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视野重访中国革命——第一届革命史论坛纪要

2026年10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革命”——第一届革命史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出席会议。不少外地学者以及上海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生旁听并参与会议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崔海英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谊结合华东师范大学的红色基因及学校的学科建设，期待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在全球视野下深耕中国革命史研究，进一步凝练研究特色、厚植学术优势。同时，他希望以此为纽带，深化与各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协作，合力推动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在全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历史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需要以宏阔的视野以及多国史料，进一步发掘中国革命在全球历史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独特贡献与深远意义。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作为国内最早系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之一，七十余年来始终与学科发展同频共振，一代代学人在中国革命史诸多领域深耕细作，推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举办首届革命史论坛，旨在赓续学术传统，深化革命史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与成果交流，共建学术共同体。

与会者合影

会议共设七场专题论坛，二十五篇论文报告。24日上午，第一场论坛以“观念与主义”为主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瞿骏主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张珺考察“列强”概念的生成、传播及其进入历史叙事的过程，通过晚清报刊、官方文书和历史著述，梳理这一词汇从边缘话语转为常见表述的历程，将其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评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志毓认为，以“列强”一词解释晚清世界观的整体转变，所承载的问题过大，建议增加相关概念，从概念之间的联系考察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佳奇提出，概念生成、传播与历史叙事是几条不同的线索，文章可以聚焦“列强”概念的传播和使用，分历史阶段考察其变化，并将“夷”、帝国主义等概念纳入讨论。

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刘大禹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讨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政治路径的演进，认为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启蒙对象逐步由知识阶层扩展至大众，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思想资源的变化也应放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评议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成飞指出，启蒙运动的演进涉及多条思想线索，应避免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处理得过于线条化，建议文章适当做减法，集中讨论主要问题；涉及党的创新理论等表述时，还应结合所讨论的历史阶段，表达得更为精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陈文彬建议进一步精简文字，并提醒注意概念使用的历史语境，避免用后来形成的概括直接解释此前的思想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樊建政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附录为中心，重新讨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与友俄思潮的关系。他认为该史料内存抵牾，史料与既有研究之间张力不小。在考察文本生成，解剖文本言论的基础上，他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附录舆论是借题发挥，其题是宣言，对宣言并非照单全收，而是侧重于宣言重申《和平法令》的部分，所发挥的是五四友俄派自身的世界主义观念，友俄派视世界主义为解决外争国权更彻底、更根本之途径，该附录舆论实际上是友俄派集体亮相。《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任胡永恒肯定报告人细致的文本比较，同时提醒应更明确地交代与既有研究的分歧，认真处理可能挑战自身解释的反例。瞿骏则强调要区分个人思想与社会思潮，既要辨析不同“世界主义”的内涵，也要考虑报刊的传播范围和影响，不能将不同层次的材料等量齐观，以及五四用思想来“作”事情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思文关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考察国民党人的革命诉求如何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演进趋势，认为国民党的革命理念在容纳“主义”思潮的同时，其“革命”的实质和内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宏达建议将国民党分解到具体人物，把他们的思想变化放在五四后社会思潮转变的脉络中考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楠肯定选题的问题意识，同时提醒《觉悟》提供了一个容纳不同言论的平台，应说明这份副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国民党。

