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不再可能了吗：法国的困境与马克龙的遗产

“你会，你会，

来到这树旁吗？

死者的魂灵呼唤着

要与恋人一起逃走。

怪异的事情在此处发生，

诡异得不能再诡异。

如果你我在午夜相约

在上吊树下。”

这首以阿巴拉契亚民谣风格谱写的小曲来自《饥饿游戏》系列，名为《上吊树》。在电影里，起初是主角凯妮丝一个人轻声哼唱，随后合唱的群声从银幕深处渐渐放大，最终与主角的歌声融为一体。蒙太奇剪辑则将孤身战斗的凯妮丝与投身反抗的人群交相呈现。轻柔而忧伤的曲调配以阴森却诗意的歌词，在作品中成为了反抗暴力与压迫的呼号，而那棵不知曾吊死多少人的树，也从恐惧与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私人情感转化为集体政治行动的场景，正如施惠国密不透风的国家机器原本用死亡来恐吓民众，这种恐惧却反倒成为了反抗者们彼此辨认、相互召唤的暗号。

10月17日，星期六，人潮涌动的巴黎共和国广场上，新世界乐团（Orchestre du Nouveau Monde）正在举行一场露天音乐会，从意大利反法西斯歌曲《啊，朋友再见》开始，到纪念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溃》结束。第三首是《上吊树》，但当演奏进行到一半时，警方的催泪弹突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乐团中央。现场影像里，乐手们被刺激得泪流不止，有人仍紧握着手中的乐器坚持演奏，广场上的听众们也眯着眼睛坚守在现场。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3日，法国巴黎，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的政府质询会议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两天后的10月1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向总统马克龙递交了辞呈。努涅兹是法国内务系统的资深官僚，在马克龙执政期间先后执掌对内情报机关和巴黎警察局，并于2025年官拜内政部长。多年来，他所代表的始终是第五共和国行政体系中最强调连续性、秩序与国家权威的一部分。如今，这位见证过“黄背心”运动与多次重大安全危机的老将，却在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提出请辞，承认政府在事前预判和现场应对方面存在失误。不过，马克龙拒绝了努涅兹的辞呈，官方解释是当前局势下必须保证安全部门指挥体系的连续性。

在马克龙任期即将结束的背景下，努涅兹的辞呈难免具有更加微妙的政治意味：总统尚有半年才会卸任，但他的政治秩序已然处在土崩瓦解的进程之中。根据民调机构益普索10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只有15%的受访者对马克龙持正面看法，82%持负面看法。这已跌至他两个任期乃至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低点。无论谁最终入主爱丽舍宫，马克龙时代都将迎来终点，而那时对任何仍有志向的政客而言，与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统过于紧密的政治联系都将成为一种累赘。

半个世纪前，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虽然撑过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却在次年的全民公投中遭到了民意反对与亲信背叛的双重打击，被迫提前辞职中断第二任期，其执政时长恰好停留在抗议者抱怨“十年太久了（Dix ans, ça suffit）”的十年零三个月。后来，宪法修正案将单个任期的七年修改至五年，除非马克龙在明年大选前提前辞职，否则他也将与那位晚年愈发偏执的战争英雄一样，在民众的怨声与嘲讽中迎来自己十年的尾声。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目睹的事件也是一次马克龙时代的政治清算，那些曾被压制的社会运动、无疾而终的改革、明里暗里的权力游戏以及人们更少关注却又无比重要的“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如今都像幽灵一样萦绕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如今政治生涯却一片狼藉的政治家。

“马克龙主义”的经济承诺

在2027年预算即将决定下一年度财政方向之际，法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无法继续被归结为某一个部门的管理失误。它们正在逼近马克龙主义最核心的承诺：通过市场改革、减税和劳动力自由化，法国究竟能否重新获得增长与繁荣？

2017年，马克龙曾经以超越左右翼传统政治分野的姿态入主爱丽舍宫。他所建立的政治联盟，既吸收了社会党内倾向市场改革的温和派，也吸引了传统右翼中拥护欧洲一体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力量。这一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总统个人的政治威望，以及国民议会中足以支持行政改革的多数。

