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月之暗面：女性史，被记住的和被遗忘的

从两个里奇没说完的故事说起

让我们从《生于女人》里两个让我耿耿于怀的次要人物开始，里奇只谈论了他们被历史和论著记录的人生，我想补全他们少为人知的结局。

“血肉之手，钢铁之手”一章里，里奇将产钳的发明定义为男性医生对女助产士的霸权，这种在里奇看来并不科学的技术垄断，引发了助产妇的激烈反击——其中她着重引用伊丽莎白·尼埃尔（Elizabeth Nihell）的著作《助产术论》（Treatise on the Art of Midwifery），将其视为女性主义论战史在医学领域的雄辩之作。尼埃尔将产钳与自然分娩的技术之争，象征性地处理为性别权力的对抗：助产最初因“低贱”被划分进巫术丢给女性，当男性从“不必要的”助产器械中看到利益，便突然空降，用更方便产钳操作的截石位替代了更有利自然分娩的直立位，剥夺了同为女性的助产妇与产妇共同战斗的权利。

尼埃尔如此富有战斗力的观点令我对她大感兴趣，因此搜索了更多资料。她因其论著和反对男性进入助产行业知名，曾在巴黎主宫医院助产士学校接受训练，两年接生两千多例婴儿，成绩实为罕见——足以证明她用以佐证观点的实战经验并非徒有虚名。她发现，主宫医院分娩全由女性负责，并发症却比由男性管理的英国妇产医院更少，因此于1760年出版了著名的《助产术论》，严厉批评男性对分娩的干预以及产科医生薪酬高于助产士的事实。然而，具有如此卓越职业素养的女性结局是——遭医生丈夫遗弃后，无法仅靠助产生存，被迫在救济院中生活，53岁去世，死因和墓地不为人知。

同一章中，里奇谈论了另一名男性医生伊格尼斯·菲利普·塞梅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的贡献。尼埃尔去世一百多年后，这名维也纳医生指出当时导致大量产妇死亡的产褥热成因（从事过解剖的医生将尸体微粒带入子宫这一巨型创口，导致产妇感染后死去），并强制要求医生进入产房时用化学制剂洗手消毒。他的观点被认为在暗示是医生“不洁”导致产妇死亡，他因此被男性主导的医学界排挤。里奇用带有强烈诗意的笔触，告知我们他富有宿命论意味和英雄主义美感的结局：

他被迫离开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的一个产科诊所就职，那里“产科窗户的正下方，是一条露天污水道。……病理解剖的所有液体垃圾全部被倾倒在这里”。在这种毁灭性的工作条件下，眼看着自己费时费力辛苦积累的研究成果被一个又一个国家所拒绝，这位情感脆弱之人的心灵遭到严重打击——1865年，他被维也纳精神病院所接收。但就在他准备入院的前几天，他在一次手术中割伤了手，很快死去——与柯列奇卡以及成千上万被他惦念的产妇们完全相同的死法。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H.O.兰卡斯特（H. O. Lancaster）1994年发表于《医学传记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第2期的调查，塞梅尔维斯是在精神病院中被殴打致死的。其真实死因直到1979年才被披露——他的精神状况恶化数年，于1865年7月被同事指控患有精神病，随后被强制送进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塞梅尔维斯是否确实患有精神疾病至今存疑，但鉴于他遭同行普遍怨恨，精神病是否仅仅是将其送监拘禁的借口，至今尚无定论。在那里，他“因脾气暴躁”遭到工作人员殴打，两周后因伤重死亡。有五份文件包括其验尸报告，证明其死于在精神病院关押期间的身体虐待。更令人震惊的是，里奇所记述的宿命论死亡误传，是医学界刻意编造并使之广泛传播近一百年用以掩盖其真实死因的障眼法。兰卡斯特评论道：“说他是在解剖尸体时受伤感染而死……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是一个绝妙的希腊式讽刺。”相比于里奇提到的布达佩斯为他树立的雕像，术语“塞梅尔维斯效应”（Semmelweis effect）似乎更有纪念意义——指一种人类自然倾向，即拒绝接受新的证据或知识，因为它有悖于先前建立的规范、信仰或范式。

这是两个里奇没有讲完的故事的最终结局：富有战斗精神的产钳批判者被丈夫抛弃后死于救济院，被追认为手卫生和防腐的先驱在精神病院被殴打致死；一名助产士和一名医生、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令人唏嘘的命运。

