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诚追忆：悼念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军研究员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军研究员于2019年5月6日下午两点半（多伦多时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因病辞世。刘老师近两年来身体时好时坏，经常出入医院，师母也和我说起过刘老师的病情，因此我心里是有一些准备的。尽管如此，当5月7日一早接到师母告知刘老师辞世的消息时，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

能够成为刘老师的学生，可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很可能会继续在天津求学、工作，然后娶妻生子。人生轨迹，便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2002年10月间，刘老师联系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哈全安教授，希望哈老师帮他推荐一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年免试攻读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的保研工作已然基本结束，而我正因为保研中途出现变故而懊恼不已，此事也为古道热肠的哈老师所知。于是，哈老师便联系我，让我第二天就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世界历史研究所面试。我当时一听脑袋就大了。一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面试，二是自身专业本为中国史，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这样的国家级科研单位面试，这的确需要百倍的勇气！不过，想到能到北京读书毕竟是一件美事，加上哈老师告以学好理论对将来科研好处多多。只要我不捅篓子，到北京读书应该不成问题。于是，第二天我便真的跑到北京参加面试去了。

面试时，我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积累的那点“皮毛”知识，很快便被在场的一位复试老师来了个大揭底。这位老师提问我三个问题：一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联系和区别；二是结合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试评价其史学思想；三是简评梁启超《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在复试老师刨根问底式地追问下，我很快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那次，我真的体会到“如果地上有条缝便会钻进去”是种什么感受！正在我尴尬、局促万分之际，刘老师忽然提问，让我简要谈谈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认识。我现场耍聪明式地指出，全球史是对更大地理范围或社会单元的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学科，对我国学界有着重要启示。全球史的兴起，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云云。其实，我那时对全球史根本没有多少了解，更遑论全球史的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不过，至少这一问题不会让我无话可说！后来，刘老师用英文问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何印象。我用英文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最高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学术大家云集，经典成果众多，等等。也就是五六句话的样子，我便草草回答完毕。面试后，刘老师让我回天津等候通知，并亲切地握手话别。当我走出世界历史研究所时，我想这次不仅丢了人，同时也彻底没戏了！不过，尽管面试很糟糕，刘老师最后还是招收了我，他说我的学年论文选题创新性强，写得也很有文采，言外之意是说我还是块可塑的材料。当然，我也知道，哈全安教授肯定也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军 2013年6月摄于加拿大海洋三省

自进入刘老师门墙的一段时日内，我内心深处便一直很自卑。毕竟，自己的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的基础太薄弱了。不过，在跟随刘老师读书的三年中，他从没有因为我的专业“无知”批评过我，而是不断鼓励我要认真读书，多读经典。我很快便发现，刘老师是一位非常包容和谦和的人。我也很快发现，在对待学术问题时刘老师也很包容。当年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正在中国大陆热销，“加州学派”风靡海内。有一次，我向刘老师请教《大分流》一书将中国和西欧在近代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结于煤炭因素，是不是有些偏狭。刘老师一方面认为我的质疑可能有着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提醒我，多数著作回答或解决的可能只是一个或两个问题。对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都是应该肯定的。当时，我总觉得刘老师缺乏一种学术批判的劲头，但后来我慢慢改变了看法。现实生活中的确不乏犀利的学者，讨论起问题来滔滔不绝，处处标榜自己的高明。更有学者在评论他人著作时，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至于这一点，究竟是不是著者所讨论的重点，根本忽略不计。类似的学术批评可能让人酣畅淋漓，但总觉得不是太道地。相反，如果一位学者能够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保持一种相对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客观地审视或评判相关观点的优劣得失，并从中汲取学术滋养进而提出新的看法，那不是更好嘛？刘老师显然属于这样的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所的科研人员一般每星期只上一天班，其他时间大家各自在家里分头做科研。上班的当天，有时还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主要是所里的研究人员，汇报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报告者不仅能够及时总结研究心得，听取别人的建议；听报告者也能够开拓视野，获得新知。有时候，报告会开的非常激烈。我记得有一次，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易建平研究员做报告。报告后有老师提出了异议，火药味还很足。后来，我见刘老师发言，认为易老师的讨论很有价值，至少让他很受启发。具体发言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对新思考、新观点还是应当包容。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刘老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包容和纯真，也体现在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导上。在硕士毕业前夕，我曾因毕业论文中的一个学术观点，和刘老师在电话里争论起来。刘老师要我进行删改，以免得答辩老师提出异议。而我却敝帚自珍就是不同意，最后气得刘老师挂断了电话。正当我忐忑不安、思谋补救之策时，刘老师却给我打来电话说论文不用改了，年轻人敢于坚持学术观点也是好事。语气是那样的柔和，并没有一丝的不悦。