然而，十年尚未结束，这套政治模式已经显露出难以克服的脆弱性。2022年议会选举中，中间派联盟失去绝对多数；2024年，马克龙试图通过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结果却迎来一个更加分裂的议会。左翼联盟、中间派与极右翼三股主要政治力量彼此牵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立形成稳定多数。总统仍然拥有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的诸多权力，但由谁负责组阁、如何通过预算、政府如何维持议会支持，都成为反复困扰法国政治的问题。

这是马克龙主义面临的一种特别尴尬的局面：它曾以打破旧有政治格局为成功标志，如今却必须依靠被它打破的传统政治力量，才能勉强维持行政体系的运转。它一方面主张提升政府的改革效率，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以为改革争取广泛而稳定的政治授权。因此，对已经无法再次连任的马克龙而言，2027年预算不仅是一份财政文件，也是其十年经济路线的最后一份答卷。

法国公共财政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忧。按照政府10月提交的2027年预算草案，法国2026年公共债务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9.3%，2027年的债务利息支出预计高达912亿欧元。政府计划通过约430亿欧元的财政调整措施，将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26年预计的5.4%压低至2027年的5.0%。这些数字尚属于政府预测和预算目标，而非已经实现的财政结果。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完整年度数据，2025年法国公共赤字为GDP的5.1%，年底债务率则为115.7%。

面对这些数字，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看似不言自明的结论：法国人的福利太好了，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如此慷慨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公共服务和社会转移支付的不断扩张，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财政危机。既然法国已无力继续承担现有福利制度，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自然就是削减公共支出、推迟退休年龄，并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法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确实存在，公共债务的融资成本正在上升，疫情和能源危机留下的财政负担也不可能凭空消失。到2026年11月2日，法国十年期国债的参考收益率已经达到4.91%。尽管法国仍然能够通过市场发行国债融资，但再融资成本的提高无疑会进一步挤压未来财政空间。

然而，这套解释的误区在于它将马克龙过去十年奉行的经济路线，当成了解决法国当前问题的唯一答案。毕竟，马克龙本人并不是一位坚持扩大福利国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政治家。恰恰相反，他自2017年起便以供给侧改革为经济政策的核心，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改革劳动力市场、调整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希望刺激企业投资与就业，从而恢复法国经济活力。

如果这些措施本应为法国公共财政带来更好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几乎十年之后，法国仍然必须面对如此紧张的财政约束？这一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以“马克龙改革失败”来回答。法国的经济表现同时受到疫情、国际能源价格、欧洲经济增长和长期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不能将国债增长全部归咎于总统个人。但是，同样不能因为公共财政状况恶化，就自动断言既有改革力度不足，更不能完全排除这些改革本身对税收结构和社会支出所造成的影响。

法国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也不能与投资者拒绝向法国融资画上等号。国债发行仍有认购需求，说明市场尚未停止购买法国政府债务；然而，能否完成一次国债拍卖，与长期财政轨迹是否可持续，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金融市场所担忧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拥有多少债务，还包括在政府频繁更迭、议会多数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未来究竟由谁来制定并落实可信的财政调整计划。

为了孩子们的学业

真正重要的争论或许并不是法国是否需要财政调整，而是调整的成本应当由谁承担，又有哪些长期投入不应当成为短期紧缩的牺牲品。教育正是这样一个领域：人们总会在口头上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实际上，财政紧缩的压力之下教育系统总是十分脆弱。

如果只观察法国公共财政的宏观统计，人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形成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法国的公共支出长期处于欧洲较高水平，教育经费也并非微不足道。然而，账户上的庞大数字，与普通人感受到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公平之间，却存在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距离。