我想谈论的是，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女性史、如何理解性别关系，并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我们继承了某些历史，也继承了它的断裂、选择与遗忘，即历史的月之暗面。历史存在阳面和阴面。阳面是宏大、被反复歌颂和教学的历史，阴面是被消音甚至污名化的历史，它们同样存在过，也存在着。《生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留意这些历史的暗面，不要将被认为是私人领域、不言自明的经验视为理所当然，那里有震耳欲聋的沉默。

关于《生于女人》不是标准答案

《生于女人》初版于1976年，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理论著作。在将里奇及其作品置于19-20世纪社会运动全景之前，我们需要先回到溪流的出处，去察看它如何汇入女性权益运动的洪流。

《生于女人：母亲身份作为经验与规制》，[美]艾德里安·里奇著，翁佳妍、刘纯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2026年10月版。

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奇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角度构建了女性史：从“大母神”到被贬损的次级人类。她的学院和诗人双重背景，让个人经验和学术论证奇异地融合并互相作证。这种方法论使得《生于女人》在当时大量出版的性别理论著作中成为独特的存在，并因此受到赞誉和质疑——即使在今日学界，作者身为女人、女儿和母亲的直接证言如此大量出现并作为论据，也极为罕见。这种个人证词作为女性史的一部分——不同于那些将其视为“作者对个体经验的自恋”的批评——我认为这反而是将个体经验局限于自身的谨慎：里奇只代表自己发出权利之声，因为她深知个例无权代表女性整体。

里奇的经验和《生于女人》反映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严格来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主要是昂格鲁-撒克逊文化所覆盖的）西方世界的女性权利运动。与争取选举权为目的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不同，第二波浪潮将讨论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家庭、工作和生育权利等议题，并着重关注女性在异性恋核心家庭中受到的剥削。

在该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出台适用于全美的《同工同酬法》（Federal Equal Pay Act）；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批判了刻板印象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将“贤妻良母”规定为女性终极追求的社会规范；女性组织抗议以传统女性气质为标准的选美活动，并丢弃象征“性取悦”的物品。在她们的努力下，婚内强奸被命名和定罪，避孕权逐步获得法律保障，协议离婚被合法化。女性主义内部也出现了理论分歧：“性别是一种社会构建”的普遍主义观点和“生理性别差异存在意义”的差异主义观点形成张力。同时，种族作为变量也强势进入讨论：黑人女性主义者指出，当白人女性为获得避孕权欢庆自由时，黑人和少数族裔女性却因“优生学”面临强制绝育的暴力。这种“骚动、分散、无政府主义”正是本书的写作背景，通过第一次介入“母亲身份”这一当时尚未引发关注的议题，里奇加入了第二波运动的辩论热潮。

考虑到“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这一术语本身就是美国及西欧部分女性主义者界定并以自身经验为中心形成的性别叙事——我们必须意识到，性别解放运动从来不只有一条路径，也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在同时期的法国，关注点和发展阶段就大不相同。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出版《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并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成为“社会构建论”基础的在当时属于石破天惊的观点。但思想提出往往远早于社会改变，在相对保守的戴高乐“父之统治”和传统天主教文化仍影响中小市镇的社会环境下，直至1968年五月风暴，女性才大量参与包括性革命在内的社会政治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平等的政治和性别权利——如今年逾八旬的当事女性在新一轮性别辩论中，开始纷纷质问当时鼓吹的“性自由”，到底是针对女性的性解放还是性剥削——为什么是女性而非男性，在大量承担服药避孕的健康风险和意外怀孕的恐惧？毕竟直到1974年底，才有“另一个西蒙娜”——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促成堕胎合法化。安妮·埃尔诺在《事件》中描述的正是这一经验。尽管与北美女性权益运动存在显而易见的互相影响，但法国女性的恐惧、疲惫和愤怒显然与大洋彼岸的姐妹并不完全相同。

关于女性主义运动及理论的盲区是：人们容易将已被命名、被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浪潮”视为某种一概而论的整体情况。女性权益主张存在着“巴别塔”效应——不同语境下，当人们谈论“性别权利诉求”时，其中存在着巨大裂缝。因此以北美女性为主导的“第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不能被直接等同于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运动的整体历史。法国19到20世纪的女性权益运动的阵营、阶段和诉求与此不同，更不用说东亚、东欧、中东、拉美、非洲等存在强烈种族、宗族、不同社会政治影响的地域，女性的困境、矛盾和诉求因其社会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绝不能一概而论；运动中为传播而简化的口号也无法穷尽全部。因此，每个女性个体的经验都有其意义，但都不能垄断和覆盖女性整体的经验——包括里奇的经验。

