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伟大的长征》导演张永新：以长征精神拍长征

“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而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手所造成的，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他人生中无上的快乐。”

正在热播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第27集开篇，呈现了一场全剧最安静也最戳人的告别戏：红军准备南渡乌江之际，中革军委二局的科员魏月樵即将调往其他军团，临行前特意找到副局长钱壮飞告别，希望能得到一份赠言。钱壮飞听罢，在魏月樵的笔记本上题下了屠格涅夫著作《罗亭》中的这句名言，并把这本陪伴自己多年，长征路上也随身携带的名著赠给了他。

随后，两人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畅谈起革命理想与美好未来：魏月樵盼着等到战争结束，能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钱壮飞则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继续拍电影，把长征这一震撼人心的壮举完整记录下来。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场谈话之后仅仅几天，钱壮飞就在南渡乌江时失踪（后牺牲）了。

很多观众并不了解的是，被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为掩护身份，不仅创办了北京第一家电影公司——光华影片公司，还出品过我国最早的武侠电影之一《燕山侠隐》。值得一提的还有，片中出演侠客的明星胡底，在国内影坛被誉为“东方的范朋克”，而他真实的身份，竟然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红色特工。

今人或许很难想象，在长征的艰难困苦当中，当年的革命者依然对胜利抱有多么坚定的信心，对未来有过多少美好的寄望。时光荏苒，90年弹指一挥。革命烈士曾心心念念的“我想拍红军的西征，我要拍我们翻过了多少座山，趟过多少条河，有过多少次战斗和牺牲……”60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交出一份庄严的答卷予以作答。

用影像和真实的历史互证，让画面铭刻不朽的牺牲。

近日在北京，该剧导演、编剧张永新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张永新导演片场照   受访者提供

对话：

“哪个民族的历史上有过长征这样的壮举？”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的老家山东枣庄是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革命老区，抗战时期也是铁道游击队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从事导演职业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你接连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这跟家学背景、个人旨趣和积累间有什么关系吗？

张永新：要说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小时候就看《上下五千年》，也特别喜欢看近代革命史，去思考历史细节背后的逻辑，也会去想如果将来自己做了导演，怎么去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对山东人而言，尤其是抗战那段历史，小时候在家里，老辈人总会给我们讲些真实发生的往过。拍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时，我就想到爷爷曾讲过的一个故事：他的好朋友因为不向日本人鞠躬，当众被对方打掉了帽子，之后便终生不再戴帽子，多冷的天都光着头，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知和尊严。这种气节和骨气特别让我敬佩，这就是中国人最底色的根，我们可以温良，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向侵略者低头。剧中毕彦君老师饰演的张汝贤，他身上就带有那位老人的影子。

《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像这样的故事，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少不更事，可能一时想不通。长大后，尤其是在中戏读书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返回头来再咀嚼，会有一种独特的认知：我是谁？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这些思考和反刍肯定也会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

接到《伟大的长征》这个项目后，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经常看着文献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涌。一个无名无姓的红军小战士，在过草地时活活饿死了，临死前把自己剩下的那点衣物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身边……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高贵，他坦然面对死亡，并把仅有的这点东西留下来帮助别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可以走到今天，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看似普普通通，甚至史料也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姓，可在最关键的时刻，身上彰显出中国人顶天立地的精神。

《伟大的长征》剧照

哪个民族的历史上有过长征这样的壮举？数来数去，我们独一无二。而中国的长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要选择这条最难、最险的路往前走？把“求解放”的饥寒者和“怀理想”的革命者们，拧成一支同甘共苦的队伍，在围追堵截里战天斗地，为亿万万中国人蹚出一个新的世界。我觉得这正是他们身上理想与信念的高贵和伟大。生活在和平时期，今人很难深切地去理解那代人的选择，而这其间正蕴藏着民族精神最可宝贵的财富。我特别渴望通过《伟大的长征》这部剧的播出，把我所理解的这种精神表现出来，让当下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这背后的温度和力量。

澎湃新闻：《觉醒年代》被誉为近三十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发展史上少有的标杆性作品，作为一部历史剧、思想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在青年观众群体中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似乎从这部剧起，你就找到了和当下年轻人对话的方式。在该剧播出当年，你接手了《伟大的长征》项目，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创作上有哪些连续性以及创新性？

张永新：《觉醒年代》讲的是党的诞生，很多人之前都觉得这个故事是从“红船”开始，其实诞生的原点应该向前推至北大“红楼”。我们在剧集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笔墨再现了从“红楼”到“红船”的发展历程，也就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淬炼，再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这段时期。

