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解说”与画中之意：普鲁士审查档案中的一幅拿破仑版画

1805年初夏，汉堡警察在一位名叫诺韦莱托（Novelletto）的商人那里查获了一批讽刺拿破仑的版画。

这在当时的汉堡是件棘手的事。1803年英法重新开战以后，北德成了双方角力的要点。法军占领了乔治三世的德意志祖地汉诺威，英军则以封锁易北河口作为回应。1804年10月，法国士兵甚至直闯汉堡郊外，抓走英国驻下萨克森行政区的代表伦博尔德（Rumbold）押往巴黎，后来还是普鲁士国王出面抗议才将人放回。因此，市政府没敢自行处置，而是立即通报了法国驻下萨克森行政区的公使。据称，这些画来自柏林，于是后者又马上转告了法国驻普鲁士公使拉福雷（Laforest）。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6月18日，拉福雷给普鲁士内阁部枢密公使参赞勒科克（LeCoq）写了一封信。虽然此时法国已经有了皇帝，信头的日期仍按共和历写作“共和十三年牧月29日”。他说，这件事他“不得不私下奉告”：

汉堡警察在一位诺韦莱托先生处查获了一幅针对我国政府、极为不得体的版画。它画的是拿破仑皇帝坐在一个宝座上，宝座放在死人头上，由一些嘴上挂锁的叛乱分子撑着。所有细节合在一起，既可憎又无礼，就连皇帝陛下头上那两枝月桂，也是一种粗俗。

诺韦莱托供称，画是从柏林宽街（Breite Straße）30号的铜版画家克拉尔（Clar）那里来的。拉福雷没有等普鲁士方面调查，当即也自行派人到克拉尔那里买了一张。没想到这位画家毫不遮掩。面对买主，他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就是作者，因为他以为对方是从英国来的游客。1805年夏，英国继续与法国交战，一个英国人想买幅讽刺拿破仑的画作为特产带回去，不可谓不合适。

介绍完情况，拉福雷在信末说道：“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在这类事情上，国王陛下的国务与内阁部只需要得到消息就够了。”

普鲁士方面确实没有耽搁。当天，负责此案的枢密公使参赞劳默（Raumer）就起草了给柏林城市主席兼警察总监比兴（Büsching）的诏令，引《普鲁士一般邦法》：凡企图使国家与友好的外国发生龃龉者，构成“三级叛国罪”；凡侮辱外国元首者，应从重处罚。不过，草稿经勒科克改过。原本有意直接交刑事部门调查，改成了“保留根据情况交付调查的权利”；查抄存画的命令后面，又加了一句“不得引起太大的轰动”。

此时的普鲁士自1795年以来一直守着中立。英、俄已经结盟，第三次反法同盟正在组建，柏林夹在中间，哪边都不想得罪。对法国不能不理，但把事情闹大反而更加麻烦。诏令以国王名义发出：全城禁售此画，没收所有存货和解说；传讯克拉尔，查明他把画发给了哪些商人。几天后，司法大臣戈德贝克（Goldbeck）又补充说，要防止重印，“最稳妥的办法是把铜版本身收走并销毁”。

比兴6月19日收到诏令，21日就把克拉尔传到了警察局。受审时，克拉尔交上了两份文字作为自己并无恶意的证据。其中一份，就是拉福雷在信里提到的那张随画出售的小纸片。

随画出售的小纸片，来自普鲁士枢密国家档案馆

这张纸片今天仍夹在这份审查卷宗里，存放在柏林的普鲁士枢密国家档案馆（GStAPK），编为第16叶，题为“说明”（Erklärung）。正如拉福雷所说，它是“一小方印好的纸片”，字体是工整的书写体。全文如下：

整幅画表现的是由法兰西人的皇帝平定的法兰西。他神情庄重地坐在宝座上，右手执权杖，左手向前举着国民的法典，臂中抱着束棒，作为执行法律的标志；他意志的传令官站在他身旁。宝座下方的一侧是法兰西，一个遭受凌辱和劫掠的民族，她恳求庇护，并指向那些篡夺政权者所犯下的杀戮。皇帝显示为民族的拯救者、意见的恢复者，他命令沉默，命令忘却苦难，人类由此重获生机，得到幸福。