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

1929年，里奇出生于犹太移民的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法医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母亲是钢琴家。里奇与父亲感情极为深厚，童年从父亲的书房获得了大量文学教育，被学养丰富的父亲视为对话者。但她并不回避父亲在家中对妻子和女儿们实行的隐性“暴政”：包括让妻子在生育后终止职业生涯，专职在家执行父亲对两个女儿实验的早教计划；以及自己和妹妹被迫放弃正常童年，以成为父亲教育野心的试验品。叛逆的青少年过后，里奇获得文学学位并成为诗人；她与父母的感情深刻但矛盾重重。在欧美战后要求女性回归家庭的政策压力下，女性的职业选择受到严重限制，可供想象的生活模式也极为单调。即使身为女学生的里奇梦想是做记者，去战后欧洲记录历史当下，她最终进入一条符合传统中产女性期待的路径——在隔壁哈佛找了一名被寄予学术厚望的丈夫（后成为经济学家），自己则成为辅助家庭的主妇，并在被家务和育儿严重挤压的业余时间坚持创作。

在《生于女人》中，她坦言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前期，如何被社会规范所劫持，以及失去诗人身份的自己所经历的抑郁和混乱。生育第三子后，她决定绝育（但以罹患疾病不便继续生育为理由，她在本书中谈论了这段经历），并回到文学领域。196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诗歌期间，其政治参与已经进入创作，这引发了她与丈夫的关系危机。他们于1970年分居，几个月后丈夫自杀，对她和孩子造成巨大冲击。1976年，里奇通过《二十一首爱情诗》（Twenty-One Love Poems）公开女同性恋身份及情感体验，此时她的伴侣是牙买加裔诗人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她们作为伴侣共同主编过女性主义杂志，并保持同居关系直到里奇去世。1976年也正是里奇出版《生于女人》的那一年。

这并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甚至并不一定为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欣赏的女性履历。从父权家庭到异性恋核心家庭，再到同性伴侣关系，这一系列探索烙印着20世纪北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思潮下逐步自我发现的印记。而身为背景各异的当代女性，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女性的生命经验都有其时空背景作为变量，照单复制任何女性先锋的人生经验，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包括里奇的经验。

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阅读里奇和《生于女人》？

因为《生于女人》帮助我们看见历史中被压抑的经验——即使它本身也是一部诞生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生命历程的作品。它是我们重新认识女性历史、理解自身处境的重要起点，即使任何经典理论，都不能成为女性历史的终极解释。《生于女人》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份可供直接套用的人生指南，而在于它使一些曾经难以被理解、被命名和被公开讨论的经验成为常识。

换句话说，《生于女人》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成为下一个里奇，而在于我们不需要重复她的经验，就能获得她提示的性别教训。正因为这类书的存在，如今的女性并不需要被迫服从社会规范并摆脱它、放弃自我实现后重新开始、经历混沌的性自由并承担其代价后，才能发现自己。

从圣西门女性到里奇：为什么我们无法孤立地谈论女性？

多年前的妇女节，我见过一张海报：在一座高墙的一侧，身着不同历史时期服装、不同肤色、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肩膀，越堆越高的女性组成一堵人墙——其中隐约能辨认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奥兰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乔治·桑——一个当代女孩站在女性先辈层层搭建的人墙顶端，正和另一端的男孩握手。我从未如此直观地感到：今日女性能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是靠脚下踩的大量被记住、被遗忘的女性先辈，用肉身护送我们抵达的人权最高点——但也仅仅是与另一性勉强平等对话的基准线。

尽管女性争取权益的历史，一定从第一个意识到不平等存在的女性发出呼声时就开始了，但我们往往很难追溯这一“女性史”，女性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是碎片化的。北美学者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起始时间定为十九世纪中叶；1970年法国期刊Partisans出版题为《妇女解放：第零年》（Libération des femmes : année zéro）的专刊；在中国，五四时期则成为女性解放议题进入现代公共讨论的重要节点。这种姿态似乎非常契合一些性别研究者所提出的“女性主义的孤儿时期”观点，即每一代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继承了什么脉络，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正如触动我的海报所揭示的，我不同意这种历代女性在历史中毫无依傍的观点，也不认为1850年代才是女性争取权益的起点：女性要求平等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里奇与《生于女人》正是这种“我们有所承袭和依靠”的证明。

