、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没动，涨上去的主要是养老金，升了约6.5个百分点。教育预算近三分之一用于养老金，在职教师工资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纽约时报》10月20日的专栏里算了同一笔账的另一半。法国青年失业率约20%，接近德国的三倍，雇主的法定社会负担约占税前工资的45%，为全欧最高。国家花掉了GDP的57%，学校、医院、警力这些公共服务却在明显退步。问题不在花得太少，而在它想做的事情太多。按美元购买力计，法国人均年薪比美国低三成以上，全球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里法国仅占4席。

另一路解释不在账本上。《每日电讯报》10月19日刊出英国历史学者蒂姆·斯坦利（Tim Stanley）的评论，题为“法国在燃烧，下一个是英国”。他写道，“这不是对愤怒的合法表达，这是一种病理”，患癌的是整个欧洲而不只是法国，暴力和衰败只是症状，“我们的肿瘤是坏哲学”，而且已经生长了很多年。

在他看来，1968年那代人没有正面纲领，只想砸，砸得越胆大越过瘾。今天也一样，烧掉一座漂亮的市政厅，往国家美术馆的梵高画作上泼汤，理由恰恰是它们美，亵渎美令人亢奋，没有人愿意费那个劲去炸毁蓬皮杜中心。街上的暴乱者乐在其中，近乎一场狂欢，说他们自觉地在搞政治，是本末倒置。激进政治在这里只是替野蛮行为找理由的工具，“所谓现代哲学，大半是带脚注的疯狂”。

这套坏哲学的来路，他举了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遭遇。1968年5月，这位英国哲学家正住在巴黎，看着窗外的一场革命。他记下的是警察受伤、汽车起火、口号与涂鸦，并问一位左翼朋友，这种不知所以的破坏如何能获得辩护。朋友递给他一本很法国的书，福柯的《词与物》。福柯后来成为人文学界被引用最多的学者。斯克鲁顿后来回忆，那是“巧妙”而“撒旦式”的修辞，一种不主张任何东西为真、把文化说成“权力话语”的练习，终点是“哪里有权力的压迫，哪里就有毁灭的权利”。那场革命把他变成了托利党人。同一个月他恰好在读戴高乐回忆录，开篇第一句是“我一辈子对法国有某种想法”，这句话把他震住了。按斯坦利的转述，法国不是由制度或边界定义，而是由语言、宗教和高级文化定义。

他由此推出，西方没有拒绝这套哲学，而是把它掺进了社会共识，法国又是样板，一个庆祝过处死自己国王和王后的共和国。责任在父母与教师，青年的疏离是对老一代的历史判决。他也把这条论证推到自己国家头上，英国人看法国倒下，快感会被“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恐惧抵消，剩下的问题是有没有同样的文化与哲学资源来承受这份痛。他的回答是一个高卢式耸肩，一句“bof”，大意是不好说。

一套哲学渗进共识，再由父母与教师交给下一代，斯坦利的追究到此为止。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换了个层面问，这样的共识在政治上由谁代表。他在近著《自由民主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里，要回答的正是此刻的处境：中间派政党为什么一再失去自己的选民，街头与票箱为什么同时失控。

他把过去半个世纪的失败划为两条线：一条是没能让繁荣被分享，在自动化、全球化和不平等加剧中吃亏的受薪工人阶级，没有拿到许诺的那一份。另一条他称为“自上而下的文化政治”，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占据了社会党和工党的位置，却俯视或者看不见原先的支持者。他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们是从把民主当成理所当然开始的”。领导人忘了，与选民的约定里有一项是“照看下水道”，让道路、教育、医疗这些日常设施正常运转。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调查给这类说法添了一个注脚。法国69%的受访者对民主的运作方式不满，西班牙68%，意大利62%，波兰47%，美国69%。自由民主危机不止于法国，已成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浪潮。

无人负责

这一周里，从当局到反对派，再到抗议者，各方都在做同一件事，为暴乱找一个负责的对象。

10月19日，巴黎、马赛、里昂三市市长在《解放报》联署社论，质问那天调动了哪些安全力量，在何处介入，如何布防。他们写道：“第一次，我们清晰地感到，我们城市的整片区域完全无人保护。”尽管日期早被标明、动员也已被预判，部署的安全力量还是很快被压垮。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9日，法国巴黎，巴黎一家超市在骚乱中被哄抢，店铺遭受破坏。视觉中国 图

