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没有伯爵：大仲马之父与拿破仑的黑人将军

2008年，法国球星利利安·图拉姆退役后，没有像大部分队友那样继续从事与足球有关的行业，而是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图拉姆基金会的口号是用教育来反对种族主义，他经常到中小学进行演讲。演讲中多次提到一位黑人共和国英雄托马-亚历山大·仲马（Thomas-Alexandre Dumas，1762年—1806年），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和孙子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和小仲马，却不知道托马-亚历山大·仲马本人是一位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

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1806年在法国维莱科特雷去世。仲马将军的人生经历可谓是法国从旧制度到大革命再到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历史缩影。在短暂的44年人生里，托马-亚历山大·仲马作为一个出生于法国殖民地的黑白混血儿来到法国本土，在法国革命前的社会中遭遇了诸多歧视和不公，而在法国大革命短短的四年里却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名统领五万多人的军团司令。作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他曾经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南征北战，打通了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通道；后来又与拿破仑并肩作战，横扫意大利，远征埃及，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令人唏嘘感慨，成为皇帝的拿破仑并没有对这位昔日的战友给以优待，本应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建功立业的仲马将军却被迫“退役”，在第一帝国最辉煌的时候英年早逝。

奥利维耶·皮查于1883年创作的托马-亚历山大·仲马的肖像画

一、身世：黑奴母亲，贵族父亲

1762年3月25日，托马-亚历山大·仲马出生于圣多明各的热雷米，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安托万·达维是帕耶特里侯爵，而他的母亲玛丽-瑟赛特·仲马则是一名黑人奴隶。

在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像仲马这样的黑白混血儿不在少数，根据1689年由路易十四颁布的《黑人法典》规定，“奴隶主与奴隶在结合时如果尚未婚配，并且同意遵守教会法律与该奴隶结婚……在此情形下，该奴隶将获得自由，其子女也将获得自由并成为合法婚生子”。（[美]汤姆·雷斯著，邱世超译：《黑伯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35页）在实际中，《黑人法典》中的这一规定根本无法实行，因为当时白人贵族与黑人奴隶的结合几乎都是私下进行的，不需要也没必要获得合法的证明。尽管后来大仲马曾花大力气寻找他祖父和祖母合法结婚的证明，最终也一无所获。黑白混血儿能否成为自由人和继承人完全取决于贵族父亲的意愿，除非父亲公开承认并且将混血儿带回法国，否则在法律上混血儿仍然是奴隶。在殖民地中，像仲马这样的混血儿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人”，地位高于黑人奴隶，低于白人殖民者。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殖民地并不突出，但在以白人为主的法国本土，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成了仲马青年时期最大的困扰。

仲马的父亲来自于达维家族，在贵族数量众多的诺曼省，达维家族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伊桑巴尔·达维在诺曼底地区的贝尔维耶尔购买了一小块土地，后来他又在雷内维尔购买了一块封地，正是这块封地让他获得了贵族身份。但是他的贵族身份是有争议的，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王权衰落，达维没有从国王那里获得书面的贵族证明，而是根据当地习惯获得贵族身份的（根据诺曼底当地习俗，如果祖孙三代人都像贵族那样依靠领地地租生活，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作是贵族的一员）。像达维这样的贵族被称为“刚够资格的贵族”（noblesse d’agrégation），他们既没有国王颁发的贵族证明，也没有任何通过贵族身份获得的官职。

在16世纪，达维家族通过苦心经营，获得了额外的土地和头衔，并且通过联姻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皮埃尔·达维通过联姻继承了帕耶特里的地产，并且获得了帕耶特里侯爵的称号，家族也因此改名为达维·德拉·帕耶特里。但到了仲马祖父弗朗索瓦这一代，达维家族家道中落。仲马的父亲安托万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兄弟夏尔和路易。为了谋求出路，兄弟三人在16岁的时候先后参军，仲马的父亲和三叔路易都成为了炮兵军官，两人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最后分别以中尉和上校的军衔退役。而仲马的二叔夏尔并没有显赫的战功，他跟随部队来到了圣多明各开拓殖民地，退役之后也就留在了那里。

