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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从实力制约到政治共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何以实现
【编者按】
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为观察两国元首互动和共识落实提供新的窗口。
当前,中美正在探索新历史阶段的相处之道。元首共识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成为两国关系需要夯实的“地基”;从“5年5万”到“5年10万”,人员往来如何进一步增进理解、深化合作,决定着两国交流的“桥梁”能否越架越宽;面对经贸、人工智能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竞争与分歧,如何让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考验着双方能否不断完善风险管控的“护栏”。
此时此刻,探讨这些并不是要推倒过去、另起炉灶,而是在新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下,对支撑两国关系运行的共识基础、交流网络和风险管控机制进行修复、补强、扩容和更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基础设施’重塑: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特别报道”,倾听来自中美两国、不同年龄和不同领域的亲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地基”如何夯实、“桥梁”如何拓宽、“护栏”如何完善。
今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9月,双方进一步明确,要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短短数月间,中美对双边关系的共同定位不断得到充实。但共同表述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双方对稳定的理解已经完全一致。对两个既有广泛共同利益、又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大国而言,当竞争难以消失,中美关系的稳定究竟依靠什么实现?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当前中美是通过实力求得稳定”,而稳定不代表没有“坏消息”,甚至“坏消息”还可能增加,关键是波动幅度能否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只要没有热战,也没有陷入新冷战,双边关系就仍有可能保持总体稳定。
在他看来,“军事安全和经贸领域的相互威慑是实现稳定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向澎湃新闻总结分析道,关系表述的演进反映了中美双方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持续互动、逐步探索双边关系共识性定位的过程,“给予了中美关系相向而行、能考虑彼此关切的新的历史定位”。
中美互构互塑、寻找共同表述
理解这一新定位,需要把时间线往前推。
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方眼下在对华政策的战略思维、叙事概念和具体策略等方面出现了不少新变化。2025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抛出美中已经进入“战略稳定期”的表态,立即引发外界关注。
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第二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在33页的文件中,中国在第19页才首次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信息是——美国与中国之间曾经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已经“转变为近乎对等者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今年2月,鲁比奥再次表示,中美虽然在某些领域上仍存分歧,但认为两国关系已达到某种“战略稳定”,两国必须能够对话、沟通和互动。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鲁比奥通电话时表示,“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从去年7月鲁比奥首次提出“战略稳定期”这一表述,到今年4月中美外长通话,双方对中美关系的表述逐渐向“战略稳定”这个关键词靠拢。

2025年5月13日晚间,特朗普搭乘空军一号抵达北京
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提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而,这之后双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具体表述已经出现差异。在白宫5月17日发布的事实清单中,美方在“建设性战略稳定”之前增加了“公平(fairness)”和“对等/互惠(reciprocity)”两个限定词。
刁大明指出,美方强调的“公平”与“互惠”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提出的“自由、公平、对等”原则有一定延续性。但这其中,美方可能更关注规则是否符合其认定的公平标准,以及美国是否能从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多实际利益。中方则始终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互利共赢,尤其重视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并未因这些理解上的差异而停留在各自表述之中,而是通过持续沟通,努力寻找可以共同接受的表达方式。“我们采取的做法就是继续相向而行。”刁大明说。
9月17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王毅同鲁比奥通电话。通话中,王毅提出“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
八天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再次会晤。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尊重、公平、对等”纳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定位,也成为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娅合影。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这一过程的意义不仅形成了更具体的关系表述,更在于双方通过反复沟通,为共同使用的概念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刁大明看来,这一过程不是某一方单方面提出概念、另一方简单接受或拒绝,而是双方持续沟通、互构互塑、逐步寻找共同表述的结果。随着互动推进,原本分别存在于双方政策语言中的一些要素开始汇合,新的关系定位也因此获得更具有共识性的内涵。