剧中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青年，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的觉醒？这部戏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到了《伟大的长征》，讲述的是我们的党和军队如何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中纠正错误、走向成熟的过程。从时间线上看，两部戏的确带有承前启后，前后相继的意味。

《觉醒年代》剧照

在艺术创作上，我向来追求“天下好戏，唯真不破”。经过《觉醒年代》的艺术实践，我更希望《伟大的长征》以平视而充满敬意的视角，展现出伟大的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让今天的观众看到他们的可亲可感，这也是我们的诉求点。

《伟大的长征》海报   于和伟（中）饰演毛泽东、曹磊（右）饰演周恩来、何政军（左）饰演朱德

在剧集中，我们利用所有的戏剧空间去展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性格中的各个层面，既有杀伐决断时的英明果敢，危机关头的力挽狂澜，也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他们对于家庭、家人的爱，和同志间的友情，就和生活中的你我他没有二致。恰恰是这样一种有温度的表达，我看到很多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他们认可接受了，作为创作者我们深感欣慰。

澎湃新闻：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剧集中最重要的一场会议戏。你提出了“大遵义会议”的概念，让这场戏不仅呈现得酣畅淋漓，更是承上启下，让观众看到了领袖的成长。

张永新：我们仔细调研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也就是“大遵义会议”前后，每一个节点领袖们是如何思考的，融会贯通后再来拍遵义会议这场重头戏。它必须在党史记载的逻辑下做精准严谨的再现，容不得半点戏说，但这个过程的承前启后、辗转腾挪，恰恰是创作者的空间，要用群像表演的方式把它合理化、真情化，全景式呈现出来。编剧团队在之前定稿的基础上，拍摄前这场戏又反复修改了不下六七次。

剧集中遵义会议拍摄现场空镜图

开会的戏，全靠对白推进，其实是最难拍的。总编剧陈晋老师专门来到横店后，我们停机一天，把20位演员召集在会场里，按照当年领袖们的位置、坐姿坐定后，其他主创坐在他们外围，大家一起把每一个角色在这三天会期中的心路历程掰开揉碎地分析。你的一句台词说出口，其他参会者该是什么样的反应？确保正式开拍时，每一位演员都处于自己角色的规定情境之中，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个皱眉，哪怕喝水的小动作，都是符合他在那一刻该有的戏剧解读的。因为观众看的是全貌，你稍微一晃范儿，状态一犹疑，台词口不对心，观众都是能看出来的。

我特别向全体演员强调一点，遵义会议不是一己之私的博弈，是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人在为党纠偏纠错，齐心为党、相忍为党，突破敌人的绞杀，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走。它是纠正方向的过程，这里面不存在“小我”的盘算，而是在为“大我”的理念去奔赴，身处其间的每个人都是坦诚的，是赤诚碰赤诚，这才是遵义会议的底色，它是我们党第一次成熟地去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让全体参会者都成长了——他们在随后革命生涯里的性格特点，其实早在遵义会议、长征期间就有了雏形和轮廓。

苟坝会议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真理小道”那场戏里，周恩来对毛主席说，“我发现遵义会议之后，你有了很大的变化，更懂得团结同志了。”主席答道，“子珍也这么说。”这不是我们编造的，贺子珍在回忆录里曾写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更加宽和、圆融，整个状态更加积极向上。”既然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展现领袖，就不要先验地把领袖的丰功伟绩往前倒推，领袖同样有困惑、有纠结，有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成长，如此才走向成熟。

形神兼备，“更要把领袖的精气神传达出来”

澎湃新闻：之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伟大的长征》的出现也意味着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启用特型演员。饰演领袖人物、历史人物，我认为应该以史为据、以人为本，在此基础之上更难做到的恰恰是“以我为主”。这次像于和伟、曹磊都是首次饰演领袖人物，谈谈你为何要选择他们？

张永新：几乎所有演员刚来剧组报到的时候，都问过我一个相同问题：导演，你为什么选我？说实话，要饰演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员起初对自己的外在形象不那么自信，这完全可以理解。形似比较难，而神似则更难。从导演专业来看，创作一部戏要强调形神兼备，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希望他们不仅仅是塑造一个形象，更多的是要把领袖的精气神传达出来。

