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丨让荣耀不再沉默，揭秘在台隐蔽战线英烈往事

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纪念日。81年前，台湾重归祖国版图。然而，全面内战的硝烟击碎了和平，一场无声的暗战悄然铺开。《面对面》专访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后人，让荣耀不再沉默。

一个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

吴红：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陆的两兄妹。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位将军带着夫人和幼子走进台北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家庭合影。他就是潜伏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

镜头下的吴石，刚刚抵达台湾一个多月，正承担着一项绝密使命。早在赴台之前，他就利用职务之便，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核心军事情报。为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吴石带着妻子王碧奎，以及年纪尚小的次女吴学成、幼子吴健成一同前往台湾，将已经成年的儿子吴韶成、女儿吴兰成留在大陆。吴韶成就是吴红的父亲。

吴石的情报链条上，包括他的副官聂曦、国民党高参陈宝仓以及交通员朱枫。他们协作传递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台湾各岛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等绝密文件。然而，一场席卷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浩劫让形势急转直下。1950年初，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特务威逼利诱下最终变节，出卖了交通员朱枫，吴石情报组随之暴露。2月28日，国民党保密局将吴石太太王碧奎带去盘问；3月1日晚上再次上门，将吴石从家中带走。

在被关押的三个月零十一天里，吴石留下了一份狱中手记，手记中这样记录：

三月一日，午夜九时半，被逮入狱，住看守所办公室之西厅，即晚，第二处叶处长来讯问。二日，叶处长复来讯问。四日夜，叶处长来讯问。五日午后二时，迁禁于狱中五号，嗣后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廿六日，闻最高军法审审判长蒋鸣三氏予之运命，于是法定矣。此期间不断在看守所被讯，其紧张刺激为最。五月廿日，房客挤至十三人之多，我血压陡高，经医诊断后，认为人数过多，于生命有危险，房中因以减至七人。

被关押期间，吴石遭受种种酷刑和反复审讯，一只眼睛因遭毒打永远失去光明。

很多年后，吴石的后人才从王碧奎寄来的家信中得知他当时的境况。王碧奎后来在吴石故旧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在与大陆通信断绝三十年后，她赴美国生活，并从美国给在河南郑州的儿子吴韶成写了一封家信，信中交代了丈夫的遗言：

爹爹知道自己活不成，所以求管理人要见我，两人相见极为悲伤，看他情形很可怜。爹爹亲口交代遗嘱，最不放心就是在大陆两兄妹，不知大学能读毕业否，望两兄妹能成家立业我就安心。大概你不久就可以回家，与你一点关系没有，你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我的事你不要管。听你爹几句话。我悲伤不得了，你爹实在很勇敢，只顾关心儿女，自己不在乎。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杀人密令，匆匆将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4人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这是吴石牺牲前最后的遗照，脖颈间清晰可见两道紧勒的麻绳。

吴石牺牲时，时年57岁。在狱中，他断断续续写下两千余字的绝笔书，在这份自述里，吴石回顾一生、记述抱负，盘点毕生治学与著述。身陷牢笼，他把对儿女的牵挂化作最后的叮嘱：

学女、乖乖，要小心好好地看着，一切家中事请教胡伯伯，并请其照顾帮忙，门户好好地看，东西要收拾清楚。爹字。

绝笔信的最后部分是一首诗：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一个即将团聚的人，为什么再次选择离开？

朱容瑢：这时候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50年农历新年，舟山沉浸在一片春节气氛中，一个身影出现在定海码头——她就是中共地下交通员朱枫。这里距离她的家乡宁波镇海只有几十公里，她准备由此返回家乡。然而，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朱枫没能等到回家的小船，却等来了敌人的抓捕。

两个多月前，朱枫还身处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刚完成任务，正准备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一封台湾来信却让命运的轨迹就此转向。朱枫的继女阿菊刚生了孩子，邀她同住，这无疑是她赴台建立联络的绝佳掩护。

朱枫接受了这一任务，她托人将带在身边的儿子朱明先行送回内地，推迟了回家的日程，并用暗语给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