1738年，夏尔与太子港的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女儿玛丽安娜结婚，她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嫁妆，包括一个蔗糖种植园、一栋房屋、多个马厩和奴隶，以及一个名叫基督山（Monte Christo）的码头。夏尔在一夜之间成了富人，或许是得到了弟弟的邀请，刚刚从军中退役的安托万也在这一年来到了圣多明各与他一起生活。兄弟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年，但是在这期间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最后安托万不辞而别，拿着自己的财产在偏僻的热雷米买下了一个最便宜的烟草种植园，并且将自己改名为安托万·德里斯。

仲马的母亲当时是他父亲家中的仆人，两人生育了一双儿女，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可以证明二人正式结过婚，二人之间的结合在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比较普遍。殖民地的法国贵族通常会找黑人女子作为情妇，后者得到的承诺是在前者去世或离开殖民的时候获得自由身份。但是仲马的母亲并没有等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她在1771年去世，而仲马的父亲在1775年离开圣多明各前往法国，将仲马和他的妹妹留在了殖民地。

促使安托万回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回去继承家产和爵位，他的父亲在1758年去世，此时已经改名换姓的安托万对此一无所知，而他的二弟不久之后回国继承了家产，当他在1775年得知消息后，他准备收回属于长子的继承权；第二是他年事已高，63岁的他在热雷米的烟草种植园经营情况并不好，1772年的一场飓风更使他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生活上丧偶的孤独以及生意上的惨淡使他最终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仲马在1776年抵达法国的勒哈弗尔，当时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出现在一位名叫雅克-路易·卢塞尔中尉的奴隶名单上。此时已经收回家产和爵位的安托万很有可能对之前将仲马留在殖民地感到愧疚，当自己唯一的儿子再度与他在法国相遇时，他很有可能良心发现赎回了仲马。他的父亲此时对他恩宠有加，不仅把他接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圣日耳曼昂拉耶居住，还给他提供了一笔资金去巴黎闯荡。年少的仲马在他父亲的资助下在巴黎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并没有因为仲马的肤色而歧视他，他们整天在一起玩牌、看戏，这种安逸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784年9月14日在尼科莱剧院的一件事让仲马重新意识到了自己肤色带来的歧视和不公。

当时仲马正在尼科莱剧院外邀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看戏，一位名叫提东·德·圣拉芒的少校也看上了这位女士。他先是对仲马大加嘲讽，说之前以为他是这位女士的奴隶，后来仲马不卑不亢的回击后，他和他同行的贵族军官威胁要逮捕他，并且要求他下跪道歉。最后在警察赶到调解后，那位贵族军官一直跟他到了他的公寓楼下，大喊“我饶了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尼科莱剧院事件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对仲马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黑白混血儿的他来到法国，得到了父亲的热情接待，他在巴黎的生活虽然算不上贵族式的奢侈，但是在经济开销上也算得上体面，在他的朋友中间，他没有受到肤色问题的困扰。但是这次在剧院前被白人贵族军官公开羞辱让他意识到自己由于肤色始终是低这些人一等，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他日后在部队中经常与人决斗，或许正是这次小事让他开始苦练剑术，使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剑术格斗家。

1784年，仲马72岁的父亲与比他小38岁的女管家结婚，继母掌握了家中的经济大权，而他与继母的关系一直都不好，父亲也断绝了他的经济资助。1785年6月2日，他注册成为一名王后龙骑兵团的士兵。与他的父亲和叔父们参军一开始的起点就是军官不同，他由于奴隶身份只能从一名士兵做起，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军队中，90%的军官都是贵族， 1781年的塞居尔法令更是规定只有证明祖上四代人是贵族的人才能成为军官，如果没有后来的大革命，他能晋升的最高职位就是中尉。在他参军前咨询父亲的意见时，他父亲明确表示他不能使用达维·帕耶特里的贵族姓氏，使用贵族姓氏与其他普通士兵被低级军官呼来喊去有辱家门，因此他在注册的时候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母亲的姓氏仲马。

仲马的父亲在他参军三周后去世，他的父亲在遗嘱中将全部财产留给了他的继母。此时的仲马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功绩，只有一个全新的名字以及在军队中最低的起点。

