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拉逆转连任打破右翼连胜势头，但拉美政治钟摆远未停止摆动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5日，巴西，卢拉（中）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赢得第四任期后举行庆祝活动。视觉中国 图

10月25日，拉美最大国家巴西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现任总统卢拉以51.76%的得票率击败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48.24%），成功赢得连任，第四次当选巴西总统。本次大选投票率约为80.79%。此前，在10月4日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曾以47.03%的得票率领先卢拉的45.16%。卢拉最终实现逆转，成为巴西恢复民主选举以来首位在总统选举首轮落后、第二轮胜出的候选人。这场备受关注的政治较量，不仅使巴西避免再次发生左右翼政权轮替，也为近年来拉美持续扩张的右翼政治浪潮增添了新的变数。

巴西大选也是近年来拉美政治版图深刻变化的缩影。从2023年阿根廷米莱上台，到智利、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和秘鲁相继发生政治转向，右翼及中间偏右力量不断扩大执政版图。仅仅数年前席卷拉美的第二次“粉红浪潮”明显退潮，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摆动。然而，卢拉的逆转胜选表明，拉美政治变化远非简单的左右轮替。相反，多国选举竞争激烈、社会分歧突出，政党轮替并未消除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治理困境。

从左翼回归到右翼扩张，再到巴西左翼艰难守住执政地位，拉美政治钟摆为何频繁改变方向？为何曾经承诺改善社会公平、推动财富再分配的左翼政府，在一些国家难以持续赢得选民支持，而在另一些国家又能够抵御右翼挑战？又为何政权在左右翼之间不断更替，社会却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比钟摆摆向何方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这片大陆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变迁，以及在日益分裂的政治环境中，拉美究竟该如何向前。

拉美右翼回潮，巴西为何例外？

所谓的“政治钟摆”，本质上是拉美国家在深层结构性矛盾难以破局时，权力在左右翼之间频繁交替、政策反复调整的阶段性现象。这轮右翼回潮并非偶然，而是近年来左右翼更替节奏显著加快的延续。从2019年社会抗议频发，到2021—2022年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相继左转形成第二次“粉红浪潮”，再到2025年以来多国再次右转，政治风向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新一轮逆转。巴西左翼此次成功连任虽然打破了右翼接连获胜的势头，却并不意味着地区右翼回潮就此终结。

推动这轮右翼回潮的首要因素，是选民对现实治理状况的持续不满。过去十余年，拉美经济增长长期乏力，产业结构转型缓慢，非正规就业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仅增长2.3%，反映出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现实。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虽然使部分国家摆脱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贫困冲击，但普通民众对就业、收入和生活质量改善的感受依然有限。新一轮左翼浪潮曾以纠正社会不平等、扩大公共福利和改善普通民众生活为主要政治号召，但部分政府上台后受制于财政紧张、经济低迷和政治阻力，未能充分兑现改革承诺。

与此同时，治安问题正成为影响拉美政治竞争的重要因素。根据2026年10月发布的《拉美晴雨表》（Latinobarómetro）调查，79%的拉美受访者认为有组织犯罪势力具有较大影响力，47%认为本国正在输掉打击有组织犯罪与毒品贩运的斗争。治安焦虑日益成为影响公众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也为强调社会秩序和强化治安治理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动员空间。在部分国家，选民对安全和秩序的迫切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其政治选择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将右翼回潮简单归结为拉美社会整体保守化，恐怕并不准确。近年来拉美政治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选民不断通过投票表达对现任执政者的不满。据美国《美洲季刊》2024年1月统计，2018年至2023年，拉美22场自由选举中，有20场由非执政阵营支持的候选人胜出。此前，这种反执政情绪曾推动左翼重新上台；然而，同样的情绪很快又成为右翼赢得选举的重要动力。英国《金融时报》2026年7月也指出，拉美右翼的选举胜利未必意味着选民已经广泛接受其经济改革主张。选民选择右翼，有时并非因为相信右翼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对现任执政者失去了耐心。

巴西大选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选民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并不必然转化为反对派的胜利。尽管卢拉在首轮投票中落后，但凭借相对稳定的低收入群体支持基础、社会福利政策的吸引力以及第二轮选举中的政治动员，最终实现逆转。卢拉竞选期间既强调减贫和就业方面的施政成绩，也不断警告右翼重新上台可能对社会福利政策造成冲击，并将维护国家主权作为重要竞选议题。在面对改变现状的期待与政策逆转的担忧时，部分选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执政者。

中间阶层不断壮大，为何政治分野愈加鲜明？

拉美政治钟摆的反复摆动，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根源。过去二十余年，伴随经济发展、减贫政策和社会流动，拉美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发布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贫困与不平等报告》，2016年至2024年，拉美中产阶层人口占比由35.5%上升至42.3%，该地区以少数富裕阶层和广大贫困群体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其中巴西和墨西哥的中产阶层分别达到49.7%和39.6%。

