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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催眠师的千万具身体——漫谈马布斯博士的前生今世

吴润宇

2026-10-29 12: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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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消朝她挥一挥手，投去一道目光，吐出一个字眼，斯文加利就能把她变成另一个特里尔比——他的特里尔比，让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 乔治·杜穆里埃《特里尔比》

电影《玩家马布斯博士》

9月4日至13日，上海大光明影城举办了“尘埃中的心：德国电影史选映”活动，其中包含了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玛伦·阿德（Maren Ade）等导演名作，笔者也颇有兴致地前往影院，观看了其中一部经典作品——弗里茨·朗（Fritz Lang）于1960年首映的遗作《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Die 1000 Augen des Dr. Mabuse, 1960）。该电影为一个横跨近40年的三部曲系列之终章——前两部分别为1922年的《玩家马布斯博士》（Dr. Mabuse, der Spieler）与1933年的《马布斯博士的遗嘱》（Das Testament des Dr. Mabuse），其不仅于导演个人，于影史也是一部极具意义的重量级作品。马布斯博士系列以精通催眠、易容与心理操控的犯罪天才马布斯博士为主角，讲述了他游走于都市赌场与黑帮之间，建立自己的犯罪帝国，直到死后仍能通过精神暗示将意志植入他人体内以延续恐怖，而到了冷战时期，他则化身为结合了全方位监控技术的隐性操控者，故而称其有一千只眼。

1958年，弗里茨·朗从好莱坞流亡归来，正式回到联邦德国，先翻拍了自己早年的默片经典《印度的坟墓》（Das indische Grabmal）（原版于1921年上映，共有两部，分别为“苦行者的使命”与“孟加拉虎”），随后便于1960年推出了马布斯系列的收官之作《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该系列书写了一则关于精神控制、极权逻辑与监视社会的黑暗寓言，且创造了一个极具魅力的邪恶反派。然而，马布斯博士这一形象并非弗里茨·朗的凭空创造，它诞生于西方文化绵延数千年的“邪恶催眠师”谱系，是20世纪影像艺术中的集大成者。该形象及相关母题始终是西方文化史中一股长盛不衰的暗流，它触碰着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即因失去自我意志而沦为傀儡。

显然，每个时代的催眠术想象都与彼时的文化语境、社会结构、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密不可分，更成为了映照社会与人心的一面镜子。及至今日，我们仍能在各类恐怖作品中看到马布斯博士阴郁的幽灵，他仍处于无穷的变幻之中，徘徊于受压抑的文字与影像的间隙之间，发出阵阵刺耳的噪声。

一、前科学时代的神话、宗教与自然哲学

早在神话时代，即催眠这一概念还远未出现的前科学时代，人类社会就已出现了大量所谓心智入侵、意志操控的案例，随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些案例更是落在纸上，成为了重要的文化文本。彼时的催眠介于宗教、哲学与社会秩序之间，承载着古人对精神世界的泛灵论理解，遵循着一套古老的法则，即意识是可被某种神秘力量所侵入的领域。

油画《尤利西斯和海妖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 1891）

西方最古老的催眠母题之原型出现在古典文学里，且代表人物不止一位，而是成群地出没于神话文本中。其中，《奥德赛》（Odýsseia）里的海妖塞壬便是人类创造的首批“邪恶催眠师”之一，她们用极具魔力的歌声蛊惑船上的水手，瓦解他们的理智，并诱使其跳海自杀，这一神话故事正式开启了后世“声音催眠”的叙事传统；而女巫喀耳刻在奶酪、麦酒与食物中掺入了魔药，使奥德修斯的船员们变成猪猡，则是“巫术催眠”的典范；与此类似的，美杜莎通过凝视就能将对方石化，成了“目光催眠”的经典动作，许多电影在展现催眠师的威力时，都喜爱给双眼一个镜头特写也可追溯至此……

而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催眠则以“被魔鬼附身”的形式出现在宗教文本中。《马可福音》第1章，“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耶稣凭借神力让被污鬼附身之人恢复正常，而类似的驱魔故事在《马可福音》第5章里亦有完整呈现。由此，圣经便确立了整个“附魔-驱魔”的叙事框架，成为了催眠的一大变体。

