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依照全新肥胖标准，中国肥胖人群净增3.5%，临床肥胖者全因死亡风险升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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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临床和公众习惯以身体质量指数（BMI）作为衡量肥胖的“金标准”。然而，该指标是通过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计算得来，无法区分肌肉与脂肪分布，更无法反映脂肪是否已经造成机体器官的功能损伤。这种将身体尺寸等同于疾病状态的粗放定义，造成了严重的临床诊疗盲区、医疗资源错配以及长期存在的体重污名化问题。

2025年，《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委员会提出了肥胖的新诊断框架，需要明确区分伴有器官功能受损的“临床肥胖”（Clinical Obesity）与脂肪过量但器官功能尚保存的“临床前肥胖”（Preclinical Obesity），并主张结合腰围（WC）与腰高比（WHtR）诊断。

按照这一标准，真实世界的肥胖现状到底如何？

今日，《自然》杂志发表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领衔的联合团队的论文，研究首次在全球超大队列中给出了答案。

对80余万成年人的分析发现，单纯依赖BMI会导致数千万人群的误诊与漏诊，而真正推高全因死亡风险的是伴随器官功能受损的“临床肥胖”，且高达70%~90%的“临床前肥胖”患者在长达十年的随访中并未发生恶化。

本研究基于来自中国开滦研究、英国生物库、美国All of Us和西班牙SIDIAP四个大型队列，纳入了844108名成年人数据。研究采用结合BMI、腰围和种族特异性腰高比的复合人体测量学肥胖标准（CAD-obesity）。

以中国人举例，简单来说，只要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就被判定为CAD-obesity：BMI大于等于40；BMI≥28并伴有腰围升高（男≥90cm，女≥85cm）和/或腰高比升高（男≥0.56，女≥0.59）；BMI 24-27.9，同时满足腰围升高（男≥90cm，女≥85cm）和腰高比升高（男≥0.56，女≥0.59）。

分析结果显示，单用BMI使得1.2%~3.1%的个体被高估（误诊）为肥胖，他们的实际中心性脂肪水平并不高；同时使5.2%~8.6%的个体被低估（漏诊），这些人BMI仅属于超重，但腹部腰围及腰高比均达CAD-obesity标准。

引入CAD-obesity后，各队列肥胖总患病率净增加了3.3%~7.4%，中国净增3.5%，英国净增3.3%，美国净增5.6%，西班牙净增7.4%。

研究引入了针对18项器官系统功能障碍的严格临床标准，包括心衰、房颤、代谢综合征中血糖与血脂同时异常、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伴纤维化、慢性肾病及活动受限等。

校正后的临床肥胖仅占总肥胖人群的22.7%~31.3%，在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5.6%~10.9%；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肥胖者属于临床前肥胖，占比高达68.7%~77.3%。

在基线诊断为临床前肥胖的群体中，经校正后的10年临床肥胖累积发生率在中国队列为21.2%，英国队列为8.7%，西班牙队列为22.6%。这意味着约70%~90%的临床前肥胖个体在整整10年内保持稳定，并未恶化为伴随器官功能受损的临床肥胖。

本研究也颠覆了此前BMI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校正腰围与腰高比后，仅符合BMI超重或肥胖、但不符合CAD-obesity标准的个体，全因死亡风险并未升高，合并风险比分别为0.88（95% CI: 0.86–0.90）与0.93（95% CI: 0.86–0.99）。

真正驱动代谢与心血管病变的是内脏脂肪沉积，反映为异常升高的腰围与腰高比。只要符合CAD-obesity标准，死亡风险即轻度上升（合并风险比 1.06~1.07）。

器官功能受损是决定预后的关键。临床前肥胖者仅表现出有限的死亡风险增加，合并风险比1.19（95% CI: 1.14–1.24）；而临床肥胖者全因死亡风险大幅增加，合并风险比1.69（95% CI: 1.64–1.73），且在女性和60岁以下中青年人群中风险增幅更为显著。

研究指出，单纯依赖BMI已经无法满足当前肥胖防治体系的需求，临床应当纳入腰围与腰高比作为联合筛查工具，以便精准识别隐匿性高危肥胖者。

原标题：《《自然》：肥胖危机超乎想象！依照全新肥胖标准，中国肥胖人群净增3.5%，临床肥胖者全因死亡风险升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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