第二场论坛的主题是“组织与革命”，由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赵懿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李坤睿从李大钊的师友交往、地方联系与干部活动入手，考察中共北方组织的生长。报告指出，随着地方组织扩展和区域机关建立，一部分工作逐渐脱离个人联络而由组织承担，国共合作、苏俄联络与跨区协调仍集中于少数负责人；政治条件变化后，各地组织因群众联系和干部条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接续工作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斌肯定报告对李大钊社会关系的梳理，进一步追问师友、地缘等不同关系怎样转化为组织发展的力量，并建议更多利用李大钊本人的文献，考察他面对组织内部矛盾时的选择与协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仰亮则针对论文与“李大钊路线论”的对话提出，地方组织通过教师、工人和村庄网络扩展，并不直接说明李大钊的工作重心不在上层，需要进一步解释组织生长的材料与政治路线判断之间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潘璐将一二·九运动的研究视线前移，梳理燕京大学社联通过公开团体、学生自治会和校际联络开展动员的过程，说明校内日常活动积累的群众联系与动员经验，如何通过自治会和校际联合转化为集体行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楠肯定报告梳理了公开团体、学生自治会和校际联合之间的动员过程，建议在引言和结语中更明确地回应既有研究对党组织与学生运动关系的判断，并补充左翼学生与基督教团契的互动、女生参与以及校方和教师的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迟进一步追问陈翰伯等人的入盟动机与社会关系，建议写清沈昌焕辞职、张兆麐当选背后的人事变化，并突出正式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此前形成的组织网络与政治联系如何继续产生组织效应。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雷波利用新出胡鄂公往来信札，结合既有文献，讨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创建、组织对接及其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他将南委置于南方多省的党务、军事与统战工作中考察，以还原其活动面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王龙飞建议进一步梳理胡鄂公赴港的过程及其与相关组织的联系，将人物活动放回南方党组织重建和统战工作中考察。赵懿认为，新出信札的价值还应通过重要学术问题来呈现，可以将南方党组织重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联系起来，说明联络南方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居东关注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东工委的组织运作，分析不同工作系统并行、军中左派力量发展与东北军内部关系变化之间的联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李里指出，文章涉及的两个东工委分别侧重情报与统战工作，需要辨清两套系统的关系；政策指示、个人活动与组织实际运作也应加以区分，不能直接以个人回忆中的评价代替对组织运行的考察。李雷波建议将重心放在西安事变至二二事件期间，具体讨论中共在东北军内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并在利用新史料的同时，充分参照《毛泽东年谱》及相关文献，梳理统战工作的设想与实际展开。

24日下午，第三场论坛围绕“军事与战略”展开，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

王龙飞梳理中共对“根据地”的认知演进，认为以根据地为依托并非既定革命路线，也不是马克思、列宁等理论家和革命家所指明的方向，而是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探索形成的，这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有其独特意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宏雨建议从概念史角度深化这一研究，梳理“根据地”在不同时期的用法，明晰其相应的不同层次的内涵，并提醒注意一些史料的版本情况。李里则提出区分“根据地”与“革命根据地”，压缩根据地得失过程的叙述，把讨论集中于认识的变化，进一步呈现党内不同意见的互动，以及地方认识如何上升为中央认可的主张。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贾钦涵利用美国驻华武官报告，考察抗战时期美国军方对中共认知的变化，认为战略需求推动美方重新评估中共的军事合作价值，而不同武官的立场差异、意识形态与事实判断之间的张力，贯穿情报分析的过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骏建议将美国武官对中共军事力量、装备和外交态度的判断，与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考察这些判断的依据及其变化。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才友则提出，武官处只是美国决策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还应注意它与国务院、情报机构及军方其他渠道的联系，补充中美交往中的中方材料，进一步追问这些认知如何进入政策制定。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大卫考察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后华南武装斗争的恢复，通过干部派遣、武工队活动和反“三征”斗争，说明地方党组织如何接续人员与地方关系，重建群众和给养基础，并在地方武装与主力、分散与集中、发展与巩固之间反复调整。刘大禹肯定报告的总体思路，建议先交代主力北撤后的全国战略背景，说明“华南”与“广东”的地域范围，并写清党组织如何整合分散的地方人员与武装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建华进一步关注地方武装保存和恢复的具体过程，认为不能只列举不同时点的人数，还需说明力量如何增长，以及香港分局成立前后各领导机构的职责和关系。

陈佳奇梳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如何形成，并运用何种战术推进落实。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李里峰认为，应将变化过程同七道江会议面对的几种方案分别考察；评价其意义，需要回到当时的困境与选择，说明专题研究相对于既有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提出了什么新认识。黄骏建议进一步利用作战日志及中央与东北局的相关文件，核实指示传达、决策形成和军事部署的先后关系。