如果只读这段文字，这几乎就是当时亲拿破仑政论的标准叙事。革命十年，法国饱受党派倾轧与杀戮之苦；如今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带着法典出现，结束了混乱，恢复了秩序。法典确有其事，《民法典》前一年刚刚颁布。“让党派之争安静下来”，也是拿破仑的支持者经常说的话。一位1805年的德意志读者，即使不喜欢拿破仑，读到这段话大概也挑不出问题。

这段说明的写法也很聪明，它没有回避画中的意象，而是对号入座、一一解释，用的是艺术史所谓“图像志”（Iconography）的办法，即只辨认每个要素代表什么：权杖是统治，法典是法律，束棒是执法，旁边的人物是传令官，下面的女子是受害的法兰西。画中确有白骨，但杀戮是谁犯下的？是此前“篡夺政权的人”。女子向谁求助？向皇帝。为何一些人的嘴巴挂上了锁？皇帝“命令沉默”，又让人“忘却苦难”。照这个思路，锁也可以理解为结束党争、恢复国内和平的必要手段。后来，这段说明被勒科克在信里称为“所谓的善意解说”（la prétendue explication favorable）。

那么，画本身又是什么样子呢？

处于事件中心的版画

这是一幅蚀刻版画，右下角刻着“莱比锡，1805”。画面呈祭坛三联画格局，左、中、右三组下方分别题着：“重获的意见自由”（Wieder erlangte Freiheit der Meinungen）、“叛乱的后果与终结”（Wirkungen und Ende der Rebellionen）、“思想与沉默的自由”（Freiheit in Denken und Schweigen）。

单看题词，这像是一个与《说明》一致的完整故事：叛乱平息，秩序恢复，人们重获自由。然而，任何站在画前的1805年柏林观众，第一眼看到的恐怕都不是什么秩序与新生的喜悦，而是画面中心那座沉重的黑色基座——圆台嵌着一圈骷髅，底下的方棺里又塞满骷髅，脚下铺着绣有百合花的帷幔，上面扔着旧王冠与折断的权杖。整座基座更像是一座巨大的灵柩台，而华盖下那位身披貂皮大氅的新君主显得既小又僵硬，仿佛一尊摆在死人堆上的墓室塑像。而《说明》里提到的物件和意象，画中确实都有；但若放回语境里面，这种读法便处处坍塌。

先看中央的宝座。拿破仑右手举权杖，膝放法典，左臂却紧抱着一捆斧头格外醒目的古罗马共和束棒。“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标志，如今被一位君主揽入怀中。他头顶并非正式皇冠，而是一圈带星的头箍，上面歪插着两根月桂枝，或许是在戏仿1804年加冕时的金月桂冠，难怪拉福雷要特意指出其中的“粗俗”。《说明》称杀戮是此前篡权者的罪行，白衣女子正“指向”它们以求庇护；可在画里，死人头恰恰砌在新皇帝的宝座基座上，而裙绣波旁百合花的法兰西女子只是低头沮丧地搭着宝座边缘，与其说是在向新帝求救，不如说是在为脚下的旧王朝守丧。至于两侧头戴法军双角帽的旗手（左边举着怪兽旗，右边的旗杆顶上立着高卢雄鸡），《说明》称之为“皇帝意志的传令官”；可他们不仅披着杂乱的兽皮，嘴上还赫然挂着锁——连嘴都被锁住的传令官，还能传什么令？同样挂着锁的，还有圆台底下那几个只露出脑袋和手臂的“叛乱分子”：他们穿起侍从服装，看起来倒像是在为皇帝服务。

再看左右两翼的对比：中间高高在上而静止，两边却在骚动。左侧“重获的意见自由”，画的是一群教士簇拥着骑驴高举十字架的主教缓慢行进，前面还有人五体投地。1801年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签订《教务专约》恢复天主教；对新教徒居多的柏林观众而言，这种顶礼膜拜绝非“自由”，而是教士权威的复辟。而右侧的“思想与沉默的自由”，正好对应《说明》的最后一句。在《说明》里，皇帝既是“意见的恢复者”，又“命令沉默”，两者是并列的功绩；画家却把它们画成了同一件事：所谓重获的意见自由，就是只能想、不能说的自由。于是，平民和妇人嘴上都挂了一把铁锁——就像当时柏林舞台常演的《魔笛》里因说谎被锁住嘴的捕鸟人帕帕基诺。人们慌乱奔逃、惊恐躲闪，急忙把自由帽抛向空中、摔在地上，仿佛急于摆脱某种危险的派别标志。