1589年版的《自然魔法》扉页，上面列出了构成这部著作的全部二十卷书名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这一叙事框架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青睐，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所谓依据，在欧洲如火如荼的猎巫运动中，充当着摧毁巫术、清除异己的思想武器。据天主教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拉默（Heinrich Kramer）与雅各布·施普伦格（Jacob Sprenger）所著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记载，魔鬼往往通过女巫来实施引诱与蛊惑，并伤害那些据称缺乏神圣护佑的无辜者，这些边缘女性精通变形幻术与巫术药剂，还会将魔鬼引入人体寄居，使其陷入迷狂、丧失理智，这种附身状态被称为“着魔”。至此，女性便遭到了系统性的污名化，更是与异类、魔鬼、精神控制等邪恶的事物关联到了一起，而这种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对后世自然也是影响深远。再进一步来看，催眠与附身虽然几乎无法被简单地加以区分，但我们很容易理解，二者其实只是古人看待问题的两个角度而已。时至今日，所谓的“伪附身，真催眠”的故事设定已被应用于各大悬疑、惊悚、推理、恐怖作品，尤其在国产电影中频繁出现，用以避开怪力乱神的神秘主义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纯粹的巫术被自然魔法所取代，人的精神再次得到彰显，所谓的神秘力量也从超自然世界再次回到了自然之中。一时间，关于精神的研究不断涌现。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系统论述了如何通过音乐、言辞与仪式来引导他人的精神状态；德国学者阿格里帕（Agrippa）则在著作《神秘哲学三书》中进一步指出，人可以通过“想象”来产生一种精神力，从而作用于远距离的他人，改变其认知、操控其意志，甚至造成身体伤害；意大利哲学家波尔塔（Porta）、瑞士医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人，研究了人体内所谓的“磁力”，前者在其长达20卷的巨著《自然魔法》中，还记述了大量关于精神控制的实验与观察……诸如此类的多种理论与实践不断更迭，为后世催眠术的正式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779年的初版《关于动物磁力发现的备忘录》扉页

二、准科学时代的哥特、恐怖与犯罪叙事

1779年，奥地利精神科医师弗朗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在其著作《关于动物磁力发现的备忘录》（Mémoire sur la découverte du magnétisme animal）中提出了动物磁力学（animal magnetism），其认为天地之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动物磁流体，一旦该流体遭到阻滞，人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导致神经紊乱、癔症与身心失调，因此医生可通过手部按抚、固定凝视、有节律的低沉暗示，或是借助磁石、铁棒、磁化水等介质，引导并调控患者体内的磁流走向，以使身体恢复平衡。该学说虽标志着精神控制叙事开始从巫术向科学范式转型，但很快便被指控为道德败坏的江湖骗术，批评者认为他以磁力为借口，其实意在操控女性患者的身体与意志，在治疗过程中展开种种不合乎道德规范的性暗示。于是，当时的很多漫画报刊将麦斯麦讽刺性地塑造为利用神秘力量操控他人的邪恶术士，简单来说，在其伪科学的逻辑上，有些类似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于中国的气功热。

至此，催眠术与邪恶操控在公共视野中首次实现了绑定。

到了1843年，英国外科医生詹姆斯·布雷德（James Braid）正式提出了“催眠”（Hypnosis / Hypnotism）的科学概念，试图将其纳入到真正的医学科学中予以讨论，然而在大众文化层面，催眠术仍与19世纪的种种社会议题深度交织，并随之诞生了所谓邪恶催眠师的经典形象，而哥特小说与浪漫主义小说的兴起，则为此类文化符号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艺术试验场。

从最早的《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到《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再到《修道士》（The Monk）、《吸血鬼》（The Vampyre）……邪恶催眠师的形象不断丰满自我，逐渐摆脱了完全属于超自然的奇幻能力，转而向当时的准科学发生转变，即便在人物属性上，或仍残留有某些超自然因素，如吸血鬼、幽灵等，但其对恐怖氛围的营造、利用言语所展开的暗示、对心理的入侵……统统不再依赖所谓纯粹的魔法，而是进入了近代科学范畴内的精神之领域，趋似于后来大量出现的犯罪叙事中所运用的手段。