马克龙在10月19日周日晚间的电视讲话中说，暴力是“极左”活动分子所为。国民联盟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站在巴黎市中心的警察局门口说，法国正在为“多年来对犯罪的软弱、权威的薄弱”付出代价，被砸碎的橱窗和烧毁的店铺属于“诚实的公民”。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视频讲话中说：“我谴责暴徒劫持了这份愤怒”。三句话指向三处，一个指组织者，一个指历届政府的执法，一个指混进人群里的暴徒。

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报道，情报官员被要求把暴力归咎于梅朗雄的不屈法国党。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nez）否认有这个要求，同时表示该党与某些边缘团体的联系“是真实的”。

同一周，司法部长要求司法系统“极度强硬、毫不留情”，125名律师发表公开信，称之为“历史性的、有政治动机的、有组织的、蓄意的镇压”。

其中最省力的指责，是把火算在移民头上。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说，这场暴力证明法国必须停止移民。大洋彼岸，特朗普说是“移民、圣战分子和共产党人”，万斯说西方自由派“把第三世界输入了法国”。

不过，《华盛顿月刊》提醒，与美国不同，法国政府不统计种族、族裔与宗教，除了“被捕者绝大多数为男性”，肇事者的构成无人说得清。《纽约时报》写那些黑衣蒙面人的身份“大部分不明”，《卫报》写这种挂钩“没有证据”。马克龙本人说，那天施暴的是法国人。反而是那些被抢被毁的店铺，许多由移民经营，或在其中做工。

《名利场》（Vanity Fair）10月19日刊出哲学家奥利维耶·普里奥尔（Olivier Pourriol）的评论，题为“起义作为明信片”。他把街上的人分成两种，想建设新社会的，和想摧毁的，前者被后者盖了过去。他写道，骚乱者首先瞄准的是抗议者自己的声音，声称代表它、放大它，实际上把它淹没了。

普里奥尔不是替政府说话的人。他站在抗议者一边，写苦难不能等，必须当场由本人说出来。他批评的是总统与总理，总统要求工会领袖谴责暴力，总理要求政治领袖在秩序与失序之间选边。这套做法他称之为protest-splaining，意思是替抗议者规定他们应当怎样表达。在他看来，问题出在这一天的意义（meaning）被场面（spectacle）劫持了。

所有人都在指责别人，没有一个人说“我该负责”。

回不去的1968

政治上最糟糕的状况，是无人负责。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里给这种统治起过一个名字，无人统治。她写道，其中最专制的一种“已经没有人可以被要求为正在发生的事作答”。这本小册子写于1970年，回应的正是1968年那一代人的街头。

1968年的街头与今年的街头，起点相似。那年从南泰尔的校园开始，今年也是学生先动，随后工会与各行业跟上。

据马克·库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5月10日夜到11日凌晨，拉丁区筑起60座街垒，官方统计，600名示威者和345名警察受伤，那几周的街头暴力里一共有3人丧生。墙上的句子比任何宣言都长命，“想象获得力量”“政治就在大街上”“街垒封锁了街道，却开辟出通路”。

那年五月的国家也在失守，拆不掉街垒，可它还是拿得出筹码。5月13日，索邦重开，警察撤出拉丁区，在押学生获释。同一天，全法主要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巴黎的游行过百万。到5月下旬，罢工人数增至1000万，法国陷入瘫痪。5月27日，政府与总工会在格勒内尔达成协议，最低工资大幅上调，工会权利得到承认。协议当场被基层否决，罢工又持续了数日。

5月30日，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当天下午，数十万支持者涌上香榭丽舍大街，这是那个月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示威。6月23日首轮投票，戴高乐派拿下43%，一周后赢得绝对多数。对混乱的恐惧压过了对变革的期待。

10个月后，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就参议院改革与区域化举行公投，反对票52.4%，次日辞职。这次公投是他自己设的信任投票，输了就走。街垒没有做到的事，一张选票做到了。

两场骚乱相隔58年，区别在三处。

第一处是可谈判的对手。1968年的街上有明确的对手，他们要推翻的是戴高乐，是僵化的大学体制，是一个叫得出名字的制度。街垒对面站着人，谈判桌对面也坐着人。能坐到桌子对面，才谈得成。今年没有这样的对手。总统在电视上说话，内政部在否认报道，司法部长在要求强硬，三市长在问警力部署，每个人管一段，没有人站在街垒的对面。

第二处是可分配的利益。1968年的法国政府还开得出价，有能力把街头诉求送回选举票箱。如今则捉襟见肘，一头被赤字和债务捆住，一头被僵持的议会堵住。《卫报》10月21日的报道引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塞莉娅·贝兰（Célia Belin）的话说，面对高中生的不满，政府“没有答案可给”。