当然，画中那条中箭的大蛇确实可以解释为“被平定的叛乱”。正是借着这些模棱两可之处，克拉尔在受审时递交了另一份辩护材料——现存卷宗的另一份手稿，克拉尔说这是一位神秘订货人（见后）在刻版前交给他的“详细说明”。警察不许他公开出售这份解说，他才用那张印好的小纸片代替。其中，两位看画者一问一答，为顾客答疑解惑。

现存卷宗的另一份手稿

提问者说中间坐的显然是波拿巴；回答者说不可能是他，这只是任何一位平定革命的君主。

提问者问权杖和斧头；回答者说叛乱后必须有严厉的政府：“这就叫一个有能量的政府，温和的政府就是软弱的政府，它站不住。”

提问者问旗手身上披的不像是好兽皮，是貂皮还是野猫皮；回答者说他们最像好吃懒做的“熊皮汉”（Bärenhäuter），谁得势就向谁出卖自己，“所以把性命托付给马穆鲁克，也比托付给这样的乌合之众更安全”。当时的读者大概知道，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后身边就一直带着马穆鲁克卫士。

等等。

每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都是由提问者先指出来的。但即便没有这篇双簧般的问答，单凭画面本身，克拉尔的辩护也难以服人。因为文字必须按因果一句句交代“谁对谁做了什么”，而图像却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把东西并置（zusammenstellen）在一起：宝座架在骷髅上，教士骑在驴上，旧王冠扔在百合花布上，市民们奔逃，把自由帽丢在地上。克拉尔可以逐条否认画家“说”了什么（何况他也并未逐条否认！），却无法否认画面“放”了什么，更无法阻止看这副画的人“想”什么。拉福雷公使没看过那篇长长的问答，大概也不需要看，他在抗议信里指出了关键所在：正是“合在一起的所有细节”（l'ensemble des détails）说明了一切。

当然，6月21日的讯问中，克拉尔还讲了另一个无辜的故事。

据笔录，克拉尔时年36岁，是柏林的市民和铜版画家。他一开口就承认了所有已经被人知道的事：铜版是他刻的，画是他印的，在柏林和外地都卖过。但他认为自己“丝毫没有违反法律”。

首先，构思和画稿“根本不是我的”。今年莱比锡复活节书市之前，一个他不认识、衣着体面的男人上门，带来一张“画得很糟的草图”，讲了整个构想，请他刻成铜版。当场给了两个路易金币作定金，说好总价八个，铜版归订货人所有。为什么接这个活？“在如今这样的年头，这类活计是推不掉的。”

其次，他“丝毫想不到”这是一幅针对拿破仑皇帝的诽谤画，因为那人同时给了他一篇文章，详细说明了这幅画的目的是赞颂拿破仑；这就是前面那篇问答。

奇怪的是，订货人一直没来取，他垫付的钱眼看要落空，只好迫不得已自己印了卖。这是最多四周以前的事，肯定不到五十张。“莱比锡”字样只是因为“这类艺术品如果从外地来，销路会好得多”。他也“不知道”版画也还需要审查，至少他经常看到讽刺画公开出售，也没见谁惹上麻烦。（可警察不是早就不许他公开出售那份解说了吗？）现在铜版已经磨平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这张画根本卖不出去”。

普鲁士的官员真的信了吗？至少，他们也并不打算较真。

首先，警察的搜查结果和克拉尔的说法就不一致。这幅画并非“卖不出去”：有的画店只剩几张，有的早已卖光，还有一家已经把剩下的画寄去了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据一些学者估算，他实际印了大约一百张，一半卖掉，一半被没收。但卷宗里也没有人抓住这点不放。

至于铜版，比兴在6月29日给国王的报告中坦言：克拉尔说铜版已经磨平了，这话有多少根据很难查清，因为“他完全可以拿出一块光滑的铜版来，而把真正那块藏得严严实实，就算最仔细的搜查也找不出来”。而且克拉尔已经“出门旅行去了，要四到五周”（！），要再追究什么，还得等他回来再说。

7月3日，司法大臣戈德贝克提出了处理意见：只要法国政府没有明确要求处罚克拉尔，就对他严加训斥、警告下不为例；因为一旦依职权提起正式调查，“总会引起在这类事情上应当避免的轰动”。真要开庭，法官就得当众讨论骷髅、百合花和嘴上的锁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反而闹得人尽皆知。

