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婷评《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新机械复制时代的学者共和国

《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叶隽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302页，78.00元

2026年初春，思想家哈贝马斯逝世。至此，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人风流云散，彻底挥别了这个仍然充满纷争与动荡的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乃至更为年轻的学人虽然仍在传承理论，但比起星光闪耀的前代学人，似乎稍嫌“小众”，恐怕再难产生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或哈贝马斯式的世界级思想者。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的逝去象征着那个相信理性、启蒙与知识理想的年代就此落幕，也具体而微地折射出了当下世界理论场与舆论场的缩影：众声喧哗，听者寥寥。

其实早在哈贝马斯心怀积极地讨论主体间性、试图以交往理论构建新意义共同体的时候，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就已然悲观地指出了意义内爆的危险——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正在日益坍塌。即使哈贝马斯本人，也在晚年更加深刻地见证了信息内爆、沟通失灵的现实。在著作《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及媒体访谈中，他持续批判着信息时代的算法茧房与舆论割裂。然而，此时的世界已然陷入技术至上的狂欢，喧嚣到甚至无人能够听到思想家的警告。人文学科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萎缩，艺术作品传播日益垂直窄众，碎片化可视热点在世界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以及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升级，在在都宣告着技术主义的胜利与人文精神的无用。果真如此吗？世界究竟是变得更美更真更善了，抑或是像哈贝马斯晚年的警告一样，世界几乎已无交往理性，留下的只有自言自语与极端立场？旧的秩序即将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时代，重聚理论之力，重提人文精神，呼唤重建学者共和国，重新相信知识与理想，更显弥足珍贵。带着这样的心境，读叶隽教授的《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再次经历从歌德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旅程，体味先贤的知识求索与对人类未来的梦想，真是别有感慨与启发。

新机械复制时代与消逝的知识光韵

ChatGPT横空出世之际，或许世界还未想到，这个语言大模型的技术性突破，将会对经济、文化乃至思维方式形成难以估量的颠覆性影响。在一片欢呼赞叹声中，哲学家们的冷淡质疑显得十分不合时宜。齐泽克在文章与访谈中毫不掩饰地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戏拟为人工智障（artificial idiot），认为人工智能在知识方面毫无创造力，仅是对现有语料的简单整合与重复。他更担忧的并非是人工智能不够智能，而是在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之中，人或许会被算法与大模型规训得更为同质化，最终彻底沦为毫无主体性的异化之物。乔姆斯基也从语言生成角度提出了质疑，在“ChatGPT的虚假承诺”中，将ChatGPT式语言大模型的本质定义为“数据复读＋文献剽窃”，并强烈反对将此模型应用于基础教育学习之中，认为这将严重影响人对知识的想象与接受。然而，再严厉的批评也挡不住飞驰的技术车轮，短短三年过去，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主流概念与生产工具。程序代码、翻译、公文写作等基础技术性工作岗位被AI大规模取代；文学、哲学、历史、外语、新闻等人文学科被逐渐边缘化，许多大学被迫停开人文类课程，减少人文基础学科招生数量。生活似乎越来越便捷，出行、旅游、生病、购物乃至做作业、写论文，事事都可问AI，再也不会有一筹莫展、一头雾水的忧虑了。然而，在另一方面，AI对人的大规模代替，也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卢德主义（Ludditism）式的焦虑——产业升级了，但被机器替代的我该当何去何从？AI带来的知识便利，究竟是让人类对深刻或崇高知识的追问与探索变得更容易了，还是让人们产生了明显的幻觉——问到即知道，人无需经过艰苦学习，即可轻易通过AI获得一切现存知识。在此意义上，我们不禁追问，在一个知识可经由AI轻易获得的环境里，人们面对的究竟是大众知识水平的巨大飞跃，还是难以估量的退步？在齐泽克与乔姆斯基的警告中，一个新的时代逐渐浮出水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本雅明的概念，将它称为“新机械复制时代”。

