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陈建华的“大文学史”研究中发现……“空中楼阁”的历史转型语码

《摅己与感人：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陈建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陈建华教授的新著《摅己与感人：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收录了作者过去发表的十二篇论文，研究内容涵盖语言、文学、图像和电影等领域，具体议题包括明清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文学自古至现代的演变以及文学文化等。在我印象中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收入此前国内出版陈建华的各种论文集中，对于关注陈建华的“大文学史”研究范式及其卓越成果的研究者、读者来说，相信在阅读中必有新的收获。

先从书名谈起。作者自述这些论文从起意、写作到发表都离不开师友的鼓励和帮助，因此“每一篇文章都有故事，所有感人的人和事，在记忆的容器里发酵”（自序，第4页）。在为该书取名之时，正好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同上）作者应充分抒发情志，对于读者要有感染力，这是王国维《人间词》的创作经验谈。陈建华教授则强调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要求不人云亦云，以直观为基础展开历史叙事，具有独创性，两者是相通的”。文学研究涉及感情，写学术论文不必那么枯燥，要将高深理论变得清晰易懂，使学术研究有更多的读者（第5页）。建华教授是王国维研究的大家，他的大著《论境界——〈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发微抉隐，深刻揭示和论证了王国维与康德哲学、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相互关系。这里的“摅己”与“感人”正是活用王国维原意及“意”与“境”二字精髓，兼而取之。再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作者自言：“所谓‘文学与文化’，和近时学界的‘大文学史’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以文学为主、与文化相结合，跟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有别。我常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文学文化’，也是这个意思。”（第5-6页）这就解释得很清楚了。实际上，陈建华教授从“革命”话语的现代性到茅盾小说中“革命与形式”的现代性展开，再经由“从革命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一直就是“大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一直念兹在兹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学风景线中潜藏的都市现代性与革命叙事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行走的就是融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都市文化史、新闻报刊史和视觉传播史于一体的“大文学史”——文学文化研究路径。这部新著所收的论文为了解和研究陈建华的文学文化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汇聚文本——在这些论文的研究议题、主旨与具体阐述之间，建华教授的学术洞见与思想的深刻性叠印而出，相互辉映。

陈建华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书中第一篇论文《早期现代中国的通俗文学与视觉文化》时，提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对他的帮助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思想立场——“他对一些含有文化偏见的词汇非常警惕，显示了对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反思”。比如，在文章里陈建华使用了一般沿用的“late imperial”（末期帝制）来标示明清时期的中国，包华石则指出这是含有后殖民主义的观念前设，因而建议使用“premodern”（前现代）（自序，第1页）。这的确是一种很敏锐的概念思考，虽然这个问题仍有讨论的可能。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早已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帝制中国）这个概念表述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界逐渐流行，本意是强调中华帝国历史内部主线的延续性与长时段性，在具体研究中这个概念又往往与新社会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等研究方法相互融合。创刊于1965年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Society for Qing Studies）在1985年改名为“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意图就是把清史置于长时段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但是，由于“晚期帝制中国”概念中似乎带有的衰亡语义，以及与变化中的某种历史阶段（如晚明时期）时有脱节之感，因此有不少学者又以“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这个概念作为替代选项，更强调全球史的目光。一个有点意思的事例是，《晚期帝制中国》现任主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史蒂文·B. 迈尔斯（Steven B. Miles；麦哲维）两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作“Late Imperial China征稿暨欧美汉学期刊发表经验谈”讲座，在主办者发表的报道中，这份期刊的刊名Late Imperial China始终没有译为中文，未知是否与包华石的考虑有相通之处。回到《早期现代中国的通俗文学与视觉文化》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也感觉似乎是对包华石所建议的“premodern”（前现代）的折衷接受。2019年11月陈建华教授邀请包华石来复旦做两场讲座，在古籍所讲的是《非西方的文化观念：“公共”“人民”观念的跨语际历史形成》，当时我也在场听了，很受启发。建华教授称与以往西方学者仅关注中国古代绘画的风格与审美方面不同，包华石探讨“国体”“人”等思想史观念的视觉呈现，极具突破性（第3页）。把思想史观念作为切入点，一语道破了包华石的跨语际视觉文化研究的要点。