第三处是可想象的未来。那年街头与政府争的是同一个明天怎么分，两边都相信日后会多出一些。如今都不信了。政府能给的只有一个拖字，退休年龄等下次大选，预算等债市转暖。那年想象的，是另一种生活；如今固守的，却是这一种生活别再倒退。

被掠文物归于何处

掠夺

2026年1月27日，剑桥大学将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MAA）所藏116件贝宁青铜器的法律所有权移交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10月22日，被盗文物博物馆（MOLA）的朱莉娅·格拉纳托（Julia Granato）披露了这批文物的去向，99件将陈列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国家博物馆，17件留在剑桥长期借展。没有一件回归贝宁城。

一尊贝宁王国奥巴的雕像，是剑桥大学计划归还的文物之一。剑桥大学 图

1897年2月18日，约1500人的英国队伍攻入贝宁城，三天后王宫与全城化为焦土。奥巴（Oba，即国王）奥冯拉姆温（Ovonramwen）当年8月投降，被押往卡拉巴尔，1914年死在那里。

英军从王宫运走的文物，从来没有一份清点记录。10月19日，Provenance Africa刊出普林斯威尔·乌巴尼（Princewill Ubani）的文章《1897年与贝宁青铜器》，把历年估算排在一处。1919年，德国策展人费利克斯·冯·卢尚（Felix von Luschan）试图逐件登记，得约2400件。后来的学者估为3000至5000件。2017年，贝宁城的历史学家与收藏家向艺术史家费利西蒂·博登施泰因（Felicity Bodenstein）给出的数字是5000到1万。考古学家丹·希克斯（Dan Hicks）取1万，并认为这批文物分散于欧美约161家博物馆与画廊。

战利品的分配倒是有据可查。博登施泰因查出的分配办法分为三类。一类是官方战利品，一部分直接划入女王名下，包括两只象牙豹。一类留存日后出售。还有一类由高级军官各自留下。

1897年夏，英国外交部将王室分得的一份中的304块铜板借给大英博物馆，当年9月在亚述厅展出。次年大英博物馆获赠200余块，其余由外交部售出，冲抵远征开支。伦敦的弗雷德里克·霍尼曼（Frederick Horniman）同年3月就从一名随军水兵手里买下象牙。冯·卢尚则致电德国驻拉各斯领事馆，要求“不论价格”收购赃物。

掠夺时没有清单，归还时便没有数目，也就谈不到“还清”。更麻烦的是“哪些该还”无法按类别回答。8家瑞士博物馆邀请一位驻贝宁城的历史学家共同梳理馆藏，96件贝宁文物中，21件为1897年劫掠所得，32件可能如此，43件可能或确定经其他途径取得。归还的前提是来源清楚，即这件东西如何离开原地、经过谁手，而来源偏偏最难查。任何一份归还清单，都须先承认这一层模糊。

赎回

1952年，拉各斯殖民博物馆从纽约路易·卡雷（Louis Carré）画廊买下一对铜豹，价格为7133英镑。这笔钱超过了肯尼思·默里（Kenneth Murray，英国人，尼日利亚首位古物调查员，后来担任殖民政府古物部主任）当年创建整座博物馆的第一笔预算5000英镑。

在被掠夺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物价格不断攀升。1897年8月，这对铜豹在伦敦拍出的价格是53英镑。1930年，法国商人夏尔·拉东（Charles Ratton）出价700英镑。22年后，拉各斯付出了十倍于此的价钱。

1897年那几场伦敦拍卖，一只铜手镯10先令，一件大型头像或一根长象牙40英镑。冯·卢尚替柏林买下一件伊迪亚王后（Queen Idia）铜头像，31英镑。

一个多世纪以来，市场从未停转。2002年至2016年，苏富比卖出51件埃多王国文物，总价约1400万欧元。

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独立，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奥冯拉姆温的后裔埃敦·阿肯祖阿（Edun Akenzua）同年在《尼日利亚杂志》上写道：“今天我们却要从当初掠走它们的人的后代手里，以高得离谱的价钱买回来。”考古学家尼尔·布罗迪（Neil Brodie）认为，英国在尼日利亚独立之际仍未归还这批文物，是在劫掠之上又添一层不义。

不肯归还的这些年里，大英博物馆还在卖。1950年代，大英博物馆把一批铜板卖给了肯尼思·默里在尼日利亚主持新建的博物馆。直到1972年，它仍以“复本”之名，向经销商与收藏家出售或交换了十几件。写过《掠夺：英国与贝宁青铜器》的巴纳比·菲利普斯（Barnaby Phillips）指出，这些铸件没有两件是相同的。