电影《斯文加利》（Svengali, 1931）海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曾于1814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卡洛特风格的幻想小品集》（Fantasiestücke in Callots Manier），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磁疗师：一则家庭纪事》（Der Magnetiseur. Eine Familienbegebenheit）的小说，它以当时的动物磁力学热潮为背景，讲述了邪恶的磁疗师如何通过催眠操控年轻女子的意志与命运，被公认为现代文学中第一个真正的邪恶催眠师形象。而后来的爱伦·坡、巴尔扎克、霍桑等人也将这一形象或催眠这一概念发扬光大，如伪纪实小说《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便讲述了人在催眠状态下尸体不腐、意识尚存，而在最终被唤醒时却瞬间腐坏的故事，爱伦·坡将催眠置于生命与死亡、意识与终极等宏大的哲学命题之中，回应了19世纪科学革命带来的不安与焦虑。

1894年，乔治·杜穆里埃（George du Maurier）的长篇小说《特里尔比》（Trilby）出版，成为了邪恶催眠师在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甚至在20世纪被影视化多达8次。其讲述了犹太裔音乐家斯文加利通过神秘的催眠技巧，让五音不全的模特特里尔比发出动人的歌声，甚至成为了风靡欧洲的歌唱明星，一度掌控了她的身体、意志与生活中的一切。故事结尾与《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亦有异曲同工之处，特里尔比在对着一个不存在的斯文加利绝唱之后，便死去了，而医生则说：“她已经死了好几分钟了——大概有十五分钟。”斯文加利这一形象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多重社会问题，如对女性独立的恐惧、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偏见、对科学介入精神世界的深层不安等，挑战了该时代的理想信念与对个人主体性的确实性把握。而在该小说出版后短短十余年内，斯文加利（Svengali）一词就被正式收录于所有权威英语词典，其作为名词，指通过巧妙的精神暗示、个人魅力或暗中手段，支配他人意志、操控其人生轨迹的人，带有明确的贬义色彩；而其作为形容词，则形成了两种成熟的表达，其一为派生词，如“Svengali-esque / Svengali-like”，指“像斯文加利的；具有精神操控性质的”，其二作定语修饰名词，如“a Svengali manager”（一个操控欲极强的经纪人）。

电影《脑髓地狱》（ドグラ・マグラ，1988）

除此之外，邪恶催眠师的形象还进一步向类型小说中弥散，在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乔瑟夫·勒·芬纽（Joseph Le Fanu）的《卡蜜拉》（Carmilla）、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寄生虫》（The Parasite）等小说中掀起了催眠犯罪的热潮（或多或少仍带有某些超自然元素）。此后，该形象还远渡重洋，在森鸥外的《魔睡》、江户川乱步的《梦游者之死》、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小栗虫太郎的《白蚁》等作品中大放光彩，这些作品以大正昭和时代独特的社会背景为文化底色，结合催眠术这一舶来品，形成了专属于日本自己的催眠犯罪叙事。直到2000年前后，日本导演黑泽清还在电影《X圣治》中将对催眠作出了新的演绎。

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海报

三、20世纪的影像、政治与大众文化变形

进入20世纪以后，电影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媒介诞生了，邪恶催眠师这一古老的文化母题又被赋予了全新的“身体”，原本仅落在纸上、属于人脑想象中的心理恐惧，具象化成了切实可见的感官体验，20世纪的社会背景与政治话语也带来了完全迥异的时代内涵。随着现代性危机、极权主义、冷战对峙等多重困局的出现，关于催眠的故事不再只是单纯的类型化叙事，更是对权力运作、大众操控与个体意志边界的象征性诠释与未来寓言，这种创作上的严肃性转变，尤其在德国电影中得到了极致体现。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与精神危机使得催眠成了一种解读大众与社会的隐喻性载体，并且在表现主义电影中创造了诸多里程碑式作品。

电影《歌剧魅影》剧照

1920年，德国电影奠基人罗伯特·维内（Robert Wiene）执导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横空出世，成为了影史上第一部以催眠术为核心的犯罪长片。该作品讲述了催眠师卡里加里带着梦游者凯撒四处杀戮的故事，而真相大白后，事实竟是一位医生在治疗精神病患者。其影响力之大，也使得后人将精神科医生与邪恶操纵者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在后世许多关于精神病院或疯人院的文艺作品中均有所体现，而这种关联似乎仍然得益于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焦油博士与羽毛教授的疗法》（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的启发，后者在2014年还被影视化为《地狱医院》（Stonehearst Asylum）。