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做去。

临行前，朱枫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照片中，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写道：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以探亲商人“陈太太”的身份抵达台湾，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秘密联络。一个多月里，一份份重要情报经她之手安全送出。组织指示任务完成、即刻撤离，吴石冒险为她开出特别通行证，用军用飞机将她送到舟山。然而，隐蔽两周后，朱枫不幸落入特务手中，出卖她的，正是她赴台后的联络对象之一、台工委书记蔡孝乾。为守住这条以生命维系的情报线，朱枫下定决心，吞金自尽。

第二天，看守发现朱枫已经昏迷，国民党保密局火速派飞机将她送到台北进行医治。在这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中，发黑的物体就是当时朱枫吞下去的金石。她暂时保住了性命，而等待她的却是软硬兼施的折磨。

朱枫被捕后，国民党国防部的资料中曾留下这样的记载：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在三个多月的关押审讯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未能从朱枫口中获得任何有用信息，最终只能在档案中承认，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已经暴露的吴石情报小组四人被押上国民党军事法庭。朱枫身着碎花旗袍，披着一件针织外套，双手交叠搭靠在栏杆上。宣判后，他们被押赴刑场，记录行刑过程的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朱枫身缚绳索，却神色从容，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衫，她在几声枪响中英勇就义，这一年她45岁。朱容瑢后来了解到，朱枫当时身中七枪。

朱枫的家人没能等来她回家团聚，却等来了她牺牲的消息。这封写于1950年1月14日的信，成了朱枫的绝笔，家人过了很久才收到这封信，这是她托友人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的信：

逸兄、慰姊，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威凤手上，一月十四日。

朱枫托友人转告家人，自己很快就要回家团聚，这一句期盼，成了永不能兑现的诀别。

一个家庭如何在失去父母几十年后，重新认识他们？

李黎：不但是追寻我们父母亲，而且等于是，自己的一个思想的追寻的过程。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这样一封家书：

爱我的珠妹，我俩不该为了爱而忘了生活、大众和国家。也可以说我爱你的动机，就是我俩的志同道合。你的爱哥，介。

信中的介哥名叫薛介民，珠妹名叫姚明珠，他们是一对潜伏台湾的隐蔽战线革命伉俪。捐出这些信的，是他们的儿子薛人望与儿媳李黎。15岁那年失去父母，薛人望选择性地遗忘和回避过往；但历史系出身的李黎深知，这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一段不该被湮没的历史。

薛介民、姚明珠是福建同乡。外敌入侵的年代里，薛介民弃医从军，成为飞行员；姚明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抗战胜利后，两个相爱的人本以为从此能够长相厮守，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全面内战的爆发，让薛介民面临沉重的抉择。他和一批爱国青年不愿将炸弹对准自己的同胞。从那以后，他的飞行日记里只有出勤记录、任务机种、飞行高度，再无战斗心得。而这本日记在1947年9月戛然而止。同窗好友赵良璋因地下情报工作暴露被捕，薛介民随即被卷入其中。虽然最终因证据不足获释，却从此被终止飞行生涯。

然而，在蒋介石部署空军总部撤往台湾的计划中，薛介民也出现在随军赴台的名单里。1948年11月，经姚明珠介绍，薛介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转移至台湾。中共党组织委派姚明珠一同前往，继续潜伏。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毛履武是薛介民的航校同学，在薛介民的引导下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在陕西汉中的毛履武收到薛介民从台湾发来的暗语，择机起义。6月15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僚机因故障返航，毛履武果断切断无线电、调转航向，只身飞往河南安阳。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毛履武就在其中。他曾秘密写信给薛介民，说这是他一生最高的政治荣誉。

1950年6月，由于形势恶化，为安全起见，党组织暂时中断了与薛介民、姚明珠的联络。没有了上级党组织指示，薛介民夫妇一边耐心等待，一边继续在国民党空军中开展策反工作。1958年，在同学的资助下，姚明珠期盼已久的育德诊所终于开张，一家人特意拍了一张全家福。