刁大明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各自持不同的政策语言,难以形成共同表述;如今,双方开始尝试在同一套概念框架下表达各自关切。“尽管对具体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表述,但这些理解并不相互冲突、仍存在同一个区间当中,这就有助于形成重要的共识前提。”
但是,新的关系定位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消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近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指出,两国元首并未宣布结束竞争,而是承认了一个更加现实的判断:竞争需要一个政治框架,以防止其逐渐滑向对抗。
而早在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方就提出“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它强调了竞争不能定义关系的全部,更不能使一个领域的摩擦蔓延至其他领域。
“中美需要将竞争置于一个以稳定为导向的政治框架之内,通过持续互动和实质性安排,逐步降低危机风险。”美国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韦恩(Michael D. Swaine)近日刊文指出。
可见,共同语言只是起点。即使双方对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形成相同的理解。
危险、代价、精力:中美寻求稳定背后的实力因素
中美就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后,对照双方发布的成果文件不难发现,两国虽然形成了共同的关系定位,但对其具体内涵和政策目标仍各有侧重。
中方强调,双方应尊重彼此的差异、增进相互理解、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清单,并妥善管控分歧。白宫则将这一共识放在“为美国民众带来成果”的叙事中,重点介绍经贸安排、关键矿产供应、芬太尼问题等具体成果,同时提及特朗普主张推动美俄中三方军控谈判。
而对于特朗普主张的美俄中三方核裁军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中国的核力量同美国、俄罗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现阶段要求中方参加所谓的核裁军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可行”。
由此不难看出,关系定位的趋同并不自动带来政策目标的统一。“尊重”“公平”“对等”都是容易获得认同的词语,但落到具体政策上,它们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期待。
受访专家均表示,对中方而言,稳定关系需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妥善处理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美方的政策表述中,“公平”和“对等”则与贸易安排、市场准入以及美国所期待的具体回报紧密相连。
美方近期的表态,也呈现出务实而带有竞争色彩的思路。
当地时间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表示,“本届政府的态度是努力在对华关系中寻求战略稳定性,因为美方明白,如果美中关系的局势恶化,爆发贸易战,或者爆发任何其他冲突,都将对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鲁比奥 视觉中国 图
但他同时强调,美方会继续就被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事项向中方施压,但同时,双方也会努力管控双边关系,避免事态升级,造成更危险或更严重的后果。
达巍指出,美国战略界对“建设性战略稳定”也并非没有争议,部分人士对这一表述持消极态度。但至少有一个普遍的判断是,“大多数人认同,相较于去年,双边关系在今年有所稳定,也更具建设性。争议更多在于,这种状态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从双方目前的政策表述和实际互动看,避免关系失控所带来的高昂代价,已成为中美维持稳定的重要共同利益。
“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达巍看来,稳定并不是双边关系中不再出现负面事件。他对“稳定”的定义相对务实:没有热战,也没有陷入新冷战。“‘坏消息’仍可能存在,甚至可能增加,但只要没有严重到打破这两条底线,双边关系就仍有可能保持总体稳定。”达巍认为,若以这一标准衡量,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可以持续的。
这种稳定何以维系?达巍将其归因于中美双方在实力层面的相互制约与威慑。
达巍分析称,当前中美关系得以维持稳定的核心原因在于“双方通过实力形成了相互威慑”。具体来看,他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军事冲突“太危险”(too dangerous),经济对抗“代价太高”(too expensive),长期持续博弈让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too exhausted)”。
其中,军事威慑是长期存在的约束。但经济领域的相互制约,为中美关系增添了新的约束。美国在半导体、芯片等领域具有优势,中国则凭借稀土等关键资源拥有相应的反制能力。双方都掌握着对方难以轻易替代的关键环节,这使得全面对抗的代价难以忽视。
达巍强调,“稳定框架的核心在于其波动的幅度不能太大”。“过去一直存在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有新力量加入,因此当前这一轮稳定更有可能持续下去。”
近期经贸磋商的进展与反复,也体现出这种相互制约的复杂性。
香港《南华早报》10月20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在争取延长贸易休战、推进投资安排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都在寻求利用各自优势增加谈判筹码。消息人士称,双方没有威胁限制稀土或飞机零部件供应,但都希望提醒对方,自己在关键供应链中拥有怎样的影响力。
达巍指出,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关键在于“相互威慑”是否依然有效。
“无论是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是两年后的美国大选等固然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影响未来两国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因素仍是中美能否在实力层面形成互相威慑。”他说道,“如果双方对彼此制约能力逐步减弱,‘稳定’就可能发生变化。至于双方能否以及何时摆脱这种相互制约,目前仍难以判断。”
同样的,刁大明也表示,相较于过早讨论这一共识能够持续多久,或者2029年美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更重要的是抓住未来两年多的时间窗口,将已有共识转化为具体成果,实现更多新的对中美关系积极的“形势比人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自去年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在经贸、军事沟通、执法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进展;但与此同时,投资限制、科技安全审查和人文交流受阻等问题也在持续。
