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地下帝国》作者法雷尔：“蓝潮”下特朗普更难达成交易，仍能制造混乱

席卷美国中期选举的“蓝潮”，使共和党人遭遇现代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民主党人重整旗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葡萄牙举办的2026年网络峰会（Web Summit）上，一场关于“西方是否正在加速衰落？”的讨论于11月10日举行。《卫报》专栏作者欧文·琼斯（Owen Jones）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信号不应被夸大，民主党尚未提出真正替代现有经济模式的方案，也不能简单回到奥巴马式的温和自由派政治路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则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原本连接了世界经济，但美国逐渐将这种相互依赖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通过金融制裁和技术管制维护自身优势，这一趋势跨越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如今正在加剧全球经济体系的分裂。

法雷尔曾与阿布拉罕·纽曼合著《地下帝国——美国如何将世界经济武器化》，书中分析美国如何借助美元清算体系、SWIFT及通信、半导体等网络节点实施制裁、出口管制和监控。两人还曾撰文批评全面的中美“脱钩”。

会后，法雷尔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经济武器化的做法，尤其是在对华方面，由于最近的风波，美国出口管制将受到更多关注，国会或向商务部增加压力，推动出台更广泛的管制措施。

“特朗普接下来将更加缺乏达成交易的能力。他仍然能够制造混乱，但无法构建新的秩序。”法雷尔说道。

此外，法雷尔还在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将大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新型社会技术与治理形式”。对于AI发展带来的改变，他认为世界并不会迎来一场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变革，而是重复工业革命以来反复上演的故事。

亨利·法雷尔

特朗普的外交决策空间收窄

澎湃新闻：民主党在一些深红州取得突破，也引发了另一层讨论：这些胜利究竟是特朗普执政背景下的一次阶段性反弹，还是意味着民主党的选举版图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您怎么解读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

法雷尔：两年前，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将给美国政治带来永久性的改变。而目前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特朗普政府所相信的那种长期右倾、或转向一种比过去更缺乏民主的治理体系的政治调整，并没有发生。

除此之外，我认为，美国民众显然非常痛恨特朗普正在做的事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紧随经济之后的就是“腐败”。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与腐败相关联，这引发了很多民众的反弹。他们发现，政府腐败，而自己的生活状况却没有改善。

那么，问题就在于民主党会如何利用这一局面。一方面，民主党会调查特朗普政府所涉及的许多商业交易。他们也会针对个别政治官员采取行动，比如防长赫格塞思。我们几乎肯定会看到下一届国会再次发起弹劾行动。这将成为民主党未来两年要做的事项之一。

那么，民主党会如何建立长期能力从而重塑美国政治？就像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成功建立了一套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长达20-30年的体系。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仅仅指出特朗普政府有多糟糕的理由，尽管民众对此是认同的。他们还必须提出另一套方案和政策，让人们看到民主党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愿景。他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至于能否成功，现在还很难判断。

澎湃新闻：虽然民主党赢下了国会，但国会缺乏足够席位推翻总统的否决权，总统在外交、贸易和关税授权上依然握有巨大的行政裁量权。当国会陷入党派分立与立法僵局时，总统依然高度掌控对外权力管道，这种“国内政治制衡”与“对外行政独断”的结合，将如何塑造未来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形态？

法雷尔：作为一个不确定的猜测，我们可以说，民主党将很难推动新的立法，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民主党在国内事务领域能够做的，是对特朗普此前采取的很多行动进行反制。

但在国际事务方面，我认为，这次选举结果的压倒性程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不愿意采取一些有风险的行动，比如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今后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而是会转向一些更加微妙的外交政策手段，尽可能在国际层面推动自己的议程。

澎湃新闻：中期选举结果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在伊朗和乌克兰问题方面？

法雷尔：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压力。民主党、参议院中那些对乌克兰问题现状感到不满的共和党人，将试图迫使政府支持乌克兰，即使这并不是特朗普真正想做的事情。

俄罗斯现在比过去更有可能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因为未来几年将发生什么变得更加不确定。同样，乌克兰目前也面临困境。现在存在达成协议的机会，不过这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

关于伊朗，局势或将继续保持现状：没有真正实现和平，但敌对行动已经降到了较低水平。局势始终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性，美国方面还看不出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不认为美国能够达成一项同时让伊朗和特朗普政府接受的协议。因为特朗普能够接受的任何协议，实际上都必定意味着一次屈辱性的退让，必须屈辱地承认美国并没有能力决定条件、强加自己的意志。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理由信任美国，也没有理由相信特朗普达成的任何协议，会得到下一届美国政府的遵守。不确定他们有什么动力作出真正的让步，或者坐到谈判桌前。

从中长期来看，中东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各方行为体都只能适应这一现实。

关税和出口管制压力持续存在

澎湃新闻：特朗普已明确表示，即使中期选举惨败，也绝不放弃高关税政策，声称关税吸引了巨额投资并能阻止企业向海外转移，学者也指出单凭国会易手很难改变其关税路线。结合您在《地下帝国——美国如何将世界经济武器化》中的研究，如何评估这种强行将关税工具化和武器化的做法？这种以关税强制重组供应链的尝试，正在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底层逻辑产生怎样的影响？

