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自觉、现代化方案与上海场域——多学科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多学科视野：孙中山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上海朵云轩美术馆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为上海市社联2026年度重点合作项目，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以及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联合承办。会议汇聚了来自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与青年才俊，旨在跨越学科壁垒，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并深刻探讨其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与理论关联。

本次会议并非对孙中山形象的纪念性复述，而是把孙中山重新放回“现代化何以可能、中国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何以仍是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之中。与会论文显示：孙中山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不宜简化为“先驱—继承”的单线因果，而应理解为“问题意识同构、道路探索差异、历史实践超越”。一方面，孙中山较早系统提出民族独立、民权政治、民生幸福相统一的建国纲领，《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等著作，将近代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由“知易行难”的心理困局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凝练为可讨论的现代化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并非孙中山方案的逻辑延长，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完成从“救国方案”到“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跃迁。上海则是理解这一跃迁的关键空间，它既暴露过租界治外法权、关税失控、利权外溢的现代化创伤，也孕育了出版、金融、纺织、机器工业、城市治理与公共生活等现代性要素。换言之，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带有鲜明的“香港启蒙、海外历练、上海组织、全国展开”的空间生成逻辑；上海不是孙中山思想的唯一源头，却是其由个人体验上升为建国方略、由革命动员转为制度建设、由地方经验接通世界潮流的转换器与放大器。

置孙中山于文明、现代化与城市三重视野中

本次研讨会冠以“多学科视野”之名，实质是要突破单一政治史、革命史或思想史叙事，将孙中山研究放入文明论、现代化理论与城市史的交叉地带。上海师大陈泽环教授从文明结构要素出发，将文明理解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包含物质、制度、文化三维，并进一步展开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域；他认为孙中山成熟地使用了文明阶段论、文明类型论、文明共同体论与文明互鉴论，其目标指向是基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社会主义。复旦大学何爱国研究员则以多元现代性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具有“目的与方法适合自己、与外国有所区别”的自觉性，超越了“现代化即西化”的单一现代性迷思。上海社科院徐涛研究员进一步把空间维度引入人物研究，认为孙中山虽出身乡村，却在城市中求学、行医、流亡、策划与终老，城市经验在其一生中占有压倒性比重，因而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不可忽视的“城市革命”属性。

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一种方法论转换：孙中山不再只是“结束帝制、开创共和”的政治符号，而成为观察中国如何从传统文明形态中生长出现代性的枢纽人物；现代化也不再是西方模式的单线扩散，而是不同文明传统在全球资本主义压力下重新组织自身制度、知识与价值的创造性过程；上海则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而是现代性要素密集凝结、冲突、筛选与再编码的场域。由此，会议形成一个基本共识：讨论孙中山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同时回答三个问题——中华文明如何在危机中保持主体性，现代国家如何在贫弱中完成独立自主的建构，现代城市如何在开放与主权之间探索可复制的制度经验。上海恰恰把三者压缩在同一空间之中：外滩的银行与海关提示利权丧失，南京路的商铺与娱乐设施提示产业振兴，报馆、书肆、学会与租界法庭提示制度移植与本土调适，而海派文化则以“融贯中西”的方式呈现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能力。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沈文忠会长在开幕式致辞与专文中，明确将孙中山文化观与海派文化传承创新相联接，指出孙中山“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的主张，与海派文化承接江南文脉、吸纳世界精华、在开放包容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品格高度契合。这一判断为会议奠定基调：上海之于孙中山，不是地理偶然，而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文化、制度、经济复合样本；孙中山之于上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过客，而是把上海经验上升为国家建设方案的提炼者。

文明观重释：从文明蒙尘到文明主体性自觉

会议的第一条理论主线，是重新估价孙中山文明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位置。上海社科院熊月之研究员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凭借军事、科技与制度优势建立“西方中心”的文明叙事，国内思想界则分裂为守旧与激进两极：前者拒绝西方近代成果，后者全盘否定本土传统。孙中山游走于中西文明之间，形成对外捍卫中华文明价值、对内破除极端文化心态的双重向度。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他通过历史事实驳斥“黄祸论”，区分“满清政府”与“中国、中国人民”，把反清革命限定为推翻腐朽政权而非否定中华文明本身；这一“政权腐朽不等于文明衰落”的论断，不仅服务于革命正当性，也在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区分了国家、政府与人民。