于和伟饰演毛泽东

于和伟、曹磊、何政军等老师们非常努力。首先是自发主动地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方方面面涉及到领袖的文献看了非常多——这个项目几年前我同和伟老师达成共识时，有句相互共勉的话，要在当打之年做一件问心无愧的事情。他比我大一岁，彼此激励对方的就是心中那份对长征题材的敬畏、对毛主席的敬仰、对革命先烈的敬重。但这份感情如何落地？我更愿意让每一位饰演领袖的演员双脚都踏在泥土上，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确认曹磊来饰演周恩来后，第二天他就自发去到总理故乡淮安，在那待了27天，不仅参观故居，还和当地的老乡邻居们聊天，谈他们各自心中总理的形象和往事，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回来和我交流。这些功课让演员在心理上同角色拉近了距离，在表演上找到相应的抓手。演领袖不是1:1复原音容笑貌，事实上这也做不到，而打通这条路径的法门唯有求真，舍此无他。我说的“真”是塑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愤怒、有焦虑，甚至有恐惧，但是他更有勇气和定力，有视野和格局，方方面面最终是要集于一身的。

不管是开拍前还是拍摄间隙，饰演领袖的演员们无数次和我交流，怎么走进人物内心世界？我告诉他们，不要太在意举手投足的瞬间像不像，太在意这样的瞬间，刻意去追求某个习惯性动作，你在镜头前的表演就可能造成不够连贯，甚至支离破碎。我们要的是一以贯之的“神似”，是精神气质上的高度贴合，呈现出此时此刻角色该是什么样的内心世界。这个维度的准确，只有仰赖演员的自身禀赋和辛苦付出来完成。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也是该剧的编剧之一，非常赞赏身为导演在创作前期就介入剧本创作的工作方式。这一次为什么要亲自抓剧本？

张永新：按理说，导演应该是在剧本基础上完成二度创作，但在《伟大的长征》这部剧里，它的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是分不开的，必须水乳交融结合在一起。一度创作打好文本，里面就涉及到领袖在这一刻的所思所想怎么去呈现——有时候作为文学创作的书面语言，看起来并没什么障碍，但当导演在片场完成二度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要让文字落地，通过调度把它立体化呈现出来，这时可能就会发现有差异性，甚至出现歧义，俗称“这话怎么不太像这个环境里的话”。

而当我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一度和二度创作间的容错空间，进而方便我在剧本阶段就理顺、打通该怎么拍，要取得什么样效果的问题。这次很多意象镜头的设定，都是在剧本阶段就预先放进去的，观众会看到某些小镜头里的微观世界，和大镜头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伟大的长征》海报

为什么观众会盯着红军战士脚上的草鞋？这是一开始我们就达成的共识：红军长征是草鞋上的长征。草鞋不仅仅是一双鞋，它背后是一种精神和力量，是一个视觉符号的高度集中和概括。战士穿着它，脚上满是血污和硝烟的痕迹，这样的鞋行走在碎石之间、泥泞当中，在雪山里、草地上，相信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镜头内所传达的本体，还能够联想到更多喻体。

澎湃新闻：这部剧的台词，特别是毛主席的台词，很多都是明白晓畅的大白话，但细品之下归旨无不在坚持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与对红军将士、民众的关怀，尤其是他在帮战士们写家书中时的那句“我想你了”，让人拍案叫绝。

张永新：上大学时，指导老师给我们导演系学生们开具的书单里就有《实践论》《矛盾论》。坦白讲，因为都是理论文章，第一次读完收益极浅。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投入到社会开始工作后，当面对个人小我的困惑时，再捧起老人家的著作品读，常常让我豁然开朗。这次在拍摄期间，我也常向演员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推荐这两本书。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束之高阁那才真是明珠暗投。

回到你的问题，毛主席讲究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坚守，这就是我们在创作《伟大的长征》剧本期间，于和伟所有台词表达总的历史依据。比如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我想你了”，剧中这句台词是毛主席在苦口婆心力劝博古、李德，改变西进渡过湘江错误决定无果后，看到一群战士在写家信。战士们的情感是朴素而真挚的，但往往词不达意，“白天也挂念你，晚上也挂念……”主席听完就建议他不必绕弯子，直抒胸臆写上“我想你了”。这是我们虚构的一场戏，但它背后传达的精神是符合主席气质的。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极强的共情力，这也是编剧在落笔时很重要的抓手。行至贵州境内，主席看到路边的干人（穷人）祖孙衣不蔽体就流下泪来，脱下自己的毛衣相赠，并说“我们要为天下干人找活路”。主席见不得世间一切的不公平，他的人格魅力就在于此。这是党史中有记载的故事，剧中也原样复刻了这件内搭的毛衣。