《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

回到《早期现代中国的通俗文学与视觉文化》这篇论文。作者在“结语”中对通俗文学与视觉再现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揭示：“有关窥视的文学和视觉再现，与锁孔、墙、门窗、屏风等各种物质媒介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揭示出，作为经历了许多阶段压抑与生存的刺激性修辞，窥视总是受人类欲望的驱使。这一主题产生了多种观看方式，且都与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性别、审美、视觉等令人兴奋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由于这一主题出现在帝制时代晚期的情色插图中，它经历了文学和视觉范式的巨变，融精英与流行趋势、人类的感觉与天性、审美与印刷文化于一体。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再到《金瓶梅》，从墙上穿孔主题转化为门窗框架主题，这不仅标志着从道德到欲望的主题转换，还意味着一种从模仿到虚拟再现的美学转变。”（21页）在这里涉及文学史、视觉文化研究、建筑文化史、器物研究、艺术史、伦理史、性别研究和美学史等研究领域，从文学和视觉范式的巨变中揭示出融精英与流行趋势、人类的感觉与天性、审美与印刷文化于一体的面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趋势。林·亨特（Lynn Hunt）认为在早期现代欧洲，流行的色情文学在颠覆正统道德规范、革新艺术形式以及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陈建华则指出人们在十七世纪中国“春画”中发现的内容与此异曲同工，它们也标志着视觉的历史性崛起。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尽管存在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但这仍是一个唤醒人类欲望、迷人的创造才能、精神放纵和社会冲突的时代。随着传统道德和王朝权威衰落，文人越来越接受融合（syncretism） ，渴望更自由的自我表达和‘天真’，或者李贽所说的‘童心’”（22页）。可以说，早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已经显示出人的觉醒的深刻涵义，而且不无冲破传统政治与伦理压迫的历史意义。另外，文章还揭示了这种历史趋势中的消费文化与中西交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窥视情色的视觉实践到产生了崭新的混合文化范式，不仅反映了欲望文化的需求和文化品味的变化，而且产生了新的经济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在窥视情色故事中出现的西洋望远镜具有神奇的力量，“这反映了清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现代更为全球化的视觉性的形成”（24页）。类似的故事直到清末仍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时事报·图画新闻》刊登的“官场行乐图”，图中文字写着 “广东近有官场多人，在沙头妓艇中，闹娼饮酒。正在兴酣之际，被人用快镜摄其影。翌日，晒出相片，即封固邮寄藩暑。胡藩司接阅后，赫然震怒，拟即彻底根究”，可见与摄影叙事结合的情色新闻带来的政治冲击。

陈建华曾在《在历史的复杂性中探究“文心”》一文中这样概括文学表现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关于视觉、图像方面，从明清插图到近现代的摄影、电影，无论是结合思想史或文化批评的研究，在海内外蔚成显学。我所关注的是文学表现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及其历史的形成与展开。在文学形式的历史性中储存了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感情结构’的丰富矿藏，而探讨文学表现中视觉与其他感官及意识之间的种种关系，更能深入到民族心灵结构的细微之处。这些关系离不开语言、社会机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和文化力量的牵制。”（陈建华《凌波微语》，商务印书馆，2018年，249页）从蕴含在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情感结构到民族心灵结构的深处，最终还是要追索到社会机制、意识形态和政治及文化力量的牵制与突破，这正是陈建华的“大文学史”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性质的内在张力。

陈建华著《凌波微语》

《“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是一篇视角独特、见解非凡的论文，其写作缘起于1991年作者在加州洛杉矶大学选修明清小说讨论课的学期论文。李渔的《十二楼》（1658年）收录十二篇小说，各以一楼作篇名；十二楼的建筑型构各各不同，构成小说叙事的中心舞台。李渔自称这十二楼都是“空中楼阁”，是空间想象的产物。于是，这个“空中楼阁”的意象常常萦绕于陈建华脑际而不可收拾，最终从建筑的伦理结构、园林美学到文学的虚构观念及小说的发展，对“空中楼阁”做了“雕塑般多方位的考察”。 就李渔来说，“空中楼阁”既体现了他在建构空间方面的文化造诣和理想，给小说叙事结构与空间美学带来新的创获，为他的小说即虚构的核心主张起到加强的作用，同时标志着李渔的个人风格的成熟。因此，“空中楼阁”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空间譬喻，是一把开启李渔的文学自我小说身份的历史形塑之秘的钥匙（26-27页）。在近年来的李渔研究中，突破传统戏曲研究的单一视角已成大趋势，研究者多在文献考订、叙事理论、建筑与园林文化、器物美学、生活哲学等领域中探索，取得不少成绩。陈建华的研究则独辟路径，把李渔置放于早期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与“大文学史”的文学语境中进行研究，这篇论文不但开拓了李渔研究的视野，而且在文学文体形式与历史转型这个属于“大文学史”的重大议题中作出了有前瞻性的探索和极有深度的思想挖掘。