陈泽环进一步把这种文明自觉系统化。他认为，面对“文明蒙尘”，孙中山并未陷入文明自卑，而是主张只要推翻专制与帝国主义压迫、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文明便可复兴。孙中山既承认中国近代物质文明落后，又强调心性文明不可一概抹杀；既主张学习欧美科学，又批评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生硬搬来将铸成大错。其晚年将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的贯通，实则试图把现代文明的发展目标导向“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看，这种论述已经触及后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命题的萌芽，只是其理论基础仍主要是近代进化论、西方民主学说与传统大同理想的混合，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形态。

由此，会议形成重要判断：孙中山的文明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主体性的前史，而非完成形态。其价值在于，在全盘西化与复古守旧之间打开“融贯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论空间；其局限在于，仍难以科学说明传统转化、社会形态演进与世界市场霸权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空间中完成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双重超越：实践上，通过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使孙中山“振兴中华”“天下为公”的愿景获得制度条件；理论上，通过“两个结合”，使文明主体性不再停留于文化情感与伦理守持，而成为可指导国家建设、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自觉理论。

现代化方案：五次流变与多元现代性的中国自觉

何爱国的论文为会议提供宏观坐标。他将孙中山“中国现代化建设方案”的流变概括为五个阶段：甲午前后的“仿行西法”，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民国初建的“民生主义”，一战后《建国方略》时期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大建设，以及国共合作后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这一流变说明，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不是静态教条，而是随时代问题不断调适的开放体系；其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中国国情、传统文化与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反思，越来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权力落实与人民富足之间的联动。

在这一框架下，多篇论文共同揭示：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不是单项技术引进，而是“国家独立、制度创设、产业振兴、心理改造”的整体工程。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首席专家罗一民在主旨演讲中，将孙中山与张謇并置，探讨了两位早期现代化先驱的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他认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提出的三大经济区域布局、交通先行的战略构想以及“三利用”政策，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遗产，巧妙糅合了西方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这种以“均富”为目的论的民生主义思想，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一脉相承，证明了孙中山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张躬强调，孙中山把实业建设定位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路径，突破重农抑商传统，主张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并以“没有机器便不能发达”表达工业化的急迫性。刘青莉则从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出发，指出《实业计划》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在“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棉铁主义”“实业救国”的历史延长线上，第一次以国家总体规划形式把交通、商港、铁路、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移民等纳入同一蓝图。李想进一步把镜头收束到纺织业，展示孙中山如何从《上李鸿章书》中的“织造有机”，到《实业计划》第五计划中的“衣服工业”，再到中山装的服饰实践，把纺织业从传统手工业提升为解决民生、挽回利权、促进女性解放与塑造民族认同的战略产业。

这些研究说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并非单纯的财富总量逻辑，而是民生主义的国家化表达。《实业计划》以交通为先导，以港口、铁路、运河、城市体系重塑国民经济空间；以衣服工业、粮食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回应衣食住行；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预防贫富分化；以“利用外资而不受制于外资”处理开放与主权关系。其局限同样清楚：在关税不自主、军阀割据、外资不肯实质介入的条件下，《实业计划》难以落地；其对农村手工纺织业转型中的社会成本、对现代金融与财政国家能力、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深层结构的认识，也存在时代限制。中国式现代化对孙中山的超越，正在于以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完整的国家主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把纸面蓝图转化为可实施、可校正、可持续的国家能力。

知行关系与心理建设：现代知识论的奠基及其反思

与会论文中有几篇专门讨论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理论构造。贺腾指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遭遇的不只是军事失败，更是知识论危机：以道德之知为核心的传统知识体系，难以回应以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和制度化生产为支撑的西方文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实质是把“知”的内涵由道德体悟转向科学认知，把评价标准由“合于天理”转向“产生社会功用”。这一转向激励了科学救国，但其代价是暂时悬置了道德知识、价值方向与科技应用规范之间的关系。杜俊杰则借助波兰尼默会知识理论，区分弱默会知识与强默会知识，重读《孙文学说》，认为孙中山看到“行”的优先性与轻易性，又警惕“行易”背后的茫然无知与廉价经验；他强调以系统学科体系和实验科学方法将日用而不知的弱默会知识明述化，同时又痛感革命实践中亲知与能力之知难以传递——党人明知建设重要，却因未经历挫败而轻言放弃。由此，“知难行易”不是轻率的乐观主义，而是要求把实践智慧转写为可学习、可传播、可检验的公共知识。