包括在整个遵义会议期间，当博古的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毛主席主动安慰他，劝他不要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这个会是对事不对人”——不是把你批倒我来上位，而是从团结、凝聚人心的角度，大家齐心为党，一起为党和红军找出路。

再比如之后在石厢子大年夜的那场戏，一众革命领袖吃着红米饭、南瓜汤，毛主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此时此刻都想到的是什么？大家众口一词，妈、娘、母亲。主席第一个讲起了自己的母亲——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在大年夜的时候，想到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伟人、领袖们何尝不是这样？再一个，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拉近彼此心与心的距离，我们在军事理念上可能有分歧，但在这么一个宁静祥和的夜晚，你我他的母亲有一个名字，那便是“娘”。当大家七嘴八舌发言时，主席注意到只有博古不说话，闷头吃饭，于是就主动请他也谈谈自己的妈妈。主席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博古，包括全剧的末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主席和博古间还有一次促膝长谈，完成这两个角色在剧中戏剧关系的闭环，我们下了大力气去写这一重场戏。

“拍长征要爱上长征，要敬畏长征，要以长征精神拍长征”

澎湃新闻:回到剧集本身的呈现，我注意到草鞋和那匹红色的战马都是贯穿全剧的意象，谈谈你的思考？

张永新：提到长征，我们脑海里都会浮现一些熟悉的物件，比如草鞋、马灯、马背……《伟大的长征》开篇第一场戏，江西瑞金的一间屋子里，毛主席低着头打一双草鞋，打到一半，伸手把桌上的油灯拨亮。而草鞋、油灯和毛主席，当这三个元素放在一起，我相信所有懂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解读出这背后的含义。到了全剧最后一场戏还会与之呼应，一名小红军问毛主席，以后还会不会再长征？主席回答：“人活在世上总要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

《伟大的长征》海报

如你所言作为贯穿全剧的意象，这匹战马在红军的队伍中，本身也是一个高度隐喻的符号。它曾出现在第一集开篇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前，毛主席和它有一个无言的互动，这是预埋的一场戏。随后，这匹马见证了血染湘江，当娄山关硝烟散尽，满身创伤的战马又从硝烟中缓缓走出……随着剧情的拓展，它还会在后面几个重大的节点里出现，包括到收官的时候，它如何完成多次出场这一戏剧行动的逻辑闭环？这里我不做剧透，请观众朋友们自己去发现。

马是通人性的动物，尽管它不会说话，但人类的情感和故事它都能领会。这匹马在每一个重大节点出现的时候，也是领袖的心思和状态处在波澜起伏顶点的时刻。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很多年轻朋友在网上通过二创的形式，主动去解读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什么。

澎湃新闻：限于目前的剧集进展，接下来还将展现一系列战争场面。在战争戏份的拍摄上，这次有没有一个主导的方针？

张永新：我们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长征中“武戏”的权重，如果不能在视觉上做到震人心魄，让观众看起来荡气回肠，无疑将削弱整部剧的魅力。我们力求让观众看到战争背后人的本体。上世纪30年代，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对峙实力悬殊，我们是汉阳造、“九响棒棒”（土枪土炮），甚至还用着梭镖、红缨枪等冷兵器，敌人则是飞机大炮。在湘江之战这样的关键时刻，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拼，这个过程中彰显的是红军将士的战斗意志。

我向来认为，让观众感动的从来不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而是在战争的修罗场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他们的抉择、奋斗，挣扎和牺牲。战场是死生存亡之地，它不是沙盘上兵棋推演的概念，我们力争用镜头去聚焦他们的伟大人格。

《伟大的长征》海报

比如易荡平政委为了掩护部队渡江，喊出了“我们奔死去，给战友们求活路”。他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决绝留给自己，开枪自尽前，抓起一把散落在泥土中的炒米嚼在嘴里——一个行将赴死的人，还希望咀嚼人间最后的一口温暖，这难道不动人吗？我们依据他周围战友的回忆录，完全按照一种顶格的英雄谢幕式手法来呈现，拍出那种顶天立地的壮美感。

我们不想直接去展现惨烈血腥的场面，而是通过不同的场次，用内心戏的形式，通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痛陈，朱总司令在表彰大会上的宣讲等，前后三次回溯了他的壮举，表达对陈树湘同志的祭奠和追思，这种震撼的效果同样可以直击人心。