二、从士兵到将军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要求军队效忠于国王的同时还要效忠于国民公会，这一举动在忠君思想浓厚的军队当中引发了恐慌，大量贵族军官纷纷叛逃，到了1791年末，法国军队9000名军官中有6000人离开了军队。大量军官职位的空缺和对外战争的爆发为旧制度时期具有军事才能却苦于出身低微的人提供了机会，年轻的共和国在选拔军官时不是看重出身，而是注重才干和对共和国的忠诚，仲马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从一名士兵晋升到将军的。

但是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仲马参加的第一场战役是在1792年4月，当时的法军弥漫着畏战情绪，仲马所在的龙骑兵团在比龙公爵的指挥下未经战斗就开始撤退，当时像比龙这样的贵族军官十分普遍，认为法军训练不足、装备落后，再加上他们本身对废除贵族制度的共和国缺乏认同感，因此他们经常无视国民公会的命令就擅自撤退，法军也在对外战争的初期节节败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仲马还是完成了一项壮举，在一次侦查任务中，他与四名同伴突袭了一支奥地利巡逻队，抓捕了12名俘虏，这次突袭行动在士气低迷的法军当中很快就广为人知，仲马也因此被列入到晋升的名单之中。

弗朗索瓦·博纳维尔绘制的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版画

仲马的军事生涯的第一次晋升不仅由于他的勇敢，还得益于1792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南方和美洲自由军团的建立。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奴隶大起义，很多黑人奴隶都获得了自由身份，1792年9月7日以莱蒙为首的代表团向立法议会请愿，希望批准他们组建一个军团为法国而战。美洲军团几乎全部由获得自由身份的黑人奴隶组成，大部分人都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因此也被称为“黑人军团”。负责筹建军团是圣乔治骑士约瑟夫·布洛涅，他与仲马一样也是黑白混血儿，也是一名剑术高手，所以他在选择军官的时候首先注意到了同样剑术出众并且英勇抓获奥军俘虏的仲马。一开始他向仲马承诺的职位是少尉，但是仲马并没有接受，而是接受了另外一个军团中尉的职位。为了争取到这位难得的人才，圣乔治一气之下直接授予仲马中校的职位，并且让仲马担任他的副手。

与热衷于政治的圣乔治不同，仲马一开始就是一位实干派，由于圣乔治长期待在巴黎，军团的实际组建和训练工作都落在了仲马的手中，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积累了领导军团的经验。美洲军团组建后不久改名为第13猎骑兵团驻防里尔，隶属于迪穆里埃的北方军团。1793年3月，迪穆里埃在内尔文登战败，他对法军的军事前景十分悲观，同时也对首都巴黎内雅各宾派的崛起感到不安。在迪穆里埃战败后，巴黎也有谣言称迪穆里埃要率军返回巴黎支持吉伦特派，因此当时的立宪议会和战争部派出了四名代表去解除迪穆里埃的指挥权。负责护送这四名代表的任务落在了仲马的骑兵团上，他们将四名代表护送到离迪穆里埃总部不远的奥尔希，当四名代表抵达迪穆里埃的总部时，迪穆里埃已经叛变并且扣押了四名代表。奥尔希的驻防将军约瑟夫·米亚茨尼斯基也跟随迪穆里埃投敌，他接到迪穆里埃的命令后准备向里尔进军，当他劝说仲马和他一起跟随迪穆里埃时，仲马断然拒绝并且找机会逃回里尔。正是因为仲马的及时通知，里尔守军有充分的时间布置了防御，阻断了迪穆里埃向巴黎进军的道路。

在迪穆里埃叛变事件后，仲马在7月30日被提升为准将，仅仅过了五周之后又被提拔成为少将。这种火箭式的晋升在当时的法国军队并不稀奇，21岁的路易·达沃在一夜之间就从志愿军中尉变成了中校，拿破仑成为准将时只有24岁，成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时只有26岁。当时的共和国政府在选拔将领时，首先考虑的是对共和国的忠诚，其次才看军事指挥才能。仲马通过迪穆里埃事件证明了自己的忠诚，通过之前的抓捕俘虏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敢，虽然他没有实际指挥过部队进行战斗，但是很快他就在阿尔卑斯军团证明了自己的指挥才能。