第四场论坛的主题是“经济与革命”，由沈成飞主持。

南方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春英比较陕南、关中与陕北的财政条件，讨论地方财政与武装革命兴起的关系，提出将区域财政能力、军事供养及土地革命的落实条件纳入分析，以理解不同地区革命的存续和发展。黄道炫指出，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需要综合解释，政党最初进入地方、革命力量与对手的关系都应纳入考察。他建议把财政研究放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讨论财政条件如何影响陕北革命的起落。蒋宏达从明清以来陕北军事布局与财政供养的历史脉络出发，认为地方军事化具有更长的历史背景，还需说明这种背景与民国时期革命形态之间的联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林超超关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土产推销与工业品下乡。传统城乡贸易渠道受阻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承担起更多土产运销任务，以维持农民购买城市工业品的能力；业务范围的扩大也对商业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并增加了财政投入。报告由此呈现土产收购、工业品销售、资金回笼与农民购买力之间的联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魏少辉认为，土产推销与工业品下乡构成双重议题，需要理清二者与合作社商业、资金回笼之间的逻辑关系，考虑以政府推动城乡贸易的实践贯穿全文，并使各部分标题准确对应论述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会芳提醒，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时间与条件不同，“土地改革后”的表述需要具体界定。城乡贸易受阻的原因、老区经验与新区政策的关系，也应进一步辨析，并通过增加与前后时段的比较，说明扩大城乡交流的动力和阶段，以及城乡物资交流和国家财政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逸扬考察保卫中国同盟援华物资运输网络，将宋庆龄的人际联系、八路军各地办事处的统战协调和中共组织群众运输的工作结合起来，梳理海外募集、城市中转与乡村运输之间的衔接，说明统战与交通工作怎样使援华物资从香港抵达根据地。李里建议在题目与论述中突出中共在运输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结合廖承志此前的工作、宋庆龄与中共的联系，解释人员派遣及网络运转的来由，将运输经过写成能够说明原因的历史过程。林超超则提示区分保卫中国同盟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说明既有运输渠道怎样继续使用，并考察物资受阻、扣押等困难及其解决方式。

第五场论坛以“文本与理论”为主题，由李里峰主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张蓝天比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早期版本与后来通行版本，将文本放回同时期党内政策讨论及共产国际文件传递的背景，考察其形成演变过程。杨宏雨肯定了细读文献的工作，提出应更清楚地呈现小册子的版本修改。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侯艳兴建议以表格列出不同版本的标题、署名和出版信息等差异，同时提醒，还应考察这一文本如何被阅读等问题。

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翔将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华侨抗日动员与中共东江武装的建立联系起来，通过海外救亡团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及华侨回乡服务团之间的联系，考察青年和物资跨海流动如何参与华南抗战。魏少辉建议进一步展开马共在组织华侨抗日动员、衔接南洋与东江、输送人员和物资的具体工作，并为有关马共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判断补充直接史料。张仰亮则提出细分华侨群体的身份和政治归属，考察不同认同何时相互支持、何时发生冲突，进一步说明共产国际、中共与马共之间的互动，并用捐款、药品等具体材料充实物资输送的讨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令坦关注延安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从专门机构、编译组织和审校制度的建立入手，讨论文本校勘、术语考据与理论阐释如何参与知识整理和理论创造，揭示经典编译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张蓝天建议补充关注设立翻译部的落实程度，出版社、报刊在编译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并结合译文本身考察翻译成效，讨论忠实原著与回应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译著如何进入干部的学习实践。《工会理论研究》编辑唐城肯定从文本翻译到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建议适当压缩篇幅，避免各部分重复论证，并进一步说明著作翻译怎样指导党的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艳红将抗战时期日军俘虏的教育改造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相联系，考察相关政策、实践与思想理念的延续。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军全认为，两类改造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充分论证，应以具体材料说明日军俘虏改造的经验如何延续到日本战犯改造之中。王春英提出应区分“相似性”与“连续性”，方法相似，并不直接证明政策延续，还应从参与人员、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中，寻找连接两段历史的证据。

25日上午，第六场论坛围绕“政党与社会”展开，由胡永恒主持。

马楠以1919年至1925年国民党在沪组织变迁与党务干部更替为线索，考察国民党从“改进”到“改组”的过程，将组织调整、基层党权变化与干部的政治选择联系起来，讨论上海地方党务与全国政局之间的互动。李志毓认为，文章的新意在于呈现国民党上海党务人员的升降与转变，建议聚焦从学生精英到党务骨干的变化及新旧势力的更替，删减偏离这一主线的内容，使题目与论述重心相互对应。李在全则提醒，五四前后青年人的政治身份尚在变化之中，不能用后来清晰的政治分类来解释此前的状态；同学、同乡等传统人际网络与组织化的现代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会修从早期党组织与工会权责关系的调整入手，追溯“党领导一切”的组织经验，梳理中共由依托工会开展组织工作，到逐渐强化党组织政治领导的变化，并关注多重组织体系并行发展所带来的协同与权责问题。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肯定这一选题对党的领导之历史渊源的追溯，建议以更充分的材料说明工会组织网络的规模，并辨析政治领导、指导与具体管理之间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则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党工关系与40年代的领导体制之间仍有需要补足的环节，党领导工会也不能直接涵盖对其他组织的领导，建议进一步斟酌“党领导一切”与“路线”等表述同文章材料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奎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再议农民何以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他区分“支持”与“参加”所包含的不同活动，强调革命动机的群体、地域和阶段差异，主张通过具体个人与群体的实证研究，理解不同生存处境下的行动选择。李坤睿肯定区分“支持革命”与“参加革命”的意义，同时追问以是否脱离原有生产生活来界定“参加革命”，能否涵盖承担战斗任务的民兵。何居东肯定其与既有研究认真商榷的态度，认为研究综述应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期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证考察提出新的解释。