这几张照片定格下薛介民、姚明珠一家难得的美好瞬间，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成了他们一家人最后的合影。195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育德诊所，薛介民、姚明珠甚至来不及向家中三个孩子做任何交代，便被匆匆带走。身陷囹圄，他们只能把牵挂写进一封封家书，陪伴孩子们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龙、凤、凰，爱儿，爸爸总是希望你们三个小孩，注意吃饭吃菜，一定每顿都要吃好，功课自己先分配好，休息一下再做完了就可以玩了。要听姨姨她们的话，出门上学，小心骑车，三个人要互相爱护、帮助，不可随便跑出去，要乖，要做好孩子。

姚明珠曾在看守的监视下外出与儿子见过几面，更多的时候，只能靠一封封信安慰他们：

爸妈的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不久就会回家来的。你们一定要乖，要忍耐、等待，不可以心急。

在狱中被关押4年多后，薛介民和姚明珠提出了一家人见一面的请求，夫妻俩与孩子有过一次短暂的团聚。但很快，他们的判决下来了。在这份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中，记载着叛乱犯薛介民、姚明珠二名各处死刑。1963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七，薛介民与姚明珠夫妻并肩走上刑场。一夕之间，他们的三个孩子成了孤儿。

薛介民、姚明珠牺牲后，他们的挚友张元凯夫妇不顾风险收养遗孤，并替他们保存家书遗物。多年后，张元凯夫妇将薛介民的遗物带到美国，交给了薛人望。在这些遗物中，有一封薛介民牺牲十三天前写下的绝笔信，信中写道：

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鸽岭高壮地站立，乡亲至爱之恩永不能忘。

上世纪70年代末，薛人望和李黎开始到大陆探访。此后李黎多次前往大陆查阅资料、走访薛介民和姚明珠生前的亲友与战友，正是这些跨越海峡、持续数十年的寻访与查证，让薛人望逐渐愿意面对父母的历史。

一个年轻女性为什么愿意留下？

萧岭梅：就让我留在台湾吧。家乡和台湾很近，放在台湾和放到家乡是一样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本同学录，其中有这样一张照片，这位女学生名叫萧明华，这是26岁的她留给母校的最后身影。1948年，受组织派遣，萧明华赴台湾任教，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助教为掩护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她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朱芳春。

萧明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家里人都叫她“华宝”，她上面有三个哥哥，萧岭梅是她大哥的孙女。1949年1月1日，台湾《国语日报》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庆祝萧明华女士、于非先生元旦新婚之喜。于非是朱芳春的化名，两人并非真结婚，而是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他们组建的“台新盟”改组为专门情报组织“台工组”，于非任组长，萧明华任副组长。于非带去香港的情报，都由萧明华细心处理。萧明华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已耗尽心血和体力，深感战胜敌人难，战胜自己更难，多次感到不能坚持，但终于坚持到底，不能战胜自己，就不能战胜敌人。

随着台工组成员不断发展壮大，潜伏范围逐步深入到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等核心部门。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于非与萧明华领导的台工组连续六次报回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1950年初，台湾岛内形势越发严峻，台工组潜伏在警察系统的几位同志先后被捕。2月4日，萧明华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天正值萧明华三哥萧明柱的生日，萧明华和于非正与三哥一家在家中庆祝。

萧明华判断，于非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同志们劝她赶紧转移，她却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留下，照常上课，回家。

萧岭梅：她是要保护于非把情报送出去，那次于非送出来的情报，就是最关键的那个情报。

这份情报，包括《台湾兵要地志图》以及《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等一批绝密文件。1950年2月6日深夜，特务再次闯进萧明华家。被带走前，萧明华不动声色地取下晾在后窗竹竿上的旧旗袍——这是她和于非约定的暗号，竹竿无物，危险勿入。被捕后，萧明华遭受连日刑讯。这是萧明华在狱中写下的记事，在被关押的278天里，她在一张横格纸上密密麻麻写下了30篇简短的文字，连同标点符号，共计669个字。手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8月31日，阵雨、酷热、沉重、紧张、哭、笑。9月7日，清晨失声哀哭，瞬息强止。今日星期四，七个月来，第一次“接见”御香。香，消瘦许多，内心极痛苦，太对不起她，回房后终又泪下。

