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栏｜中美专家圆桌：如何让中美关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

【编者按】

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为观察两国元首互动和共识落实提供新的窗口。

当前，中美正在探索新历史阶段的相处之道。元首共识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成为两国关系需要夯实的“地基”；从“5年5万”到“5年10万”，人员往来如何进一步增进理解、深化合作，决定着两国交流的“桥梁”能否越架越宽；面对经贸、人工智能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竞争与分歧，如何让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考验着双方能否不断完善风险管控的“护栏”。

此时此刻，探讨这些并不是要推倒过去、另起炉灶，而是在新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下，对支撑两国关系运行的共识基础、交流网络和风险管控机制进行修复、补强、扩容和更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基础设施’重塑：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特别报道”，倾听来自中美两国、不同年龄和不同领域的亲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地基”如何夯实、“桥梁”如何拓宽、“护栏”如何完善。

2021年7月，当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时，中方明确回应，为中美关系设立行为规范必须由双方商定，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必须以维护双方利益为导向，必须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不能是美国单方面给中国设立行为边界。

不久后，美方就在台湾、南海、人权、经贸、投资等领域做出一系列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举措。有评论称，美方自己把“护栏”踢得七零八落。可见，美方口中的“护栏”只是为遏制和打压中国设定的所谓“安全边界”。中方之后多次表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稳定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

几年来，经历了数轮博弈后，2026年，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双方关系新定位时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此后，“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越来越成为中美讨论如何防止失控和误判、有效管控风险时出现的高频词。中方从来都不反对管控风险，当美方最初提出“护栏”时，中方警惕的是美方以“护栏”之名为中国单方面划定行为边界。当下，中美两国正在探索新历史阶段的相处之道，中方也正在平等、相互约束的前提下探索并参与塑造一种有前提的护栏：不是固化遏制，而是建立在尊重核心利益、平等协商和双向约束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并就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两军危机沟通与预防等作出制度安排。

9月29日，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在谈到中美竞争时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应当“安护栏”、“装刹车”，而不是“搞竞赛”、“拉铁幕”。

从最初围绕“护栏”概念的分歧，到如今双方探索风险管控机制，中美各自关注什么？哪些问题可以形成共识，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控安排？

在筹备推出“‘基础设施’重塑：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特别报道”的过程中，澎湃新闻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美两国多位权威学者。尽管两国学者对“护栏”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对护栏要护什么也各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中美关系恶化，乃至走向全面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其代价是中美两国和世界都难以承受的。而建立“护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是中美共同利益所在。

以下为受访专家观点的精选内容。

受访专家简介：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冯稼时：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中美向“共同的护栏”逐步靠近

陈东晓：关于中方对中美关系中“护栏”概念认知的演进，以及中美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护栏”，可以从理念转变的深层逻辑与具体护栏的构建路径两个维度来理解。

中方此前对美方单方面提出的“护栏”抱有警惕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中方绝不接受美方将护栏异化为“只许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不许中国坚决反制”的不对等工具。

近年来双方将“管控风险、防止冲突”纳入共同讨论语境，反映出中美关系性质深刻变化后双方的清醒态度：中美一旦走向全面冲突，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与安全造成的破坏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护栏的本质是为了确保大国博弈在确定轨道内运行，避免两艘巨轮迎头相撞，这一转变也充分展现了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后的战略自信与大国担当。

刁大明：美方之前提到的护栏，意思很明确，如果中美是两艘船，那么他的船要有护栏但中方的船不能建护栏；如果中美是一条大船，那么在美方那边可以有护栏，但中方这边不能有护栏，就是“我可以对你进行‘极限竞争’‘极限施压’，但我必须在一些关乎核心利益的领域建立护栏、边界”。同时，美方也不会考虑中方的核心利益。换句话说，“护栏”其实是为美方利益服务，他可以跟中方激烈竞争，但他要保护他最核心的利益。

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方也充分意识到，如果“极限竞争”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对它自身利益不利，但是另一方面，他这种想法还是非常单边的，没有意识到“极限竞争”其实对双方都不利。它既想保护自己利益，又不想束缚自己。这种单方面的做法显然是比较明显的霸权行为。美方现在不得不承认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了，因对他也不利。

我们强调的“护栏”，一方面是充分回应美方，中美关系下滑对中美双方都不利，没有护栏不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可以继续往下滑吗？同时，中方也要明确说“我也可以建护栏，应该建护栏”。

中方一直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护栏”，我的理解就是不管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还是新定位的内涵，其实现在就是中美双方加了“双护栏”，甚至大家共用一个“护栏”，是为了护住双方共同的利益，也是为了避免双方都不能接受的、中美关系再恶化的后果。

冯稼时：“护栏”是一种规则，是我们彼此互动的方式，也可以是我们尊重知识产权的方式、我们将如何履行合资企业合同的方式。总而言之，这是在美国语境下“护栏”这一术语的含义。这可能与美中关系中的“护栏”的含义有所不同，但首先要让所有人明白，我们之间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无休止的战斗。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我们可以并行追求各自的利益，但前提是不能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制定规则可能并不容易，但能够努力争取制定规则，并让人们认识到制定规则是件好事，这是值得的。这一次，规则将不会由美国或西方强加于人，而是由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共同完成。

过去70年，默认的规则是美国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因为他们愿意为此买单。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因为美国公众不会再自动为各种东西买单，美国也不必这么做，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愿意共同完成工作。