本雅明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写道：“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各自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摄影、印刷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复制便利，一方面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进程，大众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获得“酷似物、摹本”或复制品来“占有”艺术品，而不必非要亲眼目睹“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本身。但在另一方面，复制技术消解了艺术品的灵韵，亦即需要欣赏者身处“此时此地”的唯一感、在场感、距离感与仪式感。从此，人们对艺术品乃至艺术的崇拜态度也逐渐解体。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艺术的颠覆性解构、大众文化对艺术品的戏拟与挪用，都具体而微地印证着本雅明的警告。本雅明在1930年代叹息艺术灵韵的消逝、期待文化民主时代之时，他所面对的复制现实尚算单纯：摄影、印刷，只是机械地批量制造艺术品副本。他不可能想到，几十年后，新世纪的人们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机械复制——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穷尽式吞下所有信息语料，再批量吐出重新整合后的信息内容；AI不创造知识，它只复制知识。在这个技术翻倍升级的新机械复制时代，失去灵韵的不止是艺术品，还有知识，而后者显然更为致命。

如同艺术品的灵韵，在前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获得也具备某种宗教式的苦修与参悟色彩。如人不仅需要付出可观的精力与时间，也需要拥有足够的智力天赋，才能精通某一领域技艺；又如学校学习的在地性与仪式性，教师通过宣讲阐释，传道受业解惑，学生则需带着敬畏聆听、理解、习得。但当人工智能将知识获得变得立等可取之时，艰苦学习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即使人如浮士德般皓首穷经，也没法把自己改造成信息处理器，瞬间便能掌握海量信息。正如机械复制消除了艺术品的灵韵一样，人工智能也消除了知识的灵韵；而当知识轻而易举便可获得之时，知识分子的灵韵也必然随之消散。这似乎印证了鲍曼1980年代的判断：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社会规范的立法者。但现实情况或许更糟糕，面对AI的信息爆炸之力，人人皆可随口一问，便能得到详实充分的知识答案；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甚至连鲍曼意义上的阐释者身份都保不住了。仅以AI冲击最为严重的外语学习为例。近几年来AI对主流语言的强大翻译能力，使得外语学习无用论甚嚣尘上。理由很充分，既然AI能够即时且准确地翻译日常语言，那人们何必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单词记忆或语法学习上？

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攻略告知游客，如何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使用翻译软件轻松游遍世界。AI即时翻译的强大功能，让世界真正变成了沟通畅达的无障碍共同体。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翻译、信息传播如此通畅的当下，我们面对的世界其实更趋保守。民族、种族、文化冲突，不但没有因为沟通便利而减少，反而日益呈现出加剧的状态。俄乌冲突、中东战局，这些纠缠日久的战争，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空间中引发了大量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言论。人们通过自动翻译，穿越了语言的障碍，自说自话地交谈，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自我”的确信与对“他者”的质疑。人人都以自我的语言在说话，以自我的价值观认识、思考、评判世界，既无需掌握他者的语言，便无从了解他者想象世界的方法。“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语）学习一门语言，意味着了解这门语言背后的整个文化传统，意味着能够带着沟通与包容之心理解他者的生活与思想方式。当大众舆论对外语学习嗤之以鼻时，反知识、反精英、唯我独尊的民粹主义声音越来越响亮，便成了可以预见的后果。

重建学者共和国

新机械复制时代消解了知识的灵韵，以其知识复制的快捷与便利，推倒了年深日久的文化资本堡垒，让普通人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知识。在理想的层面上，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快速的信息复制，将人类从知识容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实现想象力与创造力自由。然而反映在现实中，却是乔姆斯基所提醒的人对技术的极度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功利化认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这几年，也是人文学科愈加被视作无用之学的几年。人工智能可以在知识广度与深度上轻松击溃皓首穷经的浮士德——这意味着多年钻研与积累毫无意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也带来了强劲的唯技术主义思潮——人文学科对技术升级缺乏直接贡献，毫无意义；而全球经济疲软带来的文科学生就业困境，也从外部环境印证了人文学科无用论。人文精神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日益败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一记警钟。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淹没在大众舆论的众声喧哗之中。哈贝马斯那一代学者，每每发声，便能得到全欧乃至世界性的响应与辩驳；而到了学派第三、第四代，则日益变得言者众多而听者寥落。在当下的技术大辩论中，人文学者几乎失声，文学、历史、哲学乃至大众艺术，都逐渐式微。在这样无人倾听的普通困境中，人文学者们似乎更应当重拾“学者共和国”理想，为人类守护自由的知识空间，言说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