巴黎北部郊区圣但尼的保罗·爱吕雅高中（Lycée Paul-Éluard），便是这种距离的一个缩影。这所位于工薪阶层及移民家庭聚居地区的公立高中，长期受到校舍老化、设施不足和教师缺位等问题困扰。2023年，校舍曾出现积水导致天花板坍塌的事故。2024年年底，当地安全委员会对学校建筑的消防安全状况作出不利评价，并警告如果必要工程不能及时完成，学校可能面临行政关闭。2025年初，部分教职工甚至因工作环境存在严重危险而行使了法国劳动法规定的紧急避险权。

法兰西岛大区早已宣布投入约4000万欧元整修学校，但工程迟迟未能如期推进。直到2026年夏季，相关工程才终于启动。根据大区政府8月底公布的资料，改造项目当前预计耗资约4300万欧元，主要涉及校舍的节能、通风和整体设施更新。工程开始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这恰恰也使人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一所涉及数千名师生安全的公立学校，在问题得到确认多年后，才终于等来了大规模整修？

法国教育行政体系的分工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高中校舍的建设和维护主要由大区政府承担，而教师的招聘、配置及教育政策主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因此，不能把全部责任简单归于马克龙政府。但是，这种职责划分也暴露了法国公共管理的一个长期问题：当财政压力由中央向地方层层传递，维护学校安全和教育质量的责任又分散在不同机构之间时，最终承担延误代价的往往是公共服务的使用者。

校舍问题也远不止建筑老化和维修延期。法国自1997年起禁止使用石棉，但许多更早建成的公共建筑仍然存在相关材料。2018年前法国教育部内设有国家学校安全与无障碍观察站（ONS），在国家层面联络教职工和专家，并出台技术手册和文件，指导地方政府就公立教育设施内的石棉材料采取行动。该机构2016年曾对2万所各级教育机构进行调查，而后发现30%的公立教育设施并未按监管要求保持对石棉状况的记录。2023年，法国电视节目《绿色的愤怒》（Vert de rage）对幼儿园和小学展开调查，在获得具体信息的15804所学校中，有约5505所存在含石棉材料。这些数据不能直接推算为全国学校的石棉暴露率，更不能断言发现石棉的建筑就必然已经造成健康损害。但它们至少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些公共教育设施的风险排查、维护与更新，远远没有跟上建筑本身的老化速度。

与硬件设施的衰败相伴的，是法国公立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师资压力。根据法国教育部2026年4月公布的统计，2024—2025学年，公立初高中有9.8%的应授课时未能正常完成，其中7.5个百分点来自教师缺勤未获替补，其余2.3个百分点主要与学校整体关闭有关，后者还包括考试安排等原因。在课时损失最严重的10%学校中，未完成课时占比超过15%。因此，虽然不能将全部缺课都归咎于教师编制不足，教学保障的不均衡却已经成为可以量化的现实。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财政投入的总量并不能自动保证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优质学校更容易形成吸引经验丰富教师的良性循环，而那些本来就面临更复杂教学环境的学校，却还需要承受教师招聘、留任和代课安排的额外困难。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家庭，通常也更缺乏通过课外教育或私人资源弥补公立学校不足的能力。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区政府向富裕的私立学校拨款支持而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公立学校的衰落置之不理的现象。公共教育原本应当是缓解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制度之一，如今不能不引起法国各界对教育公平性缺乏的焦虑。

面对这些问题，法国政府已于2026年10月提出多项补救措施，包括调配约3000名代课教师，以及随后宣布在2027年新增500个教师岗位、逐步限制部分高中班级人数、向高中校舍翻修提供40亿欧元优惠贷款，并计划于2028年更换现有大学升学申请平台Parcoursup。这些方案显示政府并非毫无反应，但部分措施仍有赖于2027年预算的批准与落实，且许多目标要到新总统上任后才能真正实现。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隐身的分配问题

对于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而言，这些姗姗来迟的改革承诺尤其耐人寻味。十年前，马克龙以打破制度僵化、提高行政效率为改革理由；十年后，他的政府却需要通过紧急调配教师、追加设施投入和重新设计升学制度，来回应那些已经积累多年的公共服务问题。