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民政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从事殡葬政策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一研究领域，一些师长开始有些看法。刘老师却从开始就是我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很有研究价值。由于少有人关注，做好的话也容易在学界和社会立足。这无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研究所期间，由于全所只我一个史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因此我具体承担起推动《中国殡葬史》（八卷本）编撰的工作。这项工作从2012年7月21启动，一直到2017年6月出版，前后共经历了五年多的时光。全套书出版后，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评为“2017年度十大创新好书”。这套书的顾问和作者既有学部委员，也有高校的知名教授，还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可说凝聚了老中青几代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了刘老师。在项目启动会上，我专门邀请了刘军老师作为编审专家。在这次会议上，刘老师指出史书编撰一定要形成“点、线、面、体”的编撰思路和编撰体系，并结合自身经验对编撰办公室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和积极响应。在此后的项目进行中，刘老师更是全身心投入，不仅贡献智慧和经验，关键时刻还会非常及时地在领导面前为我转圜。

有一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总编辑在所领导面前提起，《中国殡葬史》“汉代卷”、“隋唐五代卷”承担者的科研实力较为薄弱，如果当初由彭卫研究员和张国刚教授承担，那这套书的质量和分量就更重了。我知道杨老师可能完全出于一位编辑的公心，但显然这句无心之言也可能会使领导对我的工作有所看法。当初在联系和组建研究团队时，我在名教授那里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后来有学者笑说当初还怀疑我是个骗子，上网查找研究所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记得杨群老师的话一说完，刘老师很快便接过话茬，说学术大家一般都很忙，也难请。即使接了，有的也是交由自己的博士去做。还不如找些年富力强的副教授来做。他们有动力，有精力。再者，彭卫、张国刚两位教授也是从青年时代过来的，换句话说也要给年轻人机会。一席话让所领导笑逐颜开，我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后来，一位同事很认真地和我说，“刘军老师对咱们的项目是真投入，这都是为了你啊！”我又何尝不知道呢？由于始终不是太适应研究所的科研氛围，我其实在所里过得不怎么开心。这也是我之所以会对杨群老师的一句无心之言而高度紧张的原因！对此，刘老师是心知肚明的。我此前曾多次将我的工作状况和刘老师报告，每次刘老师都劝我要沉心科研，出好成果，静待时机。同时也多次提醒我，所里也给了我不少锻炼的机会，这也是多数人所不容易得到的！有一次在稻香湖景酒店开会，我又和刘老师倒起了苦水，刘老师一如既往地安慰我，并主动说起年轻时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相似的不如意。那一天晚上，刘老师和我围着酒店走了一圈又一圈。

刘老师对待学生是真的关爱！在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期间，他曾专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找李红岩研究员，问李老师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否招人，并向李老师推荐了我。我后来并没有去杂志社进行面试，但这件事我一直铭记心底。后来，刘老师曾和师母说，没想到自己的学生们都这样好！真应该多带几个！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双向的。正是由于老师对学生的包容和关爱，学生才会由衷地想去亲近老师。剑青师兄和锦丽师姐不止一次说过，和刘老师在一起就像和老朋友在一起一样，丝毫不会感到拘束。除了近两年刘老师在加拿大养病外，每年我们师兄弟几个都会相约去看望刘老师。开始只是我们几个学生，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带起了家属，大大小小的一群人拥坐在刘老师的客厅中，边吃刘老师和师母为大家准备的“美食”边无所忌讳地闲聊。刘老师则习惯性地坐在椅子上，笑呵呵地听着……

说起刘老师的学术研究，我们这几个做学生的都有些惭愧。剑青师兄和锦丽师姐毕业后，一个去了腾讯工作，一个当了高中教师，都在各自行业中做得风生水起。我虽然从事的是科研教学工作，但主要的兴趣点则在中国史研究上，同时对史学理论也持有一定的兴趣。后来听说刘老师又招收了一位小师弟，但这位小师弟究竟做哪方面的研究，我们并不清楚。可以说，我们多数没有继承刘老师的学术衣钵。刘老师的学术兴趣一是美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成果丰硕。著有《美国公民权利观念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列国志·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与领导干部谈全球化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其中，《美国公民权利观念的发展》一书是我国历史学界第一部系统论述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的著作，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解释美国史的新框架”（参见于留振：《权利视野下美国史研究的新尝试》，《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

除了上述著作外，刘老师还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其中，不少文章反应出他对西方政治史的兴趣和重视。比如，大陆学界的西方环境史研究刚刚兴起时，刘老师敏锐地发现多数学者对西方环境史发展中政治作用的关注度明显不够，因此很快便撰写了一篇归纳并总结西方环境史政治特点的论文（《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这篇文章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转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也可能是早年作为工人的经历，刘老师对西方的劳工史研究一直有很浓厚的兴趣，先后撰写了系列文章，介绍西方的劳工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有相关专题论文刊行。如果假以时日，想必刘老师定会有这一方面的著作面世。此外，刘老师对美国妇女史和妇女史理论也有着一定的研究，并格外关注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作用。