但法国公使那边也还需要一个交代。7月5日，勒科克给拉福雷写了一封语气诚恳的复函。他先表示，普鲁士政府对这一“无礼行为”深感愤慨，所有能在柏林找到的画都已没收，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也已下令查抄。克拉尔虽然在受审时援引那张“所谓的善意解说”为自己开脱，内阁仍在与司法大臣商议进一步的处罚：或者等他回到柏林后再行处理，或者考虑到他似乎是迫于“生计窘迫”，这一次只给予严厉的训斥。无论如何，今后他都会受到监视，若再犯必将严惩。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此后拉福雷也就没有再追问。

下令各地查抄的回报很快到来。7月7日，西里西亚说，书商科恩已把寄去的画全部交出，并表示出售这种东西“有失一个好国民的身份”。7月8日，东普鲁士的也报告，寄到柯尼斯堡的12张“已全部没收并销毁”。

9月24日，比兴报告：克拉尔已经回到了柏林，他向自己保证说，铜版在6月受审之后就已经让人“切碎”了（之前不是说“磨平”了吗？），并交来一块碎片作为证据。

10月21日，内阁部起草了最后的诏令，由哈登贝格签署：传唤克拉尔，给予“严肃的告诫和警告”，若再有类似行为，必将依法调查并惩处。言下之意，这次就这么算了。诏令于28日送达，案子到此结束。

克拉尔无疑是幸运的。1806年春，距离事情了结不到半年，一本匿名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意志》（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开始流传。其矛头直指法国在德意志的占领，呼吁民族的反抗。纽伦堡书商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因经销此书被法军逮捕，押往因河畔的布劳瑙，由军事委员会审判。他拒绝说出作者是谁，8月26日被枪决，下令的正是拿破仑本人。两人相隔一年多，前者因为一幅版画受了一顿训斥，后者因为一本册子丢了性命。而且，在当时，未必所有德意志人都同情帕尔姆，也有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据说歌德就说，让帕尔姆这样的“煽动者”吃枪子，是聪明的杀鸡儆猴之举、一劳永逸的做法。

匿名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意志》

克拉尔本人大概觉得自己把这件事应付得很聪明。他在画上刻了“莱比锡”，配了一张颂扬的小纸片，又备好一篇两边都说得通的问答；面对那位“英国旅行者”，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作者，还主动介绍了那份详细的解说，以及代替它出售的小纸片。到了警察局，他又把同一套文字当作自己无辜的证据交了上去。最后交上一小块碎片，证明铜版已毁，结果也确实安然无恙！他死后两年，有人为他写了一篇小传，其中就说道，他“凭着他的机智（Geistesgegenwart），躲过了不良的后果”。

可是，从卷宗来看，这套小心思大概谁也没有骗过。在法方，拉福雷一眼就看穿了，在他笔下，那张纸片从一开始就是要把“罪恶意图尽可能地掩饰起来”。在普方，勒科克在给拉福雷的回信里也称之为“所谓的善意解说”；比兴不相信铜版已经磨平；戈德贝克也没有讨论这幅画究竟是不是颂扬之作。或许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那么，克拉尔为什么能全身而退？与其说是因为他辩护的“机智”，不如说是因为各方都有别的顾虑。普鲁士要守住中立，既要给法国人一个交代，又不愿因为一幅画把事情闹大；一场正式的审判，只会让这幅画更出名。法国公使可能也不想对潜在的盟友紧紧相逼，得到一个说法也就借坡下驴。至于克拉尔，一个“生计窘迫的手艺人”，官方的网开一面也体现了宽容。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的解说”并不需要真的让人相信，它只需要给大家一个台阶。有了它，官员们就可以说，此人或许只是一时糊涂，训斥一顿就够了。

然而，1806年秋，普鲁士在耶拿战败，十月底法军开进柏林。克拉尔和许多公开表达过自己立场的人一样，也逃之夭夭，以“免遭帕尔姆的命运”。直到1807年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他才回到柏林，改做新年贺卡、糖果包装纸之类的小生意，后来也雇了不少人手。1805年的那顿训斥看来也并没有让他收手。据说，他后来做的贺卡也常借题发挥，“巧妙，往往带点辛辣”。看来，对于“思想与沉默的自由”，人终究只能学会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