经贸、AI、台湾问题，护栏要护些什么？

刁大明：我觉得，台湾问题的最近表述其实就有效地构建了“护栏”。最新关于台海问题的表述里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这就意味着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那些承诺如果不落实，不但损害中方利益、违背了对中方的承诺，也对美国自己不利。

所以“护栏”护的是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就是中方明确告诉美方，有些领域的问题必须在“护栏”里面，如果你在“护栏”外做了什么事情，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可能要面临不稳定，对你也不利。这其实就是有效地明确了“护栏”不仅仅是“强调我的利益”，而是告诉对方，我觉得这个议题实际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以才会有共同的“护栏”。

冯稼时：当下很多关于为什么需要建立相关机制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限制一场可能发生的无休止的、不可避免的霸权争夺战，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是个“谬论”，这种认为如果没有新的规则与机制，中美一定会走向冲突的假设，非常荒谬。我在欧洲生活了几十年，对此我非常有信心，我们绝不会与中国开战，我也想不出任何与中国开战的理由，而且我也知道，几乎没什么人会相信中国会主动攻击美国。

但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被第三国或第三方团体的一些行动被卷入对抗中，因此需要建立机制和“护栏”，以进一步降低双方出现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冲突行为的可能性，这包括建立全面的问题解决和争端解决机制，以降低任何单一问题升级或被利用的可能性。这样做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某些方面做到了。中美已经在经济领域开始尝试建立一些“护栏”，因为这个领域规模庞大，涉及的群体非常重要，而且也是特朗普总统关注的重点。现在关于人工智能的政策辩论很激烈，我们也应该设置一定的规则，比如就“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做哪些事情”设定“护栏”。

陈东晓：经贸、人工智能与台湾问题涉及的性质截然不同，无法套用单一维度的“护栏”逻辑进行机械管理，必须根据不同领域的风险特征分类施策、精准划界：

在经贸领域，核心是防止“国家安全泛化”，通过规则与市场开放对冲单边政治化风险。正常的经贸往来是中美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过度安全化与政治化不仅加剧对立，也让企业无所适从，甚至殃及汽车、电车、通用机械等非敏感大众商品领域。划定经贸界限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双方应基于各自产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双向市场开放，美方需为中国汽车等优势产业赴美投资提供空间，中方也应继续开放金融等市场准入，提升经贸规则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在处理经贸纠纷时应坚守多边规则精神，减少关税战和单边制裁等手段，确保矛盾解决机制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在于厘清“前沿技术竞争”与“共同安全治理”的边界，建立托底的机制化护栏。尽管中美在前沿大模型、算力及芯片等领域存在激烈竞争与遏制打压，但人工智能已关乎人类共同安全，双方绝不能因竞争而在全球安全治理上陷入完全隔绝。这一领域的护栏建设应依托现有的双边AI对话机制务实落地：包括加快建立健全通报机制、由专家团队就共同风险分类及“事故”定义达成基本共识。同时推动多元主体常态化沟通，吸纳双方安全部门、产业部门及代表性科技企业共同参与，在保障人类免受AI重大系统性风险危害的底线问题上实现有效协同。

在台湾问题上，属于触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绝对核心利益，必须通过高层战略沟通校正美方认知偏差，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克制、杜绝战略误判。当前台海最大的风险源于美方对中方战略动机的严重误解：美方既不愿正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又片面认定中方已放弃“和平统一”方针，甚至将中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正当军事行动歪曲为单方面主动挑衅。台湾问题的终极护栏，在于通过深入对话彻底扭转美方的错误认知，促使美方清晰理解中方坚定推进完全统一、坚持和平统一努力与坚决依法惩“独”的辩证逻辑，从而在最敏感的核心政治底线上避免因战略误判引发直接冲突。

护栏怎么建？

冯稼时：不要想着一上来就要解决那些真正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困难的问题，并不意味着那些简单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事情不是这么运转的，你要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刁大明：中美间的分歧本身可能是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可能是人为制造的一些问题。应对一些结构性问题、双方都觉得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就通过和平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对方制造的问题，我们该出牌就出牌、该回应就回应、该对等反制就反制。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明确的，这种状态也会成为常态，也都是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措施。

陈东晓：在确立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以及对等公平的原则之后，中美真正需要构建的“护栏”绝非限制反制与发展的单向锁链，而是涵盖战略认知、领域规则和全流程管控的立体防御体系：

首先，在战略认知层面建立最根本的“观念护栏”。双方必须通过深入的战略对话，准确把握彼此的发展意图与底线，彻底消除根本性的战略误判。同时必须相互承认彼此制度与国情的客观差异，彻底摒弃“只有同构才能共存、存在差异就要改造打压”的对抗性思维，确立“改变不了对方就必须学会和平共处”的基本共识。

其次，在关键领域精准设定分门别类的“规则护栏”。经贸领域要通过常态化沟通机制坚决防止“国家安全泛化”，抵制以政治借口搞脱钩断链，保障正常的相互依存与市场开放。安全与主权领域必须明确界限，坚决阻遏美方及其盟友在台海和中国周边海空域侵害中国主权安全并剥夺中方正当反制权的行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则要在正视竞争的同时，以通报与协同机制托底人类共同安全底线。

再者，在危机管控层面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复盘”的全链条护栏。真正的危机管控绝不能停留在事后打通紧急热线的浅层应对，而必须将重心前移至事前预防以减少事故发生，在事中实施精准紧急处置，并在事后展开严谨复盘以防同类危机反复上演。唯有如此，护栏才能真正起到约束认知偏差、阻断危险行为的作用，成为托底中美战略稳定的有效屏障，而非服务于单边霸权的遏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