第七场论坛的主题是“革命与新生”，由赵国壮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醒世以1949年巴黎两馆起义为中心，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政府驻外外交官的政治抉择，将相关人物的思想背景、中共海外统战工作与法国政府的反应结合起来，讨论政权更替之际外交官的选择及其国际环境。徐涛肯定选题及多方史料的运用，同时提醒熟悉研究对象之后仍需审慎衡量其影响，巴黎两馆起义这一具体个案能够解释多大范围的外交官政治抉择，应与文章题目相对应，对事后回忆中的统战联系，也需要进一步核实。贾钦涵建议比较英、美、法等国的相关报道，补充事件发生时的蒋介石日记、档案及顾维钧材料，并结合人物当时的处境，辨析回忆录中的解释是否成立。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春林从黄继光曾被称为“马特洛索夫式”英雄这一现象出发，追索英雄称号的形成与变化，将其置于苏联电影传播、军队政治工作及中苏关系的背景中考察，讨论外来英雄形象与中国革命经验之间的联系。李军全提出，英雄称号的形成应放在亲近苏联的社会心理、士兵教育与军队政治训练中理解，不能仅以观看电影解释个人选择，也不宜直接用中苏关系变化说明一种文化影响的消退。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谢敏进一步建议交代《普通一兵》等作品进入中国军队的渠道，核实一二九运动黄继光在入朝前后的观影经历，结合上级指示、部队嘉奖令等材料梳理称号演变的时间，并考察这种变化与军队荣誉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

王楠将国旗的选定、制作、使用规范与涉外问题放在一起考察，讨论国家象征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和外交实践。她区分国内使用中的普及与规范，以及涉外场合中位次、礼仪与国家立场的表达，呈现两类场景的不同处理方式。陈文彬肯定报告对国旗“去商品化”、涉外场合中的位次，以及国旗尊严与外交策略之间关系的讨论，并提出可继续考察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国旗使用。张会芳认为，国旗的设计定案、国内使用与涉外规范涉及不同问题，宜进一步聚焦或分别讨论；在利用档案的基础上，还可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解释，并特别注意未正式颁行的草案与实际实施规范之间的区别。

会议最后的圆桌讨论由王才友主持，与会学者交流革命史研究的视野、方法及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黄道炫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学术勇气，直面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关键影响的问题。李在全指出，资深学者、青年研究者和期刊编辑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共同搭建好革命史研究的交流平台。赵国壮、刘大禹和李翔等人对未来革命史研究作出展望，认为全球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需要更加多元的文献来源，也需要具备长时段、跨地域的知识积累，既考察世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关注中国革命与周边国家革命之间的联系。

胡永恒结合编辑工作，鼓励青年学者更有自信，在面对发表、考核压力的同时，为真正关心的问题保留时间和精力。赵懿将论文质量的关键概括为“真问题、真观点、真史料”，强调文章应提出明确判断，并以扎实的一手材料支撑论证。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获取条件变化，青年学者可以发挥技术优势，同时加强问题选择与材料辨析的基本训练。徐涛围绕“全球视野”与“全球史视野”的区别展开讨论，提出应进一步明确革命史论坛的学术定位及其所要处理的问题。

李志毓结合王春林的报告和个人阅读经历，提出苏联和俄罗斯文化对中国革命者及几代干部的影响值得深入考察，也勉励青年研究者珍惜时间，形成持续的学术积累。孙会修主张坚守党史与革命史研究的本位，借鉴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并将主要精力用于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杨丽萍从革命动力的产生、政治传播的落地与接受谈起，提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具体的人与事来说明。李军全认为，应加强对革命史理论的归纳总结，在理论与方法上作出更多贡献。李里建议今后会议可以将具体论文的讨论与革命史研究的现状、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

会议闭幕式由周斌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丁晓强在总结中强调，史实基础、问题意识和学术对话应贯穿研究全过程，写作者需要明确自己在与哪些研究对话、能够提出怎样的新认识。他提出，党史研究应具有更宽阔的革命史视野，在扎实的历史研究中推进学科建设。

本次论坛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与世界的联系展开研讨，在史料运用、概念辨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交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与期刊编辑围绕具体研究切磋讨论，为深化革命史研究、加强学术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