1794年1月，32岁的仲马被调往阿尔卑斯军团担任总司令，阿尔卑斯军团名义上有55000人，但是实际上只有45000人，军团的绝大多数部队分散驻防在阿尔卑斯山西侧山谷的村庄和城镇中，主要由志愿兵和征召兵组成，普遍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当他接到命令进攻撒丁王国军队防守的大塞尼峰、小塞尼峰要塞时，他没有像前任指挥官那样贸然出击，而是穿上钉鞋、拿上冰爪和侦察兵一起近距离观察敌军的防守情况。在第一进攻塞尼峰的战斗中，仲马制订了南北夹击塞尼峰的策略，他命令右翼的萨雷特从小路率领主力从南面奇袭小塞尼峰，左翼从北面牵制大塞尼峰的守军。不料萨雷特在进军途中擅自改变路线，从大路正面进攻，导致进攻失败。这次失利使得仲马的指挥风格发生了改变，他不再选择在后方运筹帷幄，而是亲自上阵杀敌。5月12日夜，他亲自率领右翼攀登上冰崖突袭大塞尼峰的撒丁王国军队，在一个半小时内，法军就占领了所有的据点。法军此役俘虏900人，缴获大量物资，自身仅阵亡7人，受伤30人。

雅克·马尔尚绘制的亚历山大·仲马 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仲马在塞尼峰的胜利后就地组织防守，多次打退了撒丁王国军队的反攻，守住了通往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通道，为拿破仑日后进军意大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与拿破仑：从亲密战友到分道扬镳

亚历山大·仲马和拿破仑人生中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葡月暴动中。当王党分子在1794年10月5日发动葡月暴动时，仲马正在距离巴黎50公里外的维莱科特雷家中养伤，仲马在6日那天接到政府命令前往巴黎镇压叛乱，当他在7日抵达时，叛乱已经被拿破仑镇压了。在这次叛乱后，督政府要求所有将领都签订一份保证书证明对督政府的忠诚，在仲马的保证书上就有拿破仑的签名。（John G.Gallaher，General Alexandre Dumas：soldi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7，pp.61-62）

镇压葡月暴动是拿破仑人生的转折点，拿破仑之前受到雅各宾派的牵连一度被罢免，在这之后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巴黎的卫戍军司令，并且在不久之后出任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仲马在葡月暴动之后回到了阿尔卑斯军团，这一次他担任的不是总司令，而是凯勒曼将军之下的一个师长。两人不久之后就因为处置回归的流亡贵族和教士问题产生了分歧，仲马认为就是这些人的通风报信导致第一次进攻塞尼峰失败，要求关押并审查流亡贵族和教士，与凯勒曼协商无果后，他越过凯勒曼直接写信给督政府，贵族出身的凯勒曼对于这种越级上报的行为十分不满，二人变得水火不相容。正好此时拿破仑军团中的一名将领想要离开意大利方面军，督政府顺水推舟将仲马调往了意大利方面军。

当仲马在1796年12月中旬抵达意大利方面军时，拿破仑正在围攻曼图亚。曼图亚位于波河和明乔河交汇处，三面环水，南面是无法逾越的沼泽地，是奥地利军队在北意大利的重要屏障。当时法军与奥军在曼图亚已经激战了近7个月，拿破仑成功将维尔姆泽围困在曼图亚城内。在12月24日，仲马抓捕了一名奥地利军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密封的蜡丸。他随后写信将这封重要的情报汇报给了拿破仑，拿破仑正是从这封信中得知前来解围的阿尔文齐决定在1月13至14日从北部进攻曼图亚，并且要求城内的维尔姆泽从北部突围使两军会合。拿破仑随后在奥军进军路线上的利沃利和维罗纳布置了伏兵，留下塞吕耶尔继续围困曼图亚，仲马的部队也在围城之列。在1月16日早晨，城内守军开城突围，当时仲马身边只有600人，仲马在激战过后在友军增援下才打退了奥军。但是在后来的战报上，拿破仑的总参谋长贝蒂耶将当天击退守军的功劳记在了赶来增援的维克托名下，仲马仅仅是在现场“观察”，这使得仲马大为不满。他在愤怒之中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说“如果贝蒂耶当天也在现场观察的话，他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了”。这封信不仅给拿破仑留下了以下犯上的负面形象，还让他与日后成为战争部长的贝蒂耶结下了恩怨。