澎湃新闻：看史料，1960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对话中，后者提问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是哪个时期？毛泽东回答说：“长征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对照剧集，这段戏应该是全剧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谈谈你的思考和安排？

张永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也是我们这部剧呈现的重点之一，到了后几十集，会拿出足够的篇幅来展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坚决的斗争，这个过程会严格按照党史的相关记载做戏剧化的呈现。我相信你会看到由李乃文老师扮演的不一样的张国焘，这个野心家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剧集会给出合理的解读。我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常常会扼腕叹息，如果不是张国焘闹分裂，被他裹挟南下的红军将士不至于被迫再过雪山草地，这期间造成的牺牲太大了。

《伟大的长征》剧照

我们拍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同时也展现了绝大多数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他们完全是心向中央的。处理这些戏份的时候，必须严格依照历史真实脉络做精准的梳理，由不得半点戏说放肆。

在这场斗争中，剧集也着力展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遵义会议的考验后，这一次面临的不是外部的敌人，不是险恶的自然环境，而是党内同志之间出了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剧里充分展现了毛主席的斗争策略，既讲原则性，也讲灵活性，把张国焘的个人错误同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从而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这里面也会把毛主席讲到的“至暗时刻”精准到某一天的具体设定，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他是怎么度过的？无疑扣人心弦。

澎湃新闻：长征的胜利锻造了一支党的铁军。在片场，你也营建了学习型剧组的整体氛围。怎么把这么多明星演员、上万名群众演员还有幕后工作者捏合在一块？谈谈你的“治军之道”。

张永新：《伟大的长征》开机第一天，我就向全组人员说过一番话，“拍长征要爱上长征，要敬畏长征，要以长征精神拍长征。”这几年来，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我们也是在践行、落实这句话。如果没有这份敬畏之心、爱戴之心，你眼睛里看到的就不是真实的长征，你的表演就是浮夸的、套路化的、有隔膜的处理。

这种全身心的沉浸，也让我在同演员和工作人员交流工作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拿长征的事例来做比。比如碰到某个艰难险阻，我们会说这个坎儿就是“湘江战役”，再难也要闯过去；遇到另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腊子口”，翻过去就是一片欣欣向荣。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会宁”？哪个点是我们的“延安”？这些话都在活学活用，进而把长征精神内化为切切实实的工作态度。我认为这也是拍长征、学习长征、自我践行长征精神的一条必然之路。

拍完这部剧之后，我经常和身边的好朋友建议，假如你有合适的时间，一定要带着孩子走一段长征路，这段路程可长可短，当你们真的一脚一脚地走过之后，我相信这段经历会给孩子留下深远的影响和教益。这是我自己走完长征路以后由衷的想法，也特别希望借此次采访把这番话送给广大收看《伟大的长征》、喜欢这部剧的观众朋友们。

澎湃新闻：在你三次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抚今追昔、天人交感的瞬间最让你记忆犹新。

张永新：90年弹指一瞬间，世事如白云苍狗，气候也变幻万千，但物理意义上的地貌环境其实并没有大的变迁。记得我和总编剧陈晋老师第一次到毛尔盖时，那里地处川西北草地边缘，从车里下来，马上就感到了高反，我们赶紧拿出充氧宝猛吸了几口才缓过劲来。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已经往西坠了，橘红色的余晖泼洒下来，风吹过耳畔，你会看到草丛的摆动就像大地在呼吸，再向远处看，星星点点的山脉如同草蛇灰线般埋在那里。

很多红军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刚踏进草地，看到的不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而是一个瑰丽的世界。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他们把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形容为“一条鲜花织成的魔毯”。再往下走，则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词汇：死寂——行军队伍拉得很长，走着走着就有人掉队落单，前后看不到战友，左右看不到人烟，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时，那种恐惧感油然而生。很多战士回忆录里都写到了这一幕，在剧里也有展现。

《伟大的长征》剧照

当然，今天的毛尔盖已经有了宽阔的公路，我们是坐在胶皮轮子上过去的。记得在一处沼泽旁下车后，看到一个腐烂的牦牛头骨，我站在旁边和剧组同事聊天，说话间就看到那个头骨在往下沉，它不是“轰”得一声陷下去，而是一丝丝、一点点地往下沉。低头还能看到头骨附近冒着水泡，千万年沉积的黑泥在往上翻涌……这片草地是禁止开发的，今天的草地和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我以为从质的角度来说没有改变，你可以想象草地下面还埋有战士们的骸骨。这种感受，你不到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怎么能得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