技术升级带来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巨变并非当下所独有。把目光拉回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则可看到德意志知识分子面临的乱局并不比当下更简单。在文化上，以法语为主要载体的启蒙主义，是当时欧洲最为主流的新思想潮流。法国文学家与哲学家的作品，深刻影响着全欧知识圈层对世界与未来的想象。作为后发地区，德意志诸国的作家们要么在模仿法国文学风格创作，如腓特烈二世的法语情结；要么就是在用德语重述法国学说，如戈特舍德对布瓦洛的摘译、转述与阐释。法语文化以外来者身份压倒其他民族文学的空前盛况也并非德意志所独有。稍晚一点的沙皇俄国也有着颇为相似的文化历程。这种文化上的自我想象缺失，既是德意志地区政治分裂状况的折射与结果，也是阻碍德意志民族认同与统一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根源。使用他者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与文化思考，这也意味着自我边界尚未确立，换言之，德意志人在此时甚至没有建构起独立民族国家的核心想象。在政治与经济上，泛德意志地区公国林立，松散地统一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中世纪名号之下，没有哪个公国拥有足够的伟力，能以震撼人心的口号与压倒性的军事、经济优势统一德意志。正是在这样积贫积弱的现实处境下，新一代德意志知识分子在18世纪下半叶吹响了崇高的号角，一方面追溯着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呼唤德意志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带着世界主义梦想，试图为人类建构一个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兼容东西方智慧的知识想象。

莱辛

群星璀璨的十八世纪德语文学，便是这个学者共和国的具象化身。1760年代，莱辛以一系列戏剧评论起手，在作为大众文艺主流表现形式的戏剧领域率先冲破了法国古典主义的束缚。在《最新文学通讯》和《汉堡剧评》里，莱辛倡导以德语书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将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创作与教育视作提升民族素质、树立民族认同感的主要途径。在《拉奥孔》中，他批评布瓦洛对古典艺术诗画同源的判断，从空间与时间的媒介维度区分艺术门类，强调诗歌对心灵、情感的向内探索与表达之力。莱辛对法国文学观的反驳，并非出自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站在德意志民族性与心灵史的立场上，肯定着德语文学艺术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在莱辛看来，文艺不是讨好权贵、趋炎附势的工具，它既源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以崇高之美将人从世俗困境中解放出来，自由畅快地向内探索个体心灵。很快，年轻的歌德接过了莱辛的接力棒。在1774年发表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被社会现实逼到绝境的维特，案头翻开的书正是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再过几年，席勒接过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火炬，推出了充满反抗精神的《强盗》。德意志的学者与作家们，在歌德与席勒的旗帜下，激情澎湃地探寻真理，期冀用“知识共和”理念给旧秩序已然崩坏的世界带去希望。歌德与席勒携手打磨的魏玛古典主义，便是这一知识共和理想的具象化身。无论是歌德的《浮士德》《威廉·迈斯特》《诗与真》，还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都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罗马时代，将静穆、和谐、崇高的古典美视作实现人类精神自由的实现之路。歌德甚至还将目光扩展到了遥远的东方，向波斯、中国文化寻找能与西方知识体系相碰撞的智慧。