这也将我们带回法国乃至更广泛的财政争论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保守人士往往用福利国家深陷财务危机来搪塞那些主张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的声音，但现实里，政府并不只是向普通居民和退休者提供福利，企业同样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受益者。2026年10月，法国财政部国库总司首次公布以统一框架统计的企业公共援助报告。按照最严格的基本口径，2024年法国向企业提供的各类援助约为600亿欧元，约占GDP的2%。其中包括271亿欧元税收优惠、244亿欧元预算拨款、45亿欧元定向社保费减免，以及39亿欧元优惠金融支持。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6日，法国马赛，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在视察期间会见了生意受近期骚乱影响的当地商户。视觉中国 图

但如果将普遍性的企业社保费减免、部分较低增值税税率及其他支持措施纳入计算，企业公共援助的扩展口径便达到1660亿欧元，占GDP的5.7%。其中，仅普遍性的社保费减免就达到647亿欧元。作为对比，按照法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更新的数据，2024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约为1691亿欧元，占GDP的5.8%。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按照扩展口径统计的企业援助总额，已经与当年的公共赤字规模相差无几。这一数字甚至不包含法国国家参股管理局对特定战略产业的注资和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对特定战略行业企业所提供的低息无息无条件贷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取消企业援助，法国公共赤字便会自动消失。1660亿欧元并非全部是可以直接撤销的财政拨款，其中包括税收优惠、社保费减免和部分对消费者同样有利的较低增值税税率。削减这些措施还可能改变企业投资、雇佣与商品价格，其最终财政效果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账面金额。

但这些口径上的复杂性，并不应当使企业援助的规模失去政治意义。当政府反复强调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已经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时，为什么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却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如果政府要求普通居民理解财政紧缩的必要性，那么企业所获得的公共资源，是否也应当接受同样严格的成本收益审查？

这并不是说企业支持政策没有存在的必要。降低用工成本、鼓励研发、扶持产业转型，以及促进青年就业，均可能具有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效果，又是否产生了未被充分计入的长期成本。

以低工资岗位的社保费减免为例。法国政府长期通过降低最低工资附近岗位的雇主社保缴费，鼓励企业招聘低技能和就业困难群体。这类政策并非始于马克龙执政时期，但在其任内仍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工具。

这种政策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企业雇佣一名低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成本下降，就可能愿意创造原本不会存在的就业岗位。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员工工资提高、优惠逐步退出时，企业的边际用工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于是，一项旨在鼓励就业的政策，也可能产生不利于工资上涨的激励，形成所谓的“低工资陷阱”。

这种机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疑问：如果政府持续奖励雇佣低工资劳动者的行为，却缺乏同样有力的激励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和工资，那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究竟如何分配？

法国学徒制改革则提供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2018年改革以后，法国大幅扩张学徒制培训；2020年疫情期间，政府进一步提高招聘学徒的财政补贴，并扩大了政策适用范围。理论上，学徒制可以使年轻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获得工作经验，企业通过参与培训获得所需人才，政府则以财政补贴促进就业，形成一种各方受益的安排。

但当政府给予的补贴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时，原本用于培养人才的政策，也可能改变企业在正式雇佣、临时合同和学徒合同之间的选择。法国经济观察站经济学家布鲁诺·科凯在2026年1月的参议院听证中指出，自2017年以来，法国学徒人数增加约60万。根据法国劳动部门的估计，其中约22万个岗位涉及替代效应，即企业招聘学徒，取代了本来可能以定期或不定期正式合同聘用的其他雇员；另据科凯与经济学家埃里克·海耶的研究，约28万个岗位具有补贴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即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岗位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这些数字说明，学徒制改革确实创造了额外就业，同时也产生了显著的岗位替代现象。后一类因补贴而新增的岗位并非虚假合同，不能直接将其称为骗补。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公共支出用于支持企业原本就会进行的招聘，那么相关补贴所产生的净就业收益，就必须重新计算。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涉及法国公共财政长期以来的一个内在矛盾：政府通过减免社保费和提供就业补贴，降低企业当下的用工成本；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又高度依赖工资和社保缴费来维持运转。当政府持续通过财政手段弥补企业用工成本，而社保缴费基础的增长相对不足时，这种政策组合便可能在不同公共账户之间制造新的财政压力。