这组讨论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颇具启发：现代化不仅是器物更新，更是知识形态、组织理性与行动伦理的重建。孙中山以“心理建设”置于《建国方略》之首，提示后发国家现代化不能只依赖外部输入，而必须改造国民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与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制度性转化：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党的组织、群众动员、干部教育、科学普及与现代国家治理，孙中山渴望的“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不再只是号召，而成为严密的理论武装、组织体系与公共政策。与此同时，当代讨论也需补足孙中山未及展开的问题：科学知识必须受价值伦理、法治规则与公共利益的规约，否则“知”越发达，“行”越可能偏离人的全面发展。会议实际上把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争重新打开：科学可以提升能力，文明方能定向能力。

上海场域：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空间生成与转译

如果说文明观与现代化方案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那么城市史与产业史论文则回答了“这一思想在何处生成、如何落地”。徐涛以孙中山行迹为主线，指出其人生三阶段——求学行医、革命流亡、维护共和——几乎都在城市中展开：檀香山、香港、澳门、广州提供早期现代刺激；东京、横滨、河内、槟城、新加坡、伦敦、巴黎、旧金山、纽约构成革命流亡的全球城市网络；上海、广州则成为晚期政治与建设运筹的中心。孙中山自述“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是在翠亨村与香港的秩序对照中萌生革命思想；而其《实业计划》的城市想象力，则明显以纽约、伦敦、巴黎为参照，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为龙头，构建沿海与内地联动的现代城市体系。

上海的独特性在于，它把孙中山从香港获得的现代知识原型，转化为可组织、可传播、可争议、可修正的公共方案。第一，上海是革命组织与舆论生产的节点。兴中会、同盟会及后来国民革命的网络，长期借助上海租界的缝隙、报馆、书局、学会、买办与华侨资源展开；革命口号、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需要经由上海印刷资本主义与公共舆论转化为全国可识别的政治语言。第二，上海是孙中山观察“现代利权丧失”的直观课堂。租界秩序井然、技术先进，却与治外法权、海关控制、鸦片贸易、利权外溢相连；这种“先进中的屈辱”比内地乡村更能凸显现代化必须同时解决发展与主权问题。第三，上海是实业与金融方案的现实参照。张謇在南通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实践，上海及周边棉纺织、机器、航运、银行、保险、交易事业的兴起，使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是纯粹空想，而是对江南、上海工商业潜能的国家化放大；同时，上海纱厂在一战期间的短暂繁荣与战后洋货重压下的困顿，也为他论证关税自主、保护实业、发展机器工业提供了鲜活证据。

李想关于纺织业与中山装的研究，为“上海关系”提供微观史证明。中山装的诞生与推广，不是服饰趣闻，而是产业规划、国货改良与民族主义日常化的交汇：西装盛行导致呢绒进口、国货滞销；中华国货维持会来函呼吁礼服礼冠请定国货，便帽常服听民自便；孙中山提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原则，并坚持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上海红帮裁缝承接了孙中山融合学生装、日本士官服与西式剪裁的设想，最终定型为中山装；一九二九年《服制条例》将其列为男子礼服之一，使一件衣服成为国家制度、民族工业与身体政治的共同载体。刘青莉对《实业计划》接受史的研究则显示，芮恩施、安立德、刘飞尓、嘉域利亚、碧格、安得生以及胡适、孙科、陈立夫、戴季陶、孔祥熙、任美锷、谭炳训、梁思成、茅以升等人的回应、勘误、研究与战时转化，构成了上海、南京、全国、国际之间的知识回路；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成都组织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正是把上海时期形成的设计蓝图转入国防建设与内地工业布局。

因此，可以提炼出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命题：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经历了“香港触发、海外成形、上海转译、国家蓝图”的空间过程。香港给予其现代性的直观震撼，海外城市给予其革命网络与世界视野，上海则提供中文现代公共领域、民族工商业样本、金融财政知识、出版传播机器与“主权—发展”张力的日常经验。海派文化“因袭、规抚、创获”的结构，与孙中山“固有道德、欧美科学、综合创新”的文化方案互为表里。正因如此，本次研讨会把地点设于朵云轩美术馆，并以书画专题论坛“辛亥风云中的书风演变”并置美术书法篆刻邀请展，具有象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纯然物质进程，也是审美形式、书写传统、公共记忆与城市精神的现代重构；孙中山的墨迹与当代海派艺术，在同一空间提示“文明更新”必须同时处理经典性、现代性与民族形式。