但是此时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恶化，或许是仲马提供的关键情报，拿破仑在缴获大量战利品后，大方地奖赏了仲马一万里弗，这个奖金仅次于在利沃利成功挡住奥军的茹贝尔将军。仲马在三月份也被调往茹贝尔麾下，与之前将仲马看做是刺头的塞吕耶尔和马塞纳不同，茹贝尔很欣赏仲马的勇气，对他青睐有加。奉命追击奥军残部的茹贝尔任命仲马为骑兵前锋，仲马在追击时经常身先士卒，剑术高强的他在与奥军近身肉搏时经常能够一击致命，奥军士兵因此将他称为“黑魔鬼”（Schwartz Teufel）。在克劳森村的遭遇战中，他率领的30名龙骑兵遇上了奥军一个骑兵中队，在一座只能通过两人的窄桥上，仲马在战友们纷纷倒下后，独自一人挡住了奥军的骑兵中队，仲马本人在增援赶来之前衣服上留下了七个弹孔和三处刀伤。当茹贝尔将仲马的这一壮举报告给拿破仑时，拿破仑称仲马为古罗马的英雄贺雷修斯（Horatius Cocles）。

托马-亚历山大·仲马：从来不会居于士兵身后的共和国将军 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1912年刊登在Le Petite Journal 上的插画，描述的是仲马将军在克劳森桥头一人奋战奥军的场景。

仲马在意大利战役中展现出来的勇敢和智慧赢得了拿破仑的赞赏，当拿破仑在1798年出征埃及前挑选军官时，他特意任命仲马为骑兵总指挥，日后在第一帝国大放异彩的骑兵将领缪拉、路易·达沃、维克托·勒克莱克都在他的指挥下。当仲马第一次踏上埃及的土地时，他和很多士兵一样大失所望，他们原本以为埃及是一片富饶之地，但现实却是望不到尽头的沙漠，法军在炎热的沙漠中行军时从上到下都充满了怨气。在7月9日的夜里，仲马得到了三个西瓜后邀请缪拉等三名将领到他的帐篷里解渴，四个人对话很快就从抱怨恶劣的气候转向了质疑这次远征的正当性。嗓门最大的仲马言辞激烈，而他们的对话被人汇报给了拿破仑，这使得拿破仑开始怀疑仲马扰乱军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芥蒂。

拿破仑当时没有发作，而是在攻占开罗后，将仲马请到了他的帐篷里。大仲马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两人的精彩对话，仲马直言那天他在帐篷里说他认为这次远征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个人野心，自己只会为国家效力而不会为个人的虚荣而战斗；拿破仑则问道，你是把我和法国放在对立面吗。仲马回答说“我认为法国的利益应该在任何个人之上，无论这个人多么伟大”。（Alexandre Dumas, Mes mémoires,tome I.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 Libraires Éditeurs,1863，pp.155-157）两人的对话不欢而散，仲马也在此时向拿破仑提出了离队请求，拿破仑也同意了。仲马开始准备离开埃及，但是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8月1日摧毁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法国舰队，仲马一时间也无法回国。

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又使二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一是在攻占开罗后，拿破仑将一个马穆鲁克领主的家宅赏给了仲马，仲马在地窖中发现了价值两百万里弗的黄金白银，他直接将所有这些财富交给了拿破仑；二是在10月21日的开罗叛乱中，拿破仑不在城中，正是由于仲马的及时处置才平息了暴动，拿破仑对仲马十分感激，对他说将来要找人将他的这一壮举作画纪念。

在开罗叛乱之后，拿破仑曾试图挽留仲马，但是仲马由于与拿破仑理念不合而去意已决。1799年2月25日，仲马乘坐马耳他美人号从埃及返回法国，离开了拿破仑。

四、被遗忘的共和国英雄

在离开埃及后不久，仲马乘坐的马耳他美人号在地中海遭遇风暴，船体漏水，船长就近将船只停在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塔兰托。仲马一行人一上岸就被逮捕了，因为当时的那不勒斯王国已经加入了反法同盟，仲马作为俘虏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两年。