至为重要的是，建华教授在他的“大文学史”研究中，发现了李渔的这座“空中楼阁”标识着中国历史转型的深刻语码：“无论是楼阁的建筑形构及其巧妙编织的叙事结构，都是作者的空间想象的产物，也无不印刻着时代的政治与美学的语码。在清初，新朝统冶者重建政治与文化秩序，一方面严厉镇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批判晚明的逸荡士风，重整道德规范与提倡实学。在这一政治和思想脉络里，《十二楼》中的亭台楼阁似是某种加固伦理支柱的空间装置，为欲望的实现横生阻隔，然而对于自觉追求艺术创新的李渔来说，这一自我设限与政治之间更经历一番艰苦而出彩的斡旋，常通过反讽与戏仿的修辞策略拆解其空间障碍，不无吊诡地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的人文精神。”（26页）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精准的历史观察与阐释，这种在外部规训的自我设限与人性觉醒后的解放欲望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催生的种种修辞策略，揭示了文学在面对历史重压时普遍存在的内在张力，至今读来仍能引发深思。

作为一个个体的文人，李渔以他的“空中楼阁”形塑了自己作为时代转型中的文人知识分子的觉醒形象：“表面上他不否认世俗的威权，但与重建道德的倾向并不合拍，事实上在专制强化的政治条件下，采用一种喜的策略，把权威和道德教条化为笑料，遂在笑声中错乱了神圣的逻辑。政治上的自我淡化反而使李渔能较为理性地看待应对时代的变化，利用多方资源来发展文学的自我。”（49页）表面上的顺从是易代之际政治重压下的生存之道，但是他与当时官方重整道学、严明礼教的训诫并不合拍，宁愿在政治上自我淡化，表明了实质上的疏离与超脱，于是才会发展出“喜的策略”，通过文学创作的构思与修辞策略，在无形中消解了专制教条的规训逻辑与沉重感。说到这里，竟然想到了建华教授在他的《雕笼与火鸡》（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丛书，2011年）中的一段自述：十八岁的时候写诗，伤感、颓废而唯美，后来在记忆中“唤醒了伤痛和死亡、少年成长中莫名的震颤。如果还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就像一只火鸟，醒来冲天飞去，带着自由的歌唱，脚上的桎梏如纸片散落”。最后无论如何，他说，“至于开拓心胸、不落言筌，大约还有一份诗的反抗在”（自序，第1页）。不也像是那个在“空中楼阁”上临水自照的李渔，在文学的自觉中探寻观念与时代的交替？

当然，建华教授并没有把李渔推向“晚期帝制中国”的“政治异端”，而是紧紧把他定位在一个各种政治、美学与文化势力交汇竞争的文学场域中的文人，文学才是他的终极立场。于是，更进一步以注重各种权力关系在整体结构中的平行互动而形成的“竞争场域”（contested fields）为引导，阐释李渔的文学主张与实践如何相生相发，“其本身犹如一个微型的势力场域，可见小说与各种文艺之间的对冲与协商，在作深层次的对话”（54页）。虽然李渔并不占据文坛主流，却代表了以戏曲小说为主的新潮流，自晚明以来迅速拓展地盘，带动了雅俗之间的渗透融合、对文学传统与经典标准的重新认识，自觉地使小说成为荷载传统、自成经典的最富活力的文学样式。正如章培恒先生指出的：“中国文学进入近世。并不迟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崎岖历史中矗立着李渔，表明近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创新的内在活力（56页）。

对于李渔究竟如何“发展文学的自我”，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真实意义，陈建华的阐释极为精辟和深刻：“在李渔的‘空中楼阁’的论述中，虚构是核心，旨在摆脱史传观念而在艺术和美学基础上确立小说的身份。再来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的提法，其实文学历来是‘载道’之‘公器’，李渔也声称文学要‘点缀太平’‘规正风俗’，然而出自他为小说代言的立场，把‘公器’的主体变成小说时，其理论语境几乎完全改变。他在诉诸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伴随着一种新的历史要求。”（50页）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更可以说是文学史观，要把文学的主体性与时代发展——包括文体的演变、受众的需求和传播机制等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以“新的文化力量”和“新的历史要求”来阐释这种观念之变，实在是非常贴切和深刻。