改变不再可能了吗？

在今天，法国的经济似乎在马克龙执政派的一系列供给侧改革下，依然在原地踏步。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为8.3%，较近年低点有所回升，且已接近2017年初约9.7%的水平。法国央行同时统计，2025年共有68602宗企业司法破产程序启动，较疫情前2010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高出约15%。马克龙任内确实经历过就业改善的阶段，只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与就业市场再度趋弱，使此前改革的长期成效面临新的检验。

然而，尽管宏观数据不能完全支持对马克龙经济政策作出单一的成败判断，但它们至少表明，减税、放松劳动市场管制和企业补贴，并没有自动消除法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低增长、财政紧张和公共服务压力。供给侧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仍然是下一届法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种财政分配的矛盾，在近期关于公务员养老金的争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2027年预算公布后，“教育部近三分之一预算被养老金占用”的说法受到广泛关注。根据相关预算文件，2027年教育部门约891亿欧元的预算拨款中，约285亿欧元涉及向国家公务员养老金专项账户（CAS Pensions）缴纳的款项，占比约为32%。

法国公务员养老金专项账户的安排，源于2006年建立的独立预算核算机制。各部门根据在职公务员的薪酬向该账户缴纳雇主缴费，公务员自身也进行缴费，再由这一体系承担相关退休金支出。但与私人部门养老金制度相比，法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养老金的雇主缴费率明显偏高。这并不是因为教师或其他公务员个人的养老保障全部具有异常高昂的成本，而是由于该账户还需要通过政府雇主缴费弥补整个制度的人口结构失衡及其他历史性负担。

这意味着，当教育部门在职教师人数较多、承担较高的雇主缴费时，其预算中就会出现一个极为庞大的养老金相关数字。然而，支出中相当一部分反映的并不是当年教育活动的真实边际成本，而是国家对历史养老金承诺和现收现付制度所承担的整体财政责任。法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此前曾建议改革有关核算方式，将正常的雇主养老金缴费，与政府用于弥补人口结构不平衡的财政支持区分开来。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务员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可以通过会计调整而消失。无论采取何种核算方式，退休公务员仍然需要获得真实的养老金支付。改革预算呈现方式的意义，是使公众能够更加准确地区分当期公共服务的成本与国家长期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而不是把所有账面支出都看作可以自由削减的财政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过去多届政府为控制公共部门人员成本，曾采取限制编制、控制工资和增加合同制雇佣等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在短期内降低部分预算压力，却也改变了不同养老金制度之间的缴费基础。在退休人员数量和历史养老金承诺难以迅速调整的情况下，在职正式公务员与退休公务员之间的比例，便成为长期财政平衡的重要变量。

于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便出现了：政府试图通过控制公务员工资和编制规模来提高公共部门的财政效率，但当这种调整无法同步改变养老金体系的历史负担时，剩余在职人员所属部门仍需承担不菲的养老金缴费。最终，在公众眼中，这些缴费又表现为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庞大而难以解释的预算开支。

如果不进一步解释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核算方式，那么“教育经费被养老金挤占”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过度简化的公共叙事。人们可能据此认为法国只要减少养老金支出便能改善教育，却忽视了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历史养老金承诺如何融资、财政责任如何分摊，以及学校当下究竟需要多少真实而可支配的经费。

这也使2027年预算争论具有了超越数字本身的政治意义。马克龙的支持者可能认为，过去十年的改革力度仍然不足，法国需要进一步控制公共支出、鼓励私人投资，才能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批评者则认为，既然企业减税与补贴已经持续多年，却未能使公共财政摆脱困境，那么政府就不应继续将福利制度视为最主要的调整对象，而应该重新审视企业援助、税收优惠及其经济效果。后一种观点常常面临一个反驳：如果提高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税负，资本就会流向别国，富裕家庭也会离开法国，最终导致政府税收下降，得不偿失。