从国族建构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议的第三条主线，是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放在国内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与世界秩序批判的双重视野中重估。上海大学廖大伟教授通过对藏事问题的再探讨，指出孙中山对西藏的关注远早于1912年；面对清末民初西藏危机，他坚持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临时约法》中从法理上否定分裂，主张民族平等、沟通对话、抚恤蒙藏、开发边疆，并提出移民实边、高原铁路、资源开发等战略性构想。与梁启超的属部、化合论相比，孙中山更强调政治平等、国家统一与建设性开发。贾泉林通过孙中山与章太炎比较，指出二人都完成从排满种族革命到平等国族建构的转型，但路径不同：孙中山以西学框架为主、借传统资源普及动员，章太炎以中学为体、批判吸纳西学；二者一重实践落地，一重理论自主，构成辛亥国族建构的双轨互补。陈溟龙进一步揭示孙中山国族主义与世界大同之间的张力：民族性被赋予王道品格时，可能走向一族一国的绝对化，甚至汉族中心化的中华民族同化逻辑；因此民族主义应受普遍伦理与世界主义规约，民族性只有在相互承认、人权保障与文明互鉴中才能成为大同秩序的资源。

文少彪与相关论文把问题推向国际秩序。孙中山晚年以王道、霸道框架批判西方功利强权文明，肯定其科学与工业的工具价值而拒斥其殖民扩张与价值扭曲；他提出民族自主、济弱扶倾、万国互助，主张把中国建设由帝国主义争夺对象转化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公共平台。在百年变局下，这一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形成历史呼应。上海大学严泉教授则从民生主义与两岸融合发展切入，指出以民为本、养民均富、国家统一的民生逻辑，同大陆惠台利民、同等待遇、两岸社会融合与民族复兴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孙中山是两岸最大公约数，但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深化，又必须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中推进。

这组讨论提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面向——对内，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对外，从争取国家独立转向批判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并超越了这一双重面向：对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对外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超越霸道逻辑。与此同时，会议也没有回避反思：民族性不能被绝对化为排他原则，国族建构不能滑向强制同化，国家统一不能以牺牲平等尊重与人心认同为代价。孙中山的历史价值，恰在于他以天下为公的胸襟把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边疆开发与大同理想连接起来；而其时代局限，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校正和升华。

通过本次会议研讨，可以形成四点结论。第一，孙中山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伟大先行者，其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份可被直接执行的蓝图，而在于提出近代中国现代化必须整体解决的元问题：民族独立是前提，人民权力是核心，民生幸福是目标，实业工业是骨干，心理知识是基础，文明主体性是方向。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孙中山方案的历史性发展和超越。它继承孙中山关于民族复兴、实业救国、开放吸纳、物质与心性协调、和平王道的思想资源，又通过“两个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其从理想蓝图转为现实文明形态。第三，上海是理解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关键场域。孙中山并非“上海制造”，但其革命组织、舆论传播、实业认知、海派文化体验与主权发展张力，都在上海获得高密度呈现；海派文化融贯中西、守正创新的结构，也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建设提供本土经验。第四，多学科视野的意义在于防止把现代化窄化为经济史，也防止把孙中山神化为单一革命符号。历史学的阐释考订、哲学的知识论反思、伦理学的价值定向、政治学的制度分析、经济学的产业逻辑、艺术学的形式传承、边疆研究的现实关怀，共同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不是文明断裂；是制度创造，不是模式照搬；是开放中的自主，不是封闭中的自保。

孙中山先生1924年北上时，重申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遗嘱仍念念不忘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百年之后，中国已经走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局，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此次会议的真正启示在于：纪念孙中山，最好的方式不是把他安置在纪念馆中，而是把他提出的问题继续推进——如何让现代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让开放不牺牲主权，如何让民族复兴通向世界大同，如何让海派文化所象征的包容、精致、创新与公共精神，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焕发新义。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已经由历史和人民作出回答；孙中山留下的问题，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中不断展开。上海，这座曾见证其革命辗转、实业筹划与文化理想的城市，也因此成为连接先贤遗愿与当代使命的思想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