《戊戌变法与世界革命风云——康有为与今文经学“革命”的困境》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作者从革命话语的建构出发一路走来，“革命”与“共和”的观念研究一直贯穿在他的大文学史研究之中。从“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诘问到茅盾小说中的“革命与形式”的文学性展开，再经由“从革命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一直在追索潜藏在大文学史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中的“革命”二字。当然也想起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戊戌变法性质的再探讨》（《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那时史学界对戊戌运动持以“改良”反对“革命”的定论，我则试图论证这场运动还是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却没有谈到“革命”的困境。建华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康梁话语中的“革命”看似民国之后与辛亥革命对应的通用语，但是其中所蕴涵改良派的历史经验则远为丰富复杂。“不光作为今文学派对于‘革命’具有一种先天的使命感，事实上康梁一向置身于时代潮流中，其思想即为世界革命潮流所形塑，在戊戌之前已从中外翻译通道获知‘法国革命’与‘明治革命’的多种信息，因此在他们的改良事业中夹杂着暴力与和平的不同革命意涵，且在语词、观念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87页）该论文对康梁的“革命”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不同使用及实质意义进行了深入阐释，尤其是种种欲言又止、既要言说又要后设诠释的“革命”观念困境，正是在时代危机之中的“革命”意识形态之复杂性的反映。事实上，在自现代以来的中国“长程革命”（a long revolution）洪流漩涡中不难看到的是，“革命”的语义不免被强势的时代话语所重塑和规约。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逝世九十周年，学界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和论文。陈建华的《论鲁迅的〈肥皂〉——商品、家庭与全球现代性》写于2020年，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很受启发。“本文从商品的视角解读《肥皂》，想指出的是：整篇小说描写一块洋肥皂在一个旧式家庭中所掀起的‘茶壶里的风暴’，表明四铭作为旧阶级成员，一面大讲仁义道德反对新事物，一面不自觉被肥皂和小家庭所蕴含的社会‘进化’过程形塑，由是对都市经济秩序、个人物欲赋予某种理性且不乏包容的思考。这样的主题标志着鲁迅小说创作的某种转折，他在‘彷徨’中从对‘国民性’的整体批判转向对城市生活与家庭结构的观察，而在写实的独特风格的追求中运用理性之光剖析人性及其阶级属性的复杂形态，借此达到对于现实中国更为准确的把握。最后在全球商品流通与消费的历史脉络中对《肥皂》所蕴含的东西方之间文化、资本与性别的权力关系略作探讨。”（295页）这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和深刻，建华教授的鲁迅研究说明，“只有摆脱所谓‘绝望与反抗’的固化认知模式，才能在它们（指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特别看重的《肥皂》《离婚》——引注）与《狂人日记》《药》的并置中看到一个更为丰富、复杂而全面的鲁迅。”（315页）

从四铭的肥皂到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实际上也涉及陈建华在周瘦鹃研究中深刻论述过的“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议题。他指出周瘦鹃所代表的“旧派”在追求一种“日常现代性”，关注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其文学世界浸润着大众的日常感知方式，文化上更为包容，种种特征跟理性发展的社会秩序更为相容（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36页）。毫无疑问，以“上海摩登”为符号象征的都市现代性的实质始终就是一种“日常现代性”，从报刊、文学杂志到电影等文化产品，从咖啡馆、茶馆、百货公司、舞厅到夜总会等欲望空间，交错往复的跨文本和跨媒体大众休闲娱乐为新兴的、多样共存的公共精神空间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激进主义念念不忘的“制度”层面上，陈建华明确指出：“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同上，自序）鲁迅的《肥皂》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象征与心态，“小说结尾暗示‘檀香’遍及街坊四邻，让人仿佛听到文明演进的脚步声”（《摅己与感人》，313页）。从“日常现代性”的视角来看鲁迅的《肥皂》，“他对肥皂的态度与他反对儒家礼教、中医、旧戏等态度相一致，无不意在推进中国现代性，含有‘五四’一代的激进性，这本身含有反殖民意涵，不能跟垄断商品倾销的帝国主义画上等号。……事实上鲁迅所创造的这一形象因切入中国女权的现实处境而含有以‘平和的方法’进行‘战斗’的启示”（同上）。