根据中方9月公布的共识成果,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另据香港《南华早报》10月20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美在投资理事会的相关磋商“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具体到农业领域,据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2026年9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36.09万吨,而去年同期进口量为零。报道称,这属于此前贸易安排下采购的大豆,显示双方经贸往来正在恢复。
此外,双方还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在11月举行下一次对话。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美两军也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

当地时间9月20日,何立峰副总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但即便是在达成上述一系列安排后,华盛顿仍然传出杂音。
10月23日,美财政部发布新版对外投资限制拟议规则,征求公众评论意见,该拟议规则歧视性扩大对华投资限制范围。19日,美方依据《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以窃取商业秘密为由,对中国5家企业实施制裁。同日,在科技领域,美国土安全部发布针对中国企业Deepseek的联邦采购排除和移除命令通知。
商务部随后做出回应,强调中美加强科研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害己。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市场规律,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增进互信、管控分歧。
中美双方能否在分歧存在的情况下,维持更稳定的行为预期和沟通方式成为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与传统经贸问题相比,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不仅涉及产业竞争,也涉及潜在安全风险以及跨境影响。中美建立人工智能对话说明,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双方认为仍有必要讨论如何应对共同风险。
习近平主席9月在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时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特朗普则表示,讨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紧迫问题”,可以“促进未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外交官》杂志10月的一篇文章称,两国元首由此为这一新的对话平台提供了政治背书。而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人工智能将成为峰会的正式议程。文章认为,中美两国应在深圳填补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缺失的一环。在11月官方的人工智能对话后,中美可以在APEC峰会上启动一个由智库和行业协会支持的中美人工智能常态化的“二轨”对话机制。同时,中美也可以在APEC峰会上在出口管制和市场准入方面设定底线。
但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下,达巍坦言,部分领域的落实成果相对有限。他进一步分析道,“当前中美仍然缺乏足够互信,推动关系进一步改善会面临较大困难。其次,美方在推动共识落实方面也存在较突出的问题。”
特朗普曾多次提出允许中国车企赴美设厂的想法。9月,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我可以接受。”但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国会议员持反对态度。消息人士称,考虑到中美双边关系的政治现实以及华盛顿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对赴美开展大规模长期投资持谨慎态度。
相比经贸和科技领域,人文交流的恢复则是另一项更具长期意义,却也容易被忽视的考验。
习主席9月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面向未来的邀请,为两国青年进一步相识相知创造了新的机遇。
与2019年的峰值37万人相比,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发布的最新年度统计数据显示,2024-2025年度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约为26.6万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在9月下旬也发布报告称,美国学生赴华留学人数也出现下降,旨在培养未来中国问题专家的项目不断萎缩。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防长赫格塞思10月23日表示,已将设在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学院”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是双向的、互利共赢的,不应该受到干扰和破坏。

赫格塞思 视觉中国 图
这些机会的丧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超出校园。这类交流的价值不一定能在短期内转化为某项协议,却关系到两国社会能否形成更充分、更准确的相互认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巍认为,从现有举措看,中方已经迈出更进一步,而美方尚未采取相当的举措。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文交流被安全化已深入到基层,如果两国社会层面缺乏主动改善交流的意愿,仅靠领导人释放积极信号,难以扭转人文交流承压的局面。
刁大明则表示,如果美国民众能够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获得看得见、有体感的切实利益,例如经贸合作带来的收益、商品价格的改善以及交流机会的增加,就可能对中美关系形成更积极的认知。相反,如果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不仅未必能为美国带来更多收益,还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相较于讨论2029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的形势,刁大明指出,“更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间窗口,多做一些实际工作,只有让稳定产生可感知的现实收益,才能进一步巩固共识,逐渐形成超越美国单届政府或党派政治的持续动力。”

海报设计 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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