刘老师在退休前曾任《史学理论研究》的副主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负责该刊的编撰工作。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和编辑刊物的同时，他对中国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不少思考，有些思考是直指要害的。在2014年第十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刘老师曾经做过一次发言，对当前史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外国到外国、脱离史学实际、脱离中国问题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呼吁史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要回归经典文本，更要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史学研究，面向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5年，刘老师退休。因此，上述的闭幕发言完全可以视为刘老师大半生治史的思考，以及对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现状的一种深刻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刘老师笔耕不辍，在进行严谨的学术写作的同时，也经常爱写些历史评论、随笔性的小文章。平时出外访学、外出参观或者读书每有所得，便会整理成文。比如，他到荷兰去访学，回国后便写了一篇《荷兰模式简评》的文章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2006年第1期）。文章介绍了荷兰模式的由来、模式和内涵，并有针对性地将其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进行比较。退休之后，由于有更多机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参观游览，更是写出了很多历史随笔介绍与美国、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人权运动等有关的历史遗迹、重要事件、著名人物及其相关思考。在他生病前夕，还曾写有一篇《珍惜生命放下钓竿：加拿大生活侧记》的小文章，呼吁人们在休闲的同时，更要关爱野生动物。

刘老师在病中时，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当他第一次在加拿大出院后曾专门联系我，说他想写一篇文章。原来在1989年，刘老师曾经和李林老师主编过一本名为《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的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将当时有代表性的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性文章一一收集在内。前些年，有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曾主动联系他，想让刘老师从编辑者的角度再谈谈新、旧权威主义的区别，以及编撰这本书的来龙去脉。由于手术后眼睛看不好文字，刘老师便通过微信口述的方式将主要内容告我，然后由我整理成文。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我专门查找了这部书稿并进行了阅读，明白了当初编撰这部文集的初衷，实是想为后世留下一手的史料。在这部文集出版近三十年后，还有人提起这本书，刘老师自然非常高兴。只是这篇小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今且补计于此。

从刘军老师的学术研究来看，可以清晰地体认到，他做学术有着一种浓厚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也是我在跟他读书后，就越来越清楚的感受到，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目前我所进行的医患关系史和当代殡葬改革（史）研究，都是将现实关怀放在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这一偏好，可以说与刘老师的影响密切相关。此外，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前些年经常浮躁。刘老师注意到后，多次告诫我要脚踏实地，做事不急不缓、有条不紊。这两年我在自己钟意的研究领域慢慢耕耘并开始有所收获，心里终于趋于踏实和宁静。刘老师在病后，还曾不止一次提醒我，在科研之外还有生活，嘱咐我要学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我现在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做家务。我逐渐体会到，为了家庭总要有人去奉献！只有懂得理解和体谅，全身心地陪伴和付出，一个家庭才会充满爱和温馨！在刘老师离开的当天上午，师母和她们的宝贝女儿贝贝对着睡在床上的刘老师说“我们都爱你”，经常在梦乡中的刘老师居然笑了。通过师母发来的文字，我能够理解到她们的那种无奈、不舍与坚强，同时也能够想象到这是一幅何等温馨的画面！我后来和师母说，刘老师是带着爱和不舍离开的，但肯定没有恐惧。

人生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无奈和遗憾。对于身体一向很好的刘老师来说，退休之后的悠闲岁月，正是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参观游玩并写下所思所想的大好时光。可是，他却病倒了。我想，不光是刘老师、师母和贝贝，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从内心深处都强烈地涌动着某种不甘！然而，在这件事上刘老师却也表现得乐天知命。师母说，当医生和他询问危急时刻是否采取过度的抢救措施时，刘老师拒绝了。当刘老师第一次从临终关怀医院奇迹般地出院后，刘老师安慰师母说他要活到八十岁。即使由于生病已经目力下降很多，他还不忘给我们几个学生发微信，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刘老师是希望他所关心的人，都好好地活着！

刘老师是一位大孝子。自退休后，每年都要从加拿大一个人回北京住上几个月，就是为了照顾、陪伴自己年事已高的母亲。刘老师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教师。老人在97岁去世后，当年的学生们纷纷写文字悼念。刘老师还曾专门的将有关文章转发给我们。对于老人的离世，刘老师非常痛心，经常一个人默默流泪。师母也曾多次规劝他，但效果却不明显。刘老师曾和我说起，他真的体会了什么是“热泪”，长时期的压抑、悲痛的心情，成为了促使刘老师病发的诱因。师母说，刘老师虽然包容、谦和，但也有自己的原则，更有固执的一面。只是这一面，我们做学生的从未曾见到过。

在我于2017年8月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并开始授课后，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等刘老师从加拿大回来，我要请他到学校来给学生们做场关于全球史的讲座。当年我研究生复试时，刘老师考我的就是全球史的题目。当年，我回答的很一般。现在，我却机缘巧合地在给学生们开设《全球史导论》课程。我们可以一起好好讨论下相关研究了。我知道，请刘老师做讲座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在我的脑海中，却时常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刘老师坐在讲桌前侃侃而谈，学生们和我坐在下面听课，就如我当年和他读书时一般……这一画面，是可想而不可即的了！

2019年5月11日下午（多伦多时间），刘老师长眠在了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处美丽墓园中。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未能亲临送别。谨以这一篇小文，悼念并送别我们敬爱的刘老师！

马金生 泣书

2019年5月9-12日