两年后，弗里茨·朗执导的《玩家马布斯博士》正式上映，它将邪恶催眠师的形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表现主义电影也随之迎来了高潮。镜头之下，马布斯博士的催眠技巧之精湛，是对整个庞大社会之隐形操控技术的切口式隐喻，不论是报纸宣传、商业广告，还是金融投机、群体心理，无不在暗处左右着个体的意志与选择。马布斯博士就是无序本身，是混沌与邪恶的代言人。其后，1933年的续作《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同样延续了这一重要的形象内涵，甚至将政治隐喻推向了极致——催眠师即便死去，仍能操控一切。与此同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好莱坞也上映了《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其原著小说直接脱胎于二十多年前的《特里尔比》，而电影则将《歌剧魅影》原著小说中的机关诡计与音乐天赋，转化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凝视催眠与声音操控，使其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1960年，弗里茨·朗回到联邦德国，再续经典，《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应运而生，为这个老IP注入了冷战时代的新内涵。一千只眼既是极权统治的幽灵，也是情报机构的隐喻。从魏玛时期的意志操控，到冷战时期的技术监视，这一转变意味着，权力不再需要直接的入侵，而只需要持续的观察与规训，就能达成其统治目的。

而有趣的是，从思想内涵回到电影本体的角度上来看，早期电影本就被认为是一种集体催眠的艺术，它通过光影、剪辑与叙事节奏，掌控着观众的一切感知，使其沉浸于一个构建出来的虚幻世界中。

剧集《杰西卡·琼斯》中的紫人正在施展言语催眠

与严肃影视相对的，是商业影视的繁荣，它让催眠彻底跳出了深刻的、政治或哲学的思想框架，向着更为广阔的类型文化弥散，衍生出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形态，其中，尤以超级英雄漫画为最。催眠能力作为超能力的一种，被收编于超级英雄叙事的体系之下，成为了一个人物设定的重要元件，而原本单一且直接的催眠能力更是被细分为心灵感应、精神控制、情绪操控、梦境入侵等诸多旁支，对权力与意志关系的探讨也成了一种更为纯粹的当代想象。我们可以在DC漫画中的神经博士（Doctor Psycho）、疯帽匠（Mad Hatter）、斯塔罗（Starro），漫威漫画中的梦魇（Nightmare）、影王（Shadow King）、神秘客（Mysterio）等反派角色身上看到邪恶催眠师的影子。他们或是利用心理学技术，或是借助外设装置，又或是使用寄生生化等手段，将对方化作傀儡，或是玩弄于股掌之间。其中，极具标志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化角色当数漫威剧集《杰西卡·琼斯》（Jessica Jones）中的反派紫人（Purple Man），他能通过病毒感染控制他人，使其绝对服从。他曾同时控制了整个警局的警察，使其拔枪相对，还曾长期操纵主角杰西卡·琼斯及其亲友，令她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如前所述，这一母题在东亚文化中实现了独特的本土化，除了日本小说中的催眠犯罪以外，随着西学东渐的发生，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奇情小说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摄魂术”或“迷魂术”，如程小青的《催眠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异人传》等。可见，失去自我意志是一种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深层恐惧。

结语

从古希腊的塞壬之歌、巫术附魔的宗教叙事，到科学外衣下的精神操控、冷战时期的马布斯监控，“邪恶催眠师”的形象始终随着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与社会状况而不断变换形态，在千万具身体之间穿梭游弋。而不变的是，它永远是个人意志这一终极命题的符号化呈现，我们的内心深处一直怀着一份无法消解的恐惧，一份对失去意志而被掌控的恐惧，一份对失去自由而沦为奴隶和傀儡的恐惧。

[参考文献]

[1]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黎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美]罗伯特·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 张邦彦：《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5] Andriopoulos, S. Possessed: Hypnotic Crimes, Corporate Fic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nem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6] Tatar, M. M. Spellbound: Studies on Mesmerism an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参考作品]

一、文学作品

1. 《奥德赛》（Odyssey）

2. 《圣经·马可福音》（Gospel of Mark）

3. 《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