陈建华著《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

《清末民初上海消闲杂志与名花美人的文化政治》以《社会之花》《红玫瑰》《紫罗兰》杂志为主要例子，讨论自清末到民国初期上海印刷文化中的名花美人话语。这些杂志以“消闲”与“文艺”为号召，切合都市日常生活语与大众欲望。运用图像打造时尚，传递现代信息与价值，蕴含着某种中产阶级“体面”的生活理想及其中庸的文化姿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体现了某种市民社会的诉求及其自由重商主义的实践（251页）。叶文心在《上海繁华》一书中谈到上海商业精英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无论在上海及其以外的地方——的最强的驱动力”（263页），我认为这样的表述是过度拔高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建华教授的论述是非常精准和严谨的：“通过封面女郎，包括杂志内页的照片或图像以及文学文本形成情感象征的结构性意义，名花美人传统在20年代进一步体现现代性转换及其文化政治。”“在当时半殖民上海和革命风云激荡的政治与思想语境里，这种渐进改良、亦中亦西的都市大众文化无疑显得相当脆弱，但在今日看来却别有一种历史的启示。”（同上）这又是回到了“日常现代性”的讨论，那种在日常生活、商业社会机制和大众消费文化方面的现代性发展，在传播共和理念与民生价值等现代观念方面，往往要比表面上的政治体制变换具有更为基本和真实的历史进步意义。

《图像、文本与历史——以梁启超与〈新民丛报〉〈新小说〉的图像为中心》从这两本杂志所刊登的图像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为何要刊登图像？与话语论述有何关系？对历史研究有何启示？这些问题将话语系统置于具象全球景观中，解读视觉展示的政治与历史意涵，讨论文本与图像的关系、阅读脉络与图像谱系的形成。涉及话语与影像的生产与流通，以及传媒的技术等方面，无疑有助于对梁启超及其杂志的整体性理解，也为思想文化研究带来新的思考面向。”（133页）文章中谈到，“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不像《清议报》时期那么醉心‘民主’‘自由’，同时也抨击专制。然而图像有时溢出文本的局限，仍凸显革命、自由与平等的价值。”（145页）这是关于传播媒体中的图像的力量及梁启超与视觉现代性问题论述最为全面的一篇佳作。

《“千秋壮观君知否？”——青年王国维在上海》认为王国维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极其独特的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之镜，“他不可能背弃他曾奉为真理的文明进步的信诺，却又洞察高歌猛进的‘时代精神’的迷思。……当进步的旋风更形诸为暴力，他生命的悲歌戛然而止”（192页）。《格里菲斯与中国电影的兴起》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影坛上的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传奇的记忆的同时，深刻阐释了格里菲斯在确立中国电影艺术现代性的影响力量——在商业、政治、文化的切换中，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既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热情，又激发起民族主义的意识”（249页）。这种热情和意识同样可以从“日常现代性”的视角进行更深入的论述。

收入本书中的其他论文同样精彩纷呈，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只能就此打住了。最后应该回到陈建华的“大文学史”研究的范式问题。概而言之，在夏志清的重读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之后，陈建华以其独树一帜的融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都市文化史、新闻报刊史和视觉传播史于一体的“大文学史”研究路径，开辟了一片新的文学文化研究话语场。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定位”也是多元的，他的思想资源、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究属“国内”还是“海外”？实际上他是“多栖”“跨际”的。他所开辟的这个新的话语场的基本面向就是在时代风雨与众声喧哗之中不断发现在历史叙事的褶皱中被遮蔽的各种面向，在“白话单边主义”、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的历史悲剧中发现曾经“被颠倒的历史”，由是而在“日常现代性”中挖掘的文学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记忆。这是当前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场域和核心议题：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或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个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是那种单边的、后设的思维模式与叙事框架，总是以“新”“进步”“现代化”“暴力革命”等单向指标设定历史道路、厘定人物的历史地位、建构排他性的强势话语系统，结果是使本来复杂多变和面目模糊的历史语境被纯化、固化和简化，在历史的合目的性的清晰外衣下遮蔽着无数的历史皱褶和盲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同样被这种思维模式和叙事框架所笼罩，面对自晚清以来的文学革命所形成的新、旧文学“大分歧”格局，以及文学论争与政治分歧和社会危机等种种异常复杂、吊诡的现象，是否有必要重绘切近历史真实语境的近现代文学历史图景？如何重绘？陈建华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回应着这样的问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