我们在历史课上学过武王伐纣、特洛伊战争、明治维新、哥伦布抵达美洲、七月革命自由如何引导人民，这些由男性主导的文明史。然而即使我自己，也只能从有限的知识中，拼凑出女性史的一些碎片：奥兰普·德·古日以《女性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回应《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圣西门女性试图重构家庭与两性关系；拿破仑《民法典》使女性权利严重倒退；1848年昙花一现的政治俱乐部曾短暂打开过女性参政空间，并遭到严重反噬。历史的月之暗面。《生于女人》中的女性史回顾，因局限在昂格鲁-撒克逊文化而同样无法穷尽当时从未被系统化过的女性史。但无论如何，是一次可敬的努力——在当时和现在，让女性意识到社会不仅会遗忘某些人物，也会继承既定的叙事框架，以至于我们不再意识到历史原本还可以从其他位置讲述。

我所研究的法国1830-1848年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时期，也是女性主义史上极为丰盛的时期，留下了相当程度的女性报刊、女性写作和妇女政治组织。女性日常的政治斗争和浪漫主义“永恒女性”的神话，形成巨大张力，后者大获全胜，前者几乎完全被遗忘。我想要在谈论里奇时，也谈论这段我最熟悉的历史——在《生于女人》中，里奇曾对她们进行过致敬，但历史显然更为复杂。

在该时期，女性曾是政治主体，却被历史重新塑造成奇观。人们记得圣西门教派怪异的蓝制服及其引发家庭解体的社会恐慌，但无人记得圣西门妇女早在1830年代就提出“妇女和工人”都是主权人民。人们记得振聋发聩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但少有人记得，第一个写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étaires de tous pays, unissez-vous !）的是芙罗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一个到死心脏里都留着丈夫射入的一颗子弹的女人。人们记得1945年左右，各国妇女陆续获得普选权；但大概不会记得一百年前，《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的女记者就联合提名乔治·桑作为参选人，但被后者拒绝。

也是1848年，社会开始谈论女性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少量女性开始幻想成为医生和律师。巴黎助产妇成立了协会，反对来自医生的竞争，要求像美国女性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一样有权进入医学院并获得医生执照。这些女性的形象和声音，历史似乎只留下了男性知识分子在报刊中军备竞赛般的大量讽刺漫画和污言秽语，她们被重新阐释为仇恨男性的“亚马孙女战士”，男人嘲笑她们缺乏女性魅力的可笑男装和从政野心。但女作家乔治·桑1835年正是穿男装才得以混入贵族院旁听关于第二次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怪物审判”，并在《改革者》（Le Réformateur）中发表政论“他们是暴徒吗？”（Sont-ils violens?）以声援工人，获得109名共和派男性知识分子联署并共同承担被政权起诉的风险。

但女性即使作为trouble-maker（麻烦制造者），也是被不当回事的那种。在1848年六月流血事件后，政权控制者开始大量解散被称为“叛乱分子温床”的男性政治俱乐部，女性被轻蔑地带过：“女性和未成年人同等，不得参与。”当时的政治积极分子让娜·德罗因（Jeanne Deroin）绝望地表示：“男人们参与政治聚会时，妻子们只剩绝望和嫉妒可供打发时间。”

无论是1848年政治俱乐部中的女性，里奇所代表的第二波浪潮中争取权益的女性，还是今天对女性地位提出质疑的女性，都会遭遇这样被父权制轻视和污名的命运。我们共同构成了月之暗面。历史之暗面中，最令我痛惜的是女性和男性曾经真实存在过政治意义上的共谋之情。

我们不应该忘记乔治·桑的合作者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在1848年曾为争取女性获得选举权进行努力，并遭到法国男性知识分子嘲讽。但他的孤掌难鸣在约翰·密尔处得到响应：“请允许一位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团结一致的英国民主主义者，向您致意，感谢您在未来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上所采取的崇高举措，即在国民议会提出承认妇女政治权利的提案。”勒鲁向女性伸出的手，在1896年被女性主义组织的《妇女日报》（Le Journal des femmes）隔空握住：在其雕像落成仪式的报道中，世纪末的妇女向他“为女性的事业”所做的一切致敬。