在这份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该被告明知于非为叛徒，不能大义灭亲，向当局检举，不思效忠，竟敢狼狈为奸、着手叛乱，罪无可逭，应从重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处以极刑。1950年11月7日夜，听完死刑判决后，萧明华提笔给兄嫂留下了这封遗书：

柱哥、香嫂，请你们不要过分地哀伤，千万要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害你们受冤枉罪，我很不安，我相信你们很快会自由的。我很平静，我祝福你们和孩子们安好。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她在台湾吧。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牺牲时年仅28岁。萧明华大学毕业时，作家谢冰莹曾给她写下这样的评语：她是一个聪明而最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喜欢绿的颜色，这象征她是爱好和平的，有文学天才，又肯用功，无疑义地将来一定是中国最有前途的作家。

这份评语里那个“最有前途的作家”，最终没有走上文学之路，而是把才华与生命一并交给了另一条更凶险的道路。

一个父亲如何在国情与亲情之间作出选择？

马秉莹：我也像别的孩子一样，让爸爸抱抱我吧。

1949年10月1日，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000多公里外，在台湾《国语日报》校对员马学枞的宿舍里，他和于非、萧明华、于凯等“台工组”成员正通过收音机，捕捉开国大典的每一个瞬间。

马秉莹是马学枞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马学枞离家赴台时，她只有两岁，对父亲没有记忆，只能从别人的讲述中拼凑出父亲的模样。

马学枞是“台工组”的重要交通员，赴台前，他在河北师范学校教务处任职，做过小学教员。到台湾后，马学枞在《国语日报》任校对，与于非、萧明华相识。在一封家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我现在帮助于先生工作，先办传信等等，很有兴趣、亦努力。我每天看唯物论，由于君指导，我预备设法多看这些书。我将来可能由于君设法使我回平，大家团聚多么好啊。我总是想回去，因为北平的一切都合理想了，不过须待一个时期。

1949年5月，马学枞正式加入台湾地下党组织，直接受于非领导。表面上，他是报社里爱抽烟、爱说笑的老马，私下却负责细致严谨的情报传递工作。马学枞曾用隐蔽战线传递情报的米汤密写法，给大女儿马秉娴写过一封信，信纸看似空白，需用碘酒擦拭才能显影，信里这样写道：

秉娴爱女，许久没见你，亦没去信，想念得很。没写信是因为这边检查太严。我的好同志于先生奉命回平，我托他带去金戒指两个，一个给你妈妈，一个给你，做个纪念。此后我再给秉荣、秉杰、箴、乡买。根据这边情形来看，蒋政权一定失败到底，为日不远，可以缩短我在台的日子，回平也就为期不远了。让你妈妈做一双便鞋，托于君带来，我见着鞋就如见着你们。

在台湾，马学枞完成了大量“台工组”的情报交接和转送工作，却因“收香港信多、来往人杂”引起台湾当局怀疑。1950年5月，马学枞身份暴露，第三次被捕入狱，这一次他没能再出来。

在狱中的401天里，马学枞遭受了严酷的审讯。台湾内政部调查局的讯问笔录显示，他从未出卖任何同志。1951年6月29日，马学枞与苏艺林等18名“台工组”成员一起，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终年46岁。临刑前的这张照片成了他留在世间最后的身影。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八百多位有名字可考的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英名，隐入岩石。吴石、朱枫、萧明华、马学枞、薛介民、姚明珠的名字也在其中。广场上还矗立着一组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为原型的雕像。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身份曾长期不为人知；牺牲后，他们陆续被追认为烈士，遗骨几经辗转才迁回大陆安葬。与家人分离数十载，他们终于迎来迟到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