法雷尔：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更多经济武器化做法，尤其是在对华关系方面，情况会是如此，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依然存在强硬的反华游说群体。政府内部那些对华立场更强硬的人，将更容易与国会中的人士建立可靠的联盟。在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而共和党当时更愿意听从特朗普的意见，特朗普本人又对达成交易更加感兴趣，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我们可能会看到关税压力持续存在，会看到比过去更多地使用制裁手段，因为在这个领域，法律规定更加明确，总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权限。

还可以预计，由于黄仁勋事件引发的风波，出口管制将受到更多关注。国会或将向商务部施加更多压力，要求其审视出口管制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并推动商务部出台更加广泛的管制措施。这些压力将来自民主党，也会来自部分共和党人。

澎湃新闻：中美元首11月中旬即将在APEC峰会会面。对特朗普接下来的外交活动有什么预期？

法雷尔：特朗普可以说他想说的话，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美国国内会有很多人愿意对任何协议提出质疑。特朗普理想中的世界，是他能够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商议、达成交易，而不必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进行沟通。

但现在，他的弱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他现在面对的是国会中一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多数派，比如民主党可能仅仅以51席勉强占据多数，他的处境会比现在好得多。而他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他短期内达成协议的能力受到限制。其次，他的长期政治纲领，以及与这一长期纲领相关联的那些人，都比过去弱得多。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本周开始有人离开特朗普政府，因为他们不想与跛脚鸭政权有关联。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会更不愿意相信特朗普达成的任何协议能够持续有效。

特朗普声称自己是交易的艺术大师，但掌握交易艺术的一部分，就是达成一项其他人也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议。如果其他人作出了让步，他们不应该看到谈判桌另一边的人撕毁协议，导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特朗普一直不擅长做到这一点，而现在，在一个他不再能够完全掌控局面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将更加严重。

我认为，特朗普接下来将更加缺乏达成交易的能力。他仍然能够制造混乱，但无法构建新的秩序。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高层接触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法雷尔：我更倾向于双方维持现有关系，可以用“踩水”（treading water，比喻不下沉也不前进）来形容。双方都不希望看到局势走向直接对抗，但与此同时，双方也都没有看到达成长期协议的空间。

目前的局面是，双方都有动力避免短期内关系破裂，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双赢，但双方都缺乏深层动力，去对双边关系进行长期投入。

澎湃新闻：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可以探索的共同利益领域。美国财长贝森特10日说，中美两国正着手建立直接通报渠道，以便发生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严重事件时，及时向对方发出警示。同时他也表示，两国的利益未必始终一致，应对各种挑战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我们不应对美中之间的分歧抱有幻想”。在人工智能的安全和风险管理方面，两国的合作潜力有多大？

法雷尔：中美双方对信息安全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更加关注风险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关注社会稳定。这意味着双方可能无法达成某种大型的、普遍适用的协议。但存在一些可以达成共识的领域。例如，在人工智能系统被部署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景时，双方可以尝试为商业领域、非国防相关的应用制定一些共同的、宽泛的原则。

但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与军事或战略竞争直接相关的领域，很难看到任何真正的进展，因为双方的利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而且双方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也使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AI讨论不应局限于技术前沿和巨额投资

澎湃新闻：您的跨学科研究拓展到了人工智能，这一次参加在葡萄牙举行的Web Summit，对人工智能有什么新的看法？

法雷尔：我们应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人工智能。在美国的讨论中，我认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很快就会发展成为超级智能，成为类似“机器之神”的存在，其能力将远远超过人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工智能毫无价值，而且存在问题。有些人把人工智能称为“随机鹦鹉”，认为它就像一只鹦鹉一样，无法做出任何有趣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两者之间的另一种观点——我们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文化技术和社会技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类在文化层面彼此交往的方式，以及它开启了哪些新的社会可能性，又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不应该认为，即将迎来一种全新的、戏剧性的、深刻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变革。我们将看到大量的社会扰动，但这只是一个我们在工业革命以来反复看到的故事。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将大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新型社会技术与治理形式”，随着围绕基础模型、开源生态系统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这种分化将如何重塑全球治理规则？

法雷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于技术前沿的模型与稍微落后一些模型之间的相对实力。如果你必须使用处于技术前沿的模型才能真正完成某些事情，那么我们将看到社会中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但如果存在很多模型，它们都能够完成相关任务，或者说，那些并不处于技术前沿的模型已经足以胜任大多数工作，那么我认为，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种激进的去中心化。

而这两种情况分别伴随着不同类型的风险，也会带来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有数千亿美元正在被投入这些技术的开发之中，其中很多投资是被误导的。

我们已经看到，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讨论。我们对一种开放式技术的讨论本身就存在局限。人工智能有很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反映在现有的讨论中，因为它们不符合现有的叙事，这种叙事就是：我们必须追求技术前沿，我们必须投入巨额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