也是在里奇着迷的1848年法国女性政治俱乐部史中，诸多男性俱乐部开始接纳女成员，“不分性别”这一表述屡见不鲜。四个主要工人协会决定联合，后被定义为现代工会的雏形，发起人正是让娜·德罗因。该计划遭到严厉镇压并被定性为“反国家阴谋”，面临严重刑罚。男性同案被告主动承担了罪责，将责任归咎于自身，被起诉的四名女性主谋因此仅受轻微处理。令人心碎的是，男性保护女性共犯的善意，确实导致了女性主导成立工会的荣誉被历史性地转移给男性。我们共情女性感到历史贡献被男性“篡夺”的愤怒，女性甚至连“殉道”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我们也无法不为这些男性感到痛心：自愿为女性同犯顶罪，初衷是保护，却在无意间导致女性政治贡献无法留下史料证据。我们更痛心的是，此后女性团体不再信任男性同盟，1848年随着革命瓦解，女性从政治协会中独立出女性主义组织，开始孤军奋战。然而仅在几个月前，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和七月政权无视、嘲讽和攻击女性协会及其权利诉求，正是无产阶级工人向她们提供了最为热忱的支持——在女工要求经济独立并成立洗衣女工协会时，巴黎工人立刻向协会提交了当场预付三分之一现金的订单。

我无意将1848年的两性联盟如此告终，视为因误解而错失的真正的平等——19世纪显然男女权利差异极为悬殊，即使是激进的人权斗士，如芙罗拉·特里斯坦或乔治·桑，都承受过相当程度的婚内暴力。1848年的性别联盟是在特殊政治局势和特定思潮下，两性关系与政治矛盾耦合的例外——但我仍然为最被压迫的女性和男性工人，曾经在历史的断口短暂相濡以沫并最终失去彼此而心有戚戚。

如果说将女性史解释为一部单纯的受害史，就太不尊重女性的政治主体性及其复杂的情感世界了。对我来说，1848年意味着政治意义上初现的性别结盟，是女性与女性的结盟，也是女性与男性的结盟。而在《生于女人》中，里奇从情感角度谈论了这种结盟——通过母子和母女关系。她从文学、历史、社会文化角度和对精神分析的质疑角度，谈论了母子、母女之间形而上的性别权力斗争。通过自己与母亲、与三个儿子相处中感受到的复杂而甜蜜的忧郁，谈论了父权制通过异性恋婚姻制度和浪漫爱神话，离间了最为亲密的两个女人：母亲与女儿；而父权制对男性气质的强征，从母亲那里夺走与她最为亲密的男人：她的儿子。

这种性别间的分裂——无论是情感意义还是政治意义——都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既不能忘记女性曾经遭受的压制，也不能让性别中制度性的压迫成为理解全部两性关系的唯一框架。父权制书写的历史确实想要抹掉女性曾经作为政治和智力主体的存在，也想要抹掉女性曾经和男性产生过真实的政治共谋这一事实，以及离间男女之间无法彻底割裂的生命关联——每个男人都曾是某个女人的孩子，而每个女人都有父亲。这种关联并不天然意味着互相理解，却本应构成我们想象未来两性关系的可能性。抹去这些关联，将两性关系化约为彻底二元对立，是历史最为卑鄙的月之暗面。

重建大教堂：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要读里奇

我刚开始通过报刊研究十九世纪微观史那一年，法国文学史领域提出了类似“重建大教堂”的概念：认识到传统文学史是以男作者为中心叙述的文学史，并发掘被历史有意遗忘的女作者。但这并不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教堂旁边加盖一座女性的附属钟楼，或是在主教堂内安置几尊女作家的雕像，而是整个拆除原有的大教堂，以性别平等为原则重新建造。重建的不只是人物名单，还有历史的整体构造，以及我们判断哪些声音值得进入历史的标准——如果无法做到消除历史的暗面，至少让暗面变得可见。这种文学史观影响了我对性别史的认识。

《生于女人》首先是一部丰富的女性史，即使它并不完整，视角也有侧重。它补充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一部实际上以男性为叙事主体的历史。我们首先知道了历史存在着长期被压抑的暗面；《生于女人》也使我们意识到，重建历史意味着重新审视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里奇的书之所以值得阅读，不是因为她能够代表所有女性，而是因为她把个体经历转化成了其他女性可以继续讨论、质疑和发展的思想资源：我们因此意识到，每个女性的声音，如同里奇的声音，都是重建大教堂的砖瓦；并且这座教堂可以越建越高。

这是《生于女人》进入中文世界最大的意义。里奇在1970年代的经验固然无法覆盖2020年代中国女性的处境：中国社会内部，女性境况的差异不能被简单抹平：城市与乡村，各异的教育背景，被折叠的社会空间，处在婚姻内外，有无孩子，女性的声音无法被同样的问题概括，也难以被同样的口号所代表。但如同里奇，我们同样应该将自身经验纳入历史——声音越多样，历史的暗面就越能被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