歌德

在他的知识梦想中，东西智慧必定会交融，人类一定能够实现兼容并包的和谐大同。两百年后，《西东合集》与《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想象与诗思仍然会令读者心存戚戚。在歌德与席勒身上，有着真正的浮士德精神——上下求索，永葆希望。在他们的旗帜下，新一代浪漫主义者如施莱格尔兄弟、格林兄弟、诺瓦利斯、蒂克与霍夫曼，对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书写，继承着莱辛以来的知识梦想，锲而不舍地持续锻造着既属于德意志民族，更启发全人类的知识记忆与学术体系。如同浮士德，这些知识者不拘泥于个体的成功与满足，而是带着造福全人类的梦想和气魄，身体力行地创造着新世界，情不自禁地生发出“真美啊，请为我停留”的喜悦感慨。他们所共同构建的“学者共和国”理念，成了一种引领知识世界的导向性思想。1794年哲学家费希特在耶拿大学演讲时，如此界定着学者的理想：“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在这个纷乱无章、急功近利的世界上，知识共和国的理想罕见又珍贵。如同叶隽教授的感慨：“德国人对于学术的那种纯粹理性姿态让人钦慕，甚至让学人艳羡，因为那才是可以奠定真正具有“学者共和国”意义的社群基础。当然任何事物都有限制之处，在克洛卜施托克看来，“德意志学者共和国”是一种应当付诸实践的理想表述，事实上也曾有过颇为壮观的景象，但现如今似乎也往昔难寻、成了断鸿零雁。”现实越是零落，学人越该奋起。

面朝大地，心怀星空——人文精神的现实指向

在《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中，叶隽教授引用了伊莉莎·巴特勒的论断：“大部分诗人都已经放弃了世代以来的特权，也就是作为生活阐释者的特权，并将这一特权交付科学家，科学家则当仁不让地篡取了这一特权。”巴特勒说的是十八世纪的“欧洲病”，但用来形容当下的世界倒也相当贴切。在科技与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文化巨变层面上，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与十八世纪的他们，的确有着相似的处境。人文学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不但大众陷入了技术主义狂欢，连许多人文学者都在时代浪潮里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时代，重建知识梦想，重振人文精神，让“学者共和国”理念成为一种可以引领知识世界的导向性思想，才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正如叶隽教授在书中的恳切之言，大学的职责或学术的使命，“并不仅针对学者个体，也还有着更为高远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甚至是国家学术的考量。但这与政治权力考虑的利益优先则迥然不同，是具有文明史建构意义的‘纯粹学术’”。

如果要在德语文学中寻找永恒求索纯粹知识的象征，那歌德及其笔下的浮士德或许再恰当不过。在《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中，叶隽教授既将歌德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深入分析其人其作及其在中西方文学交流中的意义，同时也将歌德视作人文关怀或学者共和国理念的精神图腾，视作我辈应当追随的文化楷模。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歌德并不是陌生人。早在清末民初，便有译者零星介绍歌德小说与诗歌，如马君武1902年即已着手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部分章节。到了1922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全本《少年维特之烦恼》。配合“五四”风起云涌的爱情自由、反封建家庭思潮，《维特》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爱情小说之一。直到1932年，茅盾还在《子夜》中将维特一书用作五四精神的象征，贯穿在林佩瑶的个人命运挽歌之中。歌德的其他作品如抒情诗、书信以及《浮士德》《威廉·麦斯特》等，也陆续经由郭沫若、冯至、宗白华、陈铨等名家名译进入了中国文学视野。建国之后，杨武能、钱春绮、董问樵、绿原等前辈译家更是对歌德作品做了规模化、系统化的译介。但是，在另一方面，歌德又或许是中国文学“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熟悉《维特》中的婚恋自由理想，熟悉《浮士德》中人定胜天的积极乐观，但这样的解读，很多时候是在围着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积极性的调子在打转。甚至可以说，歌德作品中的德意志浪漫主义与魏玛古典主义内涵，始终没有进入中国文学或文化研究的主流视野。但是歌德对人类文化史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所谓积极、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他在知识实践与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世界主义视野，对真理充满热忱的不断求索，以及他身上“一体二魂”式的世俗欲望与崇高理想矛盾，都代表着人类试图融合传统与现在、科学与人文、实用与诗意的永恒探索。用叶隽教授的话说，歌德“一直在回答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些永恒问题，譬如人类理性的僭越，‘世界小神’的作茧自缚，人类的终极命运问题等。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年代里，尤其是技术文明极大发达而资本支配力愈盛的年代里，‘我们的技术越成功，违反古代智慧的诱惑就越强烈。技术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歌德在《浮士德》中对知识与理性的质疑与反思，穿越两百年，仍能应对当下技术主义的喧嚣。

