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新月在：丰子恺在上海虹口的艺术行迹

2026年适逢中国漫画百年。10月31日，上海朱屺瞻艺术馆携手丰子恺研究会推出的“一钩新月天如水——丰子恺艺术文献展”正式对外展出。

与以往侧重呈现丰子恺漫画成就的展览不同，本次展览将视角收束到“文化在地性”上，以文献梳理的方式回溯他1924年底至1932年在虹口的艺术行迹，试图还原“子恺漫画”生成的具体现场。展览追问的是：一位画种的命名者，如何在一座城市的具体街区、校舍与刊物网络中，逐步完成自己的艺术语言。

丰子恺先生（1898-1975）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展出现场

朱屺瞻艺术馆副馆长、展览策展人马艳在导览时说，丰子恺的建树远不止于漫画一端，书法、文学、翻译与音乐教育同样是他深耕的领域，因此“拉出一条线，就能撑起一个展”。而这条线的起点，被她锚定在1924年至1932年的虹口。那是丰子恺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来到上海、参与创办立达学园、入股开明书店，并在《文学周报》上被郑振铎冠以“子恺漫画”之名的九年。一个画种的命名，一种绘画语言的确立，一位艺术家多重精神面向的展开，都在这九年里，与虹口的具体空间融在一起。

展出现场

丰子恺在虹口的艺术行迹

展览的第一单元“当时新月在——丰子恺在虹口的艺术行迹”，做的正是这种“空间还原”的工作。1925年2月，丰子恺与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俭德里10号租下两幢房屋，挂出“立达中学”的校牌。为了筹措经费，他卖掉了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将所得款项悉数投入办学。立达学园不只是一所学校，它迅速成为一群怀抱理想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的聚集地。翌年成立的立达学会，会员名单上并列着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等一长串名字。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一个极易被忽略却意味深长的细节，藏在“缘缘堂”的命名里。

日后浙江桐乡石门那座著名的缘缘堂，其实并非这个名字的起点。1926年，弘一法师（李叔同）来到上海，在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子恺的宿舍里，让丰子恺抓阄，两次皆得“缘”字，遂将虹口区永义里的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彼时的“缘缘堂”，是一间“游击式”的宿舍，却已是丰子恺精神生活的中心。

展出现场

1927年，也是在江湾永义里的寓所中，丰子恺正式皈依弘一法师，法号“婴行”，师徒二人共同发愿“以画说法，以艺劝善”，《护生画集》的漫长工程由此起笔。缘缘堂的“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处固定的房产，而是一种在流动与交游中不断生成的艺缘与法缘。展览将这一层地理与精神的双重“原点”揭开，使得艺术家的诞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才华故事，而是一张由师友、刊物、校舍与信仰共同编织的网络。

丰子恺 《行书马一浮<将避兵桐庐 留别杭州诸友>》 水墨纸本 34.5cm×26.5cm  1938 私人收藏

丰子恺漫画的"生成"与完整人格

第二单元“此境明月好——丰子恺漫画的‘生成’流变”，则把追问推进到绘画语言本身。而这种语言是如何化合而成的？展厅中一方明亮的玻璃展柜与背后的深色展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答案。

展墙上印着丰子恺在《绘画与文学》中的自述：“回想过去的所见的绘画，给我印象最深而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种小小的毛笔画。记得二十余岁的时候，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展柜内，并列陈列着两本泛黄的文献：左侧是原版的《梦二画谱》（竹久梦二），右侧则是带有蓝色波浪纹样封面的《出帆》（竹久梦二著）。

《梦二画谱》（竹久梦二）与《出帆》（竹久梦二著）

这两本来自日本的画册，正是丰子恺“中国式漫画”语法成型的隐秘源头。竹久梦二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画家、诗人，他的画作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女性的哀愁与日常的诗意，被称为“梦二式美人”。丰子恺在东京游学时偶遇梦二画集，如获至宝。

丰子恺对竹久梦二的吸收，绝非简单的技法临摹，而是一场深刻的“中国化”转译。梦二赋予了他“简笔”的胆识——不必依赖繁复的线条与光影，寥寥数笔即可捕捉人物的神态；但丰子恺进一步将这种简笔，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线条的书法意味相融合，剔除了梦二画中过度的感伤，注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与人间的温情。

丰子恺漫画

1925年，郑振铎主编《文学周报》，向丰子恺索画用作插图，并为这些“寥寥数笔勾画意境”的小画冠以“漫画”的题头。同年12月，《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结集出版，收录作品六十幅。中国自此有了“漫画”这一广为流传的画种名称。但“命名”只是表象，更关键的是，丰子恺在虹口时期的创作与交游中，逐步完成了一种绘画语言的化合：他将现代漫画的简笔表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诗性趣味相融合，形成了“意到笔不到”的独特语法——人物常常不画眼睛，甚至省略五官，以极简的线条留出想象的空间。朱自清说他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俞平伯说“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泰戈尔则评价其为“诗与画的具体结合”。这些判断指向同一种品质：丰子恺的画之所以成为一个画种的起点，不在于它“像漫画”，而在于它把中国人的诗心与人间情味，安放在了一种最朴素、最可亲近的视觉形式之中。

丰子恺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 纸本设色 26.8cm×19.9cm  1940 丰子恺家族收藏

第三单元“再写山月长——丰子恺的文学、音乐与翻译”，将视野从绘画拓展开去，呈现的正是策展人所强调的“完整人格”的养成。丰子恺一生出版的画集、散文、美术理论与音乐理论著作、译作达一百六十部以上，通晓日、英、俄多种语言，53岁始学俄文而终成《源氏物语》的经典译本。在虹口的九年里，他同时进行着办学、写作、翻译与音乐教育的工作，这些看似“跨界”的劳作，在他那里并非才能的碎片化展示，而是同一种艺术态度的不同出口。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1940年将《缘缘堂随笔》译介到日本时写道，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所谓“完整人格”，正指向这种真率与爱：它们先于“跨界”，也高于“跨界”，是丰子恺一切创作得以成立的精神底座。

展出现场

丰子恺 《双髻坐吹笙》 纸本设色 34.5cm×27.5cm 1970 丰子恺家族收藏

展览的文献体量并不追求“大全”，百余件展品以创作手稿、经典原作、出版文献与生活影像相互穿插，试图让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位已经被经典化的“大师”，而是一个在具体的城市空间中“正在生成”的年轻人。1924年，当《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我们的七月》上刊出时，丰子恺不过二十六岁；画中那弯新月，据丰子恺之孙丰羽介绍，实际所见是残月，为了画面构图才改作了新月。这一处微小的“不忠实”，恰恰透露出一种属于艺术家的自觉：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画面的情味比物理的真实更重要。十余年后，他在1940年代两度重画同一主题，人物、器物已不尽相同，而那弯新月、那幅竹帘、那种“人散后”的怅然与安宁，始终未变。

丰子恺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纸本设色 30.2cm×23.5cm 1940  丰子恺家族收藏

据悉，近年来，朱屺瞻艺术馆发起并推出新的展览品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虹口文脉研究系列展”，此次策划“一钩新月天如水——丰子恺艺术文献展”不仅是对丰子恺先生在在虹口这一他曾经生活过的历史场域里的一次时代回望和个案书写，也是朱屺瞻艺术馆从文化在地性的维度出发，梳理地域美术、挖掘和激活虹口20世纪近现代美术资源的重要路径和方法。展览期间围绕丰子恺的艺术，该馆将推出圆桌讨论、讲座和工作坊等系列公共教育活动。

展出的丰子恺图书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