在仲马被关押的这两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拿破仑在1799年8月离开埃及返回法国，在11月9日发动了雾月政变，成为第一执政。仲马的妻子玛丽多次写信给战争部询问丈夫的下落，直到1800年9月，她才得知自己的丈夫被关押在塔兰托，由于当时与那不勒斯王国还在交战之中，仲马直到1801年夏天才被释放。

仲马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活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他返回家乡休养一年多后，身体状况好转，他决定前往战争部报道继续为法国效力。但是当他抵达战争部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退休名单上，不甘心的仲马多次写信给战争部要求复出，此时已经担任战争部长的贝蒂耶没有给他任何回音。就这样，仲马只能领着每年4000法郎的退休金回到小城维莱科特雷生活，两年之后，拿破仑加冕称帝，仲马彻底打消了复出的念头，他本人也在四年后由于胃癌而去世。

仲马将军44年的人生是短暂而辉煌的，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大革命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生而为奴的他在旧制度时期饱受歧视，是大革命给与他自由的身份；作为军中最底层的士兵，是大革命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使他在一个身份平等的条件下晋升为将军；作为一名军人，无论是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放走因为藏匿教钟而即将上断头台的普通农民，还是在旺代军队服役间冒着被处决的风险阻止对平民的屠杀，都说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仁慈将军”。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给他带来了新生，所以他才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和派。这种坚定的共和派信仰使他最终与并肩战斗过的拿破仑分道扬镳。

在拿破仑看来，仲马在他远征埃及最需要人时离开他是一种背叛，两人在共和理念上的分歧加深了互相之间的裂痕。拿破仑在1802年恢复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因此他不会再重用这样一位黑人奴隶出身的将军，仲马自然也没有入选拿破仑创建的荣誉军团。拿破仑曾经答应过仲马要给他作画纪念他平息开罗叛乱的功绩，但是当吉罗代最终完成《开罗的叛乱》这幅画作时，画中英勇奋战的将军却被换成了白人。

拿破仑御用画师吉罗代1810年创作的《开罗的叛乱》 图片来源：现藏于凡尔赛宫

仲马去世时，他的儿子大仲马只有四岁。大仲马对他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是在他母亲的教导下，父亲的记忆又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用文学的手法将父亲一天之内与人三次决斗的经历写成了《三个火枪手》中达达尼昂与人精彩的决斗，将父亲被囚禁的经历写成了《基督山伯爵》唐泰斯艰辛的牢狱生活。大仲马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的记忆就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

托马-亚历山大·仲马去世之后，直到今天，法国经历了两个帝国，两个复辟王朝，四个共和国。在这种政体的不断更迭中，今天的法国人对于仲马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虽然在1912年在巴黎曾经有过一座仲马将军的塑像，但是在1942年纳粹占领时期被捣毁。在大革命已经过去237年后的今天，仲马将军为共和国理念奋斗的经历为已经成为法国公民的黑人群体认同法国提供了一种历史上的证明，他们的祖先也曾经在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初，在美洲军团这样的组织中，为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而奋斗。

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雕像，在1942年被毁

当图拉姆讲完仲马将军的故事时，在场的黑人学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直到现在才知道像仲马这样的黑人英雄曾经为创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作出如此杰出的贡献。法国大革命给了托马-亚历山大·仲马一个全新的人生起点，也给了法兰西民族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奴隶制在今天的法国早已经废除，但是思想上的种族偏见仍未彻底消除。正如图拉姆所言，没有人天生是种族主义者，所以他希望通过教育使种族歧视在下一代人中消失，仲马将军用毕生精力打碎了奴隶制这道有形的枷锁，而种族歧视这道无形的枷锁被打破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参考资料：

1.Alexandre Dumas, Mes mémoires,tome I.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 Libraires Éditeurs,1863。

2.John G.Gallaher, General Alexandre Dumas:soldi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7。

3.[美]汤姆·雷斯著，邱世超译：《黑伯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

4.[澳]彼得·麦克菲著，杨磊译：《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