这个担忧并非没有经济学依据。税收确实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和高净值家庭的居住选择。但将其进一步推演为“只要加税，资本便会大规模外逃”，同样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2025年，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的一项研究考察了2013年和2017—2018年法国资本税制变化对富裕家庭迁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变化确实会影响部分高资本收入家庭的迁居意愿，但这种影响在总体上相对有限。例如，2013年提高资本收入税负后，受影响最明显的人群的净迁出率有所上升，但按研究估计，即使采用相关区间的上限，涉及的家庭数量也远未达到大规模富人出走的程度。研究同时指出，税务迁居只是税收影响经济活动的一条渠道，不能据此断言提高税负不会影响投资、资产配置或其他经济行为。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31日，法国雷恩，一名抗议者在反对生活成本高企的示威活动中举着标语牌，呼吁对利润征税。视觉中国 图

换言之，维持现有税收优惠与资本全面外逃之间的选择本身是虚假的。不同税种、不同税率、不同的企业支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财政与经济结果。真正需要的是对选择进行透明而严格的比较，而不是把复杂的政策争论压缩成几句简单的政治口号。

对于一位曾以理性、务实和改革效率自我定位的总统而言，这样的争论本来不应当成为政治遗产中最棘手的部分。然而，马克龙过去十年的政治困境恰恰在于，他虽然持续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却越来越难以让不同社会群体相信，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得到了公平分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7年的预算危机，并不仅仅是财政收入不足与公共支出过高的技术性问题。它还涉及法国社会如何理解国家责任：当学校需要翻修、教师需要招聘、养老金需要支付，而企业也在寻求减税和公共补贴时，究竟哪些支出属于必须削减的负担，哪些又被视为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投资？

迷茫的未来：逼近的2027

马克龙在2017年曾试图通过打破传统左右翼政治分野，建立一个以改革共识为基础的新政治中心。在今天，他的支持率已不足15%，前总理阿塔尔、菲利普等执政派候选人的支持率也都已跌落到这个数字之下。2027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正逐渐向没有中间派的方向滑动，那些曾被广泛视作马克龙接班人、一以贯之地承诺带来改变的明星政治家，也一个接一个掉进了政坛垃圾场里。这样的趋势已然表明，经济政策从来不只是效率问题，它同样涉及利益分配，也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支持与反对。税负如何承担、公共服务如何供给、不同世代之间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单凭技术官僚的经济计算就可以彻底解决的议题。

这些矛盾在过去十年间逐渐累积，又在2024年提前议会选举之后变得更加难以调和。一个缺乏稳定议会多数的总统，仍然把持组阁能力以提出改革方案，却越来越难以获得民主授权。而当总统本人又即将离任时，承诺与执行之间的裂缝便进一步扩大：下一届政府可能继承财政负担，也可能推翻改革措施，却未必愿意继续承担马克龙主义的政治责任。

来自左翼的观察者往往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寻找当下与1968年的相似或延续性，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同样不难指出在1969年的戴高乐与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马克龙之间，存在一种值得玩味的相似性：他们都曾相信，强有力的总统权威能够帮助法国超越传统党派纷争，并推动国家所必需的改革，而且正是戴高乐所一手制定的宪法为法国总统这一职位带来了超然的权威，以期用权力保障国家的稳定与长期的繁荣。

诚然，这一体制让马克龙即便在民意上跌落谷底，也能安然走完两个任期的十年，但这些强人领袖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因进步、繁荣与稳定而认可制度所集中的权威，但当那些社会经济问题难以被解决甚至愈演愈烈时，又如何说服人们继续接受这种权威呢？第五共和国及其人民已然疲惫，曾几何时凝聚民意的共和主义理想早已成为历史，政权合法性所仰仗的关于稳定和繁荣的承诺在经济下行与财政资源捉襟见肘的时代里也近乎成为了泡影，这时，原本承平日久时只有少部分人关注的政策是否得当、分配是否公平、财政是否可持续这些烂账，也就成为了新一场政治风暴的燃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