2007年，维也纳、巴黎、柏林、芝加哥四家博物馆合办一场贝宁展，300件作品借自25个机构。巴黎的部分删去了贝宁陷落与今日王国两章。馆长们在前言中写道，1897年的攻击“从我们21世纪的角度”不可辩护，紧接着补上一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艺术品能被更多人看见，那场攻击也有一份作用。

这是归还争论里最常见的一种语法。先认罪，再邀功，两句之间没有转折词。

出借

据尼日利亚《论坛报》10月11日阿金塔约·阿博敦林（Akintayo Abodunrin）的报道，10月1日至3日，拉各斯Quramo文化节上有一场题为“劫掠、归还与非洲遗产”的对谈。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总干事奥卢格比莱·霍洛韦（Olugbile Holloway）在会上说：“我们一直在跟大英博物馆谈。有一次会上我把话讲得很清楚：你们暗示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借给我们，我觉得这相当侮辱人。我宁可你们永远留着，也不要你们把抢走的东西借给我们。”

霍洛韦不接受“先证明有能力保管”这个前置条件。“你不能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认为自己有资格过问人家拿回去做什么。哪怕尼日利亚一座博物馆都没有，我们仍有权要回自己的文物。真要借，也该是我们把东西借给你们，而不是反过来。”

大英博物馆的说辞是法律不允许归还。1963年《大英博物馆法》只允许在极窄的情形下处置藏品，比如复本。馆长与受托人都无权归还，除非议会修法。一位受托人对巴纳比·菲利普斯说得更直白：“我们对借展有很大的裁量权，归还则没有。”

然而，这条法律未必如此死板。国际法学者卡斯滕·施塔恩（Carsten Stahn）认为，该法允许处置受托人认定“不宜继续收藏”的物件，2022年《慈善法》又为基于道德理由的处置开了一个口子。在他看来，归还的障碍有一部分是大英博物馆自己设下的。

2021年10月27日，剑桥耶稣学院将一只铜鸡的所有权移交贝宁城现任奥巴埃瓦雷二世。次日，阿伯丁大学归还一件1957年在拍卖会上购得的奥巴头像，校长乔治·博因（George Boyne）表示，保留一件以如此可鄙的方式取得、具有如此重大文化意义的文物，是不正当的。2022年7月1日，德国在柏林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将公共博物馆所藏贝宁青铜器的所有权移交尼日利亚，迄今查明1130件，部分留存德国借展。同年11月28日，英国霍尼曼博物馆移交72件的所有权，当晚交还6件。美国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艺术博物馆按新的伦理归还政策归还29件，部分留存借展。

所以，障碍不在法条，而在意愿。意愿不便直说，便借法条说出来。借展也不只是归还的缩小版，而是归还的反面。它将永久占有改写成临时出借，将归还改写成恩惠，而借出方始终掌握文物的最终处置权。

2007年，大英博物馆与几家欧洲博物馆，同贝宁王廷、埃多州政府、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组成贝宁对话小组，计划在贝宁城兴建一座王室博物馆。研究者克雷萨·皮尤（Cresa Pugh）指出，这个小组在大部分时间里更倾向于长期借展，而非归还。

归还

2023年3月23日，尼日利亚时任总统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签署一道命令，3月28日刊布于《官方公报》。第八条将已归还与待归还的贝宁文物的所有权、保管权与管理权一并授予奥巴，并指示其与获得认可的机构合作保管。

这道命令有三种读法。法学教授阿梅德·奥比奥拉（L. Amede Obiora）认为，它承认了被殖民法与尼日利亚法一并搁置的传统制度。艺术市场刊物《Tribal》上，伊夫-贝尔纳·德比（Yves-Bernard Debie）称此举是把公开展示了一个多世纪的文物“私有化”。法学者阿福拉萨德·阿德乌米（Afolasade Adewumi）在贝宁城Igun社区调查，普遍的看法是这些文物属于奥巴，而不属于州政府。

奥巴手中并无配套机构。霍洛韦表示，委员会与君主合作管理，原因是君主缺乏管理这些文物所需的专业人员和基础设施。埃多州前州长戈德温·奥巴塞基（Godwin Obaseki）支持遗产修复信托与其规划的西非艺术博物馆，奥巴表示反对，称转移保管权不符合贝宁王国人民的利益。2025年，这座博物馆首展开幕时有人抗议，理由正是它不由王廷掌管。