然而，中间阶层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其经济地位日益稳固。同期，拉美仍有32.2%的人口处于可能重新陷入贫困的脆弱阶层，即便在中产阶层就业者中，仍有32.4%从事缺乏相应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工作。大量人口虽然摆脱贫困，却尚未获得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形成了具有中产阶层生活期待，但又面临经济地位下滑风险的庞大群体。

社会结构变化正在冲击传统左右翼政治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拉美左翼政党主要依靠工人、工会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主张扩大国家干预与社会再分配；右翼则更多依托企业界、中上收入群体以及保守派社会力量，强调市场自由和私人产权。然而，随着中间阶层扩大、传统产业工人分化和非正规劳动者增加，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传统政治阵营越来越难以按照既有的阶级界限整合选民。

阿根廷政治学家何塞·纳坦森在《新社会》（Nueva Sociedad）杂志撰文指出，随着工业化和福利国家体系长期衰弱，以工会和产业工人为重要基础的传统庇隆主义社会联盟面临深刻变化。米莱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力量，正是通过批评传统政治精英和国家干预，吸引了部分原本难以被传统右翼覆盖的选民。

部分左翼政党政治议程的变化，也对其社会联盟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女权运动和少数群体权利运动兴起，部分进步政治力量更加重视性别平等、身份认同与文化承认等议题。这有助于拓展左翼的社会代表性，却也引发了如何协调不同群体诉求的争论。特别是在收入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部分选民认为左翼未能给予经济民生问题足够的重视。

新兴中间阶层并不天然认同某一政治阵营。他们既希望政府扩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也可能要求减轻税收负担、放松经营限制；既期待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个人机会，也对犯罪、腐败和社会失序抱有强烈不满。这种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难以被传统左右翼的政策主张完全涵盖，选民的政治选择也因此更容易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议题的变化而调整。

首轮投票显示部分中间收入群体对卢拉的支持有所下降，但他仍在第二轮实现逆转，传统低收入群体支持、跨阵营选民选择及投票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卢拉的胜利固然显示左翼仍具有整合社会支持的能力，但其在部分中间收入群体中面临的支持流失，也预示着未来重建社会联盟的难度。

由此可见，拉美社会的变化并非简单表现为传统左右翼分野消失，而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在重新组合。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打破了既有利益格局，却未必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传统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日趋松动，新的政治共识却尚未建立。社会结构日益多元，政治认同反而可能更加对立；选举能够决定谁来执政，却越来越难以解决如何共同治理。这或许正是当下拉美政治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唐罗主义”回归，拉美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

比政治钟摆反复摆动更令人担忧的，是拉美国家的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空间有限、社会治安恶化等结构性问题，并不会随着左右翼政权轮替而自动消失。

与此同时，“唐罗主义”的回归正在为拉美政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强调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与以往的美国政府更多通过外交接触和经济合作影响地区政治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加直接地将经济援助、关税政策乃至军事压力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更加频繁地介入拉美国家的政治竞争，企图影响拉美国家内部政治进程。在去年的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以及今年6月的格伦毕业总统大选中，特朗普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试图通过扶持理念相近的政治力量塑造地区政治格局。

巴西大选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外部影响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部分国务院官员曾推动有利于博索纳罗家族重返执政地位的政策，包括支持对巴西司法官员实施制裁等措施。然而，美国施压并未带来预期的政治结果。卢拉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强调维护巴西主权和外交自主，批评美国将巴西视为势力范围，并将其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最终，卢拉成功连任，表明外部支持虽然可能改变国内政治竞争的环境，却未必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甚至可能激发部分选民维护国家自主的政治诉求。

卢拉的胜利意味着巴西将在未来四年继续由主张多边主义和外交自主的左翼政府执政，为地区国家维持多元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右翼扩大国会影响力的情况下，其外交政策也可能受到更加复杂的国内政治牵制。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当外部大国将政治支持和经济资源与地区国家的选举结果相联系，原本围绕经济发展、公共安全和社会政策展开的国内竞争，便可能进一步与主权、国家认同和对外关系交织。如何在外部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维护自身发展选择权，正在成为地区国家面临的共同考验。

拉美何以向前？

放眼拉美，政治钟摆从左向右，又从右向左，承载的是选民对改变现状的持续期待，也折射出政权更替难解发展困局的现实。对于右翼而言，如何将反建制和恢复秩序的政治号召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方案，已成为难以回避的课题；对于左翼而言，如何将社会公平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切实改善民众生活的治理成果，如何在经济再分配与多元权利保障之间重建广泛的社会联盟，同样面临现实考验。

所谓“无关左右”，并非左右翼政治分野已无意义，而是拉美的未来不能止于左右翼之争。政治钟摆或许仍将继续摆动，但只有超越阵营对立，在经济增长、社会公正与国家自主之间凝聚新的共识，这片大陆才能真正找到向前的方向。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