AI削去了知识灵韵，给人造成了知识易得、技术万能的傲慢错觉。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重建追寻纯粹真理的“学者共和国”理想，才更显不易。歌德或浮士德式的知识人，无论皓首穷经埋首书斋，还是围海造田改造世界，他们倾心的不是名利双收的“沸腾的学术”，而是践行着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一点上，古今学人表述不同，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以评介多位学人生平著述，充满激情地描摹着这个理想中的学者共和国。内中既有陈寅恪、陈铨、冯至以及中德学会等等学术史上闪耀的名家身影，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人。就前者而言，论者虽多，但叶隽教授对陈寅恪、陈铨诸家学问仍有独辟蹊径的阐微发凡，字里行间也常透露出论者写作时的心境与深思。但更令人感动的是本书对那些平凡、无名学人的关切。如《作为德系知识推手的王锦第及其在〈中德学志〉中的著译》一篇，将高光投向了学术舞台常被忽略的角落。王锦第是《中德学志》的主要发起者与核心撰稿译者之一，在北平沦陷时期的中德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他求学于北大哲学系，后留学日本，借日本渠道接触了斯普朗格、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德国思想家，深耕德国文化哲学、教育学、哲学理论译介。在战乱年代，他仍坚持撰文译稿，系统引介赫尔巴特、雅斯贝尔斯、普朗克等德语学者，兼顾哲学、教育、自然科学领域，译文与评述兼具史料价值，填补了当时国内德语学术译介的某些短板。像他一样的学人，无论当年还是当下，都不少见。他们聪明、勤奋，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与学术品位，立志为中国学术添砖加瓦，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当然算不得第一流的精英人物”。并非人人都能在学术舞台上冲出重围，做出最耀眼的成果，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关注，成为所谓学术明星。这些忙碌在舞台背景深处的角色，是大多数学者的身份缩影。他们被忽视，被忘记，被学术盛名所遮蔽，但他们也是人类知识追寻荆棘路上共同的开拓者。王锦第这样的学者，能够重新得到当代学人的发掘与阐释，正是学者共和国理想的闪耀时刻——不因名利炫目而忽略平凡付出，也不因无人问津便对名利汲汲以求。在这个知识正在失去光韵的新机械复制时代，学者共和国的最大敌人，便是极端功利化趋向。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趋向早已人所共知。然而，在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敢于直言批评此事者却显然不多。个中原因复杂，要么身在其中享受名利，要么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如果知识精英都偏安一隅不问世事，对现实世界不置一言，那还何谈心怀星空、为人类追求真理的知识梦想？风气越是犬儒，针砭越显可贵。正因如此，看到叶隽教授专章谈论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时，难免会感动。在被资本与权力裹挟的“沸腾的学术”环境里，仍有学人相信寂寞与纯粹，相信人应当带着理想与愿景追寻“不断创造”，为人类谋求“永恒快乐”，这本身就已然令人感慨、敬佩。而叶隽教授更是在重申先贤的独立、自由学术伦理之后，提出了中国学术的第二伦理——“寂寞之原则”与“纯粹知识”，一针见血地批判浮躁功利学风，指出教育体系全线利益化之弊：各类考核、项目挤压纯粹治学空间；学者追逐虚名、曲学阿世，以功利为唯一导向，缺少沉心钻研的定力，失去了“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

如果连学者都主动放弃了言说世界、解释世界的梦想，而一味机械复制知识，将思考与反思的权力彻底让渡，那就正应了席勒的批评，社会“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屈服于资本或权力，屈服于人工智能的机械复制，人终将变成单调乏味、随时可被替代的碎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提学者共和国，重提知识的自由、独立、寂寞与纯粹，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张扬。如叶隽教授的话：“对于学术的追求，对于知识的向往，对于艺术的渴望，乃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葆存于内心的真诚渴望。”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人理应面朝大地，心怀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