于是剑桥那99件的去向就显得很微妙。它们回国，回的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而非贝宁城。联邦政府可以说，这叫作回国。王廷看到的却是另一件事，名分在贝宁城，展柜在拉各斯。

再往下一层，“原主”一词本身也是现代所有权的产物。1897年以前的贝宁，这些铜头与铜板为奥巴与王室祖先祭坛而造，由世袭的铸工行会制作，从不用于出售。它们不是财产，而是关系。Igun街至今住着铸工行会的后裔，十几家铸造家族仍在从业。尼日利亚大学的楚库埃梅卡·恩维格韦（Chukwuemeka Nwigwe）与迈杜古里大学的恩凯奇涅雷·安尧哈（Nkechinyere Anyaoha）指出，在国外存放了这么久，这些文物在尼日利亚本国很少被研究。文物回来了，学问没有回来。

最尖锐的版本在纽约。根据普利策中心6月19日刊出诺拉·伯切特（Nora Birchett）的报道，2025年5月，废奴赔偿活动人士德雷娅·法默-佩尔曼（Deadria Farmer-Paellmann）在曼哈顿一家二手店以350美元购得一只铜鸡，据她估算潜在价值超过300万美元。她的依据是金属材质。青铜器的铜来自一种名为马尼拉（manilla）的马蹄形铜环，葡萄牙商人将其带入西非，在埃多王国它曾是奴隶贸易的通货，熔毁后重铸为奥巴的头像、仪典铜板与铜鸡。“它们是用换人的马尼拉做的，”她说，“而现在它们正回到奴隶贩子的继承人手里。”2022年，她起诉史密森尼，试图阻止29件青铜器归还，法院以缺乏诉讼资格驳回。

反面的意见同样有分量。尼日利亚遗产专家阿约多昆·奥索拉莱（Ayodokun Osuolale）说，把从非洲流出的文物与奴隶贸易挂钩“绝对是个错误观念”，有些文物系贸易所得，后来被捐赠给如今的档案馆与博物馆。他不主张强制归还，但主张细致的研究与接触。

技术层面另有一处未定。德国科学家托比亚斯·斯科夫罗内克（Tobias Skowronek）检测过那只铜鸡，含锌约24%，与马尼拉所含的锌大致相当，但未做同位素检测。他说，目前看来这像一件由马尼拉铸成的普通贝宁青铜器，还不能确证。

归还找不到终点，并不只是因为没有诚意，而是因为原主本身不止一个。同一件铜器的原主可以是王廷、国家、铸工后代，也可以是大西洋对岸的奴隶后代。

复制

1977年初，拉各斯举办黑人与非洲艺术文化节（FESTAC）。会徽采用16世纪伊迪亚王后的象牙面具，原件1897年被掠，今藏大英博物馆。尼日利亚请求借回，哪怕仅供短期展出。大英博物馆以保护为由拒绝，保管员约翰·皮克顿（John Picton）的说法是象牙“会在湿气里移位，表面会开裂”。拉各斯《每日时报》将这场拉锯称作“悲喜剧”。馆方转而给了一具树脂复制品，搁在那里多年无人领取。

于是尼日利亚自行制作了一具。1976年，委托落到贝宁城几位雕匠身上，要求是从零重塑伊迪亚的面容。约瑟夫·阿卢法·伊格比诺维亚·奥巴亚格博纳（Joseph Alufa Igbinovia Obayagbona）是其中之一。10月1日，Pulse Nigeria刊出吉夫特·戴维斯（Gift Davies）的报道，题为《雕出伊迪亚王后面具、没有拿到报酬、眼看别人领走名声的人》。

这件作品的官方署名归于埃尔哈博·埃莫克帕（Erhabor Emokpae）。他在尼日利亚艺术界早已成名，兼为雕塑家与画家，负责那一届艺术节的整体视觉设计，青铜改编亦在其名下。1984年他去世，此后一直被列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之一，FESTAC面具列入其代表作，画廊、教科书、纪念文章均如此记述。奥巴亚格博纳的名字很少见于官方记录。

报酬也没有。据家人说，他同期为艺术节制作的另一件《奥洛昆》也未获分文。1981年他动工建房，未能建成。他仍住在贝宁城，视力与听力都在衰退。2024年，一本传记《奥巴亚格博纳：记述》主张他才是真正的作者，但此说仍有争议。

原件在伦敦，复制品成了国家的面孔。那张脸印满1977年的拉各斯，海报、壁画、舞台、纪念品，此后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最易辨认的图像之一，每逢被掠非洲艺术的话题被提起，它便被再印一次。而可能是真正创作者的那个雕匠，却继续在贝宁城过着潦倒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